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胀”——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运行论文,新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滞胀”—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阴影
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和1994年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和粮食价格等方面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已使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秩序得到了初步好转，总的来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当前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主要是物价总水平长期居高不下，同时失业和企业亏损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自经济改革以来，我国已先后发生过三次较高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5年，社会零售物价指数达8.8%；第二次是1988年至1989年间， 社会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为18.5%和17.8%；1993年开始的第三次通货膨胀，在当年零售物价指数13.2%的基础上，1994年比上年同期上升了21.7%〔1〕，1995 年第一季度该指数又攀升到23%，第二季度有所下降，但上半年平均仍高达18.7%〔2〕。这次发生的通货膨胀不仅胀幅高，持续的时间长， 而且就其成因来说与前两次也大不相同。前两次发生的通胀主要是由总需求过旺所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使总需求超出总供给，导致物价总水平上升。而这次的通胀是在1993年7 月国家开始进行宏观调控之后发生的。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在使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下降、库存增加、失业上升、企业停产半停产面不断扩大的同时，在价格方面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动，一方面生产资料价格明显下跌，但另一方面消费品和服务品的价格却持续上升，从而推动了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这种结构性的变动向我们发出了警告，表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已出现了“滞胀”的苗头，如果对此掉以轻心，则有可能使我国经济陷入“滞胀”的困境之中。
当前经济中“胀”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滞”的苗头可通过下述两个指标得到进一步说明。
一是失业率。1993年当通货膨胀率为13.2%时，显性失业率为2.6%，而在1994年通胀率上升到21.7%时，显性失业率却也上升为3%〔3〕，尽管失业率上升的幅度不是很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并不能单纯地以显性失业率来作为衡量就业水平的标准，中国大量存在的是隐性失业或在职失业。统计上表现的“失业率”或“待业率”仅部分地表现城镇居民的失业状况。如果按照失业的严格标准，例如时间标准、收入标准、意愿标准、生产率标准等，则至少下面几部分也应包括在失业范围：（1 ）已经停职而只领取相当于基本生活费收入的“厂内待业”人员；（2）虽未停职， 但收入和劳动时间均低于平均水平的“在职人员”；（3）在城镇寻找工作但仍未找到工作的农民；（4）人在农村，但既无乡镇企业工作，又长期无活可做的农民；（5）虽然有农活， 但劳动时间很短，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农民。如果将这几部分考虑进去，实际失业率要高得多。另外，日益增加的失业救济金额和领取失业救济金职工的人数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失业率呈上升趋势。据公布的资料， 1992年政府的失业救济金支出为1.44亿元，救济失业职工65万人； 1993年支出2.88亿元，救济103万人；1994年失业救济金支出达到了6亿元，救济的失业人数增至180万人〔4〕。
二是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高通胀率作为经济过“热”的表现，本应使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都有所降低。但这次的高通胀率却和国有企业的亏损增加交织在一起。在通胀率持续上升时，亏损面和亏损额也在不断增加。1992年通胀率为5.4%时，亏损面和亏损额分别为25.5 %和369.27亿元；1993年通胀率上升为13.2%时，亏损面和亏损额分别上升为34.6%和412.5亿元；1994年通胀率达21.7%， 亏损面和亏损额也达到了41.4%和463.5亿元〔5〕。不断扩大的亏损面和亏损额本身就意味着失业的增加和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它与持续上升的通胀率交织在一起，不能不说当前经济中已具有“滞”的一面，至少是“滞”的苗头。
我们还可以举出房地产业作为“滞胀”的典型例证。我国房地产业自80年代后期以来有了很大发展，但却出现房屋空置量与价格同时上升的局面。天津市1987年房屋空置量为10500平米，1993 年上升为167426平米，增长14.95倍；房屋价格以1987年为100，已上涨了123%， 为2000多元1平米。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情况更甚。 全国现有空房约4000—5000多万平米，而房价已从1987年的162%（以1984年为100 ）上涨到1993年的350%〔6〕。“胀”、“滞”并存的局面在房地产业表现得尤其明显。
“滞胀”作为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顽症”，其阴影正出现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过高的通胀率势必要突破人们的经济承受力，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亏损或下降的生产率增长率更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因此，采取措施摆脱“滞胀”的阴影，防止“滞胀”的蔓延是十分必要的。这就要求首先必须弄清楚引起“滞胀”的原因。
二、西方关于“滞胀”现象的理论说明
在经济学理论中，“滞胀”被定义为日益加速的通胀率与上升的失业率和下降的生产率增长率即停滞同时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失业率愈高，生产能力过剩愈大，工资和价格膨胀率就愈低。由于低水平的经济活动在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的同时，也降低了利润率，因此，较低的投资率和生产增长率就同较低的通胀率相联系。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7 〕曲线正是这一关系的图示。
然而，70年代以来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事件动摇了失业率和生产率增长率与通胀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的认识。大约从1974年开始，与日益上升的失业率相伴随的即使不是加速的也是较高的通胀率，同时生产率的增长也在急剧地下降。“滞胀”的出现导致了当时广泛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危机，许多新的学派如新制度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都是在此时应运而生的。尽管这些学派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凯恩斯主义，特别是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和地位，但也使新古典综合派的一部分学者修改了自己的某些理论，并把这些学派的一些观点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
在解释“滞胀”问题上最突出的是属于非主流经济学的垄断成本加价理论和集团利益冲突理论，这两种理论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观点不同。它们否定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1 ）通胀只是需求大于供给的反映，即需求上升一定引起价格上升，需求下降必导致价格下降；（2）如果没有过量需求，经济行为者无法提高价格。 它们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即使总供求平衡，甚至总需求不足，主要经济活动者也有能力提高产品价格，引起通货膨胀，同时失业率维持较高水平，其主要原因是经济生活中存在垄断力量和集团利益冲突。具体说：（1 ）成本加价理论包括两个分支：其一，认为劳动生产率在长期内是恒定不变的，当工会力量强大到能够通过劳资谈判使名义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就会发生通货膨胀，但就业却不会增加，甚至下降；其二，认为在集中性行业，厂商定价的原则不是根据产品供求，而是根据生产成本加上长期垄断利润的原则定价的，从而也就成为通货膨胀的基础，但同时总需求不足，仍然会导致失业增加。（2 ）集团利益冲突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各经济集团之间争夺收入份额的结果。这种理论认为各集团（比如资方和劳方）都有各自的目标实际收入，如果各集团要求得到的实际收入与实际产量相等，则物价不会上升；如果超过可利用的实际产出，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如果各利益集团都企图超过实际产出的增长来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资方就必须提高价格水平来达到它的实际收入目标。这势必将使劳方收入降至其目标以下，由于利益冲突，随之而来的便是工资与物价的螺旋上升。总之，成本加价与集团冲突理论都把调整价格看作是达到某一实际收入目标的手段，本质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工资成本加价理论把利润份额看作给定的，只注意劳方如何操纵名义工资以得到想要的实际收入；垄断利润成本加价理论把工资看作是给定的，只注意大资本家如何操纵价格以得到想要的利润。而集团利益冲突理论则认为工资和利润都不是给定的，都可能受到操纵。这两种理论都能较好地说明，在总需求下降时，通胀发生的原因和失业上升的机制，其实质是认为在总需求下降时，成本上升（工资成本、利润成本）或消费需求上升引起通胀，而投资需求减少，则导致失业增加。
80年代以来，后凯恩斯主义者吸收了这两种理论的核心内容，对“滞胀”原因的解释是这样的：一是工资和价格对总需求变动的非对称性反应，即“工资—价格”刚性；二是劳资双方垄断力量的存在。所谓工资和价格对总需求的增减所作出的反应是非对称性的是指：总需求的提高会导致工资和价格上涨，而总需求的下降却并不一定导致工资的下降，而只是导致就业下降，即失业上升。这是因为经济中垄断力量的存在和增强，使工资和价格运动趋于为供求曲线之外的其它力量所支配，价格变化主要反映平均成本的变化，而工资变化则主要反映生活费用的变化。这些力量使工资和价格运动对总需求的变动产生非对称性，致使失业和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同时出现。
在经济高涨期，失业率下降，生活费用增加，通过劳资谈判工资将会有较大的增长。如果劳资双方都有各自的目标实际收入，较高的工资协议传递到价格上，资方必然会通过成本加价方式来实现其实际收入目标，导致通货膨胀。当通胀达到一定程度，政府必采取抑制性政策，高涨便走到了尽头。当失业开始上升时，劳动市场的日渐宽松可能会预期价格和工资率趋降。但是由于存在利益刚性及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刚性，那么在经济紧缩、失业率上升的条件下，工资不可能对称性同比例降低。结果是在需求紧缩时，扩张停止，失业率上升，但工资却不会下降，甚至还会上升，特别是在经济高涨期如果劳工组织的利益落在后面的话更是如此。上升的工资再次进入成本，引起新一轮的工资—价格上涨，但这次却是在失业率上升情况下的膨胀，即出现“滞胀”。由此可见，后凯恩斯主义的“滞胀”理论显然是吸收了非主流派的观点，其核心也是工资和价格的刚性，而这种刚性产生的基础是经济中存在着垄断力量。
三、企业、政府行为与“滞胀”
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滞胀”理论，不可能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是，也许可以为解释我国经济中目前出现的“滞胀”阴影提供某些借鉴。让我们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我国这次发生的通货膨胀事实上始于1992年。1992年开始的经济迅速回升，明显是以投资拉动为特征的，当年的投资率达32.2%〔8〕，投资基金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的增长速度，这必然促使投资品价格率先大幅度上升，钢材等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就是明证。在我国，投资基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投资乘数的作用、增雇工人等）将40%多转化为消费基金，因而投资膨胀必然转化为消费膨胀，从而引起消费品价格上升。而消费基金由个人消费基金和社会集团消费基金两部分组成，由于体制和政策上的原因，集团消费可以各种形式转化为某些掌权人的个人消费，致使集团消费日益膨胀，长期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推动消费品价格上升。这些都是典型的需求拉起型通胀。
投资品大部分属于上游产品，投资品价格上升过大、过高，就企业目前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而言，在短期内很难将其全部或大部分消化掉，这就使得某些生产下游产品的企业成本上升，效益下降，从而不得不减产、停产甚至破产，因而使该类产品的供给减少，供求缺口进一步拉大，从而导致物价上升。投资品价格上升最终要转移到消费品价格上。这是较为典型的成本推动型膨胀。我国这次通胀到1993年底已转化为成本推动性质，特别是进入1994年后，国家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粮、棉收购价，而且还密集出台了其它一些价格改革措施，如工资、外汇和增殖税的改革等。从而使这种成本推动性质的通胀表现得更为明显。
然而，问题远不止于此。如果通胀仅由需求超过供给或实际供给不能满足现行价格下的需求引起，则旨在抑制需求的宏观调控措施一定能够在降低需求的过程中降低通货膨胀率，当然失业必同时有所增加。而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自1993年7月实行宏观调控以来， 紧缩的政策就一直未曾放松过。各种指标（如建材价格明显下降）显示总需求已明显下降，趋于平衡，失业率也呈上升趋势，但1994年的通胀率却仍爬升到20%以上，这说明在我国经济中，工资和价格也具有刚性的特征，对总需求的增减变动作出了非对称性的反应。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中虽不明显存在劳资双方的对立，但肯定存在某些别的垄断力量或因素在支撑着工资和价格的这种“刚性”，这不能不使我们从企业和政府行为上找原因。
首先，在企业方面，有这样一些因素：（1 ）国营企业职工在过去多年的传统教育下形成的“主人翁”意识，使他们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总需求减少使企业扩张停止，但“主人”的收入绝不能减少；加上粮食提价、食品涨价导致生活费用上升也确为保持“主人”的收入不下降甚至上升提供了依据。此外，国有经济中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的一致性，也推动国有企业千方百计地提高本单位职工的收入水平。（2 ）攀比效应加强了“主人”在谈判桌上的竞争力，尤其是国有经济部门与非国有经济部门之间的攀比。非国有经济部门由于没有历史包袱，经济效益增长快，加之工资中有各种补贴，所以相对收入较高，这无形中对国有经济部门职工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吸引力。在以上诸因素的作用下，国有企业中就出现了不少一边亏损一边提高工资收入的违背市场规律的怪现象。例如，从1990年到1993年，国有经济部门的职工名义工资年均递增15%，而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却只递增8%，而1994 年上半年国有部门职工工资比1993年上半年增长30%〔9〕，是历年增长最快的。 工资上升进入成本，从而成为工资成本加价通胀的基础。（3 ）行业垄断为垄断利润加价提供了基础。时至今日，我国许多行业仍是国有经济的垄断行业（包括许多国有商业企业），它们正是利用这种垄断地位，借口成本上升，盲目加价赚取暴利。（4）即使是在一些竞争性行业， 工资和价格也往往是螺旋式上升的。工人受“涨价预期”的影响，要求增加工资，企业则借口成本上升而提价牟取高利。结果工资推动物价上升，价格上升又提高工人的预期。如中国人民银行在1994年对储户问卷调查表明，54%的人认为目前物价将“会快速上升”，比1993年下半年调查时上升了7个百分点，1995年上半年这一比率虽有下降，但仍高达45 %〔10〕。这种涨价预期心理必将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不仅助长了流通领域的投机活动，还为进一步要求增加工资提供了依据，不可避免地推动价格轮番上涨。
其次，在政府方面，政论的“软约束”行为成为支撑工资、价格刚性的重要力量。在中国，政府总要扮演着“裁判者”和“父亲”的双重角色，对国有经济的约束是“软”的，这同职工作为“主人翁”的绝对垄断地位是相对应的。尤其是在经济紧缩期，政府总是担心企业因亏损无法正常支付职工工资而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结果又总是以“父亲”的角色自己“掏腰包”，用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的形式（倒逼机制）追加投资或发工资。这种“软约束”体制形成一种惯性，企业不因经济紧缩而使职工的收入下降，却因经济膨胀使职工的收入上升。这典型地反映出工资向下的“刚性”特征。
再次，还需着重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滞胀”苗头，还与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效益、效率低下有关。如果工业效益好，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就能够消化掉上升的成本，在相当程度上抵消或减缓通胀上升，从而无需采取紧缩性政策来调控总需求。然而，我国现阶段最大的矛盾是，国有企业占用着70%以上的投资和资金，但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却只占社会总财富增长额的20%〔11〕，投入产出比十分悬殊，效率低下。这不仅消化不了结构性涨价和上游产品涨价的因素，而且往往还要搭车涨价。这正是目前为什么我们采取紧缩性政策，压缩总需求，经济已出现“滞”的苗头，但通胀始终居高不下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总之，以上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经济中出现“滞胀”苗头的成因比较复杂。其中导致工资和价格刚性对总需求变动作出非对称性反应的力量与其它国家相比，虽本质上一样，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这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摆脱“滞胀”这一宏观经济运行的阴影。
四、深化体制改革以摆脱“滞胀”
前一时期，我们的措施主要集中在抑制需求、降低通胀方面，特别是通过行政性信贷控制措施抑制投资需求膨胀。这种调控是必要的，但既然现在经济运行中已出现了“滞胀”的苗头，因此下一步一定要注意调控力度，防止经济陷入“滞胀”的困境之中。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今后的重点应当是转向改革，即以深化企业改革和市场体制改革，加快体制转换来抑制通货膨胀，以摆脱“滞”、“胀”并存的阴影。
首先，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特别是要推进国家所有制企业的改革，以形成利益制约机制，规范企业行为。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和企业利益的代表长期缺位，是造成国家财产大量流失，工资侵蚀利润，职工工资持续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从而引发工资成本推进和消费需求膨胀型通胀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过去放权让利力的主导性改革，虽然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但在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利益的处理上已经过多地向劳动者倾斜了，三者利益没有形成制约、制衡，使之维持在适当的比例上，而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一体化，共同挖国家和企业的现有利益。即便是在企业已经亏损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工资成本推进和消费需求拉动型通胀。根据十四届五中全会的精神，下一步企业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从而更换和再造国家利益和企业主体。对国家职工尤其要加强市场经济教育，使其明确职工个人作为生产要素和整体上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由国家代表）的区别，分清劳动者个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不同，从而削弱国有企业职工的垄断地位。这是我国今后改革的攻坚任务，也是公有制改革的关键。
企业制度的改革是以提高效益和效率为基本目标的，不仅要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合理配置企业资源，更重要的是要激发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采取新技术、新措施，改善管理，降低成本，这就为抑制成本推进型通胀提供了条件。因为这类通胀的前提就是成本过高，企业难以消化吸收，从而导致产量下降、供求缺口拉大而产生的。很显然，只要企业能够提高效率，吸收上升的成本，在竞争的条件下，就不可能使企业采取减产提价的方法，国家的紧缩性政策就不再需要，“滞胀”的阴影也就消失了。
其次，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加快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转换，真正割断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脐带”，使政府真正承担起宏观调控者的角色，建立政府作为经济生活的调控指导者和企业作为市场上自主运作的经营者的新型关系，从而改变政府对企业财务的软约束、支撑工资和价格刚性的非市场经济机制。政府职能的转换必然要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分离，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不进行，也不可能长期拖下去，应当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建立之时适当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彻底改变传统的政府职能，硬化对企业的约束。
再次，要加快市场体制改革，尽快培育和建立规范化的运行规则，加强市场管理和物价监督，规范流通秩序，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制止不正当竞争，削弱垄断力量。企业行为不规范与市场体制的不完善密切相关。今后应当制定并严肃实施反垄断法，保护竞争，打击欺行霸市，实行规范化竞争。其中重要的是要对价格形成机制进行规范和制约。经过十多年的改革，目前我国95%的消费品价格和90%的生产资料价格均已放开，这为按市场供求定价提供了基础〔12〕。但是，绝不能把价格改革简单地等同于放开价格。事实上，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商业信誉素质差以及信息的不完全性，在许多情况下，价格对供求变动作出的非对称性反应，只是人为“加价”的结果，从而成为垄断利润成本加价型通胀的基础。改革的目标是适当建立政府干预物价的机制，使市场运转有序，价格形成规范。通过建立公正、规范的市场秩序，使价格真正成为引导市场上物流、商流、信息流的信号，从而减弱市场上支撑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力量。
总之，我们认为，在适度调控总需求的宏观信号引导下，只要企业行为规范，市场规则明晰，竞争充分，真正转换政府职能，那么就能削弱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垄断力量，使成本加价和集团利益冲突得到抑制，使价格和工资能对总需求的增减变动作出对称性反应，内外约束的结果必然使物价涨势逐步得到控制，“滞”的阴影逐渐消褪。当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做好打攻坚战的准备。
注释：
〔1〕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6、1989、1990、1994、1995 年）各卷。
〔2〕参见《经济研究资料》1995年第6期，第52页。
〔3〕转引自《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
〔4〕《经济日报》1995年3月14日，第三版。
〔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有关资料整理。
〔6〕高桂林等《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天津房地产》1995年第3期。
〔7〕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 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西方经济学家把这个表示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动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此消彼长、互相交替关系的曲线称作菲利普斯曲线。
〔8 〕见国家体改委宏观司《中国经济增长与稳定发展背景材料》（1994年亚太区域经济快速增长与稳定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材料）。
〔9〕李晓西《结构性通货膨胀》（1994 年亚太区域经济快速增长与稳定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材料）。
〔10〕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5年第一季度调查材料。
〔11〕杨启先在1994年亚太区域经济快速增长与稳定发展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12〕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改革》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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