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述评论文,中共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以来的十年，中共党史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各方面丰厚成果、全面展开的基础上，取得很大的进展，出版和发表了诸多著作和论文，研究领域大为拓展，新的观点层出不穷，史料考证得到重视，实证风气逐步形成，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开始引入并得到应用，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一、公开出版的党史著作概述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会议研究
十年来党的会议研究取得较多成果。姜华宣、张蔚萍、肖甡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06》(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在前一版本的基础上，增补了近400个会议，总计有近1200个会议。作者在书后还附上了与全书内容相关的全部资料，方便读者查对和进一步开展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最全的也是比较准确的记叙中国共产党会议的著作。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册在手，一览无余。张希贤著《中国道路的四次飞跃——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从旗帜、道路、文化、方略、战略、制度体制机制等几个方面，史论结合，较为深入地分析论述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与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的发展未来。王健英著《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对中共一大至七大期间各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演变及成员的素质，领导核心的确立及其特点，中央机关的设置与工作方式，领导决策方式，工作的成就与不足，主要经验教训，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导等各方面情况均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系统的考证和剖析，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民主革命时期代表大会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为纪念中共“一大”和“二大”召开85周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分别收录了理论研讨会论文。为纪念中共“三大”召开80周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辑出版了《中共“三大”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收录会议论文。这些论文集反映了上述三次代表大会研究的新成果。李蓉著《中共六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10)、《中共七大轶事》(人民出版社2009)对两次代表大会的许多细节做深入、具体、生动的描述，有利于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两次重要的大会。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经过多年努力，推出《七大代表忆七大》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便利学界对中共七大作更深入的研究。
社会主义时期的会议研究主要有杨胜群、陈晋主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摘录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和接见外宾的谈话，收录了薄一波、李雪峰等十几位老同志参加八大的亲身感受，以及专家撰写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与八大的文章，是继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钢主编的《中共八大史》之后，又一本对八大研究有价值的著作。在关系全局的重要会议的研究中，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是该年最值得关注的著作之一。该书史料非常翔实，挖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填补了对七千人大会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对于理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很有启发。
(二)关于抗日战争研究
在已出版的图书中，全面研究抗日战争的通史类著作有何理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李蓉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刘庭华著《中国抗日战争论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等。其中何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从整体民族战争的视角对抗日战争作了全面研究，力求客观评价国共关系及两个战场的关系，颇有新意。
在日本侵华罪行研究方面，学者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性研究，从诸方面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如，孙宅巍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姚会元著《日本对华金融掠夺：1931—1945》(武汉出版社2008)、苏智良等著《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谢忠厚主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陈小冲著《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史丁著《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解学诗著《隔世遗思——评满铁调查部》(人民出版社2003)、郭铁桩、关捷主编《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居之芬著《1933.9—1945.8日本对华北劳工统制掠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张连红主编《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步平、高晓燕、笪志刚编著《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金成民著《日本军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曹大臣、朱庆葆著《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孟国祥著《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岳谦厚著《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陈先初著《人道的颠覆 日军侵湘暴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等等。这些著作，资料珍贵翔实，论证持之有据，较全面系统地揭露了日本侵华罪行，对深化抗战史研究非常有价值。
在地方抗战史研究方面，有经盛鸿著《南京沦陷八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1931—1945》(重庆出版社2005)、左双文著《华南抗战史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王希亮著《大地怒火——中国东北特殊工人抗暴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唐培吉、朱敏彦主编《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01)，唐正芒等著《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闻黎明著《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安然著《台湾民众抗日史》(台海出版社2003)等。
在抗战史研究方面还有几部著作值得关注。尚金州著《中共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是全面反映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关系的史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苏智良等编著《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全景式地反映了当年6000万人的延续中华民族命脉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迁徙。荣维木主编《抗日战争热点问题聚焦》(济南出版社2005)对人们关注的10个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反映了作者研究心得。胡德坤、韩永利著《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把中国抗战放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视野中观察，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
(三)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
在改革开放的启动研究方面，程中原、夏杏珍著《转折与新路》(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谢春涛主编《转折中国(1976—1982)》(人民出版社2008)、黄一兵著《转折：改革开放启动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童青林著《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人民出版社2008)、李妍著《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1976～197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当代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困境中走出，拨乱反正，开创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的历史进程。
柳斌杰、李东生《强国之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重点书系》包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体制3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保障30年》(以上均为人民出版社2008)等，涵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兼顾改革开放30年历史回顾、成就展示、理论研究、经验总结等方面，是一套涵盖面广、权威性高、思想性和学术性强的精品图书。陈述著《改革开放重大事件和决策述实》(人民出版社2008)、汤应武著《改革开放30年重大决策纪实》(上、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事业历经各种艰难考验，夺取伟大成绩的不平凡历程。
另外，在专题研究方面，鞠健著《新时期中国政治稳定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从多角度对新时期中国政治稳定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改革和发展是实现动态稳定的基本途径，还对政治稳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李俊、蔡宇宏著《新时期统一战线制度研究》(华文出版社2008)运用、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对我国统一战线制度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周一平著《新时期创新思想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在收集、整理新时期党创新思想理论资料的基础上，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思想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述，是研究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思想的、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罗平汉著《春天——1978年的中国知识界》(人民出版社2008)详细记述了教育、科技、文化界的拨乱反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中国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运用大量材料展示了对外开放给各地带来的巨大变化，并总结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张幼文等著《新开放观——对外开放理论与战略再思考》(人民出版社2007)深入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审读对外开放，是研究改革开放史的一部重要成果。阎安著《大陆台商政策研究(1979—2005)》(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的由来、发展及实践效果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客观地评价了它的得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任贵祥主编《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系统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60年党和国家的侨务思想和侨务政策及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详细阐述了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四)其他党史专史研究
在通史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是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历时6年，12易其稿修订的。该书在充分吸收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重大进展，在党史通史的结构安排、内容增删、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颇多新意。金冲及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运用大量海外新公开的文献史料和大量中共中央档案和未刊文献，对很多重大问题作出新的诠释。全书4卷，立论宏富，资料详实，详略有致，细致描述历史过程，宏观分析历史全局，是一部大跨度的鸿篇巨著。彭明主编《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人民出版社2010)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4卷，勾画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变化的轨迹，系统论述了这期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庞松、何蓬、郑谦、张化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是研究从建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较有份量的专著。
在专史方面，关于中共创建史研究。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视野广阔，不囿成见，以翔实史料为依据，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途径、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及代表人数等诸多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该书也存在明显不足之处，如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和矛盾的剧烈运动缺乏应有的关注，没有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深刻内因等。
关于根据地研究。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是迄今为止最详尽反映中央苏区历史的著作。既纵向梳理了中央苏区形成发展和丧失的历史演变，又分专题全面反映了苏区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肃反运动。作者持论公允、考证细致、见解新颖。唐志全、陈学明著《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论述了赣东北根据地的成就及地位，以及区别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五大特点，并总结了这块根据地建设的经验。黄琨著《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着重从个体感受来分析农民与革命的关系，客观地再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动员和组织农民实行武装暴动，建立红色政权的真实面貌。陈德军著《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抛弃了党史研究中通常采用的宏大叙事的研究取向，眼光下移，汲取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些知识成果，以各种文献资料为根据，“深描”农民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走入、汇成革命洪流的。该书还探讨了农民响应革命的程度和方式，以及以党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与乡村革命的关系。杨会清著《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革命动员模式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运用政治学分析框架，研究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革命动员模式，来解读“共产党是如何介入农村革命的”。马洪武主编、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在全面反映华中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的同时，对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等作了较深入的专题研究，是在华中各根据地史研究基础上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王友明著《山东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陈益元著《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以1949－1957年湖南醴陵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田锡全著《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黄荣华著《农村地权研究：1949～1983——以湖北省新洲县为个案的考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罗平汉著《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范晓春著《改革开放前的包产到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乡村社会变动。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对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政策演变作了系统考察，总结了党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罗平汉著《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对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为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农村调查的历史，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
关于对外关系研究。在外交战略思想研究方面的成果有，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赵磊著《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九州出版社2007)、门洪华著《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人民出版社2008)、庄小军、吴光祥著《感悟当代中国外交——中共领导集体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智慧(1949－200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齐建华著《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五大因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韩景云编著《和平方略——后冷战时期党的外交战略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和许月梅著《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等。
中苏(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发表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论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孔寒冰著《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沈志华、李滨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和高飞著《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等。这些论著，尤其是沈著运用苏(俄)新公开的档案资料与中国已公开的档案文献相对照，注意史料的鉴别、辨伪，言之有据，立论公允，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拨开了中苏(俄)关系史上的重重疑雾，重建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复杂的历史面相，拓宽了中苏关系研究的视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中美关系研究方面有，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11－2000)》(三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李艳辉著《政治经济的互动与中美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在中日关系研究方面有，史桂芳著《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胡德坤、彭敦文著《战时中国对日政策研究(1937～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刘建平著《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等。此外，还有随新民著《中印关系研究：社会认知视角》(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陈宗海著《冷战后中印外交关系研究(1991－2007)》(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杨冠群著《热战中的冷战：板门店停战谈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等。
社会史研究倍受关注，并取得不小的进展。在宏观研究方面，张静如、刘志强、卞杏英主编《中国现代社会史》(上、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邵雍著《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王义祥著《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范广军著《中国共产党社会公正思想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在根据地社会史研究方面，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太行山根据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农业发展情况、农村借贷网络、商业和集市贸易、工矿业的兴衰和发展、村落家庭和家族的变迁，以及新文化新风尚，作了系统深入的考察，描述了在中共领导下太行山根据地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迁。从某一方面研究社会史的有，高冬梅著《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56)》(人民出版社2009)、李洪河著《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康沛竹著《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和唐明勇、孙晓辉著《危难与应对——新中国视野下的危机事件与社会动员个案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等。上述社会史研究的成果拓宽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领域，开阔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资料视野。
关于党史专史研究值得关注的著作还有，金冲及著《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刘统著《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吴序光主编《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认识与处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的历史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任贵祥著《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等等。
(五)关于中共党史人物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纪十年随着大量档案史料的公布，特别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开始逐渐形成，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对党史人物的评价亦日趋客观、公正，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成果，有力地推进了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党史人物传记、年谱的出版方面，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高的成果首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和《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杨尚昆年谱(一九○七—— 一九九八)》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以及相关机构编著的《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李先念传(1949—199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董必武传：1886—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彭真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等。这些著作史料翔实，极富思想性，真实生动地叙述了传主或谱主波澜壮阔的一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杰出贡献，深化了对他们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反映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在经历了长期探索发展之后所达到的新水平。
国内学者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的著作数量众多，主要有李捷著《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徐焰著《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军出版社2003)、黄允升主编《毛泽东生平实录(上、下)》(红旗出版社2010)、陈晋著《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万卷出版公司2004)、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李伟著《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唐洲雁著《毛泽东的美国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钱守云著《毛泽东保障农民利益思想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王玉云著《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吴玉才著《毛泽东思想成熟阶段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毛玉美著《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贡献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赵云献主编《毛泽东建党学说论》(人民出版社2003)、黄峥编著《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董一冰著《刘少奇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曹应旺著《开国财头陈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余建亭著《陈云与东北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杨明伟著《陈云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5)、张化著《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陈开枝著《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宫力著《邓小平与美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张黎明等主编、唐非撰《胡耀邦传(1915－1976)》(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田酉如著《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阿明布和著《晚年陈独秀与苏联经验》(人民出版社2002)、姚金果著《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祝彦著《晚年陈独秀(1927－1942)》(人民出版社2006)和《陈独秀思想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马连儒著《陈独秀思想论稿》(人民出版社2010)、黎辛、朱鸿召著《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学林出版社2005)、蒋伯英著《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习仲勋传》编委会编贾巨川执笔的《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等。
此外，还出版了几部党史人物研究的工具书。主要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尚庆飞著《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周一平著《邓小平生平研究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等。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近十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
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历史进程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扩大，成果丰富。主要有：王继停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与启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鲁振祥著《探索的轨迹——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田克勤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何继龄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郑谦主编《延伸与准备：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林志友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及其规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这些研究成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明晰。王占仁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919—1943》(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做了全面准确的整体评价。黄志高著《三民主义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对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三民主义论战的历史背景、论战焦点及其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等问题做了系统分析和研究。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王占阳著《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于光远著、韩钢诠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刘晶芳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等，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深化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
(七)在史料编辑及回忆录出版方面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的编辑和出版是推进党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在史料的编纂和出版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史料丛书》出版了7～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2007)，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史、中苏关系史、国共两党关系史、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档案史料。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编纂的《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62卷(中国职工音像出版社2002电子版，另有部分其他出版社出版的纸质书)是历时多年，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精编而成的大型史料书，对研究中国工人运动、深化党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抗战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取得很大进展。在反映历史全貌的大型史料书方面，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8卷)(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南京大屠杀史料集》(9～20卷)(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为深入研究这一事件，提供了方便。与这套书类似的还有谢忠厚主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共10卷300万字，全面记录了日军在华北实施大屠杀、建立集中营、制造无人区、奴役劳工、实施性暴力，进行细菌战、毒气战、文化侵略等种种罪行。专题史料有：居之芬、庄建平主编《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李秉刚主编《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纪学仁编著《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日军用毒1800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程兆奇著《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在加害方证言方面的成果有：王国栋编译《日本细菌战犯伯力审判实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公安部档案馆编《史证——日本战犯侵华罪行忏悔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在受害方证言方面的成果有：李晓方著《世纪呐喊——67位幸存慰安妇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吴广义编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依据加害方、中立方和受害方的照片和文字等第一手资料，逐月逐日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实态，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暴行。
在党的历史文献集方面，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006、200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记载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这一时期所作出的若干重大决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此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下)、《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等也非常值得关注。有关民族工作的重要文献有，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国家民委文件选编(1996－2007)》(上、中、下)(民族出版社2009)，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文选、专集数量众多，主要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中、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008)、《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1～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江泽民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200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薄一波书信集》(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等。此外，江泽民著《中国能源问题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李鹏著《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新华出版社2007)、《李鹏论科教兴国》(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李鹏论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力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编《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田纪云著《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新华出版社2009)等也值得关注。这些文选、专集对推动领袖人物生平思想、中共党史、国史和军史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回忆录是了解历史细节不可多得的材料，影响比较大的有，李新著、陈铁健整理《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陈小津著《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吴冷西著《回忆领袖与战友》(新华出版社2006)、谷牧著《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苏维民著《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李岚清著《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陈锦华著《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杜润生著《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张明远著《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陈丕显著《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刘华清著《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曾培炎著《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刘复之著《刘复之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等等。
近年来在史学界颇为流行的口述史学有几部值得一读。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 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李海文整理《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我所亲历的胡风案：法官王文正口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张成德、孙丽萍主编《山西抗战口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胡平口述、宋爱茹执笔《改革开放亲历记：胡平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等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进展
新世纪以来的十年，由于大量档案史料的公布，也由于研究者理念方法的更新和研究能力的提高，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较大的进展。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建党前后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和社会主义论战为研究者所关注。重新审视“问题与主义”之争，一些学者认为把它定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并不准确。罗志田认为争论双方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在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甚至是互补的①。胡适关于输入外来“主义”应该考虑适合中国国情的观念，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问题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呼应。②侯且岸认为所谓的“问题与主义”的纷争不过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共识大于分歧，他们共同开创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史，是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界碑。③上述看法对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对“社会主义”论战的认识也有了较大进展。以往的党史著作在评述这场论战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的主张完全否定，而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梁的批判，则完全肯定。胡绳提出了非常新颖的见解。他认为梁、张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他们的错误在于看不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因而反对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主张依靠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但是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认识到必须用革命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大障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则是正确的。④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中，2006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⑤的出版，引起了党史界的关注。田子渝、占善钦、萧超然、李丹阳、刘建一、王素莉等纷纷撰文对石川祯浩的著作进行了评价，充分肯定作者的宽广视野，世界眼光，不囿陈见，勇于创新的精神和细致的分析和考证功夫，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同时，对其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内外因素的关系的认识上，认为该书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外因决定论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国际契机固然重要，共产国际的帮助也起了促进作用，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近现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没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未必就建立和发展不起来。⑦此外，对一些史实进行了考证，对人物的评价作了辨析。上述研究使人们对建党史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空间。
(二)关于革命根据地研究
十年来根据地研究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突破。突出表现在研究者视野日益扩大，新的历史阐释方法的运用。如对各地武装起义和根据地创建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中央的决策、各地党组织的部署和对起义过程的一般历史描述上，而是深入研究暴动的原因，解读农民对暴动的认识和参加暴动的过程，客观再现暴动的效果。
在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方面，黄道炫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作了较全面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吸取四次反“围剿”的教训，有针对性地制订战略战术并加以贯彻，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苏区物质、政治资源的短缺与破坏，则是中共在战争中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除了党对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外，这些因素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结局。⑧
在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研究方面，视野逐渐拓宽，视角下移，涉及土改运动中的权力运作、群众动员等问题。李里峰深入研究了华北土改运动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特征，揭示了乡村民众在这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的思想、情感及行为对土改运动的实际运作和最终结果的影响。⑨杨奎松对战后初期中共土改政策的变动作了详细考察，认为“五四指示”的形成，与当时的战争形势并无直接关联。中共和平赎买地主土地的做法，并不是一种用于掩盖其暴力土地政策的虚晃一枪的对外宣传手段，相反，它确曾是“五四指示”后中共土地改革政策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⑩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张侃以1929～1934年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为考察对象，揭示了中共是怎样改变基层社会控制力量，从血缘性宗族这种传统的基层控制模式转化为从上而下一体化的国家模型，达到国家建设目的的。(11)笑蜀考察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变化和1935年至1945年十年间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艰难历程，充分肯定了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民主特色。(12)厉有国从三个方面概括了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的创新之处。(13)吕波对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中的开明绅士问题作了详细考察，探讨了他们参加政权的原因和参与民主政权建设的主要形式。(14)再如在社会建设方面，吕伟俊、岳宗福对党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医疗、养老、伤残、失业、生育和家庭津贴等各方面社会保险立法作了考察，认为其范围相当广泛，为新中国保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15)作者对各个时期社会保险立法的内容叙述比较清楚，但缺乏对立法背景的说明和对法律绩效的评价。黄正林、秦燕对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婚姻家庭变革中出现的法律与习俗、两性关系、新旧婚姻观念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考察，深刻揭示了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的复杂性。(16)刘轶强探讨了太行根据地医疗卫生体系的演变，指出这种全新的医疗卫生体系，对支持战争，改变传统的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对社会建设的重要的进步意义。(17)
(三)关于重大决策的研究
关于党内合作。如何评价大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是党史界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国共“党内合作”策略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并在合作后带动了国共两党的大发展和中国大革命的掀起，取得了国民革命的新成果；由于共产国际、苏俄代表认识与导向失当，使中共在合作后处于从属地位，客观上导致诸多矛盾迭起、胶着，最终引发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有学者认为党内合作战略是共产国际、中共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融汇、和合的结果，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它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策划，因而导致实践中产生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18)有学者则对党内合作作了否定的评价，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党内合作无疑是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因为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与帮助国民党改组，遵守国民党纪律与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公式。这种合作形式，使中共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亦即争取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几乎变得完全不可能。(19)
关于争夺东北的决策及实施。金冲及对从抗战胜利前夜到内战爆发期间关系全局的环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争夺东北的极其复杂的较量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通过正确决策赢得主动，从而奠定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的。(20)对争夺东北中的重大战役四平之战，党史军史作了肯定的评价，但对战役的背景及后果着墨不多。杨奎松对蒋介石和毛泽东决策的背景、作战经过及影响，作了全面考察，回答了为什么一向主张不争一城一地得失，以最大限度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会拼全力打一场城市保卫战？为什么国民党此役胜利后却没有乘胜北上，夺取全东北等复杂的问题。(21)
关于新中国三大政治制度的由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是当年怎样选择和确立的，并不很清楚。陈扬勇运用新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档案史料，叙述三大政治制度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分析了特色。(22)作者还对放弃联邦制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因作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有益于正确理解党的这一重大决策。在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上，一般认为自1944年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起，多党合作的思想是一贯的。随着《毛泽东同斯大林往来书信中的两封电报》的译介，使人们看到党并不是一下子就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确曾有过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中共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应离开政治舞台的想法。这个思想与其在此前和此后的思想不衔接，使研究者困惑。龚育之对此作了分析，认为从已披露的档案看，没有根据不承认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电报中那段话的存在。毛泽东的上述想法是在民盟已经解散的情况下产生的，但很快就放弃了，明确了联合中间派的决策，并在1948年3月15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通报了准备成立中央政府，并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因此米高扬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在收到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发出的复电后才改变对民主党派的政策，是没有根据的。应当说，联合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的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作出的。(23)
(四)关于重大事件的研究
关于福建事变。以往学术界对中共中央处理事变的决策是全盘否定的，对作出抉择的复杂背景、动机、目标缺乏深切的了解，对决策的具体历史过程描述很少。黄道炫在对临时中央对福建事变关系的评价上，没有采用通常的完全否定的看法，而是对中共与福建事变的关系作了具体的描述，对处理事变中中共决策的得失作了客观的分析。指出中共的认识是十分复杂的，并非自始至终采取排斥态度。事变发生后中共各级决策者心态十分复杂，实际决策也是谨慎有加。在政治上公开的表态中确有“左”的东西，但其真实态度是欲拒还迎。在军事上也做了些配合，只是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加上福建事变的领导人决策错误，使这种军事上的合作没有奏效。作者所论持之有据，分析中肯，颇有新意。(24)
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西路军的由来及西征经过已经基本清楚，但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的认识上，仍是见仁见智。董汉河对西路军的组成和失败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组建西路军是历史的合力和机缘造成的，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历史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包括对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策应，耽误了西进的时间，消耗了西路军的实力；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是西路军无力同时完成的任务；西安事变后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对西路军的致命影响；敌我力量悬殊，且敌人力量有增无减，“拼战甚坚决”，西路军有耗无补，进退失据。(25)上述总结是比较全面的，如再能对共产国际援助的变化、西路军本身在执行打通路线的任务时处置上的得失作些分析，可能更全面。
关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闻黎明对1939年与1943年前后两次宪政运动的实际发起因素、不同的争取重点、获得的有形成果三个方面进行了重新分析，形成了新认识。(26)李翠艳对第一次宪政运动中知识界开展的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客观评价了正、反两类观点，同时对这次讨论的价值体现作了分析。(27)王建朗对这一时期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对民主运动的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认为从长远看，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得失，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28)
关于延安整风。近年来延安整风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学者们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定势，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其中引人注目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对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动机和目的到底是什么？二是对延安整风应当作出什么样的评价？李东朗认为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动机，是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高度和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迫切性考虑的；整风的目的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中确实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萌芽，但应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因此而否定整风运动。延安整风对党的建设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把建国后出现的错误归结于延安整风是不正确的。(29)
关于皖南事变。以往的研究中过多强调了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和国际舆论的作用。杨奎松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认为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也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具有某种必然性。同时也有偶然性，即与中共拖延北移时间且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国民党恰好在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道路的巧合有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对中共动武的计划。事实上并不存在美苏及国际舆论反对及日本进攻打乱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剿共战争阴谋的情况。中共中央受莫斯科影响，对国民党政策的估计及应付事变的态度也曾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30)
关于解放区的整党。这个问题在党史著作中一般都会涉及，但叙述得十分简略。黄道炫对整党的起因、实际开展的状况作了尽量详细的描述，客观地再现了运动的复杂过程，并通过对土地改革区域的中低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几经浮沉的命运的观察，透视中共在驾驭这一历史巨变时所呈现的非同一般的控制力及面对社会政治潜流翻涌而做的强力应对与危机处理，总结了通过整党探索限制干部权力，民主建政的经验。(31)
(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
近十年来，随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资料丛书》的翻译出版，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是拓展和深化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大革命的研究。姚金果、苏杭、杨云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32)运用新史料，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制定中国大革命策略和政策的经过；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之间、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之间、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等几乎所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突破旧的框框，努力做到客观再现历史。有学者对以往研究较少的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作了全面考察，认为笼统地说苏联和共产国际不重视中共的军事工作是不对的。他们对中共军事工作有一个从忽视到重视的过程，并从多方面给予了指导。但“四·一二”政变之后，它们对中共军事工作指导又严重右倾，给革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33)
二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指导的评价趋于客观全面。以往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共产国际与三次“左”倾的关系上，且几乎都是否定的。近十年的研究能够客观全面地看待共产国际的作用，既指出它在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道路及苏维埃建设和红军指导上的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错误，也较多地看到其支持中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指导中正确的方面。如有的学者重新审视三大起义的决策，认为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从酝酿到起义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总的看，虽然有脱离中国实际的地方，但也给予了中共很大帮助，为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作出了贡献。(34)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红军的关系，曹力铁认为他们对中共创建自己的军队是高度重视的，在如何处理中共直接领导军队和维护国共合作，在如何建设军队上，既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又有许多脱离实际，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指示。(35)再如对共产国际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系的认识上，张喜德认为共产国际在对中共六大指导中，已经放弃城市中心，主张农村中心。(36)刘晶芳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上虽然再次肯定了红军和根据地，但并没有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无论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谈话、报告，还是六大代表的发言，都还是主张城市中心的。六大后，中央在工作指导上也是以城市为中心部署工作的。(37)对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关系，过去讲得不够清楚。凌步机认为在对毛泽东的安排上，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会前在博古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中没有毛泽东，是国际代表将毛泽东的名字补了上去，并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新史料证明，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三次提名中，毛泽东都是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候选人。(38)在共产国际与王明上台的认识上，目前学术界多归结为米夫的作用。李东朗认为前述说法似嫌简单。实际上共产国际对王明的基本态度是既可信任又认为不堪重任。他被推上中共领导岗位有米夫大量活动的影子，但根本之点不在米夫，关键是因其在“立三路线”时期的表现。(39)
三是对战后苏联与中国关系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沈志华梳理了抗战胜利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分析了这种变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论证了中国内战对世界冷战格局形成的影响。(40)薛衔天、刘成元对苏联进军东北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论述了中共经营东北的战略和苏联的东北安全战略；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辽沈战役与苏联关系等问题。(41)上述研究，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复杂局面下中共决策变化的原因。三大战役结束后，斯大林是否曾劝阻解放军渡江，主张“划江而治”？是党史界长期争论，至今仍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薛衔天认为“劝阻”说并非空穴来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从1948年春天起，不断向国民政府的官员和美国驻华大使等散布要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信息。“劝阻”风源就是斯大林。毛泽东的判断没有错。(42)韩国学者金东吉根据他在俄罗斯查到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往来函电的原件以及其他原始文件的内容，认为斯大林确曾有过“劝阻渡江”之举。(43)2006年俄罗斯科学院齐赫文斯基《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函电往来》(44)的译文在国内刊物登载后，否定“劝阻”说开始占据上风。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的进展
(一)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研究
近十年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研究的进展，集中在对工业化与过渡的关系上。朱佳木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党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五年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朱文把党的决策层考虑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与选择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战略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考察，视角新颖，分析深入，得出的结论有说服力。(45)孙代尧指出，毛泽东作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并非个人一时的“偶然冲动”，而不过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工业化建设对农业的要求和农业发展不适应工业化需要的矛盾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而已。(46)与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原因的分析相关联，庞松通过对1953年5月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调查报告的研究，对党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和决策过程作了分析，认为提前过渡之所以能够付诸实施，还与党和毛泽东找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船”和“桥”，即过渡的途径有关。1953年4、5月间，李维汉等通过在武汉、上海两地的调查所得，提出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逐步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其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主要环子”，从而找到了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船”和“桥”。在过渡的途径问题解决后，1953年6、7月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者对李维汉的调查报告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决策的关系，作了清晰描述，对全面认识这一段历史因由很有帮助。(47)武力认为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而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并不能有效地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这是一个新的视角。(48)
(二)关于中共八大的研究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八大决议轻易被否定的原委一直没有搞清楚。对此，学者们进行了较多的探讨。齐卫平认为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结论，但大会主题报告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大会议程中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因此，该结论在形成之初就未达成共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八大路线的认识存在分歧，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八大的政治报告，但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并不赞成。(49)韩钢认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是胡乔木在决议最后修改时后加上去的，并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而正是这句话，为毛泽东后来所一再反对。作者概述了毛泽东的变化过程，认为毛泽东否定八大决议，除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原因外，还有两个背景性因素要考虑，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还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二是1956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对合作化、对社会主义改造、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有“疑问”，毛泽东把这种动向和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风潮联系起来，担心党内有些人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由此又提出了论证社会主义优越性、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50)总之，韩钢对所谓“八大悬案”的释疑，资料翔实，论证充分，逻辑严谨，厘清了一些疑惑，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共八大史的研究。任晓伟、肖娴认为由于理论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毛不可能在八大政治决议通过之前重新把阶级斗争确立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改变八大的判断，则标志着毛泽东由“以苏为鉴”开始向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复归。(51)黎见春分析了第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队伍结构，认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知识分子、经济建设的专家级人才不多，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阶级而不是来自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大多还是职业军人出身，特点是服从命令和权威；政治局委员的经济知识和建设经验与大规模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他们的思维方式和领导方式也有些不利于八大路线的坚持。(52)巩茹敏强调个人崇拜之风盛行、领导制度存在弊端、民主法制不健全、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是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制度原因。(53)
此外，林蕴晖对八大与“以苏为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以苏为鉴”有两个层面，既包括接受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的教训，也包括苏共领导人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种种改革尝试的启示；同时也有中共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自主思考和贡献。(54)田冰对八大提出党代表常任制的背景、过程作了分析，认为八大设计的党代表常任制有4个特点，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二是各级代表大会是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三是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四是党代表常任制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借鉴。(55)关于八大会风的研究，以往学者们关注的比较少。陈答才、方海兴记述了八大民主会风的主要体现并分析了民主会风形成的原因。(56)杨明伟结合有关这次会议会风的内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7)
(三)关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提出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研究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
学者们着重从现实的角度探讨了《正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王伟光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一方面，提供了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深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思想指南；另一方面，提供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58)柳建辉、陈莉莉指出，在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正处》中的有些思想，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继承；而有些方面，则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和创新。(59)
对《正处》的文本分析有助于对这一理论的理解，逄先知、李捷《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诞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过程》(上、中、下)(《党的文献》2002年第4、5、6期)、张启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立及贯彻中的失误》(《北京党史》2007年第4期)、耿铎文《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论的形成及现实意义》(《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4期)，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正处》的形成过程，充分肯定《正处》的理论贡献。石仲泉详细介绍了《正处》的修改情况。(60)张新华以《正处》文本为主，结合毛泽东《正处》前后的两个提纲，联系刘少奇、邓小平的相关文献，分析其相互关系，揭示《正处》的方法论意义。(61)张化对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大转变与《正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在两大问题上带有难以避免的认识缺陷：一是如何克服执政党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二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62)笔者认为，作者的分析颇有新意，也是有道理的，尽管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有些学者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等视角，分析了《正处》的理论创新、经验教训和启示意义。(63)
(四)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研究
“大跃进”的发动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应从多种因素挖掘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李付安从宏观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受到了“政治统帅经济”的干扰，“以苏为鉴”误入回归革命经验的歧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唯意志论所扭曲，赶超战略在积极平衡论的支配下走向极端，这些因素是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64)此外，学者们从某一方面就“大跃进”的发动原因进行了分析。如，有的学者对“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国际因素进行了研究。(65)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思潮是“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发展不可忽视的极其重要的原因。(66)在体制因素方面，朱耀武认为，毛泽东注意到了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想进行改革，但当时的改革服从于“赶英超美”的宏伟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完全依赖于政府所主导的政治运动。(67)
关于“大跃进”的历史教训，郑谦、杨凤城、林蕴晖、王也扬等从不同角度作了较为深刻的总结。(68)关于“大跃进”运动的个案研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角度广阔，研究也比较深入细致。(69)
(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一直是“文革”史研究的重点、难点。金春明从宏观视角进行分析。指出，“文革”的发生，既有特定时代大气候的因素，又是国内外、党内外诸多矛盾的蕴聚和总爆发，没有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但只有毛泽东而没有长期封建主义的浓重遗留和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弊端，“文革”也是有可能避免的，因此，要用辩证的方法和态度，从多个方面考察“文革”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原因。(70)许多学者就某一领域深入细致剖析“文革”的起因，(71)为我们提供了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资料，对把握“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有所启发。
学者们精细选题，开掘“文革”史研究的新领域。许多专题、个案研究扩大了资料利用的范围，拓展了研究领域，开阔了视野，深化了“文革”史研究。(72)
如何进一步深化“文化大革命”研究，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静如指出，对“文化大革命”要在宏观上否定，微观上细致分析。杨凤城提出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化大革命”。蔡乐苏强调要跳出“文化大革命”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刘国新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73)王宇英强调了口述历史在“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的重要意义。(74)郭若平以福建“文革”期间出现的部分小报为例，强调“文革小报”在“文革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75)
(六)关于两年徘徊时期的研究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来，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非常活跃，渐成热点，呈现出新的气象。
如何看待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如何认识和理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两年的评价，以往对这两年的历史基本是否定的。这几年重新审视，逐渐作出了较多肯定的评价。张金才认为，这两年是“前进”的，但“前进”并不顺当，有曲折，有斗争。应理直气壮地如实肯定这两年。(76)覃采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工作重心、对内和对外方针政策的伟大转折，与党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77)程美东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文革”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力量变化趋向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渐变等综合因素积累的必然结果。(78)
两年徘徊时期对外开放的进展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张旭东指出，1976～1978两年徘徊时期，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这是三中全会前夕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巨大进步，为后来对外开放思想的确立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79)李妍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号召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中国政府在完善原有对外贸易机构的同时，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派出国小组国外调研、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等方式，为发展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两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80)
上述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两年徘徊时期党史研究的成果。但是，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领域，拓展深度，不应为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而否定这两年的历史。
注释：
①罗志田：《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②罗志田：《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③候且岸：《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6期。
④胡绳：《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田子渝：《史料颇丰的中共创建史研究》，《百年潮》2006年第6期；占善钦：《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李丹阳、刘建一：《新视野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研究——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评介》，《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王素莉：《“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若干问题探讨——也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
⑦汪文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百年潮》2006年第6期。
⑧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⑨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⑩杨奎松：《关于战后中共和平土改的尝试与可能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1)张侃：《从宗族到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基层政权建设》，《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2)笑蜀：《民主共和国的标本——陕甘宁边区十年变革记略》，《炎黄春秋》2006年第1期。
(13)厉有国：《“三三制”：中国共产党开发执政资源的伟大创举》，《理论导刊》2007年第5期。
(14)吕波：《开明绅士参与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原因探析》，《理论导刊》2007年第2期；《开明绅士参与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主要形式》，《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5)吕伟俊、岳宗福：《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领导的社会保险立法》，《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6)黄正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秦燕：《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17)刘轶强：《革命与医疗——太行根据地医疗卫生体系的初步建立》，《史林》2006年第3期。
(18)李淼翔、刘宋斌：《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述要》，《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9)黄爱军：《试论“党内合作”的历史局限性——党内合作限制了中共对领导权的争取》，《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
(20)金冲及：《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1)杨奎松：《一九四六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2)陈扬勇：《〈共同纲领〉与新中国三大政治制度的确立》，《党的文献》2009年第4期；《〈共同纲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兼谈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
(23)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5～67页。
(24)黄道炫：《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25)董汉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6)闻黎明《抗日战争时期宪政运动若干问题的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27)李翠艳：《1939—1940年知识界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及其价值体现》，《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
(28)王建朗：《浅议抗战时期民主进程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29)李东朗：《延安整风四题之我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1期。
(30)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1)黄道炫：《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32)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3)姚金果：《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九次学术讨论会概述》，《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
(34)王新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光明日报》2007年8月3日；蒋国海：《论共产国际与秋收起义》，《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
(35)曹力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江汉论坛》2007年第4期。
(36)张喜德：《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促进作用》，《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9期。
(37)刘晶芳：《再探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对工作重心的认识》，《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1期。
(38)凌步机：《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福建事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39)李东朗：《简论王明的“国际背景”》，《理论学刊》2008年第10期。
(40)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41)薛衔天、刘成元：《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
(42)薛衔天：《“划江而治”的风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
(43)金东吉：《关于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共渡江问题再分析》，《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
(44)齐赫文斯基的文章2004年发表在俄罗斯《近代和现代历史》杂志上，《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6期登载了这篇文章的译文。
(45)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46)孙代尧：《20世纪50年代中国急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业化背景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4期。
(47)庞松：《党对国家资本主义过渡途径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48)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
(49)齐卫平：《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结论的认识分歧及其后果》，《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50)韩钢：《“八大悬案”释疑》，《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
(51)任晓伟、肖娴：《再论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5期。
(52)黎见春：《从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看八大路线的中断》，《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3)巩茹敏：《从党建角度浅谈“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54)林蕴晖：《中共八大与“以苏为鉴”》，《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
(55)田冰：《八大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设计》，《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年第6期。
(56)陈答才、方海兴：《中共八大的民主会风是怎样体现的》，《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57)杨明伟：《从一组文献看中共八大的会风》，《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58)王伟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重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1期。
(59)柳建辉、陈莉莉：《和谐社会构建与借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理论学刊》2007年第11期。
(60)石仲泉：《如何看待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61)张新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相关文本分析》，《探索》2007年第4期。
(62)张化：《关于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
(63)姚宏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何虎生：《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的理论——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体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9期。
(64)李付安：《“大跃进”运动悲剧命运探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65)李安增、赵付科：《“大跃进”运动发生之国际因素论析》，《理论学刊》2001年第1期；聂长久：《论苏共二十大与大跃进的关系》，《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刘家钦：《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的国际因素分析》，《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韩钢：《赶超苏联：“冷战”格局下的另一种竞赛——关于“大跃进”目标的解读》，《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赵付科、李安增：《“大跃进”运动成因的苏联因素探析》，《理论学刊》2006年第4期。
(66)崔广陵：《急功冒进型的社会心理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理论学刊》2003年第5期；姚桂荣：《“大跃进”运动的社会心理成因研究述评》，《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罗平汉：《赶超思想与“大跃进”的发动》，《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齐卫平、王军：《再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6期；钱堂容：《大跃进时期的“赶超”思潮》，《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
(67)朱耀武：《“大跃进”时期经济体制变革的历史解读》，《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68)郑谦：《“大跃进”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杨凤城：《关于“大跃进”期间文化运动几点思考》，林蕴晖：《“大跃进”前后的政治氛围》，王也扬：《“大跃进”的历史教训》，《北京党史》2008年第4期。
(69)李庆刚：《“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李庆刚：《对“大跃进”时期江苏省农业中学的宏观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贾艳敏：《“大跃进”时期的深翻土地运动述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罗平汉：《“大跃进”中几所高等院校的“拔白旗”运动》，《文史精华》2000年第11期；马兵：《从“医院”到“产院”——大跃进时期现代性问题的一个个案考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辛建领：《关于“体育大跃进”的回忆与思考》，《山东教育》2003年第10期；张鸣：《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读书》2004年第3期；王锡璋回忆、耿法整理：《1958年河南教育“大跃进”》，《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3期；徐秋梅、吴继金：《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运动》，《文史精华》2008年第4期。
(70)金春明：《再论“文化大革命”起因》，《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71)周敬青：《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1期；关海庭：《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一种历史审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魏宪朝：《试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郑谦：《1970年前后国内形势的几个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张明军：《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机制与发动“文革”动机的形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4期；李安增：《“文化大革命”成因的法制因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6期；虞文清：《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形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王元周：《“文化大革命”前高校历史系的青老教师矛盾分析——兼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林蕴晖：《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学习时报》2006年6月12日、19日、26日；邢和明：《“文化大革命”成因中苏联因素论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董一冰、田克勤：《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72)邓礼峰：《“三支两军”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徐奎：《理性地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备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5期；马英民：《“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众主流意识探析》，《党的文献》2003年第6期；李月军：《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社会化》，《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高正礼：《“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之刍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6期；安建设：《“文革”时期毛泽东七次南巡考述》，《党的文献》2005年第1期、第2期；杨德山：《试析“三支两军”兴起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的再评价》，《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王爱菊：《福建省革命委员会述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周红：《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样板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吴志军：《1966年：“文革”头一年“斗批改”思想的历史演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5期；耿化敏：《“文革”时期妇联组织危机与成因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5期；谭解文：《“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大抄家述略》，《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张业赏：《论“文革”初期山东文化领域的批判》，《东岳论丛》2009年第10期。
(73)张静如：《对“文化大革命”要在宏观上否定，微观上细致分析》，杨凤城：《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化大革命”》，蔡乐苏：《要跳出“文化大革命”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刘国新：《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北京党史》2006年第4期。
(74)王宇英：《浅议“文革”史研究中文献法与口述法的综合运用》，《史学集刊》2006年第5期；《“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75)郭若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小报”文献及其研究价值》，《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5期。
(76)张金才：《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77)覃采萍：《中共在徘徊中前进时期为伟大转折所做的理论准备》，《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78)程美东：《1976—1978中国社会的演化——兼论华国锋时期政治环境的变动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6期。
(79)张旭东：《1976—1978：中共对外引进政策的恢复与突破》，《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2期。
(80)李妍：《1976—1978年间的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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