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飞[1]2004年在《市辖区治理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辖区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架构中重要的一级行政建制单位。作为一个地理、政治、法律范畴的概念主体,市辖区一般与县具相当的行政地位。直辖市的市辖区地位则类同于自治州。 市辖区治理困境是目前制约市与市辖区共同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借助政府竞争分析范式的引入,通过对市辖区发展进程的梳理,明晰了市与市辖区政府竞争及治理困境的渊源与背景、特征与演化脉络。研究表明,独立行为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独立利益的出现,是市与市辖区政府竞争及治理困境产生的重要诱因。现行的市管县体制、财政体制和经济主导型的政绩考核机制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根本上还是一个地方产权问题。对如何通过变革与创新,破解治理困境,在市与市辖区之间建立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促进共同发展,文章提出了通过合理界定地方产权,建立有效的地方产权制度,以规范市与市辖区政府竞争的建设性意见。同时,相应提出了维持现行架构和虚区实街(乡、镇)的两种实践取向。
寇丹[2]2012年在《中国市辖区政府治理研究》文中指出整体性治理理论是继治理理论产生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对传统治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面临的问题、支持性条件和理论工具本身的分析力叁方面来看,以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变革具有较高的适用性。市辖区政府的运行是中国地方政府运行的重要一环。明确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运行所遵循的基本逻辑,有利于为市辖区政府治理的分析奠定宏观的基础。纵向行政发包与横向政府间竞争并存,行政性分权与地方政府横向集权并存,实际运行中走向偏颇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并存,强激励机制与弱监督机制并存,这些基本体现了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运行的基本逻辑。现阶段,市辖区政府治理中的“权力碎片化”问题主要体现为市区两级政府职能交叉和机构设置重迭,及以事权与财权为核心的权力摩擦。市辖区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主要是,市辖区政府治理受地方政府治理基本逻辑的制约,是地方政府治理行政目标责任制、晋升锦标赛、压力型体制及政绩考核机制的参与主体,但是却不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在一定程度上市辖区政府治理的困境是整体政府治理困境的一个缩影,假如地方政府治理的基本逻辑没有根本改变,徒然要求市辖区转变政府职能是很难做到的。现有的以政绩考核为代表的激励机制使市辖区政府在经营者和管理者两种角色之间挣扎,其角色定位始终得不到明确。市辖区政府在职能上回归公共管理的本位,则不仅其特有的尴尬会得到根本性解决,其与市级政府的权责摩擦也将得到大幅度缓解。从整体性治理视野下看待市辖区政府治理改革,不仅需要在政府管理系统内部调整市区两级政府的纵向关系,加强市辖区政府内部机构整合,也需要建构以市辖区政府为核心、以社会组织与市场机制为补充的公共治理体系。整体性治理视野和整体性治理的解决方案有利于远近兼顾、标本兼治,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碎步前行,逐步夯实公共治理结构的基础,提升公共治理的质量。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整体性治理的思路,无疑对于政府的理性能力、政策制定能力以及决心和魄力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吴文钰[3]2014年在《政府行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政府行为视角分析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特征及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从理论层面探讨政府行为与城市化的关系。从分析城市化及动力机制的概念、内涵以及政府的概念和内涵基础上,从城市化行为主体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分析城市化的理论框架,即在政治经济体制框架下,政府、企业、个人和家庭及其自身行为、内部关系及互动、竞争等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和特征。(2)构建中国政府行为与城市化的研究框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其独特性,政府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的,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政党现象明显；不同层级的政府权力结构具有相似的结构；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具有极强的控制能力,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的影响从而影响城市化的进程和特征。(3)从国家层面分析中央政府行为对城市化的影响。主要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动、与企业和个人关系的变动进行总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就中央政府的城市化战略、城市化相关制度和政策等进行分析和述评,剖析中央政府作用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现状特征。(4)基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的区域城市研究。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分析地方政府行为对城市化中的作用及地方政府与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省级政府行为对城市化的影响。(5)以长叁角为例分析地方城市化及政府的作用。在长叁角城市化过程中,中央、两省一市一级各市政府均起了重要作用。在分析长叁角16市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差异的基础上,分别就不同层级政府的作用进行了分析。(6)基于政府行为探讨城市化问题的根源并提出对策措施。尝试探究城市化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进而提出推进制度创新进而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对策措施。本文研究遵照问题提出——文献综述——理论框架构建——实证分析——对策研究的研究路径进行研究和篇章安排。全文一共分为九章。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主要依据和研究设计。说明本文的现实和理论背景、研究意义,阐述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综述。主要就从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相关学科研究背景再到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国内外研究进展的重要文献进行分析比并总结归纳和评论,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第叁章为政府视角下城市化理论的重构。分析城市、城市化和城市化动力机制、政府行为等概念内涵、相关理论,之后就城市化与政府行为进行关联性分析,提出包含政府行为主体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分析框架。第四章主要分析中国城市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并构建出政府行为视角下分析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框架。第五章主要从中央政府行为层面实证分析其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第六章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区域城市化的作用机制。第七章以长叁角为例分析长叁角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及城市化中政府的作用机制。第八章分析城市化问题的体制原因,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战略建议。第九章为研究结论、不足和进一步研究之处。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政府是城市化的重要行为主体,政府行为对城市化具有重要影响。(2)政府行为是分析中国城市化的重要视角,从政府行为视角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现状特征。(3)中央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路径。(4)地方政府竞争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负面效应。(5)中国城市化很多问题与政府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6)要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需要从政治、体制、制度等多方面进行变革。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1)研究中国城市化的新视角。本文从政府行为视角对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进行分析,将政府行为视为影响城市发展的内生机制,从政府行为视角对中国城市化进行新的诠释,无疑,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更好地理理解中国的城市化现象。(2)中国城市化研究的新框架和新诠释。从城市化的行为主体企业、个人和政府出发构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安排——行为主体行为——互动博弈——经济变化——城市格局变化的研究框架,并在这个框架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发展历程；并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城市化的影响。(3)城市化问题的新分析和新思考。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很多问题与政府及其行为息息相关。要从根本的政策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破除阻碍城市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才能保证可持续的发展。
谢晓波[4]2006年在《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对现有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本文克服了以往研究文献都把地方政府竞争的产生笼统地归于追求辖区利益最大化的局限性,我们从中国转型经济的现实情况出发,构建了真正符合中国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模式,即地方政府追求地方政府官员个人及集体(代理人)利益的最大化和辖区居民(委托人1)利益的最大化,但除此之外,还包括维护国家(委托人2)利益的最大化,即追求利益集合的最大化。这个目标模式的构建,不仅丰富了地方政府行为目标模式的内涵,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对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内在机理的分析思路更接近于现实。 地方政府追求利益集合最大化的竞争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正效应,这种正效应表现在地方政府竞争对改善区域发展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产业配套环境和制度环境)的促进作用上。区域基础设施对区域发展环境具有支撑功能和引导功能,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地方政府要想在硬环境竞争中占有优势,就必须在改善基础设施环境和产业配套条件上下功夫。在分析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特点、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路径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制度竞争推动区域制度转型的博弈模型,模型分析显示,在开放条件下,地方政府制度竞争会加快区域制度转型进程,这也说明,改革与开放的互动,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地方政府(代理人)在自身利益最大化及其辖区居民(委托人1)利益最大化与国家(委托人2)利益最大化发生冲突时,注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辖区居民利益的最大化而轻视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实现,由此进行的竞争,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负效应。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博弈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分析了在地方政府单纯追求辖区利益(包括自身利益和辖区居民利益)最大化并存在一定的外部性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冲突。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包括制度在内的广义的公共品,一个地方政府对公共品的投资可能会给其他地方政府的收益造成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根据投资的外部性不同,本文把地方政府公共品投资分为进取性投资和保护性投
王玉峰[5]2009年在《县改市辖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七大作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十七届二中全会进而提出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在此政治背景下,市辖区特别是一些在撤地级市大气候中形成的县改市辖区作为地方政府层级中的个案,其面临的治理困难愈发凸显,也引起了理论界以及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对如何变革市辖区治理困境,致力于解决其共性的发展相对滞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本文着眼寻求市辖区有效的改革路径,从我国市辖区政府的历史沿革、职能设置等方面,结合安徽省15个县改市辖区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市辖区政府职能设置存在的弊端及县改市辖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县改市辖区的现状对比、权责分配、职能定位以及制度和理论层面发掘现行体制制约的根源,并将我国大陆的市辖区政府职能设置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比较分析,得出一定的借鉴与启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县改市辖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对改革的路径选择提出了依法界定、科学配置、局部授权、合理划分事权、实现权责对称等五个方面的建议。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选题的提出,相关概念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章主要从渊源、例证等方面阐述市辖区的发展困境;第叁章对困境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第四章从国内外经验中得到启示;第五章论述了市辖区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第六章提出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第七章为结论和展望。
尹来盛[6]2012年在《政府碎化、都市治理与经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发展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被世人誉为“中国奇迹”。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文献探讨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解释“中国奇迹”时，涌现出了诸多的分析范式，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竞争范式。该范式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导致了“中国奇迹”的出现。诚然，基于晋升锦标赛的地方政府竞争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然而，地方政府过度竞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逐渐被学术界所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竞争越来越转向以大都市区为载体的竞争。大都市区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唯GDP时代”正在逐渐成为历史，地方政府合作并构建良好的治理机制对提升大都市区总体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合作、治理乃至善治成为各方追求的目标，而碎片化的地方政府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分析大都市区的政府组织结构如何影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与合作（治理），进而探讨其对大都市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制显得很有必要。在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基础上，本文构建起了一个研究大都市区治理的机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中国式分权导致了大都市区碎片化的地方政府结构，并引发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相冲突的治理危机：个体角度的理性导致集体角度的不理性。因此，探索大都市区的治理必须打破“囚徒困境”。在机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测度大都市区政府碎化的HHI指数和MPDI指数，对长叁角、珠叁角、京津冀叁大都市区政府碎化进行了初步测度，并实证考察了治理结构及其变化的“成本-收益-效率”等几种效应，包括行政成本、经济增长、经济绩效。研究发现：（1）大都市区的政府碎化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呈显着的正相关；（2）现阶段，我国都市区的政府碎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弱的正向关系；（3）撤县（市）设区的辖区合并对经济绩效有显着影响，且该类辖区合并有利于提升经济绩效。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进一步比较分析了中美两国大都市区治理的异同。通过比较研究，本文认为大都市区治理问题的源起、治理问题本身等差异导致了两国大都市区治理模式的不同。在汲取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提出加强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等治理主体在我国大都市区治理中的作用，并指出我国大都市区治理结构的未来演变方向是：以正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和非正式的区域协调机制为主要治理手段，逐步走向集中的跳跃性制度变迁路径。
张婷麟[7]2015年在《政府碎化和城市经济绩效》文中提出城市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除了资本、人力资源等传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城市的治理制度对城市经济的贡献也逐渐受到重视。其中,政府碎化程度是重要的城市政府结构的测度指标。碎片化的政府容易为辖区的企业和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政策,但不利于城市内部政府之间的相互合作,会增加协调合作的成本。对于中国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来说,数目较多的辖区政府会刺激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适度的竞争有利于约束政府官员的自利行为,但过度的竞争会造成竞争手段的恶化,从而损害了城市的整体经济发展。因此,从理论上讲,辖区数目存在一个合理规模。城市的市辖区是经济活动最密集的地区,但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省市级,并未对区级地方政府竞争提供检验。因此,本研究利用2010年地级城市数据,研究了市辖区地方官员竞争对市区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样本的行政层级上提供了补充。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基础模型,控制了资本、人力资本和人口规模等因素,利用历史分区数和河流网密度作为工具变量排除了官员竞争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市辖区官员竞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一个倒U型的特征,即市辖区的数目存在合理规模。随着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加,经济收益上升；但超过一定范围后,辖区数目过多,会带来地方官员过度竞争,从而损害市区整体经济的发展。此外,利用2000年至2010年城市市辖区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作为因变量,再次检验市辖区数目对城市经济的增长绩效的效应,结果发现,辖区数目对近十年的城市经济增长率也为倒U型影响。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又初步分析了辖区数目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机制,认为碎化程度不同带来地方竞争激烈程度不同,这一效应会影响地方政府对不同类别财政支出的分配决策,从而影响整个城市的经济表现。
陶希东[8]2004年在《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分析及其整合机制研究——以徐州都市圈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城市化时代的来临，当代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其空间范围或影响范围都在客观上构成了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相结合、全面突破行政区划界限的都市圈，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空间单元，特别是诸多大都市圈(区)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在世界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全球经济的竞争，已经演变为诸多重量级大都市圈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在城市化进程中适时、因地制宜地构建大都市圈，无疑是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战略选择。 跨省都市圈是跨越多个高层行政区划单元、由若干个联系紧密的都市区共同组成的网络化都市经济区，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根据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规律，跨省都市圈经济发展不应该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其成员城市应呈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协作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但在我国特殊的“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跨省都市圈内部却呈现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行政区经济运行态势，成为我国培育和发展都市圈经济的瓶颈因素。西方国家在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其大都市圈内部不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或极其微弱。因而，全面借鉴国际大都市圈的治理经验，对我国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形成机理、空间整合等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我国行政区经济发展演变的趋势出发，遵循局部和整体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单个跨省都市圈为研究对象，沿着行政区经济与跨省都市圈经济之间关系这一主线，主要采用一般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数据统计、定量分析，以及区域经济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对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及其多元化形成机理、整合机制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全文共分10章、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1—3章)；第二部分，行政区经济理论再分析(4-6章)；第叁部分，徐州都市圈实证研究(7—9章)；第四部分，结论(第10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文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基本内容框架和研究方法。第2章，是对基本概念的辨析，主要对国内外都市区、都市圈、都市带叁个极其相似、且具有明显差别的概念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辨析，并从我国行政管理的实际出发，重新界定了叁者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对跨省都市圈进行了新的界定，进行了分类，并提出了成熟型跨省都市圈的六个基本条件；第3章，总结梳理了国内外大都市圈(区)研究现状及进展，进行了简要评述，并发现如何重塑都市圈内部各行政单元间关系，构筑有效的跨界治理体系，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都市圈研究的主要议题。第4章，全面回顾了我国行政区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观点，并结合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趋势，对我国行政区经济理论得出几点新的认识。并从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出发，对行政区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再判断，认为行政区经济是我国全面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短期内不会彻底消除，而在经济发达的城镇密集地区，由相互封闭的行政区经济走向相互开放的都市圈经济，是行政区经济的近期演变趋势。第5章，首先结合当前我国几个主要跨省都市圈的经济运行现状，从整体上透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跨省都市圈内部出现的行政区经济新现象;然后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视角出发，对行政区经济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再分析，认为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有“城市政府是经济人一一经济根源;城市政府间非合作“囚徒困境”博弈—症结所在;城市政府横向阻隔、孤立竞争关系—区域政治基础;城市政府行政权力异化—运行保障;单元型城市规划—外在推动力;跨界非政府组织及其有效性的缺失—社会根源:社会信用危机—社会土壤’夕。第6章，借助当前国际政府再造与治理的新理念，从区域治理的角度，提出了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机制，主要包括构筑跨省都市圈现代区域政治体系、区域市场经济体系、区域社会体系和区域城际合作体系，尤其对跨省都市圈城市政府间关系再造及区域政治制度创新进行了重点研究;第7章至第9章是对徐州都市圈的实证研究。第7章，侧重分析了建设徐州都市圈的战略意义，采用较为翔实的数据资料分析了其经济现状特征，认为徐州都市圈经济发展处于初期发育阶段。第8章，分历史时期、传统体制时期和体制转型时期叁个时段，对徐州都市圈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过程分析，重点分析了转型期行政区划格局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省际政策差异成为当地行政区经济运行的典型表现与结果。第9章，从徐州都市圈的实际出发，提出“中心培育、区域协调”的经济整合对策，重点对跨界协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再次提出并论证了设立徐淮省的观点。第10章，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得出若干结论，并对我国行政区经济未来研究趋向、都市圈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展望。
刘锡田[9]2004年在《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基础与创新》文中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竞争是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良好机制，其基础和核心是竞争。对于市场竞争，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但是，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比较特殊的组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还鲜为人知，研究成果也不多。国际经济学界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在研究公共物品供给时触伸到地方政府竞争问题；之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赋予地方政府竞争新的含义，开始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视角关注地方政府竞争问题。国内由于受长期实行高度政治经济集权的影响，规范的地方政府竞争出现较晚，相应的研究成果也就比较少，在研究领域，总体来说引入国外的一般性研究成果多，有特色的少；偏重于某个侧面的多，综合性研究少，因此尚处于起步阶段。从目前我国国内的实际情况看，地方政府竞争已是一种不争的现实，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为此，加强对地方政府竞争问题的研究，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应并指导我国转型时期需要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如研究市场竞争需要使用价格手段一样，研究地方政府竞争使用的基础手段就是制度创新。本文利用制度变迁、公共物品等理论对地方政府竞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希冀提出若干策略，目的在于为规范、引导地方政府竞争提供理论指导。中国以财政改革为起始和主要内容的分权化的发展，奠定了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基本格局，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日臻成为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地方政府竞争是指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政区域地方政府之间为辖区居民提供公共物品，吸引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而在制度创新、投资环境、政府效率等方面开展的跨区域政府问竞争．作为比较特殊的组织，地方政府竞争有别于一般产业组织竞争的许多独立特征，诸如在竞争手段、竞争形式、激励结构、竞争法则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地方政府竞争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的流入，通过生产要素的配置使得地方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利益，用以提高本辖区的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中国分权化发展进一步凸现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在分权化的格局下，公共物品分级供给、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等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压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方政府竞争趋势。利益格局决定着行为模式，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相对独立的组织，出于对自身利益(主要是财政利益)的关心，为了吸引生产要素流入辖区，相互之间必然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具有明显的积极效应。主要是：启动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加快了制度创新的步伐;促进了公共物品结构的优化:鼓励了政治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参与竞争，是中国特殊国情背景下渐进式经济转型改革的产物。为增强经济社会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权和经济决策权，使之成为地方经济利益的主体，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辖区经济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资源，以致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也客观上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正是基于地方政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地方政府竞争压力下，由于各地区都在想方设法吸引更多的经济资源，从而促使了更多的政策措施的出台，这些政策措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冲破了旧体制、旧制度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加速了改革步伐和旧体制的被替代过程，相应加快了新制度的发现进程和成长速度，充分地挖掘了蕴藏的制度潜力。地方政府竞争有利于鼓励一批具有机遇意识和冒险精神的政治企业家大胆突破旧体制的案臼，勇于实施制度创新，这不仅带来整个社会福利的改进和提高，而且也为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储备了丰富的政府管理人才。 与地方政府竞争的积极效应相对应，在地方政府竟争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难免会损害或影响整体利益，出现诸如竞争过度、竞争无序等竞争无效问题，具体如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导致市场分割的地方保护主义、优惠政策的滥用等。这些问题是在特定制度安排的背景下出现的，主要有:产权制度的疏漏、财政制度的负反馈、政绩考核制度的缺陷等。从博弈理论角度分析，很多问题其实就是在博弈均衡下博弈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如优惠政策过度供给是“囚徒困境”博弈的策略选择，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类似“斗鸡博弈”下的战略均衡，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则属于比较典型的“公共地悲剧”。因此，对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加以指责，更不能就此否定地方政府竞争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而是要立足于制度改造，对其加以规范、完善和引导。本文的观点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变相应的制度安排，实施根本的制度创新。否则，就问题而问题，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方法，只会解决一时，只会加大制度成本，无法做到“标本兼治”。具体的治理办法是:改变制度博弈的利益支付，增加长期利益的权重，使地方政府更有积极性选择
马斌[10]2008年在《政府间关系：权力配置与地方治理》文中提出本文以地方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从分析中国的权力结构和变迁轨迹入手,指出,中国的地方治理是一个政府权力调整与职能重新界定的过程,即治理权威在市场、政府和第叁部门之间的分化和扩散,以及在政府体系内部通过行政权力和责任的下放来增进地方(下级)政府的积极性、灵活性、回应性,其实质是治理权从国家单中心主义向多中心化和多层次化的变迁过程。因此,地方治理是一种实践、一套规则体系,也是一种理念,其不仅要求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确立起合作主义的政治框架,而且也应将上下级政府间关系纳入协商与合作的关系模式之中,走向府际治理。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省市县政府间纵向关系,通过分析政府间权力配置与职能履行情况,指出当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面临困境的根源在于没有触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管理体制,即没有调整和改革传统的权力结构,层级政府间权力配置滞后于各级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政府间责权利不匹配,使得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着政府治理任务日益繁重和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权力结构的变迁与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省市县政府间的权力配置模式、职能定位与治理工具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省市县政府间的治理机制,指出,在省市县政府间既有财政管理、项目审批、干部管理、绩效考核、信息沟通等一整套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由于政府间正式制度的供给不足和低效率,使得政府间治理的非制度化现象十分严重。在研究案例的选择上,以浙江省、市、县叁级政府间关系为主要案例,考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先后于1992年、1997年和2002年以及2006年,在全国率先开展的经济强县扩权改革的制度背景和运作模式,分析浙江省管县体制的经济基础、财政管理体制、“强县扩权”政策体系、省管县体制的绩效和制度条件。同时,以2006年启动的浙江义乌市扩权改革试点为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了扩权过程中政府间的利益博弈、角色差异和制度效应,探讨了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制度困境,即中国现行的行政层级体制和资源配置模式已经将地级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制度化甚至法律化了,地方政府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着动力不足、权限不足甚至是合法性不足的多重困境。本文认为,优化省、市、县政府间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权力在上下级政府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配置,构建多中心治理的格局,在政府间治理结构中更多地嵌入合作、沟通、协商机制,形成府际治理,改变命令—控制的单一行政模式,实现地方治理。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首先,政府间关系的重塑必须跳出行政权力在政府层级间纵向配置的传统思维,将权力配置放到政府—市场-社会的大格局中,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规约政府的治理边界,改变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中心治理格局,改革资源行政化的配置模式,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地方治理。其次,要在改革行政层级体制,实行市县分治的基础上,合理划分政府间职责,确立以县为主体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责任体系,完善责权利相统一的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包括政府间公共服务的财权配置机制、监管机制和评价机制。最后,还应优化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调整省级行政建制,缩小省域行政范围;积极培育大城市,实施都市经济圈发展战略;加快乡镇体制改革,理顺县乡关系。
参考文献：
[1]. 市辖区治理分析[D]. 徐飞. 浙江大学. 2004
[2]. 中国市辖区政府治理研究[D]. 寇丹. 东北大学. 2012
[3]. 政府行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D]. 吴文钰.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4]. 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D]. 谢晓波. 浙江大学. 2006
[5]. 县改市辖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探究[D]. 王玉峰. 合肥工业大学. 2009
[6]. 政府碎化、都市治理与经济发展[D]. 尹来盛. 暨南大学. 2012
[7]. 政府碎化和城市经济绩效[D]. 张婷麟.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8]. 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分析及其整合机制研究——以徐州都市圈为例[D]. 陶希东.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9].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基础与创新[D]. 刘锡田. 江西财经大学. 2004
[10]. 政府间关系：权力配置与地方治理[D]. 马斌. 浙江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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