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1927年，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竞相提出并阐发了国民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其中，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从民主革命到“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等问题的探索上采取了积极的态度。1922年1月， 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先驱》出版。这个刊物首先表达了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意向。它在发刊词上宣告：“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况，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在《先驱》创刊号上，专门刊登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译文。这样，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始阶段，便得到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具体指导，这对建党理论准备不足的共产党人无疑提供了有力的杠杆。1922年1月21日至2月2 日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表示了对中国革命的关注。1922年3月，共产国际电告中国共产党，“中国应干国民革命”〔1〕。同月，参加远东民族大会的中共代表张国焘等返回上海， 带回这次大会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包括建立国际和国内的革命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4月， 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到达广州向中共领导人传达了远东民族大会的主要精神。所有这些，都加快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步伐。4月1日，《先驱》发现《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一文，在初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思想。它指出：“经济的和政治的状况，影响了中国阶级战争，使它分成两段程途。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有产阶级起来推倒封建主义的战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起来推倒有产阶级的战争。”“为了要使我们的事业得到胜利，中国劳苦的群众，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2〕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主张》贯彻了列宁关于东方落后国家革命运动两步走的设想以及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提议，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这些认识随后完全反映到同年7 月召开的中央“二大”各项决议案中，特别是反映到大会宣言之中。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 揭示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和把中国“事实上变成他们殖民地的历史”；指出了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以及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的意义；区分了无产阶级奋斗的两个步骤，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两个口号；作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不难看出，无论是概念的引用还是理论的内容，“二大”在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都深深打上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在理论上的正确指导与帮助的烙印。
1922年9月，党为了加强对革命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创办了《向导》周报。《向导》第2期发表了陈独秀的《造国论》一文， 正式使用了“国民革命”的口号，以替代“民主革命”。前述1922年3 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搞National Revolution，可译为国民革命， 也可译为民族革命。我们认为“国民革命”口号的使用，既反映出共产国际的指导，又标志着共产党对国情的认识与共产国际产生一种深层次的契合。陈独秀曾进一步解释：“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在殖民导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3 〕众所周知，“国民革命”曾经是孙中山早年从事反清斗争的一面旗帜。然而，随着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失败，在理论上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甚至把国民革命的旗帜也搁置一边。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重新使用“国民革命”的概念，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这对国共合作后的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陈独秀所说：国民革命“这个口号，不但近来经国民党采用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并且实际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4〕。事实上，整个1924—1927 年的革命也都是在“国民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
（二）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国民革命本身体现了各革命阶级联合革命的任务。各革命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就自然成为共产党人探索的重要课题。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进行初步分析的，当首推陈独秀。1923年他先后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全面剖析。他根据资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对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三部分。他把整个农村人口按土地耕种面积分为地主、自耕农、半益农、雇工四个阶级和十个等级，并进一步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他还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5 〕他的分析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在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以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对比时，陈独秀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影响，有夸大工人阶级弱点和过高估价资产阶级力量的一面。
马林和陈独秀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估价，并不能代表全党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高君宇在1922年就根据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多于资产阶级的事实，肯定了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的”〔6〕。瞿秋白在1923 年党的“三大”召开之前就不容置疑地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先导，不能成就。”〔7〕
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无产阶级的认识起了推动作用。1923年5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之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共产党“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8〕在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后， 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理清了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以及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1923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决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须“努力站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言论行动须受党之指挥”；“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9 〕这表明共产党在争夺领导权问题上已逐步注重联系中国国民革命的实际——两党党内合作，试图通过恰当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1924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与中共旅莫斯科支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邓中夏等在对各阶级的性质、对待国民革命的态度以及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等基本理论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不仅如此，还把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与农民同盟军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斗争，“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这表明中共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的认识步步深入。
中共“四大”后，党加强了工人运动和国民运动中各群众组织的领导，掀起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革命运动高潮。随着国民运动高潮的涌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开始激化。所有这些都推动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进一步的探索并获得了重大突破。
在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斗争精神，认为“在此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占领导地位，且开东方各国革命史中一种空前的发展之动力”〔10〕，并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国工人阶级“能够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中国整个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指挥者和领导者”〔11〕。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客观事实，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作用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认为“在所有的东方附属国里，只有中国和印度的无产阶级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因而只能对这两个国家提出无产阶级在联合工农群众和城市民主力量的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12〕。
共产国际十分关注“东方附属国”中的工农联盟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5年4月至1926年1月的工作报告中，对中共“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即在吸引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革命联盟方面”的消极态度提出了正面的批评，指出“党做的工作还很少”〔13〕，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充分认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民主革命趋向能否取得胜利，取决于四亿中国农民群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中国工人一道并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决定性的革命斗争”〔14〕。因此，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国民革命中不要“忘记农民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和决定因素”〔15〕。同一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纲领性文件《关于农民问题的提纲》，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把农民分为大农、中农、小农、雇农四个层次，认他们对革命所持的态度是有差别的。〔16〕
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国共之间的关系日益成为时局中的焦点问题，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多，理论上的交锋和政治舞台上的较量并存。所有这些，引起了共产国际的警惕和重视，认为“共产党当前的政治同盟者国民党，近一年来变化很大”。其中便是内部的分化得到充分暴露。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成为国民党中“有影响的极左翼”，在广州当政的是“国民党左派”；在北京出现了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分子妥协的“国民党右派俱乐部”〔17〕。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强调共产党人在最近时期要“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壮大自己的力量，“把城市民主力量、学生、中小资产阶级和工农一起组织到自己的队伍中来。”〔18〕
共产国际上述论述和指示，为领导国民革命的共产党人进行理论探索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养料。中国共产党充分吸收了共产国际的思想营养，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19〕，邓中夏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争夺问题，他说：“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既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20〕瞿秋白则以五卅运动为事实依据，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卖国军阀和大资产阶级，都是帝国主义所利用的走狗”〔21〕。
关于农民问题。邓中夏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深刻指出：“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以说是天然的同盟者”，“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李大钊强调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他说：“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主要成份。”他对农村各阶层的情况作了详尽的分析，较早地明确提出了土地问题，他说：“耕地农有”，“成了广大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22〕。这就弥补了党的四大没有提出农民土地问题的缺陷。同时他还对组织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作了说明：“随着帝国主义所造成军阀土匪扰乱范围之扩大，一般农民感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
对资产阶级的分析。瞿秋白指出：“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妥协性……，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23〕他还对这种妥协性作了分析：“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领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24〕邓中夏也认为在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已经得势，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力争掌握政权，那势必“箝束在新兴资产阶级的铁网里”。〔25〕
此外，邓中夏还论述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他说：“资产阶级固然是我们的仇敌，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尤其是我们目前最厉害的两个仇敌。我们必得参加国民革命先打倒这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得到初步的解放，再进而实行社会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得到全部的解放。”〔26〕
毛泽东同志在吸收共产国际的思想营养和党内同志探讨成果的基础上，于1925年至1926年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对中国革命所处时代特点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各个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
（三）国民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内外各种势力开始把注意力集中投放在“国民革命”的前途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上。
北伐战争的进行，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以革命的武斗反对反革命武装、用战争手段来夺取全国政权的阶段。革命战争又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广泛开展，全国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共产国际认为：“广州革命军的进一步胜利，势必导致战胜帝国主义，导致中国独立和革命联合。”〔27〕国民革命前途问题应提到日程上来。1926年底，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理论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12月16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将不是纯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将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前途”〔28〕。
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对国际决议作出解释和发挥。中央政治局认为：党中央过去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一个根本错误”，就是“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而按照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中国国民革命前途的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快崩坏，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开始时发生的；他性质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决不是纯粹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而不是富裕的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29〕。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论述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探索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这是“抓住了要害”，并告诫各区委各地委各特支，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真正理解这一命题的“全部意义”〔30〕。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说明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国民革命高涨的形势，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恐慌，于是，他们制造了种种破坏国共合作的谬论和谣言。研究系分子就公开散布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必然会发生两个问题：（一）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二）赤俄必定帮助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他的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业。”陈独秀著文反驳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国民革命成功之后之建设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当然要发展起来，……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直接由半封建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但是“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这与“研究系这类人所要的资本主义相差甚大”〔31〕。这种差别在何处，陈独秀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认为国民革命是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将近崩溃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资本帝国主义之各压迫阶级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而不是资本主义初兴时代之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革命的世界环境，革命的国内社会又不同，所以革命时革命后之政治的构造和经济的建设，便自然和前两世纪纯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同”〔32〕。他认为国革命革命成功后，在经济上并存着四种经济成份，即“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国家资本主义是主要的经济形式。“中国革命有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由工农及其它被压迫阶级之手实现国民革命而行向社会主义；（二）是由资产阶级之手联络一切反动势力，在国民革命的假招牌下，回复到帝国义的统治”。陈独秀进一步断言：“美国式日本式的第三条路，可惜李鸿章没有走，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33〕陈独秀这篇文章的发表，标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真正理解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前途的理论精髓，正式从思想上否定了以往“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成一个整体，并设想了如何造成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这就把共产国际的理论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化了。
与陈独秀的文章相呼应，彭述之，瞿秋白等纷纷发表文章，论证中国国民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形成了一种探索革命前途的思潮，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中国经过国民革命胜利后的过渡时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理。
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的探索，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国民革命高潮到来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1920年就已提出的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论述，并未引起注意，这主要是革命实践还未达到如何去实现列宁这种预见的程度。国民革命高潮到来后，共产国际及时根据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列宁的理论，提出了中国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虽然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实现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条件，国民革命也以失败而告终，当时的讨论可以说具有超前的性质，但并不能由此否定对这一问题讨论的意义。其中所包含的真理的颗粒不仅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一部分，而且诸多论述在今天看来也不失其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注释：
〔1〕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17页。
〔2〕《先驱》第5号。
〔3〕〔4〕〔6〕〔31〕〔32〕〔33〕《向导》第128、128、4、 172、193、193期。
〔5〕《前锋》创刊号。
〔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05、147页。
〔7〕《六大以前》第698页。
〔10〕〔11〕《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第50、55页。
〔12〕〔13〕〔14〕〔15〕〔17〕〔18〕〔27〕〔2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06、107、139、138、108、110、 274、278页。
〔16〕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集第284页。
〔29〕〔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4、14-15页。
〔19〕周恩来：《在香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六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25年7月31日）。
〔20〕〔21〕〔23〕〔24〕〔25〕〔26〕《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5、237、247页、457、35、34页。
〔22〕《李大钊文集》（上）第822-8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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