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城市化的发展困境：Y示范区小城镇建设与费孝通小城镇理论对话_小城镇论文

政府主导型城镇化的发展困境——Y示范区小城镇建设兼与费孝通小城镇理论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示范区论文,小城镇论文,城镇化论文,困境论文,主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镇化是以人为中心、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极其复杂多变的系统转化过程，应该包括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的更替和提升，是一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变迁和全面转型的过程[1]3。“城镇化”能使城市体系的动态和特征方面产生巨大的变化，引起土地利用模式的改变、社会生态的改变(社会和邻里人口结构)、建筑环境的改变和城市生活本质(在城市环境下所进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的改变[2]9。在西方，“城镇化”一词是指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不断增长，与之相伴的是经济活动、管理和政治组织以及乡村地区通讯网络的聚集[3-4]。早在1850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像现在一样。当时只有超过十万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世界上最快速的城市化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而20世纪，城市化的加速则在另一些国家被世人见证。城市数量在不断增长，相比农村，城市能够提供给人们更多的社会经济福利[5]112。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动力，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城市化推进过快导致“城市病”的产生，引发了人们对城镇化的重新审视，“优先发展大城市”“着力发展中等城市”“全面发展小城镇”“大、中、小城镇均衡发展”等城镇化发展路径相继被提出。早在1980年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对城镇化问题进行了一番深入探讨，提出“小城镇为主，大城市为辅”才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正确选择。费孝通认为，中国城市化应走小城镇模式；小城镇的发展是乡村工业带动的结果；“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6]。在他看来，中国农业人口基数大，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人多地少的土地问题逐渐凸现，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批人如果全部挤入为数不多的大中城市，必然会引发很多恶性后果。因此，全国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应该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作出贡献。1980年代初，费孝通撰写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对小城镇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学界也对费孝通提出的城镇化问题进行了回应。一些学者考察了19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经济的变化，指出需要放弃忽视小城镇政策之必要性以及要深思熟虑小城镇与农村腹地之间的传统社会经济关联[7-8]。也有学者概括性地总结了苏南模式中小城镇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对农村劳动力吸纳等优势[9]。小城镇发展是开发当地比较优势与克服人力、物质以及区位方面困难的完美结合[10]。从中国城乡社会变迁的历史看，城市与乡村始终构成了同一进程的两侧。从当代中国城镇化的进程看，城镇化每一阶段的推进必然牵涉到乡村，引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许多方面的实际反应[11]。

       早在1930年代，费孝通在研究吴江开弦弓村时，就感受到了一种高于农村社区并对农村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实体的存在，他把其称为集镇[12]1981年，费孝通三访江苏，把研究领域从农村扩大为集镇，开始对小城镇问题进行探讨。1983年，费孝通对吴江县数十个小城镇展开实地调查，并将所看到的小城镇分为五种类型[13]。1983-1984年，费孝通相继对苏北四市和苏中三市进行走访调查，对江苏省的小城镇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14]。1984年，费孝通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展至江苏省外的其他地区，并根据各地小城镇的历史背景、经济水平和发展模式的差异提出了不同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等。之后，他发表了多篇著作，系统阐述了有关小城镇的理论观点。在他看来，“小城镇”是指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比农村社区高一层的社会实体。这种社会实体在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方面都具有既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15]。小城镇是农村社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对农村地区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发展小城镇最大的意义在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16]。关于小城镇发展的动力问题，费孝通曾多次强调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小城镇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要想搞好小城镇建设就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17]。

       费孝通的研究激发了各界学者对小城镇研究的浓厚兴趣。有学者认为小城镇能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既缓解了“民工潮”对城市造成的冲击和压力，也避免了农民适应城市的阵痛[18]。文军指出，“三农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加快小城镇建设，充分发挥它的辐射带动作用来实现[19]。李迎生提出，小城镇的兴起是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将对我国城乡一体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20]。周英分析指出，推动城镇化的动力源泉是产业结构的变迁。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产业升级两者共同促进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从而加速城镇化的进程[21]。杨发祥、茹婧认为现阶段我国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主要表现在政府主导、市场牵引、农民推动这三个方面[22]。现阶段有关小城镇问题的研究大多从经济、公共管理等视角出发，聚焦于小城镇建设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但对城镇化的主体——人的关注不够。这种只关注宏观层面，忽视微观领域的片面的研究视角不利于城镇化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本文以费孝通的小城镇建设思想为理论依据，探究Y示范区小城镇发展的独特模式，重点从微观层面了解Y示范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这一核心主体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体验，剖析Y示范区小城镇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政策建议，为其他地区小城镇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希望该研究能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我国城镇化研究的视角。

       一、Y示范区城镇化的推进模式

       (一)Y示范区城镇化发展现状

       Y示范区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农业历史悠久，科技实力雄厚。全区占地面积135平方公里，人口总数20.24万人，区辖三镇、两办、70个行政村和18个社区。自1997年成立以来，Y示范区结合自身优势并充分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大力开展小城镇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现已成为陕西省小城镇建设的样板。Y示范区城镇化率从1997年的28％上升到2013年的58％。2013年Y示范区生产总值(GDP)完成84.714亿元，人均GDP达到41896元①。近年来，该区进行了老城区和城中村改造、商业大楼建设和街道改造，实施了城乡公交一体化与西宝高铁Y区南站的修建，有力地推动了与周边城市的商品贸易与信息沟通。小城镇建设的发展促进了Y示范区教育、文化、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迅速进步。

       (二)以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模式”

       “推进模式”主要是指中国城镇化是通过何种运作机制实现的，这一概念也是对中国城镇化及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特征的概括[23]83。城镇化的动力有三种：政府动力、市场动力与民间动力。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主要是政府动力，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政策引导等政府行为对城市发展的各方面进行调控，从而推进城镇化的发展[23]84。国务院于1997年决定设立Y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示范区管委会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及部分省级行政管理权，享受国家各项优惠政策。Y示范区在城镇化的发展规划进程中具有浓厚的政府主导倾向。

       以Y示范区泉镇的城镇化建设为例，其推进过程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和行政干预性，属于典型的政府推进模式，表现为规划引领、项目论证、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与组织保证。即在对城镇化进程进行长期规划的基础上，对相关具体的建设项目进行严格论证，并辅以政策引导、资金的支持与组织的保证，从而确保城镇化建设遵循既定的规划进行，以达到政府预期规划的目标与设想。泉镇于1998年被批准成立建制镇，2004年被国家六部委批准为全国小城镇建设重点建设示范镇，是全国1887个重点建设小城镇之一。2009年，Y示范区对泉镇总体规划(2009-2020年)进行了重新编制，大力发展种植、苗木、养殖、旅游休闲观光等产业。重点镇建设项目如涉及土地、户口、税收等方面政策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泉镇积极用好省政府下拨的小城镇建设专项资金。示范区、区政府两级管理机构也加大投入，每年列支专项资金用于泉镇小城镇建设。此外还强化组织领导，分别成立了示范区重点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泉镇小城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办公室。另外，泉镇实施规划引领，聘请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泉镇近期规划设计》[24]23-33。

       费孝通在小城镇研究中主张大力发展农村特色工业。在他看来，在市场调节的现实条件下要想发展社队工业，必须从农村地区的特点出发，确定好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业方向，才能保持其稳定性[17]21-24。而Y示范区积极响应国家城镇化建设的各项政策，紧紧抓住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地走出了一条极富当地特色的小城镇发展路径——以科技发展农业，以农业促进工业的田园都市农业发展模式。Y示范区发展田园都市农业是由其基本区情决定的。该区地处我国内陆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既没有沿海小城镇发展工商业所具备的人力、物资和历史背景，也没有依托大都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迅速崛起的内陆小城镇的地理区位优势，有的只是广阔富裕的耕地资源和老实勤恳的农民群体。这决定了该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农业。该区在城镇化过程中并没有盲目“排农”，而是把自身所拥有的农业优势和工业发展结合起来，促进农业产业化，着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改良、创新等特色的现代农业技术和培育方法，促进农产品产量提高和质量优化，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给农民们带来了巨大收益。当然，政府的大力推进也给该区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近年来，Y示范区城市化进程异常加快，周边的农村不断被纳入城市规划当中，导致许多村庄“消失”，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型安置小区”。这些新型社区是Y示范区失地农民生活方式转型的起点，亦是他们开始寻找新生计的起点。课题组成员随机调查了Y示范区一个典型失地农民集中居住社区，共发放问卷250份，收回245份，并对农户进行了访谈，发现农民虽然入住社区有3年多的时间，但仍然存在诸多不适应。

       (三)Y示范区城镇发展模式与费孝通所研究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对比

       费孝通认为小城镇问题的研究绝不能停留在笼统的概念层面，应从实际出发，对具体的小城镇进行研究，并将之分为不同的类型。通过类型比较的方法，总结出不同小城镇的发展模式，突出各地小城镇发展的特点。费孝通在吴江进行考察时，对所观察的五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进行研究分析。笔者将Y示范区小城镇发展模式与费孝通提出的五种小城镇发展类型进行对比分析，以便对Y示范区小城镇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费孝通认为，通过这样的分类，能发现各个城镇的不同特点，这些特点是在各镇的具体历史中形成的，在建设这些城镇时不应一般对待。以小城镇的特点来分类，对于我们确定小城镇的发展方向是有用处的[14]。费孝通所调查的五个代表城镇中，震泽镇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而发展起来的，其是与周围村庄紧密联系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商品中转站；盛泽镇则是一个丝织工业中心，其发展由农村家庭手工业品的生产为基础；费孝通所出生的松陵镇，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其一直作为吴江县的政治中心而发展的；同里镇，则是由于具有较为丰富的园林建筑资源和文化资源而被改造成游览区和文化重点保护区；平望镇作为交通枢纽，是周围水陆交通干线的交叉点，对于大城市工业的扩散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是这五类小城镇中发展得最快的城镇。

       上述五种小城镇的发展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资源与优势，并强调利用市场所自发形成的动力机制。反观Y示范区的小城镇发展历程，其是在政府强有力的主导之下发展的，Y示范区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更多的是政府主导推进的，政府在政策支持、长远规划和资金支持的基础上主导着城镇化的发展，而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农民则在被动地接受这种城镇化。诚然，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方式，能够集中大量的资本、人力和物力，调动多方面的优势资源，在短时间内实现城镇化的发展目标。然而，这种结构性框架虽然在发展初期有其相对优势，但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城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等问题逐渐凸显[23]99。费孝通曾提到“农民生活离不开小城镇，小城镇这个当前已成为日常应用的词语就是出现在这个农村社会经济实质的变化之中。它是个新型的正在从乡村性的社区变成多种产业并存的向着现代化城市转变中的过渡性社区，它基本上已脱离了乡村社区的性质，但还没有完成城市化的过程”[25]292。小城镇是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缓冲带，农民能否适应城市化，与小城镇能否因地制宜的良性发展密切关联，而政府主导的小城镇建设模式，往往会陷入对城镇化的参与主体关注度降低的困境中。

       二、Y示范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

       费孝通认为，小城镇建设，必须注意对新型小城镇的硬件和软件的研究。所谓硬件就是基础设施。软件就是文化教育、公共道德、社会秩序、心灵修养等[25]298；从人的主观意愿看，城镇化可分为“主动城镇化”和“被动城镇化”。“主动城镇化”指农民自发进入城镇生活工作的“自下而上”的模式，“被动城镇化”则是由政府主动推进、通过“征地安置”实现农村土地的城镇化和农民身份“农转非”的“自上而下”的路径[26]。主动城镇化，农民往往更能自觉地在“软件”方面对城镇化进行适应，而被动城市化，往往只注重“硬件”建设，而忽视了“软件”的构造，使农户出现诸多不适应状况。目前的撤村建居、整体动迁、农转非基本上都是政府工程，进程较快较粗，农民因为被动卷入而缺乏适应时间。农民原来的安全条件很容易受到破坏，而满足其安全需要的替代方式却不易建立[27]45。近几十年对城市化一般理论、中国小城镇道路建设的讨论，忽视了对农业经济、农民行动、农村前景的更细致研究，也忽视了目前的城市社会对被卷入城市化进程的农民的可能威胁[27]69。Y示范区城镇化实际也是政府主导下的一种“被动城镇化”，必然导致诸多不良后果。

       (一)农民集中居住后面临的适应性困境

       1.集中居住后农民生活成本显著增加，生计方式面临转型危机

       Y示范区的失地农民迁入城市社区后，生活成本发生显著变化。未迁入城市小区前，农户的月均生活支出多在1000元以内，占了67.3％。然而，迁入社区后，月生活支出在1000元以内的农户比重下降到31.8％，而月支出在1000元以上的农户比重大幅增加。农民集中居住后，失去了土地依赖，因而面临生产方式上的转型，即从农业生产领域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领域转变。在被调查的245个有效样本中，“无业者”有149人，占比61％；“就业者”仅96人，占39％。在“就业”的失地农民中，从事务农工作的比例为12.5％，从事服务员工作的比例为40.6％，从事装修工和搬运工等体力劳动的比例为31.2％，从事司机货运工作的比例为12.5％，从事夜市经营和其他行业的比例均为1.6％。显然，受自身能力以及劳动力市场等因素的限制，失地农民的就业率很低，已就业的失地农民也主要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不仅工资低而且工作稳定性差。

       案例一：穆先生，原穆村村民，家中共6口人。原来拥有6亩土地，主要种植果树，穆先生还经营了一个温室大棚，采用自动化管理，曾荣获Y示范区科学技术一等奖，一年能赚6万～7万元。2007年，穆先生家的土地被征用。失去土地后，穆先生和老伴只能搬入小区养老，失去了收入来源，因此只能靠着在外辛苦打工的儿女。但子女们除了负担家里开支还得供孩子上学，承受的经济压力较大。他们的养老保险每月也只有100元补助，这个补助标准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加之年龄较大，政府也没有提供就业培训，因此他很难找到较为合适的工作。对于穆先生来说，失去土地就是失去了工作。

       2.集中居住后老年人的社区归属感缺失

       失地农民由于居住空间的改变而带来的心理适应性问题在老年人身上尤为突出。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已经习惯了农家小院那种以种地为生的恬淡宁静的生活，搬进小区住上楼房后，他们总觉得空间狭小，身体很不适应。以前，失地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熟人村落社会中，邻里关系融洽，交流方便。现在搬进新社区，以前的老邻居也分散住进不同的楼层，交流极不方便。同时，由于同一小区里居住着不同村落的人，还有些是租房的人，因此导致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对老年农民而言，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他们的个人价值。因此，人们常能见到许多老人蹲坐在社区的门口或主干道上，眼神空洞、表情僵化，显得非常孤独。从调查来看，老年人普遍反映对现住小区的归属感不强，很多老人甚至称自己居住的小区为“伤心小区”[28]。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导致了农民生活方式的急剧变迁，这对于许多老年农民而言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适应。

       (二)“失衡”发展的城镇化

       1.社区管理与社区物质建设不协调

       农民集中居住并不意味市民化的必然实现。实现集中居住区农民的市民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区管理[29]。Y示范区集中居住社区管理还存在很多问题。社区的绿化管理问题最为突出。社区大部分绿化带都已被破坏，农民在上面种植玉米、蔬菜等，社区管理人员对此置之不理。另外，电梯等社区基础设施出故障后，居民报修，社区管理部门拖拉延迟，修理不及时，甚至草率应付，小区居民对此牢骚满腹。调查发现，只有0.4％的人对社区居委会“很满意”；27.3％的人表示“满意”；有14.7％和25％的人表示“不太满意”和“不满意”；有25.3％的人表示“不了解没法评价”。农户对居委会评价不高，这是由于居委会工作效率低，不按民意办事，工作透明度低所致。

       案例二：W社区的张先生今年66岁，搬进小区居住已经三年多。起初，张先生迁入社区时，对城镇新事物感到新奇，但时间一长，张先生和老伴就对社区生活感到不适应。首先，居住房屋面积小，社区公共空间也小，这让常年生活在开阔乡间，住惯大房子的张先生很不适应。其次，社区环境质量差。虽然小区内雇有清洁人员，但楼道常年无人打扫，生活垃圾随处堆放，夏天时常能闻到从楼道里传来的异味。最让张先生头疼的就是社区的治安问题。因为社区内有居民将房屋出租，导致社区内人员混杂。加之，社区里没有保安巡逻，雇佣的门卫人员年龄偏大，且社区缺乏监控设备，导致治安环境差，社区经常发生盗窃事件。

       2.政府偏重于物的建设，忽视农民主体的参与

       如费孝通所言，不是农民没有对现代社会生活的需求，而是我们不懂农民的需求，致使小城镇上得服务项目，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远跟不上客观的形势[25]38。Y示范区在快速追求“物的城镇化”，却忽略了“人的城镇化”的发展。Y示范区的文盲和半文盲占8％，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5％，初中文化水平的占42％，高中文化水平的占10％，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仅占5％，显然，农民的文化水平仍然偏低[24]37。“物的城镇化”超前，“人的城镇化”落后意味着Y示范区的城镇化仅停留在物质经济发展和农民居住空间转变这一层面上，忽视了对人的文化、思想等综合能力的培养；物质与精神建设严重失衡，降低了城市化的质量。费孝通认为，文化中心不是一句空话，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不是空洞的口号。真正的中心作用是要让农民到小城镇来接头，在这里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农民需要。也就是人与人要在这里碰头，物与物要在这里运转，信息要在这里交流[25]39。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了解群众对城镇建设的要求和期望，号召广大群众参与到城镇化的建设中去。Y示范区城镇化从制定城镇规划到出台政策、执行指令，全都由政府一手包办，群众很少参与其中。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对城镇化建设的宣传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地群众的文化素养和社会参与意识较低。另外，撤并后，居民原来的邻里、村组组织解体，重建邻里关系需要较长的时间，居民变得更离心，社区共同体特征在弱化。经过拆迁、撤并，“社会”变得更加虚弱，政府变得更加强势，社会建设在这里转变为政府的扩张和强势[30]。

       (三)本土企业发展滞后，外来企业带动不足

       费孝通认为，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是农村经济中很活跃的因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我国农村现代化、城市化，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25]148。费孝通始终强调乡村工业对于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性，他研究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虽然发展路径不一致，但都是由于乡村工业做得好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地处关中的Y示范区，既没有苏南地区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也没有温州地区个体经商的氛围，更没有珠三角地区毗邻港澳的地理区位。虽然目前Y示范区正在走都市农业化的路子，也引进了一些外来企业，但还存在很多不足：第一，政府主导引进外来企业，本土企业发展滞后。Y示范区现存的大多数企业都是由政府提供优惠政策从外地招标而来的，土生土长的企业少之又少。这些外来企业的收益对当地农民的收入增加影响不大，这与费孝通所提倡的“大力发展‘草根企业’”有本质区别。由此引发的后果是整个城镇的资源配置都由政府一手掌握，政府的支配力量远远超过市场力量。第二，外来企业无助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费孝通看来，乡镇企业的一大功能就是有效吸收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一方面使农村的人口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另一方面使这部分农民开始以新的劳动手段与工业生产的对象相结合[25]148。Y示范区的外来企业需要应用现代高科技对农产品进行创新和加工，所需要的都是一些有专业技术的高学历人才。农民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只能为企业提供部分原料，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到企业运作的任何一个环节。加上Y示范区城镇建设占用了一些农业用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失地农民，连最起码的原料供应也无法实现。第三，企业类型单一，难以形成城镇工业体系。费孝通认为，乡镇企业不仅与农业之间有历史的内在的联系，而且与大中城市的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日益密切的连结[25]50。Y示范区的本土企业起步晚、力量弱，而多数外来企业仅仅利用Y示范区的原料、技术、劳工等资源对农产品进行加工，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全国其他地区。企业发展的单元化、零碎化使得Y示范区无法建立费孝通所说的“一条龙”②和“产品脱壳”③这两种城镇工业联系方式，形成完整的城镇工业链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

       (四)农民居住空间变化，乡土文化遭受城市文明冲击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的过程，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关系的整合。面对新的社会关系和人口大迁移，旧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体系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念与体系未能形成，导致人的观念多元化和传统道德丧失[31]80。21世纪以来，伴随着农民打工生活的常态化，乡土社区“碎片化”的特征日益明显[32]。为加快城镇化步伐，Y示范区全面启动城中村改造、迁村并居等工程。农民进入城镇后，居住空间和居住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与人的交往也与之前存在差异，接触到的也是与农村人迥异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首先是居住空间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亲情出现淡漠。调查发现，搬入城镇小区前居住在一起，现在分开居住的有121人，占总体的49.4％。未搬入城镇前，家庭成员多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频繁，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得到较好的维持。进入城镇后，青年人外出寻找经济来源，而且不少失地农民得到的住房补偿是位于不同单元楼的住房，家庭成员分开居住，交流频次也在减少。其次，交往空间与方式的变化，使得乡村文化遭受冲击。农民搬入楼房集中居住，交往圈也在扩大，其人际交往方式以及闲暇时间的安排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从而使得其交往观念、心理文化等也发生了转变。调查显示，失地前，空闲时到邻居家串门聊天的占43.8％；而搬入社区后，该项指标所占比例只有7％。搬入社区后，邻居间的交流主要集中在单元楼下、社区广场、小区门口等地。进入城镇小区后私人空间更隐秘，农民之间的交往趋于减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心态，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往往会考虑金钱、理性等因素，而忽视了原本联系乡土社会的人情、血缘等要素。如在城镇中举办婚丧嫁娶，往往都是雇人来完成。在乡村社会，婚丧嫁娶使村民们集聚在一起，相互帮忙，互相交流感情，而在城镇中举办这一活动却并没有起到加强村民感情联系的作用。此外，乡村社会信奉已久的原则与观念也面临着被抛弃的趋向，乡村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遭受着城市文化的猛烈冲击。

       三、几点研究启示

       Y示范区只是众多政府主导建设城镇中的一个。但正如费孝通对吴江小城镇研究的看法一样，“吴江县小城镇有它的特殊性，但也有中国小城镇的共性。只要我们真正科学地解剖这只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的关系，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点上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25]3。显然，费孝通小城镇研究对当前的新型城镇化依然有重要的启示。

       (一)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做好典型模式研究，同时要重视乡村文化变迁

       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各地之间差异较大，城镇化的发展也存在诸多类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对城镇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考察，结合其客观发展状况，找出地方优势，明确发展问题，在充分发挥地方优势的基础上，制定发展策略，寻求合适的发展模式。对此，费孝通提到“纯粹实证描述到借助比较研究认清各种不同的模式，找出模式由以存在的根据和促成模式变动的诸变化着的构成要素；在研究的范围上，从一点到几点，再从几点到由众多的点构成的面；研究方法上，从单一的定性分析、到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借助定量分析工具使研究数量化、准确化。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小城镇研究的前沿状况”[25]143。除了从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研究小城镇建设问题之外，也要重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问题。美国在1980年代曾出现“乡村原生态文化消亡”等问题，政府通过专家和专业部门的介入指导，引导城镇文化的再造和原生态文化建设[5]。城镇规划不仅要符合相关政策和法规，更要指导城镇保存“原乡村文化”，创造“地点精神”，建构具有地方特点的传统乡村地景系统，包括建筑色彩等[34]。以Y示范区为例，其城镇化推进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动摇了乡村原有的文化体系。面对乡土文化的逐渐衰弱，必须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在城镇化过程中重构乡土文化。首先政府应该对文化传承和精神文明建设予以相当的重视。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加大对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其次，作为乡土文化的主体，农民必须加强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主动挑起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的重任。

       (二)在注重区域平衡发展的同时，并重“物的建设”与“人的建设”

       费孝通针对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和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提出乡村工业化及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志在富民”为根本目标，探索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进程；二是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探索优先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三是以经济的体系化良性运行为核心，探索区域经济共同体合理布局的发展模式[35]。然而，多年来，我国的小城镇研究主要侧重于东部等较为发达地区的城镇化研究，对西部等较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化研究较少。必须增加对中国西部需要发展城镇化的认同，明确加速西部地区城镇化是中国国情和西部地区发展要求下的必然战略。城镇化不仅仅是单一的城市扩张，西部地区人民应提高当地工业化的进程，建立一些地域性文化中心，通过增加大城市和城镇的数量来推进城镇化，保证西部地区所有城市以和谐的方式发展[36]。当然，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应以市场与民众的需求为导向，而不应单纯地由政府来主导城镇化的发展。可持续城镇化建设需要以民众为导向的工作原则，而且要全方位地满足民众需要，改变以往只重视GDP，“只见物，不见人”的状况[37]402-408。政府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根据自然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承和地域生产力结构差异等要素对新型城镇化进行精准化的战略管理、分类指导和分层建设，杜绝以往“一刀切”“运动式”的城镇化运作方式[33]1。

       (三)发挥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功能，解决农民生计可持续问题

       在费孝通看来，乡镇企业不仅要发展壮大，而且能充分有效地吸收当地的劳动力，以解决农民的生计之忧。现阶段，Y示范区的本土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力量薄弱，现存企业大都是由政府从外地引进，这些企业无助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且没有融入城市工业体系，当前促进该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仍来自于政府。因此，政府在推进该区城镇化时，应注重本土企业与外来企业的同步发展。政府在为外来企业提供优惠政策的同时，还应该鼓励外来企业为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解决大量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本地企业的扶植力度，为当地人创办企业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当地居民创办具有当地特色的“草根企业”，以此促进企业类型多元化发展，加快形成特色的城镇工业体系。另外，该区失地农民最难以适应的问题就是生计方式的突变，土地被征用使他们难以适应就业转换。针对这一现实，当地政府应为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做出切实努力。首先，通过引导和教育，转变失地农民的就业观念，鼓励他们主动参与市场化就业；其次，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培训，增强其职业技能，提高其就业竞争能力；再次，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对创业农民提供一定的技能培训和资金支持。在着力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同时，政府也要关注失地农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加大集中居住社区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完善社区管理体制，优化社区公共服务。

       (四)科研机构与政府政策制定部门相结合，科学合理推进城镇化的发展

       费孝通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知识，也就是依据从科学研究取得的正确反映实际的知识，去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要做到这一点，科学研究和建设工作之间必须建立起畅通的渠道[25]38。我们必须学会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探索中国城镇化的规律，而不是“设计”人类城镇化的规律[33]13。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应该对各地的城镇化建设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出各地相应的发展模式，而不应只是按照政府的规划与设计进行。最为重要的是，在西部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并充分考虑城镇化的参与主体，也就是农户的需求与感受，且依靠市场与自身的发展动力来推动小城镇建设的推进。然而，如何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市场与城镇自身的优势，这是一个值得加以探索与研究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对具体的城镇进行仔细调查与分析，总结出各地的差异性与发展模式，从而以点及面，共同推进西部小城镇的发展进程。

       [收稿日期]2015-04-11

       注释：

       ①参见2013年杨凌示范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陕西统计局，2014年6月11日。

       ②费孝通调查发现，在常州湖塘镇，一家社办的柴油机厂正在为常州市内的国营厂生产配件。据说近年来由于那家国营厂的生产量供不应求，要扩大生产规模，但是由于受到市内土地、资金、招工指标等许多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展开。于是就通过某种关系找到了湖塘的社办厂为他们生产配件，形成了“一条龙”工业体系，生产关键部件和承担总装任务的“龙头”设在市内，“龙尾”则摆在集镇或乡村。参见文献[25]。

       ③同样，在无锡、苏州等地，看到有不少轻工产品，如液压标准杆、各式服装等订上了上海的商标出厂，询问之下才知道当一些城市工业转向高精尖产品时，于是将老产品连同技术一起转移到乡镇工业，这被称为“产品脱壳”。参见文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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