“间岛”交涉与国民外交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国民论文,间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日益激烈，东三省成为它们觊觎的特点。1907年8月，日本以中朝边界问题为由挑起武力入侵与外交照会双管齐下的“间岛”之争。
“间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中朝边界自明朝以来一直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界，光绪前，两国一直未生异议。道光、咸丰年间，朝鲜边民开始越过图们江从事耕垦。1870年，朝鲜北部钟城等地发生灾荒，大批饥民为了生存不惜冒犯清朝的封禁政策，渡江垦荒谋生，清政府迫于形势设立垦局，招中朝人民开荒垦种。后韩王恳请刷还流民，经略史鱼允中为免遭刷还，遂混指豆满图们为两江，以封堆和既移之穆碑为分界（注：封堆是清政府实行封禁政策时在长白山地区设立的一种标志，堆以土石为之，与界务无涉，朝鲜官员为制造界务纠纷，把封堆视为分界标识。穆碑是乌啦总管穆克登在长白山地区查边时设立的碑铭，碑文记载了查边的情况，指明中朝边界的走向，并非定界碑，此碑后被盗垦韩民移动。），提出界务问题。1885年，双方会同勘明了图们江源，即南源西豆水、正源红丹水、北源石乙水，但未能解决界务纠纷。1877年，双方再次会勘边界，中方为从速解决界务问题，以免久悬，改变前次勘界力主红丹水为江界的主张，退而以石乙水为江源，而朝方则坚持以北汇于石乙水的红土水为图们江之源，中朝有关江源边界走向的界务纠纷遂成为遗留问题。
而“间岛”一词是1903年朝鲜官员李范允行文清政府光霁峪越垦局时提出的，系指光霁峪前图们江中泥沙淤成的滩地。在1904年中朝边吏会订的《边界善后章程》中曾明确规定，“古间岛即光霁峪前假江地，向准钟城韩民租种，今仍循旧办理”（注：章元沅主编：《吴禄贞集》，194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表明“间岛”主权属于中国。日本吞并朝鲜后，为图谋我延边地区，阴谋策划了所谓“间岛”问题，对“间岛”的内涵和指称范围恶意歪曲，以致“间岛”一词最后面目全非，在日本侵略者的笔下，它变成了包括延边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介于松花江南图们江北的“独立国”。这种演变反映了日本侵略野心的膨胀、国际格局的剧变和清政府国际地位的急剧衰落。
“间岛”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重大举措，此事加剧了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险恶的外交环境中，清政府以积极抗争的姿态力争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一方面在延吉地区组织了有理有节的抵制，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朝应以图们江为国界，全面推翻了日本的各种谎言和谬论。后来，日本调整外交策略，把“间岛”混入东三省的新法铁路、大石桥支路、京奉铁路、抚顺烟台煤矿、安奉线等铁路、矿山的外交“悬案”中，以“间岛”主权归属为筹码，向清政府发起一场外交总体战，迫使清政府在东三省五案交涉上作出让步，攫取了大量路矿利权。1909年9月，中日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和《东三省五案交涉条款》，清政府虽然确立了延吉地区的主权，但为此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
“间岛”交涉是一场有关领土主权的严重外交事件，它必然引起当地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势必要通过各种渠道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要求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以伸国权。
一、吉林绅民对“间岛”问题的关注
“间岛”问题发生以后，引起了东北地区人民的普遍关注，吉林人民因切肤之痛，更是忧心如焚。
1908年1月，吉林省地方自治会辑成《中朝国界历史志》，并绘就中朝国界地图一轴，呈送清外务部，供交涉参考。《中朝国界历史志》及中朝国界地图是该会会员文元撰写绘制的，全文共分三节，绪言中叙述了清政府对延边地区的治理沿革，说明了中朝两国因韩民越垦而两次勘界的经过，指出中朝应以图们江为两国国界；条目中择要撮录山脉水源，介绍了图们江源、大秫垛岭、三汲泡、红丹水、石乙水、半截江、西豆水、海兰河、黄花松沟子水等地的地理概况；结论中认为图们江巨流为中朝天然界限，日本以黄花松沟子水为海兰河，以海兰河为图们江正源，以海兰河南一带为“间岛”，是以强硬手段推行殖民政策。吉林地方自治会在呈文中说：“自五、六月间横生间岛问题，凡我朝野上下莫不欲搜罗证据以为力争张本。……尚引为铁证，据此力争，以期保全国土而慰黎庶殷望，大局幸甚”（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97～10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要求清政府援引该文所列证据及光绪十一、十三年的两次会勘成案，与日本力争间岛主权。
同一时期，《东三省日报》上登载了一篇题为《论间岛确系中国之领土》的文章，该文很快为《东方杂志》转载。论者严正声明“间岛为我吉林省延吉厅隶属之地”，指出“日人强以间岛名之混为韩土，此固政府所必争，抑亦吾国民所必争也”，论者担心“此而不争，争而苟不胜，大错铸成，全局瓦解，则后此中国全部皆可作今日之间岛观也”。论者认为“夫国家领有某河山某土地，必有其经营缔构之历史焉。故而此国与彼国有国际交涉，其于历史上有证据者，无不就历史以为解决。此立国之公理，亦文明法律之公例”。由此，论者从历史、国界、经济三方面详细论证间岛确系中国领土。回顾中日交涉的历史，论者愤于日本“一欺于琉球，再欺于台湾，三欺于朝鲜”，今日“彼将视我中土皆间岛例也”，呼吁“吾政府吾国民，誊彼东方，请各戮力”。论者最后满腔悲愤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府虚与委蛇的侵略举动，一方面谓“间岛”可以为中国领土，一方面开矿、架线、驻兵如故，此举“恐喝主义乎，强夺主义乎，要挟主义乎，有如此之文明国际法乎”（注：《论间岛确系中国之领土》，载《东方杂志》，第五卷第五期。）。此文作者对延吉地区怀有特殊的乡土感情，对官方外交表示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展示了延吉民众饱满的爱国热情，表达了保卫家园抵御侵略的正义要求。
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的消息传出后，吉林绅民对杂居听审及许筑吉会路等款均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吉林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在全国救亡图存、反帝爱国浪潮的推动下，掀起了保卫权利的斗争。1908年9月6日，吉林省商民致电外务部，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电文中说：“闻延吉交涉已解决，许日人接展吉林至会宁路权，许开五埠，许裁判会审，许天宝山矿。阖省传闻，人心惶惶，以为政府明弃我吉林矣。吉林系根本重地，大错一铸，后患何堪设想。”接着陈述了其中利害，“夫路权所及，即兵力所及”，“吉林近日犹得偷安者，徒以东南一面，目下犹未得手。今许吉会，直是四面包抄。全省归其束缚”。同时，日本扩大侵略及其势力深入，必将使其他帝国主义接踵效尤，“年来俄人于珲春界外朝夕练兵，其意何居，概可想见。今见日占优势，有不乘间要求者乎”，“英美各国，近日甚注意东省，亦必援引利益均沾之说，纷纷要索，是我不啻以此约投饵无数虎狼之口而引之也。”吉省绅民坚决表示“誓死不能承认”该项条约，要求外务部“乘尚未签押之际，取消此议，俾挽将亡之吉省，借拯垂亡之民命”（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21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这些举动表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角逐东北的加剧和东北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希望投资路矿、经营工商业的地主官僚，为投资谋利，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急剧地增长，人民群众的主权意识迅速觉醒，反帝爱国热情日益高涨。
二、从“间岛”交涉看国民外交的兴起
国民外交是国民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参与，是指国民以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舆论、运动等压力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力量，从而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左右对外关系的趋向。国民外交是近代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方面，体现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与君主专制下的宫廷外交和官僚外交是截然对立的。20世纪前，民众在现实的中外关系面前并非无所作为，他们身受列强的压迫，掀起了各种形式的反侵略斗争，从而影响清朝专制政体下的中外关系。然而，民众影响中外关系的方式是一种基于封建愚昧主义的民间对外方式。如在组织形态上，主要依靠会社、团练、会党、教门等，以传统的忠义伦理和封建迷信作为维系的纽带；在斗争方式上，基本上是破坏列强在华的各种设施建筑，对洋人实施暴力攻击；在价值取向上，是笼统地排外；在参与斗争的成员组织上，主要是封建社会结构内部的各阶层，以地主士绅和农民为主。同一时期，也有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探讨治夷之策，认识到必须适应近代的开放格局，允许人民参政议政。到戊戌维新运动时，康有为等人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主张，极大地推动了救亡运动的发展，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为国民外交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注：参见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间岛”交涉显示了国民外交的兴起，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介入政府的外交活动。这种参与是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吉林地方自治会及地方商会无疑发挥了组织作用，代表着当地绅民及工商业者的利益，向清政府发出了力争间岛主权的要求。他们认识到间岛地区不仅是清朝的首定之区，而且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路矿利权的角度考虑外交问题的。这表明爱国意识已取代传统的忠君意识，反对外国侵略，不是为了向君主尽忠，而是国民捍卫自身权利所应负的责任、应尽的义务。他们的斗争方式已摆脱盲目排外的影响，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界务纠纷的现实，从史地研究出发，批驳其谎言，详尽论证中朝边界，要求清政府通过外交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
在“间岛”交涉前后，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东方杂志》、《申报》及时报道了有关延吉的边务、金融、外交等情况，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外交事件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讨论。《东方杂志》转载了《东三省日报》上的《论间岛确系中国领土》一文，后又陆续登载《韩人归化》、《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叙言》、《间岛新调查》等文。多年以后，该刊还刊发了《间岛交涉之源委》、《间岛交涉之旧历史》、《图们江界碑之历史》，使人们明了中日之间这场严重交涉的历史渊源。《申报》除对“间岛”事件作及时报道外，还发表了不少时论文章，分析列强之间外交关系的变动对东方局势的影响，批评清政府外交活动中的失策，要求清政府采纳民意，显示出以国民为主体的外交意识。这些时论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
1.揭露列强狼狈为奸共谋中国。日美“君子协定”（注：指1908年11月美日签订的《罗脱——高平协定》）是以牺牲中国利益为前提的，时论指出：“今日美协约既成，则美人已得日人之允许而可分润其利益，日人亦不忧美之排击而可永保其利益，而惟我中国者，向不过忧东邻之侵侮，欲结他国以自卫，今反至受西方之协谋，而以一身当要冲。”（注：《申报》，1908年12月16日），这一分析是十分精辟的，它揭示了帝国主义列强向外扩张的侵略本性，为了其殖民利益总是牺牲弱小民族和国家。
2.批评清政府外交上“专守秘密主义”。时论惊呼“政府以秘密主义误吾国误吾民，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日而不欲结合团体抵制外界则已，今日欲结合团体抵制外界，则必政府与国民相见以心，一洗向来上下相蒙内外相隔之弊，以四万万人之知识为知识，以四万万人之能力为能力，则于救亡之道庶有豸平”，希望“朝廷开诚布公宣堙泄郁，令国民知某事，是某事，非某事，利某事害，团结实力以为盾护，发摭清议以为箴规”（注：《申报》，1909年6月12日。），这实质上是国民要求参与政府外交活动的强烈呼声。
3.要求发展实业以足国用、裕民力。有的论者指出东三省实业落后是利权外泄的原因之一，金融、商业、林业、农业、交通业方面的落后现状与潜在利益，助长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贪欲。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振兴实业，“凡事我必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人无可以败我之道”（注：《申报》，1909年5月16日。），“挽救之道无他，亦惟有振兴事业而已”（注：《申报》，1909年12月12日。）。
4.要求激扬民气以为对外交涉之后盾。有的论者论述了教育与民智的关系，“国以民为本，民气盛则国强而存，民气馁则国弱而亡”，“欲民气之盛非使其有合群爱国之心志不可，欲其有合群爱国之心志，又非使其富知识蓄道德不可，则普及教育诚当务之急”（注：《申报》，1909年2月12日。）。另有论者不满于国民志气卑靡，慎重指出“国运之隆污，国势之强弱，恒视国民之志气为转移。欧西各国之争雄竞强虽由其纪纲完备政治修明，而所以立国之本犹不在此，立国之本在乎国民志气之高尚正直刚毅坚韧勇挚富于爱国心与利他心，此伟大国民之志气则然也”（注：《申报》，1909年9月1日。），要求从教员、学生、议员等社会成员着手，致力转变日趋苟安的民气，激发民众的民族危机感与责任感。他们进而指出：“各国办理交涉，其所恃者为军备，而尤在民气。故民气者为外交之后盾，不可不培养而维持之，强国且恃民气而况弱国乎”，“我国当此积弱之余，与列强交涉若不恃民气而徒恃外部诸公与之对恃，恐无济于事也。目今满洲蒙藏滇桂之交涉日趋急迫，窃愿外部诸公变其办事之方针。凡与外人交涉当借重舆论以为抵制之助，而代表舆论之机关尤应深加维持不宜过于摧残”（注：《申报》，1909年12月12日。）。在这里表示出对清政府官方对外交活动及压制民众舆论行为的不满，要求清政府改弦易辙，重视民众力量，运用民间力量。
5.加强国防建设。他们认为“国力之强弱，全以军备之驰张为衡，方今地球各国之以富强称者，其军备未有不充实者也”，建议“当局从事教练，务使兵卒熟谙战术可临大故，而尤应激发其保民卫国之心，鼓舞其冒险敢死之气”（注：《申报》，1909年12月12日。）。
由此可见，时人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活动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表示了参与政府外交活动的强烈要求，希望清政府运用和平外交手段，维系国家主权，切实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这一切标志着国民外交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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