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协调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大开发论文,西部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扩大是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表现。在目前的发展环境差别基础上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全球化都会产生西部生产要素外流的趋势。协调区域经济、缩小地区差距的基本途径是推动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合理流动，促进先进生产要素流入西部。进入90年代以后地区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性减弱。西部应该以结构调整来吸引先进生产要素。西部产业结构调整主要内容是改变长期以来主要为东部地区提供资源的基础产业结构，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根据发展极理论，政府的区域协调的作用点在发展极的建设上，市场协调作用体现在发展极对其外围的带动作用上。中心与外围的对接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加快西部城市化，尤其是中心城市的现代化。二是强化东部与西部的经济联系。东部地区目标市场转向西部，建立东西部企业之间的制度和组织的联系是中心和外围对接的载体。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段时期中，虽然各个地区的经济都会有所发展，但非均衡的区域经济结构一时无法改变，区域差距的过分扩大必然会导致区域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并进而导致国民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协调地区经济有两个机制：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前者体现效率，后者体现公平。现在需要在研究分析已有的地区协调方式效应的基础上寻求有效的区域协调方式。
一、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现在大家在讲市场经济时充分肯定了其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正效应只是指的时间效应，即各个地区现在比过去好，而其空间效应则呈现出明显的负效应：东西部经济差距明显扩大。
各种实证研究的成果表明，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明显拉大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这正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加快时期。改变开放以市场化为取向，其基本趋向是要素根据市场信号自由流动，以效率为目标，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此同时，政府所实行的鼓励外资进入的政策也顺应市场调节方向，在沿海地区实行开放政策。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初期，赋于沿海一些地区在财政、税收、利用外资、价格，信贷等方面特殊的政策优惠。由此产生的发展效应是投资布局向发展能力强的沿海地区倾斜。虽然现在东西部地区的政策已经趋向一致，但先行得到沿海开放政策的东部地区已经进入收获期。许多已经投在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相当部分也自发地流到了东部地区，与此同时，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西部地区的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效益好、投资回报高的发达地区流动。自1993年以来，中西部国家每年安排100亿元，用于乡镇企业的投资，但回流效应非常明显。据粗略计算，有40%以上的贷款又回流到东部地区（注：杨韶艳：《浅析梯度推进战略的不完善性及对策》，《学习与交流》，1999年第6期。）。
市场经济的这种负效应可以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累积性因果关系理论”来说明。按照新古典的均衡理论，要素的流动性能使所有地区的要素价格（工资率、利息率等）趋向相等，从而克服地区间的不平衡。与此理论相反，“累积性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在存在地区间不平等的条件下，“经济力和社会力的作用使有利地区的累积扩张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导致后者的状况相对恶化并延缓它们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将导致不平等状态的强化”（注：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2页。）。
缪尔达尔用扩张效应与回流效应两个概念来说明这种累积性因果关系。扩展效应是指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对另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有利影响的效应，其中包括市场、技术、信息等先进生产要素的扩散。回流效应是指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对另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效应。其中包括劳动、资本等要素从增长缓慢的地区流向增长迅速的地区，污染严重的项目由先进地区转移到落后地区。地区发展不平衡可以用回流效应强于扩展效应来说明。
各个地区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缪尔达尔所讲的“回流效应”。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往往一起流向收益较高的地区，贸易也给发达地区带来利益。发达地区也会将污染严重项目转移给不发达的地区，其结果是发达地区发展更快。而在落后地区由于增长要素的流出而发展更慢。缪尔达尔对造成这种回流效应的原因的研究远远超出了资金转让、人口增长和资源紧缺等范围，他认为发展相对不够主要是市场力量发生作用的自然结果。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贸易并没有趋向生产率和收入的平等，而是趋向于不均衡。
不可否认，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也有扩展效应，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原因是落后地区不具备必要的经济技术基础和相当素质的劳动力，这种扩散就难以实现。对落后地区来说采用新技术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并不像发达地区那样强。“先进技术并不必然对今天的后来者同样有益。经常有这种情况：从使用先进技术中增加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有限的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而且，现代技术涉及的进一步问题是，它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因为当今的技术主要是资本密集的，“许多可能超过了该地区非常贫穷资本匮乏经济的资力”（注：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47～48页。）。这些便成为落后地区采用先进技术的困难。
西部地区的后发劣势也非常明显。市场已经被先行地区分割完毕，后发地区的工业品进入市场要支付比先行地区高得多的交易成本。因此中西部地区正在陷入“积累资金不足—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低下—居民收入水平低下—资金供给能力不足”的不良循环之中，各种自然资源得不到综合利用和深度加工，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最终使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越来越弱。
回流效应可说是市场调节地区间资源配置的负效应，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本。落后地区为发达地区的发展付出了经济长期停滞的代价。克服回流效应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及相应的区域发展政策。正如缪尔达尔写的，“若对其各种活动不加调节的话，银行制度必然会成为从贫困的地区抽取储蓄而把它投入较为富裕的和较为进步的资本收益高且有保证的地区的手段”（注：缪尔达尔：《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伦敦达克沃斯出版公司，1957年版。）。
在开放的经济中，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都需要引进外界（外国或外地）的资本和技术，这就涉及各个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只有当本地的投资环境能使外界资金得到相对高的利润率时，外界资金才会投入本地区。虽然不发达地区的自然资源拥有量可能优于发达地区，但是它对外界投资的吸引力仍很弱，原因是它与发达地区比较，运输、通讯条件差，运输成本高，技术力量缺乏，管理力量缺乏，且落后地区的劳动成本同发达地区趋向平均化。这种投资环境决定了西部地区的投资效益明显低于发达地区，因而对外界资金缺乏吸引力。可以预见，在这种发展环境差别基础上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全球化都会产生西部生产要素外流的趋势。
面对西部地区发展所遇到的要素严重流失，采用新技术的资金严重不足等困难，协调区域经济不能单靠市场机制的调节，必须要有政府安排。中央确定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试图以西部的大开发来发动新一轮经济增长，针对西部生产要素在市场调节下向东部流动的方向，政府要实行反向调节。国家要对生产要素的流动作必要的计划和政策的引导，要在西部地区安排得以拉动增长基础设施项目。除此以外，不发达地区政府要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要改善运输、通讯条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同时要为吸引科技人才提供更为优惠的政策。
二、以经济结构调整吸引先进生产要素
就经济增长的水平和能力来说，地区间差距不仅反映在各自的要素存量差别上，还反映在各自对要素的吸引能力及各种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力上。目前关于西部地区对外部生产要素吸引力的讨论，一般都是突出其基础设施建设及优惠政策的吸引力。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这些要素在现阶段还会起作用，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吸引力。
研究西部开发可以借鉴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将其区位理论推广到宏观领域，便有一个工业区位的选择问题。新工业区形成的首要条件是该地区有充分的资金供给，没有足够的资金供给，新工业区便不可能形成，没有持续的资金供给，已经形成的工业区也会衰落，这里的工业会向其他地方转移。假定不考虑外来资金的流入，每个地区的资金供给只能取决于本地区的储蓄能力和居民的储蓄倾向。居民的储蓄能力直接涉及本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因素和传统习惯。不发达地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发达地区，居民的储蓄倾向也远远弱于发达地区。因此，撇开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的财政补贴和重点投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集中的财政比重下降，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的直接投资不可能有较大的增长），发达地区的资金供给高于不发达地区。因此，如果要将西部作为新的工业区来建设，就需要推动资金、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合理流动，以促进生产要在各个地区的有效配置。特别是要推动东部先进生产要素流向西部。
市场协调要素在区域间流动的基本条件是深化地区间的市场开放，打破自我保护的“诸侯经济”。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都要对外开放，特别是国内不同地区相互开放。如果各地区封闭地发展，已经形成的工业区位格局将会持续下去，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水平的差距也会继续扩大。
实践证明，东西部地区的市场开放对繁荣经济的作用是明显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导向的梯度推移，包括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来后，东部的企业会从自身发展来考虑，或者是为了开拓市场，或者是为了获得原材料，主动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由此使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增加了在政府以外的新的来源。即使是流入东部的劳动力不仅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而且其收入汇回西部本身也是西部资金积累的重要渠道。正因为如此即使是西部，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地超过改革开放以前的时期。这可以说是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
现在我国区域间合理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主要阻力有两个：一是自然资源产品相对低价、工业制成品相对高价的不等价交换，二是地区分割和地区封锁。因此，协调区域市场需要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关键是理顺资源价格体系，提高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使基础工业产品与加工工业产品的比价趋于合理，发挥各类资源的基础性效应，进而使各地区的资源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规律，实现有效的配置，西部地区也能通过市场交易把其拥有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并形成其较强的对东部地区经济技术能量的吸纳能力。在存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国家调节收入分配，把一部分收入返回给资源省份不失是一种调节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地区间的贸易关系，能够繁荣经济、增加收入，但单靠这种区域间贸易不可能缩小差距。特别要注意到有些地区搞贸易、外出打工热火朝天，但本地经济却没有发展起来。这说明一个地区的发展必须依托本地的实业。对广大的西部地区来说必须以结构调整来带动先进生产要素的进入。
现在，西部的资源优势没有成为发展优势和市场优势，甚至成为经济落后的代名词，这同东西部的产业分工相关。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分工，一般是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制造业的垂直分工。这种分工关系往往使不发达地区蒙受资源流失和利润流失的双重损失，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不能在公平的原则下竞争，产业分工关系和地区间利益关系严重扭曲。
不同地区按照比较利益原则进行合理分工有两层意思：一是根据各区域提供产品和劳务的相对优势及成本的相对差别进行分工。如发达地区在技术上有相对优势，因而可重点发展高技术产品；不发达地区在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上有相对优势，因而可重点发展自然资源制成品。二是根据各区域生产要素供给的相对充裕程度进行分工。如在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的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自然资源供给相对丰裕的地区，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在技术力量相对强的地区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现在看来，恰恰是上述区域分工加大了地区间差距。我国的西部地区是资源富集地区，其产业的再生产链主要是延伸于区外，在市场体系不健全（尤其是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状态下，西部地区只能以低价输出初级产品高价输入制成品，始终处于非良性状态。
过去讲到东西部地区关系时，人们往往关注其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进入90年代以后地区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性减弱。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沿海地区经济开放后，所需要的资源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并不一定从西部获得。二是沿海地区进行结构调整，发展高科技和向服务业转型，都会减少对西部资源的需求。三是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因此对中西部地区市场的依赖性减弱。这样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再直接依赖于西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明显。当西部地区发展的工业品进入市场时，相当部分产品的市场已经被东部地区的企业占领。西部地区的产品进入市场要付出更大的交易成本和竞争费用。
西部地区由于没有能力加快企业技术改造，产品成本居高不下，甚至高于国外的成本，从而迫使东部地区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缓慢推进，将迫使沿海地区长期生产那些中低档的产品以满足中西部地区生产结构的层次和消费结构的需要，从而放慢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影响总体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
显然，西部对先进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归根到底是其产业结构的吸引力。产业结构的技术水准低，高科技人才就留不住、进不来，也不可能有高科技的风险投资进入。因此，对西部地区来说，虽然需要东部地区的各种方式的支持，但最为根本的途径是进行自身的结构调整。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主题应是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由于现阶段东西部产业结构联系弱化，西部产业结构调整主要内容是改变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主要为东部地区提供资源的基础产业结构，加大加工工业的比重，特别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从吸引先进生产要素考虑，发展的服务业首先是金融、保险、运输、贸易等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
三、中心和外围的对接
克服地区差距的关键是解决好中心与外围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指一个区域内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其核心是西部中心城市（发展极）的建设。二是指一个大的区域内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地区的关系。其核心是东部与西部的经济联系的建设。
西部发展的支撑点是本地区的发展极。发展极理论认为，增长的势头往往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这些部门和行业往往集中在大城市中心，有创新能力的产业和企业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经济活动的区位相互接近所带来的成本的节约和收益的提高，从而使生产要素和企业聚集，形成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发展极对广大周围地区有一种辐射扩散效应。凭借这种辐射效应，发展极成为一个地区的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心、信息中心。向心力的作用使得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四周聚集着日益增多的其他相关部门、行业和辅助性厂商。其增长的势头又把技术、资金、组织、信息等生产要素向周围地区扩散，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这样，克服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出路在于建设发展极、强化发展极对周围地区的扩展效应。这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许多地区经济落后就落后在缺乏发展极和发展极作用的弱小上。
西部地区发展极的建设可以参照外商进入中国投资的目标区位的选择标准。撇开政策因素，投资区域的选择标准一般有如下方面：一是经济成长区，经济活跃、经济开放度高、增长率高、法制健全、经济安全性强都会成为考虑因素。二是市场容量。既要考虑本地的购买力，又要考虑其市场辐射面。三是经济能量的集聚程度。公司和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外资的集聚程度，市场和信息的集聚程度都会进入考虑的范围。四是基础条件。其中包括：交通、通讯和金融的发展程度、城市化水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集中程度、地方政府的效率和办事能力等等。所有这些条件应该成为西部建设的参照系。
资本的集聚、技术的创新、产业和企业的集中，以及贸易、金融、信息等第三产业的完善，便成为建设发展极的内容。发展极的形成就目前来看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市场途径，靠市场的吸力来聚集要素。另一条计划途径，由政府通过计划和重点投资来主动建设发展极。
在经济落后地区，若要靠市场力量创建发展极，那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落后地区是不愿意也不该等这么久的。这就要政府介入。根据发展极理论，政府的区域发展规划不再是规划发展的面，而规划发展的点。国家在各地区发展的点上集中投入资金、引入技术，培植主导产业部门，使之真正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极。由此形成这样的机制：政府协调的作用点在发展极的建设上，市场协调作用体现在发展极对其外围的带动作用上。
根据上述分析，发展极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城市化。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城市是带动其外围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发展极），中心城市是带动其整个区域作为外围发展的发展极。彼此建立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对中心还是对外围都是大有益外的。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是地区差距的主要说明因素，西部经济落后就落后在其城市供给严重不足。就掌握的西北地区的资料来说，1986年西北有各类规模的城市42个，平均每10万平方公里只有县城11个，仅为东部的1/5。西北地区城市市区集中了其工业总产值的83.5%，而东部平均则为68.1%。西部地区的这些数据大体反映整个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状态。再加上西部地区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不高，城市在区域中的发展极作用很弱。因此西部发展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增加城市供给，特别是增加中心城市供给。
中心与外围对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其内容是针对过强的回流效应采取有效的弱化回流效应，强化扩展效应的措施。促使发达地区为其他地区的产品扩大市场，扩散先进技术。
我国的东部地区自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来，实际上一直把自己作为发达国家的外围，而没有真正承担起国内不发达地区发展的中心的职能。
对中心来说，其发展对外围有很强的依赖性，外围地区不仅为它提供原材料，还为它提供市场。其外围越大，中心的地位越突出。而且，随着中心地区发展出现的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源不足等规模不经济问题的突出。现代经济增长有个趋势：制造业等生产部门将越来越多地离开中心进入其外围地区。留在中心的将是以金融、国内外贸易、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部门为主的行业，以市场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的功能作为周围地区的发展极。中心和外围经济的一体化将成为趋势。这时，评价中心的经济实力已不是单看聚集在中心的产业部门有多少，而是要看中心的辐射的范围有多大，辐射力有多强。
对外围来说，中心是至关重要的发展极，中心向外围扩散资金、技术、信息是外围地区发展的捷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梯度在相当程度上可用不同地区接受中心的辐射力的强度来说明。人们一般用外围与中心的距离来说明外围的经济发展程度。例如世界银行在一篇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告中用与上海的距离来说明江苏与甘肃的经济差距。因此对外围地区来说应主动寻找带动本地发展的发展极，主动吸引和接受中心扩散的要素，主动进入中心地区的市场，进而主动进入以中心为龙头的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在我国，有些地区虽然与中心地区近在咫尺，但其发展却赶不上距中心远的地区，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不能主动与中心对接，主动接受中心发展极的辐射。
这里特别要强调交通、通讯建设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对接作用。列宁在1861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中说明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的主要依据是铁路网分布和铁路长度。一方面用帝国主义列强在海外的铁路网分布来衡量各自分割世界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以各个海外国家国内铁路的长度来衡量这些国家被卷入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程度。可见交通联结中心国和外围国的重大作用。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家也一直把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投资看作是经济起飞的先行投资。从我国的实践来看，许多地区落后就落后在交通、通讯建设上，交通闭塞必然是自给自足，也就不可能进入市场经济，也就不能接受中心地区的辐射。即便是一些离工业中心很近的地区也会因交通、通讯的落后而接受不到发展极的辐射而陷于落后。因此重视现代化的交通、通讯设施建设，缩短中心和外围的空间和时间距离，放大发展极的扩展效应，应该成为协调区域经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先行条件。
中心与外围的对接，就当前来说，一个重要内容是改变东部地区的目标市场战略。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不久前告诫我国不能只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增长的发动机，国内经济也可以成为增长的发动机。原因是过分依赖外需的战略已经暴露出局限性：(1)在国际市场上出口遇到越来越大的障碍，出口收益明显下降。(2)外向型经济使沿海城市得到繁荣，但它未能给内地省份以同样的机遇。(3)落后地区需要得到增长源来带动发展。据此，斯蒂格里茨断言：“中国应当采取措施利用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它正在成为其自身增长的发动机”（注：斯蒂格里茨：《中国第三代改革的构想》，载《中国走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意味着，适应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东部地区目标市场转向西部，使西部市场成为中心和外围的对接。这是明显的双赢选择。
另一个方面是制度和组织的对接。东部地区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也要积极同不发达地区扩大经济技术合作，组建经济联合体和企业集团。东部企业可以参与西部企业的重组，收购兼并西部企业，同样西部企业也可以并购东部企业。这样，股份制、联营、合资，控股便成为中心与外围对接的制度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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