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中国体育文化的三次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体育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从广泛的意义看，中国继1911年辛亥革命和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大的转型期。其具体含义是：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并产生后工业文明的萌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文化上从传统走向现代。由于中国在不过百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250多年的道路，因此文化上的变化是剧烈的。伴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侵入我国的西方体育，在近代经过与本土体育几个回合的较量后，迅速占领了中国的体育舞台，由此，中国体育随着社会的三次历史性变化也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嬗变过程。这种嬗变始终围绕着如何理解西方体育的形态、价值观和如何看待传统体育而展开，途经了从民族体育的失落，到形式上的西方体育、观念上的传统体育，再到中西体育趋向融合的过程，从近代体育的三次论战，到当前体育文化的讨论，无不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体育价值观转换的阵痛与困惑。因此，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目光审视社会和体育文化的变化过程，探寻隐藏其后的规律性，是体育走向现代化所必须，同时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2 第一次嬗变：从兵士体操到自然主义体育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传统体育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儒家“天人合一”和“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以保健性、表演性为基础模式，以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的体育文化。在外在形式上主要以健康长寿为终极目的的养生和以保身护体、技击与套路相结合的武术为一体的内外合一，整体圆融、稳定而丰实的结构体系。正是这个体系曾让中世纪以前的世界为之羡慕；中国传统体育的许多形式在这期间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为西方所融汇。然而，在近代，当中国体育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悠哉乐哉时，帝国主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天朝上国”的美梦。也正是这一个体系在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西方体育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先是北洋军阀们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在部队和学堂中开设兵操，拉开了西方体育在中国演化的序幕，后经近代学堂中设立体操科、“壬戌学制”的颁布，全面引进实用主义为基础的球类、田径和游戏性活动及价值观，中国近代体育完成了第一次嬗变。
由于是在封建统治多年的农业社会基础上推行资本主义的体育形态，因此初始阶段认识是有偏差的，再加上“救国富民”的急切热情和“天朝上国”带来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导致这次嬗变过程漫长而曲折。首先，从形式上走过了由兵操—体操科—游戏的历史轨迹，即认识由偏狭到全面，由错误到正确的道路。兵操主要用于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和军事技能。1898年兵部的公文指示“精炼陆军，一律改用洋操”，反映了当时军阀们强兵救国的急切心情和对西方体育认识上的偏颇。20世纪初《奏定学堂章程》改兵操训练为体操科，则反映了体育教育功能逐渐被人们关注。但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仍未能脱离军国民主义的母体，“体操要旨在使身体各部平均发育、强健体质、活泼精神，兼养成守纪律尚协同之习惯。体操分普通体操、兵士体操两种，兵式体操尤宜注意（中学校令施行细则，191年）。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实用主义教育和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中国占了支配地位，体育的形式采用自然的活动，剔除了封建专制浓烈的兵式操和军国民主义的武器，主张体育应以儿童为中心，强调个性自由发展。
其次，在此嬗变过程中，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具体表现在关于国粹体育思想、土洋体育、实用主义体育与军国民主义体育的三次论战，焦点是中国体育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这些争论中，凡提倡传统体育者，几乎无不引经据典证明这样一个观念，即西方体育的形态甚至包括概念，我国古已有之，且比西方的还优越，认为西方体育只不过是我国传统体育的余绪。这些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们，始终没有把握住西方体育的科学性这关键一点，把西方体育仅仅理解为健身和军事技击为目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传统体育虽不说比西方强，至少可以说不比西方差。由于文化观的落后和思想上的保守，上述观点遭到以吴蕴瑞、方万邦等进步思想家的激烈批评，这些争论也以自然主义体育的获胜而告终。
3 第二次嬗变：从全民健身型到政治功利型
1949年，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封锁，中国人民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体育文化在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也进入第二个嬗变过程。形成了以毛泽东体育思想为理论基础，以追求体育的社会教育功能和政治功利性为价值取向的体育文化。在这次转变中，由于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发展，体育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大众健身型到政治功利型的变化。
毛泽东的体育思想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形成。受当时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他的思想基本是一个汇通中西体育精神，而又不同于任何一方的十分丰富的独特体系。一方面，毛泽东在求学期间曾阅读了大量西方名著，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受西方近代哲学和社会学思想影响很大。在身心关系上同意笛卡尔的二元论，主张“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体育、德育、智育三分结构。与其他思想家不同之处，毛泽东首先看重体育，“体者，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育之研究）。另一方面，毛泽东自幼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儒家思想深深根植于他的思想深处，青年时代又耳闻目睹了中华民族羸弱无力，饱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的耻辱，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始终把体育与民族兴盛联系在一起。
由于毛泽东体育思想形成的特定历史环境，因此在体育的形式上，他不像传统体育卫道士那样竭力倡导国术、静养，而提倡西方式的运动形式（动，竞争）。但在主张竞争的同时，从不一味地强调攀登世界体育高峰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而始终强调增强人民体质，从来不主张为体育而体育，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在体育的深层价值上，毛泽东反对西方个人现世娱乐观，坚持儒家“修身以治天下”的最高境界，始终强调体育的社会教育价值和政治功能，这在他晚年的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或者是由于毛泽东时代文化上的禁锢，或者是毛泽东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兼收并蓄、豁达宽容，在此嬗变过程中，并没发生中西体育思想的论战。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就得到全面贯彻。“普遍化和大众化是我们开展体育运动的方向。”[2]“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由选手运动而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3]1949年朱德在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人民健康和利益服务”（新体育杂志1950年创刊号）。后来又经过毛泽东给体育运动的题词、推广劳动卫国制度、建立职工体育协会和学习前苏联体育教学大纲等一系列措施，大众健身型体育在工矿企业、城乡农村和机关学校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切勿忘记，当时是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的历史环境中，在一种自我封闭的文化氛围中搞我们的大众体育。这与我们今天开展的全民健身活动有着质的不同。
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在重视体育的社会教育功能的同时，着力强调体育的政治功利性。虽然已是晚年的毛泽东没有对此再作精辟的理论论述，但从当时的体育政策和重大事件中可见一斑。从毛泽东用“小球转动大球”借乒乓外交打开国门，恢复了与美国等国家的正常关系，到1974年参加第7届亚运会，甚至1979年为回归国际奥委会所作的努力，再到周恩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题词，无不反映了体育要为政治服务的精神。我国以竞技体育为龙头的体育文化悄然从大众健身型向政治功利型转变，形成了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价值取向，以竞赛为主要形式的体育文化。当然，这种变化完全符合当代国际、国内的文化背景，这种政治功利型体育在80～90年代，需要重塑国家和民族形象的今天，表现更为突出。这都可以说是毛泽东晚期体育思想的延续和影响。
4 第三次嬗变：从政治功利到科学体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已进入关键阶段，这是一场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经济生活的科学化，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文明化、多样化为总体价值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在这场触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革中，体育文化也随之产生巨大变化。从单纯讲究国家、集体利益的政治功利型，向以个人功利为特点的经济性、实效性方向转化。国家体委通过80年代体育社会化、90年代体育产业化政策的出台，把体育一步步推向市场，具体表现为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协同发展，竞技体育向职业化、高度竞技化，而大众体育则向娱乐化，休闲化方向发展。在这表面现象的背后，带来的是体育文化的巨大变化，即科学体育的确立。
所谓科学体育，是一种与工业社会相联系的、以科学为价值尺度的体育文化。价值尺度指的是思想态度的一种取向趋势，当一种文化作为社会价值尺度而起作用时，人们就会以它评估事物，判断是非，决定取舍。科学体育文化是西方近代以来体育价值的真谛，在这个阶段，人们以科学为价值尺度进行学术研究、训练竞赛和闲暇锻炼。身心两分模式和知性思维方式，唤醒了人们征服自然躯体的欲望和热情，一时间，世界纪录一再被打破，运动员训练负荷量一再突破；健身处方、营养和恢复手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国家、企业对体育投以越来越多的关注，运动员酬金不断攀升，球迷变得越来越狂热，所有这些都是科学体育的典型表现。
科学体育是以西方科学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基本特征是功利性。谈到功利性，我们大可不必遮遮掩掩，功利即功效或利益。通常讲的功利主义是以实际功效和利益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18世纪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为反对教会的封建道德规范，首先提出功利主义学说；后经边沁等人的发展，功利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原则在道德上的反映。这种学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马克思也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功利主义观念是西方近代科学先驱所普遍抱有的价值观，从科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来看，功利主义也正是通过科学外显出来。国家体委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的现阶段，提出“科技兴体”等一系列措施，可以说对当前体育文化的特征和西方体育本质内核的把握是准确的，也可以说中国体育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摸索后，直到现在才真正融入世界的潮流中，西方体育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找到了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
但问题在于，随历史的发展，体育文化也会继续变化。在今天，西方科学主义已经走向自己的反面，科学主义在给人类幸福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开始越出自己的适用范围，将自身的思维方式、操作方法变成一切精神领域的楷模和终极标准，商品和金钱成了一切价值的终极裁判，人类在自己创造的物质世界中不认识自己了，失去了最初的理想和价值。现代科学体育的发展轨迹不也正是如此？想当年，顾拜旦抱着“让世界人民彼此相爱”的初衷，创立现代奥运会。假如顾拜旦能够看到今天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所作所为，他会首肯这是他当年的设想吗？就连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都一改数十年之惯例，坦言批评本次奥运会过分的商业色彩。但是我们认为，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科学体育所固有的功利性、竞争性是一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无力更改的。可以预言，在今后科学体育发展中，商业色彩会更浓烈。
5 未来体育走向何方：艺术体育？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第二个转型期，即由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文化形态也由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方向发展。虽然我国工业社会的历史还很短，尚未进入后工业社会，但是当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连为一体时，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难免受到世界大环境的影响。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后现代主义是颇为流行并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潮，主要表现为一种哲学思想。后现代主义的登场意味着现代科学主义的危机，但后现代主义毕竟是现代主义的延续，仍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虽然后现代主义者们对科学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但总显得批评时头头是道，构建自己体系时却处处捉襟见肘，他们还不能像笛卡尔、培根那样开一代之先河。由此，当前西方社会正是一个时代终了，而新的时代又不知走向何方的间歇期。未来体育文化变化的趋势，也可能是一个以科学体育为主流，暗潜着艺术化体育的倾向。
艺术化体育是一个审美价值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以主体意识、情感的自由展现为最高价值取向，以是否美作为唯一文化评判尺度。它不像科学体育价值尺度那样指向物质，求真以追求对物质的认识，求实用以追求对物质的利用，审美是以在意识上是否感受到美为尺度，追求的是意识性效果。人之为人，就决定了人所追求的并不单纯是物质，而最终在精神自由。当人们的物质欲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精神生活就愈来愈重要，这一点已被马克思、康德、马斯洛等哲学大师准确地预言，并且在现实体育实践中显露出来。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感叹，当今艺术的边界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连体育也有重返艺术的迹象。的确，现代体育竞赛中不仅产生了一批直接与艺术有关的项目，而且原来的竞赛项目，如足球、排球、篮球等纷纷修改规则，以提高观赏性和便于运动员表演。另外，从价值理论上讲，没有一成不变的价值，外在价值（物）是随着人的内在价值的提高而不断增值的，也就是说体育运动对人的价值是随着人的实践和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变化。在认识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把体育价值仅局限为生物适应性，当物质生活和认识水平提高后，人的价值观会朝着满足更高需要和扩大人的本质力量方向发展。而人又是按美的规律塑造自己，这不都说明体育文化的高级阶段是审美文化？
前已述及，中国体育的嬗变过程实际上是保守落后的体育文化，逐渐让位于先进的、代表西方理性精神的科学体育文化的过程。在未来的后工业文明和体育嬗变中，我们的传统体育派何用场？不可否认，中国传统体育从整体上已落后，但也不乏超前性的文化精髓；西方体育在昔日辉煌的背后，早已暗伏危机。在当代，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西方体育遇到了诸如兴奋剂、过分商业化等问题的严重威胁，这实际是科学主义极端发展的后遗症。困惑中的西方人蓦然回首，却发现中国传统体育以内在真实为鹄的，以艺术精神、以境界的追求为旨趣的现代价值，同时我们也找到了中西体育融合点。在未来艺术体育中，也许正是传统体育中对审美境界和人的内在情感体验的追求，才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