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清军马队营制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队论文,晚清论文,清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2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06)05-0115-07
晚清清军马队营制演变由湘军发轫。湘军马队之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军制曲折的演进轨迹，主帅曾国藩自然也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艰难困顿”。
一、艰难起步：湘军马队之议
曾国藩创设湘军，援照明代“戚家军”之例设营制，然并未专设马队营制。马队营制最初与步军并无不同，“湘军马队，至湖北乃有之。恒用北将，束以湘营制”。[1]
湘军专设马队之议，始自湖北巡抚胡林翼。同太平天国作战中，胡林翼充分意识到“马队便于驰骤”、[2] 200机动性强的特点，言及“马队一可抵步兵四五，是添二千人，已抵五千、六千之步队矣”，[2] 275“马队之功，允推第一”。[3] 咸丰七年(1857年)二三月间，清军舒保部马队大获全胜给胡林翼以很大触动，决心建议湘军专设马队营制。[4]
曾国藩意识到马队之重要，有确切史料记载是咸丰八年底。他明确提出：“欲整顿陆军，不得不添设马队。”曾国藩总结战事得失，“往岁在军，未闻贼匪能用马队。近闻粤匪常以马队冲锋，捻匪则马队尤多。李续宾三河之败，即系贼马数千，为湘军向来所未见。昨吴国佐景德镇之挫，亦为贼马所眩”。曾氏招募“马勇”的具体计划为：
东三省马队，天下劲旅，根本所在，不敢多为奏调。臣与湖北督臣、抚臣缄商，拟由官文等奏调察哈尔马三千匹，请旨饬上驷院押解来南。颍、亳一带，有善骑之勇可募，名曰“马勇”。应即添练新马队二千余骑，与都兴阿之旧队，相辅而行。于九江、湖口等处，择平原旷野，驰骋而操习之。惟以南人而骑北马，以勇丁而学弓箭，非仓卒所能奏效。臣愿竭数月之力，朝夕讲求，从容训练，期于成熟而止。练成之后，以二千匹交江北隶都兴阿、舒保等麾下，以五百匹交江南隶臣麾下，以壮步军之气，而寒贼党之胆。余剩马匹，游牧于黄州。鞍辔等具，设局于九江，以备随时添补更换之用。兹事若成，皖、豫等省军务可期大有起色。[5] 930
曾国藩添设马队计划十分周密。他考虑到“南人使马不甚精熟”，特意请旨于京师健锐营、内外火器营中选调“精练弓马、曾经战阵”之人“来营教练”或直接带队，同时保荐郭嵩焘、李榕等得力文员赴营帮办。[5] 931
清廷虽赞许曾氏计划“所见甚是”，然恐湘军尾大不掉，非但毫无实际支持，且将马队之事交与都兴阿办理，处处牵制曾国藩。清廷表示“禀调马匹类皆倒毙，徒靡费而无适于用”，饬令其自行筹款购马。[6] 899“调察哈尔马匹一节，上年调赴军营之马，沿途倒毙十之七八，一路解费，概属虚靡。翁同书因庐营缺马，曾有就地采买之请，较之远路调拨，似有实济。”至于选调健锐营军官，清廷命都兴阿先自行解决，“于该营内酌量选派”，或推荐“指名奏调”，如将来“马队不敷，并可由胜保等军营酌量协拨”。请调郭嵩焘一事，亦因其“随僧格林沁前赴天津”而作罢。[5] 941
曾国藩见朝廷不可倚重，“早迟终须以南勇习北骑，不如早动手一日，多一日之阅历也”，遂自发练习马队。战马购买后，可酌拨湘军一二百匹，至于训练将官，可先从都兴阿处调派军官二三员，马兵一二十人。[6] 937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亲自督导部将张运兰于实战中演习马队，批札云：
操练马队之法，马上能使鸟枪者为上，能使弓矢者次之，若仅能使大刀，则技之下者，无能为也。景镇贼马，闻仅能使大刀，若我军临脚不动，进退有法，枪炮有准，不过打中数马，则百马反奔矣。官军自腊月十九以来，为贼所慑，士卒之志先怯，是怯贼也，非怯马也。今欲练马队以御之，亦是要著。但须操习纯熟，操控如意，乃可试之。若马劣人拙，为贼所笑，则反贻画虎类狗之讥。仰就平前宝祥等营中，择善骑者，试行操习，共得若干名，禀名核夺，俟七月以后，鄂省采买口马到后，再行认真多操可也。[7]
札中所记七月后“鄂省采买口马”之事，是曾国藩万不得已，只能求助湖北巡抚胡林翼，请其代以官军名义代为采买。此招果然奏效。咸丰十一年七月，曾国藩奏请从张家口、古北口一带购买战马，提出“应援照咸丰九年湖北军营出口买马准其免税之例”，[8] 从侧面反映出湘军战马最初应从湖北购买。当时曾国藩对买马之事忧心忡忡，“上驷院等衙门习气之坏，在京时亦颇有所闻”，私下求助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希望以其名义代为奏调。[6] 875胡林翼支持曾国藩“添兵马而裁步营”之议，并催促官文代为上奏。但他认为清廷并不可恃，“至于打仗，则营兵难用；牧场则官厂难用，理财则衙门人难用，游乐旧矣”。“上驷院派员解马，近年京旗各员，愈贫愈贪，吾恐三千马匹，惟得其皮与其骨耳。”感觉奏陈很可能遭遇封驳：“林翼妄不自揣，以责成追赔复部(按：即兵部)，未审部中何如？”[2] 238主张与其静待清廷，不如从湘军经费中抽出专款，“以万余金分三起专弁出口买马”。[2] 243曾国藩对新购马匹充满期待，致书官文曰：“此次口马到后，如不甚肥健，明春敝处拟专人赴北采买，届时再求尊处派弁同去；若此次马好，则省此一行矣。”[6] 1111同时命李鸿章“至淮上招募马勇五百人”，战马到后，“试行操演”。[6] 876九月，曾国藩“日内操习土马队，颇有兴趣”。[6] 1059十月，曾国藩“近日颇于土马队上用些功夫”，“不能不以全力习土马队也”。[6] 1107
十一月，“土马队”成军，首批马勇近200人，[6] 1144战马350匹。[6] 1144十余天后官文亦拨马百匹到营。[6] 1145湘军“土马队”起初并不顺利。马队成立当天，即有学童入学，喧闹之声使训练无从继续，上演“村童闹学，奇态百出”的一幕。[6] 1144曾国藩对此亦有考虑，认为“初设马队，尚无规模，明春或当就绪”。[6] 1165胡林翼亦认为马队之设必成规模，“马队百名，万不济事”，“骁骑校十人来湘教习，则实无用处，即迪部二百人教之三年，然弓箭马枪仍无实力，南不善骑，北不善舟，天限之也”，因此须从长计议，认真训练，不能急于求成：“此时大计，应以扼险自固，坚壁养锐，伺衅再动。三月兵力可集，再坚持二三十日，固啬坚忍，乃可用也。若以新到之营乍为尝试，则万人亦不过数次败仗而已矣。”[2] 272
湘军马队之成熟当在咸丰十年。本年正月，曾国藩前往太湖督战，新设马队“日夜梭探”，倚为拒敌之军。[6] 1206二月，湘军马队赴东路放哨，屡次得胜，曾国藩称许为马队之功，云：“马队放哨捉贼杀贼，是一极快心事，足以少救东路掳粮之风。”部将高连胜亦言之津津有味。[6] 1274湘军马队采用“公款分摊”的形式，如草料统一采买，“每日分散各哨勇”。曾国藩对此表示赞许，认为乃“一良法也”，告诫部将李榕立马队之法“请从公摊及发料二事始”。[6] 1298湘军马队渐趋成熟之际，曾国藩初定马军营制二十则，即“四人为棚，六人为哨，十哨为一营。哨官十人，正勇二百四十人，营官领之。营官有帮办、字识各一人，亲兵八人，俱有夫马。先锋官五人为棚，夫马如之”。不久，曾国藩于马队中设步队，计步队什长一人，步队亲兵十人，共一棚，专备差遣及守营之用；公长夫四十人，运军械草料。[9]
平定太平天国后，湘军开始大批裁撤。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出任剿捻主帅。针对捻军游弋无定的游击战，曾国藩制定以马队征剿为核心的战略。出师前，曾国藩奏请将鲍超霆军新购买的八百匹战马改解至营，[10] 4881开大规模添设马队之先河。
为统一调配，曾国藩“改定前制”，最终建立湘军马队营制。具体内容如下：
一、每营人数，营官一员，帮办一员，字识一名，分前后左右中五哨。其前后左右四哨，各立正哨官一员，副哨官一员，中哨即以营官为正哨外，立副哨官两员。每哨马勇五十名。每棚什长一名，一营共什长二十五名，散勇二百五十名。营官及两副哨帮办、字识等，共用火夫二名。四哨之正副哨官共用火夫四名。二十五棚，每棚用火夫一名。通营共用火夫三十一名。
一、营官月给薪水并马干银五十两，公费银一百两，马四匹。帮办月给银十六两，马一匹。字识月给银九两，马一匹。正哨官每员月给银十八两，副哨官每员月给银十五两，各给马二匹。什长每名日给银二钱六分。马勇每名日给银二钱四分，均各给马一匹。火夫每名日给银一钱一分，营官、哨官、帮办、字识薪水马干，及营官公费不扣建，余均扣建。
一、营官领蓝夹棚二架，白单棚一架，正副哨官共领蓝夹棚一架，白单棚一架。帮办、字识领白单棚二架，马勇每十人领白单棚二架。
一、搬运锅帐子药，每哨雇大车一辆，由粮台发价，如或置买大车，或置买骆驼，亦由台发价。每营百马之内，每年准报倒毙三十六匹。如数换领，以资弥补。
一、兽医、铁匠、旗帜、大小扫把、铁刮、竹槽，出自营官公费。修补鞍上坐褥、布屉、后鞧、辔头、肚带及拴肚带、宽皮条、拴蹬、窄皮条，哨官兵勇自办。更换鞍桥、油皮、鞯皮、札铁嚼、全副马枪、弓箭、腰刀、扎草刀、草料口袋，军械所办给。[11]
同八旗、绿营相比，湘军马队官兵饷银要高得多。准确来说，驻防八旗马甲年饷银24两，马干银每月3两，一年共计银60两；绿营马兵月得饷银2两，米3斗；湘军马勇日给银2钱4分，年给银87.6两。八旗马甲饷银较绿营马兵为高，却仅占湘军马勇饷银的68％。而湘军马勇的马鞍、兵器等项由军械所办给，负担较八旗、绿营为轻。
二、剿捻：马队成军之契机
同治四年闰五月，清廷谕准“将僧格林沁原部马步各队”改归曾国藩调遣。[10] 4920僧格林沁的部队以骑兵见长，故曾国藩对“承领”该部非常重视，数次上折要求“将亲王僧格林沁原部马步各队及应行交代之件逐一承领”。[10] 4922清廷令僧军部将陈国瑞火速办理，“面交曾国藩接管”；同时令驻扎山东曹州一带的色尔固善所带马队，亦归曾国藩妥筹调遣。然陈国瑞却从中作梗，一方面对色尔固善所带马队瞒而不报，另一方面僧军余部无一骑拨至曾国藩军营。[10] 4926清廷在曾、陈之争问题上并未偏袒曾国藩。其时曾国藩为剿捻主帅，清廷如此态度反映出对曾氏依然抱有猜忌防范之心。陈国瑞将原本交曾国藩的“托伦布所带马队官兵四百九十六员”拨给直隶总督刘长佑，清廷令其改拨河南巡抚吴昌寿。僧军“乌尔图那逊等马队官弁兵勇一千三百余名，着国瑞挑拔精锐数成，驰赴雉河集，交乔松年(按：时任安徽巡抚)相机调遣。其余即着移交阎敬铭(按：时任山东巡抚)调遣。并善庆兵一百八十余名，着统交吴昌寿调遣，以厚兵力”。“至拟留山东之勇丁四千名，其中颇多降众，约束不严，恐至聚而生事，着酌留两营由阎敬铭统带”，剩余兵丁才拨交曾国藩。[10] 4927-4928
清廷一方面限制曾国藩，另一方面又委以重任。同治四年闰五月，清廷谕命曾国藩节制三省军务，同时言及，“既为其实，毋避其名，万不可稍存顾虑之心，再有渎请”。曾国藩领旨后疑惧交加，其时身处困境，“所带楚勇数千，整肃远不如昔。此外概用李鸿章之淮勇，虽情谊本同一家，而人数不满二万，马队尚无一骑”，因此“总揽全纲则力有不逮”。曾国藩向清廷表明心迹，恳请收回成命，表示会办剿捻事宜“自当殚精竭诚，通力合作，不敢稍存畛域之见”。[10] 4933-4934
经历此场风波，曾国藩意识到，惟有全力剿捻，才可洗脱干系。其策略最要者，一为马队征剿，一为清乡平圩。曾国藩的马队建设，集中表现于徐州整肃。徐州整理马队情形大致如下：
同治四年八月初四，曾国藩行抵徐州。其时徐州共有四支马队：一为色尔固善所部官兵728员名；一为托伦布所部官兵485员名；一为讷穆锦所部吉林官兵155员名，前敌马勇404员名。此三者均为僧格林沁旧部。另外一支为陈国瑞新调察哈尔官兵1000名。四支马队共计2772人。曾国藩令李鸿章六弟李昭庆将四支马队分别改组，汰劣留优。改组马队兵丁计1831名，官弁57员名。此外，驻扎周家口的乌尔图那逊部709人，因“出征年久，残废居多”，分别良莠汰留。土默特部马勇，全行裁撤。富森保部官兵374员名，自河南调赴徐州，途中大部分逃亡，仅有43人来徐。曾国藩令该部赴楚，“作为楚省防剿之兵”。[10] 4981-4982
曾国藩督师剿捻，主力部队乃李鸿章创设之淮军。淮军“向在江南剿贼，本无马队”，马队之设始于同治四年。[12] 淮军马队“发轫于铭盛两军”，[13] 其时刘铭传派参将崔万荣同马勇王春德等赴古北口、张家口一带挑买战马500匹，开始创建马队，后渐次于淮军各部推广。淮军初设马队29营，包括“铭军马队十三营，刘秉璋、潘鼎新、周盛波各有马勇二三营”，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统马勇四营”。其后郭松林的武毅军“又添练马队七营”。淮军马队针对剿捻而设，捻军平灭后，淮军马队大规模裁撤，仅留李鸿章亲兵马队三营和铭军四营。[14]
同湘军相较，淮军马队营制在营伍建制、马匹配给及军饷开支诸方面几乎未做任何改动。① 这一方面因淮出于湘，淮军营制乃仿照湘军创建；另一方面则是淮军马队成军缘于剿捻，其时主帅却被清廷安排为湘军首脑曾国藩，淮军马队实出自曾国藩的设计。
同治六年，左宗棠任督办西北军务钦差大臣，临行前再次规范湘军马队事宜。左宗棠对湘军马队营制未作改动，仅对战马喂养、马队驻扎、作战等作出具体规定。养马如“立营给马，限以两年为期。如系打仗伤毙者，由营官报明发给补额”；“喂养口马与畜土马不同，最宜留心学习，喂饮最关紧要”；“如要出队，必须将马豫先喂半饱，稍饮牵出，加鞍后牵行数十步，俟队伍齐，众人各将肚带收紧，方可乘骑，十里后再行收紧，以便驰骤”；“每逢驻营操练日久，忽传令启行，前三日内，除五方哨马外，余不准时常骑坐”等。战法如“打仗时车骑须相辅以为功，切不可彼此不顾”；“行路时如有五营同行，每营抽拨一队分路哨探”等。[15]
三、权须我操：清廷重建马队的努力
同治二年，清廷着手整饬陆军营制，于“直隶抽练营兵，酌募勇丁”。同治四年，直隶总督刘长佑设直隶六军之制，是为练军之始。然刘长佑所办练军起色甚微，就马队情形而言，“官马缺额极多，存者大半疲瘦”，练军之兴起自曾国藩。
同治六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同时奏请清廷新募马队。丁氏有感于剿捻过程依赖淮军过甚，应“迅换淮军之防”，而绿营军“兵力本属无多，而饷项又形支绌”，“现有兵力勉力图为”，[16] 160，162认为“方今捻逆奔窜无定，恃马力以恣犷悍，而又得地利以尽驰驱”，“欲制敌于北方，非马队不可”，而“绿营马兵本属无几，加以近来兵制废弛，马兵率多无马”，“欲马队之得力，非用东三省之人不可”，应“募黑龙江壮丁训练马队”。[16] 165，168
丁宝桢马队动议仍缘于剿捻需要，其具体方案为：招募之法即“挑选壮丁，取其朴野而去其轻滑，取其的实而防其冒充，取其互保而严其私逃”，此与步勇章程差异不大，可仿照办理。营法战法即“分营列哨，马队宜少不宜多，少则呼应易灵，多则指挥不便；临敌决战，马队贵散尤贵整，散则驰骋自如，整则纪律不乱，而且步伐止齐，分合进退操纵率多变化，机势要于迅捷”，此与步队迥异，必须另立法纪。营制宜简练以期节制。“拟酌定以二百五十人为一营，三千人共分为十二营，十二营分为前四营、中四营、后四营，每四营中又分出前后左右各一营，每一营中以五十人为一哨，分为前后中左右五哨。”管带宜择定以专责成。每营设营官二人，“一正一副，互相钳制”。具体分工为：“每遇操演，副营官专司领队，正营官专司督队，临敌亦然。”营中各哨设哨长一人，哨中五十人内又分十人为一排，“于十人中择一人为什长”。马队十二营“另拣派统领二人，分统前后八营，其中营即归主将督带”。这样，马队的组织系统即“统领严管营官，营官严管哨长，哨长严管什长，层层节制，彼此相维相系”。马队分工亦应明确。“每哨五十人为五排，每排长(按：即什长)一人，余四十五人，以前左右三排共二十七名作小枪手，中九名为弓箭手，后九名为长矛手”。训练作战“小枪在前，弓箭继之，长矛又继之，彼此挨次，而进不可间断”。统领营官“每名除例支口粮外，每月各加给津贴公费银二十两以资办公”。兵勇援照湘勇之例，“每月支给口粮银三两九钱”；什长比散勇略为增加，“援照楚勇之例，每名每月支给口粮四两二钱，均按大小建月扣算”。马干银两“援照京旗及黑龙江等处马队成案，每马一匹每日支给乾银一钱”，“应须油烛及一切修理鞍鞯钉掌杂费，拟每马一匹另给杂费银三钱”。长夫之制，“援照楚勇之例，每勇二名给与长夫一名，每长夫一名每日支给口粮银八分”，“长夫每二名合给骑驼一只，每驼一只日给干银五分”。[16] 173-195清廷允准丁宝桢增设马队之议，令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吉林将军富明阿认真办理该事。[17] 3805丁宝桢在清廷支持下，于山东增练马队三千人。[17] 3603增设马队成军后收效甚佳，先后转战东昌、雄州、任丘等地，尤在克复饶阳一役重创捻军，主帅丁宝桢亦因战功得授“太子少保”。
同治八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对练军严加整饬，自此方有起色。其后，各省举办练军均取直隶练军之法。曾国藩莅任直督便着意强调马队之重要，认为“畿南骑贼颇多，聚散不常，动辄数十骑联镳疾走，非有得力马队不能制之”。而国家欲练马队，“必令马为士卒之私物”；“欲令士卒惜其私马”，营制必须改弦更张，借鉴勇营成法。建议练军马队应变通处理，“勇则各带私马以来，兵则先给官马，每月扣银一两，俟将马价扣毕，即作为该兵之私马，使人人自护其私马，则阖营皆劲骑矣”。曾国藩力主以练军马兵替代勇营马勇，指出：“如马兵劲健可恃，即将马勇陆续裁撤，仰副朝廷整顿绿营少用勇丁之本意。”[18] 6882-6883曾国藩新立练军马队章程，其改动集中于三个方面，即营制、战马和饷银。具体情形为：
原有营制改定绿营兵制，原定每营除中哨外，其前、后、左、右四哨每哨分为4队，每队25人。第四队马25匹，马上小枪兵8名，弓箭兵8名，长矛兵8名，队旗兵1名，共25人为五伍，四哨计马100匹。今改为马队立专营，一营马272匹，员弁兵夫316员名。
原定每营战马百匹，鞍轧靴辔全备，给兵领骑定以三年满桩。一年内倒毙者，本兵赔偿；二年内倒毙者，兵赔三分之二，哨队官赔三分之一；三年内倒毙者，本兵赔半，哨队官赔半。今改为马勇自带私马入营，如有倒毙随时由官买补，每月扣银一两，马价扣毕，即作为该勇之私马。若系绿营官兵挑选入营，其发给官马，亦每月扣银一两，马价扣毕，即作为该兵之私马。
原定马兵饷干每名月支银5两4钱，加底饷1两5钱4分不等，每月6两9钱有零。队长饷干每名月支银6两，加底饷1两5钱4分不等，每月7两5钱有零。今改为正兵日给银1钱3分3厘3毫，马干银1钱，月共支银7两。什长日给银1钱5分，马干银1钱，月共支7两5钱。[18] 6890
曾国藩直隶练军马队章程甫定后，各地督抚纷纷效仿，举办本省马队。同治十年，山西巡抚鲍源深奏道：晋省马队状甚堪忧，“或假贸易以营生，或兼手业以谋食，其朝夕操练势有不能”，而“欲求制勇，不外练兵；欲善练兵，必参以练勇之法”。他例举练勇之法有“七大利”，认为马队振兴关键有二：一是裁撤冗兵，二是增加军饷，即“减员增饷”之策。[19] 6925-6928
同治十二年三月，清廷议定练军营制，即新设练军“仍按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以备弁为哨官，将官为营官，提镇统领之择要分扎，随时互调”。至于军饷，清廷则明确表态，“练一营之兵即抵一营之勇，饷不另增”。各省实行情况有所不同。直隶练军既是首创，又担负拱卫京师重任，故较为特殊，“另筹练饷，特立营制”；福建、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严格按照清廷规定，并未增饷，裁撤旧有绿营兵丁，“就所减之饷加于所练之兵，不另增费”；山西、山东、湖南、河南等省则由地方筹集部分军饷，饷额略有增加，“兵于额内抽练，费于饷外略增”。
同治年间清军马队营制的调整，从内容上看，实承袭湘淮军的勇营制度。起初丁宝桢的马队动议还遮遮掩掩，杂糅湘军的兵勇制度，楚勇的什长、长夫之制及八旗马队的马干银两等成例，对绿营马队进行改造。练军兴起后，曾国藩将勇营马队营制全盘引入国家正规军体系，遂使清朝军制发生重大变迁。其中最根本的，便是国家权力的下移，即“兵为将有”的私属性质大大增强。
马队营制的另一变化是军饷来源由中央划拨改为地方筹措，这也使军权下移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各省练军编立后，地方督抚开始费心于筹措军饷之事。有的督抚借过去协饷之名自练本省军队，如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几次上奏，请求邻省协拨福建练军之款。“闽省各营兵饷，向赖邻省协款济用。江西省自同治元年起，至十二年止，共积欠协闽兵饷银一百十四万八千余两。浙江省自咸丰五年起，至同治十二年止，除暂缓十六万两外，共积欠协闽兵饷银四十三万两，日久未解。闽省需饷甚急，自应速筹解济，以应急需”；“四川尚欠银二万两”；“湖北省欠解银三万两”。[20] 665有的督抚则苦于协饷难以筹措，直接建议自筹军饷编练本省军队。如山西巡抚鲍源深对征解军饷协济别省一事着实苦不堪言。同治十年十月，清廷拟于“该省地丁项下应解本年京饷内，迅速筹拨银十万两，委员解交察哈尔”。[20] 260十一月，清廷再次催促：“即在山西欠解金顺协饷项下，先提银五万两，并前次截留之山西地丁京饷银二十万两，提拔积欠银十万两一并迅速筹解，不得稍有迟误。”[20] 268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前文述及，鲍源深向清廷建议，不妨仿照勇营制度，军饷改为自筹。
同治十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莅任直督，对曾氏所拟练军章程不以为然，言其“似较从前营制差强”，“外貌即似整齐，实恐难当大敌”，此亦为各省近来练兵通病。李鸿章指陈惟有别立一军，方能别开生面。“总理衙门奏令择任将领，自系至当不易之论，往往百战名将练勇则易，为力练兵则无成效者”；且“绿营文法太密，牵制苦多，不能尽废其法”，“其中情弊随时整饬变通，或者有裨实用”。[19] 6930然李鸿章的想法毕竟走得太远，直到甲午战争的失败，清廷才被迫变通军制。
甲午战后，清廷再次变通军制，在天津编练新式陆军。清廷委任袁世凯专任督练新军，令其接管驻扎天津的“定武军”十营。新式陆军采用德国与日本建制，其中马队500人，分为4队。与过去的湘、淮军相比，马队在数量上大为削弱，仅为步兵人数的十分之一。虽然规模缩小，马队却成为与步兵、炮兵协同作战的近代化武装。袁世凯购置大量马匹，特地到奉天等地招募骑兵。
关于近代化新式马队的训练操防情形，袁世凯纂辑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中有详细解说。据时人回忆，该书“因为当时清朝的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想到小站观看新式操法又不能来”，就由练兵大臣袁世凯率部属编写一部“练兵图说”，“把新式操法详细绘图说明，进呈御览”，故极为详尽生动。该书由袁氏亲信冯国璋、段祺瑞和王士珍三人主持，“分步、马、炮、工、辎各科，由各科军事人才起稿，文案执笔润色修改，工程营测绘、制图，经徐世昌审核后，再经过袁世凯最后过目，认为行了，这才付印”。“全书有十几册之多，编写了两三个月才全部完成”。[21] 该书除对传统马队使用之“操刀用法”、“舞刀用法”等作出规范性说明外，重点在于训练马枪用法、洋操训练以及马队与步兵、炮队的配合作战，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中国近代化马队建设的水平。[22]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成立武卫军，命大学士荣禄为总统兼统武卫中军，直隶提督马玉崑所率毅军编为武卫左军，袁世凯之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聂士诚部直隶练军编为武卫前军，董福祥之甘军编为武卫后军。其中马玉崑率领的武卫左军设骑兵一营，分为五哨，即中哨、前哨、左哨、右哨和后哨。一营250人、250支枪、250匹马，配备马夫若干。当时全军所用枪支均为德国曼里夏枪，使用斜盘五子钢弹，射程为2050米，“枪装上膛比直盘快”。武卫左军原为毅军，乃淮军旧部，其兵弁薪资却与淮军有所不同。士兵的饷项，一个月发一次，与淮军33天发一次相去不远。然淮军几乎很少扣饷，亦不押饷；武卫左军则通常押一个月的饷银。凡新入伍的士兵，头月概不发饷，次月还要扣发各种服装费用。左军没有军帽，用青布包头，一个青包头，扣3钱多银子。左军不系皮带，一律扎青布带子，一条带子扣3钱多银子；裹腿，扣2钱；一套单衣裤，扣1两多银子，棉衣一套扣2两3钱银子。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不操练，各放假1天。放假时，士兵借给1钱银子，可以买些零用物品。每月菜钱还要扣三四钱银子不等。当时一个士兵的饷是3两3钱，粮食每月45斤，一律发给白面，不发大米。伙夫每月2两4钱银子，不给粮；什长每月饷银3两6钱。同勇营相比，武卫军士兵的饷银几乎要减少一半，因此“一个新兵，不到4个月，休想领到饷银”，仅够吃饱饭而已。[23]
即便如此，新军的实际条件仍优于各地驻防的八旗兵。八旗士兵“以当兵为业，以吃粮为生，不事生产，不得经营工商负贩，这是满人的祖制家规”。旗人的世禄口粮，“成丁者每人每月不过5两至6两银子，小口及妇女的口粮，仅及成丁者的半数”。单从数量上看，八旗兵与新军的饷银相差不大。关键在于，旗人饷银每月由藩库拨给将军署按月发放。领取饷银的人由各旗推举，俗称“小泡儿”。晚清“小泡儿”从中克扣盘剥、放高利贷已司空见惯，因此大多数旗人生活贫苦不堪，“有的甚至溺杀子女以节省开支，不少人家连马桶也置不起”。[24] 由是观之，武昌起义后，清王朝很快覆灭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庚子事变后，清廷专设练兵处筹练新军。练兵处拟定全国设常备军36镇，每镇马队一标，分为三营，每营四队，每队两排，每排两棚。每棚设正目1名，副目1名，正兵4名，副兵8名，共计14名。每镇计有人等12000名。宣统二年(1910年)，全国已成立新军9镇。[25]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晚清马队营制经历两次变化。第一次是国家经制军队八旗、绿营马队营制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湘、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制。勇营制框架下形成的马队虽在剿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内叛乱得以抚平，然其导致的地方分权情形却愈演愈烈，地方督抚获得了军队的领导权，并在筹措军饷过程中分得了地方财政的支配权。清中央政权的离心力越加放大，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清末。虽然清廷始终想把军权收归中央，但这种努力收效甚微。无论是练军、新建陆军还是新军，从马队营制来看，“兵为将有”的私属性质终未改变。清朝灭亡的导火索因武昌新军起义而起，“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26] 不得不说，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晚清军制之演变关系密切。第二次演变即由传统马队向近代化骑兵的方向过渡。晚清马队规模由剿捻时期的马、步各半，转变为马队仅及步兵的十分之一，成为步兵、炮兵的策应部队。马队规模的缩小，表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建设开始起步，传统军种开始经历近代意义上的转换。清朝以八旗铁骑入主中原，近代以降，对外战争却屡战屡败，从这个意义来讲，清朝军队的近代化转型可以说是失败的，或许这恰恰是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所在。
注释：
①淮军马队营制具体情况可参阅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第155页，文海出版社，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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