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交聘记的基础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北朝论文,基础论文,交聘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北朝时期不同朝廷之间的官方交聘，既是政治活动，又表现为国家礼仪。作为政治史的南北交聘研究是主要方向，关于政治史、战争史方面有周春元、蔡宗宪等，而从国家礼仪角度着手者较少，近年开始有学者关注①。至于南北朝交聘礼的基础史料，以往学者多从南北朝正史礼志、传记和笔记小说中发掘。笔者承前代学者启发，关注当时亲历交聘人物所著的《交聘记》，以求为南北朝交聘礼研究奠定史料基础。当时《交聘记》多已散佚，唯唐代段成式(803～863)《酉阳杂俎》尚有引用，尤其值得关注，可与目录、史传及笔记小说等文献互相释证。最早注意《酉阳杂俎》中南北朝交聘史料的是清代学者章宗源(约1751～1800)，他曾协助章学诚(1738～1801)撰《史籍考》，关于隋代部分题作《隋书经籍志考证》刊行，此书将隋志著录的南北朝交聘记与《酉阳杂俎》引用的交聘记联系起来②。此后清代学者姚振宗(1842～1906)将《隋志》的著录、史传和《酉阳杂俎》的引用结合起来，并对各种交聘记之间的关系作了梳理，将文献研究推进一步③。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酉阳杂俎》记魏使入梁事”详细考证了此书出现的东魏、北齐聘使人物，梁朝接使人物及交聘时间，并对此项史料的研究价值作了提示④。逯耀东、王允亮、蔡宗宪等关于南北朝交聘的研究也十分精到⑤。吉川忠夫《岛夷与索虏之间》一文则将聘使行记作为典籍交流史上的重要内容加以研究，使我们更加注意这类典籍的文化史内涵⑥。 一、段成式和《酉阳杂俎》 段成式之父段文昌(773～835)系唐初功臣段志玄之后，长于词藻，年轻时以文章投献李吉甫，备受赏识⑦。成式幼年即有非凡的观察力，且素有以一事不知为耻的精神⑧，加之“精学苦研”，故能成为大家⑨。段成式是唐代后期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读书广博，学问该洽，终唐一代，罕有其匹。所著《酉阳杂俎》不仅名著当时，而且流传千古，最能展现段成式的学问。此书引用古书多有不传于世者，值得文献家和史学家关注。成式幼承家学，一如其父段文昌，亦有艺文该赡之誉。《玉堂闲话》云： 〔段〕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尝患之。复以年长，不加面斥其过，而请从事言之。幕客遂同诣书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逊谢而已。翌日，复猎于郊原，鹰犬倍多。既而诸从事各送兔一双……其书中征引典故，无一事重达者。从事辈愕然，多其晓其故事。于是齐诣文昌，各以书示之。文昌始知其子艺文该赡。⑩ 征引典故是诗文写作的重要基础，熟练运用典故，需要深厚的功力和扎实的学养。《寺塔记》多附征事或联句，可见段氏艺文素养之深厚。宋黄伯思评价甚高，其略云“段柯古博综坟素，著书倬越可喜。尝与张希复辈游上都诸寺，丽事为令，以段该悉内典，请其独征，皆事新对切”(11)。二十三岁成式随父居长安，与四门助教史回等互相切磋学问。二十五岁赴浙西依李德裕(787～850)，《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记太和初年闻李德裕论唐朝词人优劣事： 予太和初从事浙西赞皇公幕中，尝因与曲宴，中夜，公语及国朝词人优劣，云：“世人言灵芝无根，醴泉无源，张曲江著词也。盖取虞翻《与弟求婚书》，徒以‘芝草’为‘灵芝’耳。”予后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12) 李德裕是赵郡李氏高门，儒学传家，史载“德裕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好著书为文，奖善嫉恶，虽位极台辅，而读书不辍”(13)。李德裕不仅有如《虞翻集》之类古代典籍，而且当时名流也多有投赠，其藏书数量应相当可观(14)。可以推测段成式在李德裕幕府曾经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曾饱读书史(15)。迨开成二年(837)段成式以门荫入仕，任秘书省校书郎，兼集贤校理，得以遍读秘阁之书。段氏自述云：“开成初，予职在集贤，颇获所未见书。”(16)这是他博览群书的重要时期。史载，段成式“精研苦学，秘阁书籍，披阅皆遍……家多书史，用以自娱，尤深于佛书”(17)。直至会昌六年(846)间，段成式一直留居京洛一带，与集贤书院的同僚张希复、郑符以及大德高僧等切磋学问、游览寺塔古迹。成式继承了家族藏书，本人也续有收藏，故史云家多书史(18)。此后，成式对于自己的学养已经颇有信心，《金华子》曾记录一个故事，足以证明： 段郎中成式，博学精敏，文章冠于一时，著书甚众，《酉阳杂俎》最传于世。牧庐陵日，尝游山寺，读一碑文，不识其间两字。谓宾客曰：“此碑无用于世矣，成式读之不过，更何用乎?”客有以此两字遍咨字学之众实(宾)，无有识者，方验郎中之奥古绝伦焉。(19) 按，此事在成式牧卢陵日，即任吉州刺史(847～853)期间，当时年纪约在四十五至五十一岁，正是学问的成熟期。大中十三年(859)后，闲居襄阳，曾参山南西道节度使徐商幕府，与温庭筠、温庭皓、余知古、韦蟾、周猷等唱和往还，尤其与温庭筠相善，诗作收入《汉上题襟集》(20)。 段成式《酉阳杂俎》历来受到学人高度评价，《四库全书总目》云：“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21)本文所讨论的南北朝交聘记即属“遗文秘籍”，此外，《酉阳杂俎》引用大约同时的典籍还有陶弘景(456～536)《本草经集注》、任昉(460～508)《述异记》、郑缉之《永嘉郡记》、郦道元(466或472～527)《水经注》、吴均(469～520)《续齐谐记》、梁元帝萧绎(508～554)《金楼子》、失名《梁职仪》、魏收(506～572)《魏书》、阳松玠《谈薮》、甄立言(545～?)《本草音义》、孙思邈(581～682)《千金方》、侯白《旌异记》、李百药(565～648)《北齐书》、李延寿《北史》《南史》等书，可谓琳琅满目。我们可以从中获知段成式读书范围，同时又提示我们需将相关典籍与《酉阳杂俎》所引南北朝交聘记互相参证。 二、史志目录著录的交聘记 目前所知的南北朝交聘记为数较少，《隋书·经籍志》著录如下： 《魏聘使行记》六卷 《聘北道里记》三卷，江德藻撰 《李谐行记》一卷 《聘游记》三卷，刘师知撰 《朝觐记》六卷 《封君义行记》一卷，李绘撰(22) 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仅著录《魏聘使行记》五卷(23)，《通志艺文略》著录虽与《隋志》相似，但主要来源于前代史志目录，并非真见其书(24)。此外，江德藻(517～570)著《北征道里记》见于《陈书》本传及《册府元龟》(25)，姚察(533～606)撰《西聘道里记》见于《陈书》本传及《册府元龟》(26)，刘师知(?～567)著《聘游记》见于《册府元龟》(27)。《酉阳杂俎》引用此类交聘记为数最多，明引者有江德藻《聘北道记》、李绘《封君义聘梁记》，虽然书名与史志目录略有不同，但作者与纪事相同，无疑应是同一典籍。暗引者或有《魏聘使行记》和《朝觐记》(详下文)。 关于记录南北朝时代聘使的史源，历来史传少有说明，《南齐书·刘绘传》云：“后北虏使来，绘以辞辩，敕接虏使。事毕，当撰《语辞》。绘谓人曰：‘无论润色未易，但得我语亦难矣。’”(28)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此为证，说明“南北朝奉使接伴，两国必有所记，其书至多，以上数种(按，即《隋志》所著录的交聘记)乃其仅存者耳”(29)。笔者认为姚氏所论甚是，并可引《南齐书·王融传》作为注脚： 〔王融云〕：“但圣主膺教，实所沐浴，自上《甘露颂》及《银瓮启》、《三日诗序》、《接虏使语辞》，竭思称扬，得非‘诽谤’。”(30) 此处《接虏使语辞》正与刘绘(458～502)所需撰集《语辞》同属一类文献。《北史·李崇附李谐传》亦云： 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齐文襄使左右觇之，宾司一言制胜，文襄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31) 是则东魏、北齐接南朝来使亦有记录。我们可以推知凡接伴来使事毕，皆须记录往还之语，奏上并存档，惟考知书名作者极少。史志目录所著录的交聘记与以上《语辞》稍有不同，不仅限于宾主往还的言语，更有人物、地理、礼制、风俗、酒食、名胜等等，故虽著录于地理类，但姚氏云：“所记不必地理，故亦有变例列之传记杂录者。”(32) 同时，姚振宗对于《隋志》中《封君义行记》等书的著录提出疑问，他认为既然书名题作《封君义行记》，那么此书应为封君义所撰，何以又题作李绘撰呢?他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即《李谐行记》一卷、《封君义行记》一卷皆是李绘撰集，且两书皆在《魏聘使行记》六卷之中，其后《魏聘使行记》散佚，故有《封君义行记》及《李谐行记》单出别行。姚氏又引《北齐书·李浑传》云：浑子湛为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陈使副。又曰浑与弟绘、纬俱为聘梁使主，湛又为使副，是以赵郡人士目为四使之门。案此四人并同时，殆以父子兄弟咸以奉使著名，故绘集为此记，虽未得明文，而其事固可想见矣(33)。 三、《酉阳杂俎》引用交聘记考 《酉阳杂俎》引用交聘记凡两种，一为《聘北道里记》，一为《封君义聘梁记》。《杂俎》续集卷四《贬误》“露筋驿”条云： 相传江淮间有驿，俗呼露筋。尝有人醉止其处，一夕，白鸟姑嘬，血滴筋露而死。据江德藻《聘北道记》云：“自邵伯棣(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逻。此处足白鸟，故老云有鹿过此，一夕为蚊所食，至晓见筋，因以为名。”(34) 《太平寰宇记》引江德藻《北道记》与此相似，其略云： 江德藻《北道记》云“江淮间有露筋驿”，今有祠存，一名鹿筋驿。云“昔有孝女为蚊蚋所食，唯有筋骸而已”。(35) 按，《北道记》即《聘北道里记》之缩略，所引仅存片段，与《酉阳杂俎》所引颇有出入，疑文字有讹误，或者转引自他书。同卷“北朝婚礼”条云： 今士大夫家昏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聘北道记》云：“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百余人，挟车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以竹杖打婿为戏，乃有大委顿者。”江德藻记此为异，明南朝无此礼也。(36) 以上明引江德藻《聘北道记》，又同书前集卷一《礼异》亦引此条(37)，虽未明言，但肯定出自《聘北道里记》。又同书续集卷九《支植》上“木龙树”条云： 木龙树，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龙寺，寺有三层砖塔，高丈余。塔侧生一大树，萦绕至塔顶，枝干交横。上平，容十余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帐。莫有识此木者，僧呼为龙木。梁武曾遣人图写焉。(38) 此为暗引《聘北道里记》，此条又见段成式兄子段公路《北户录》卷三： 《聘北道里记》云：木龙寺，寺有三层砖塔，侧生一大树，萦绕至塔顶，枝干交横。上平，容十余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团团如百子帐。经过莫有辨者，梁武帝曾遣人图写树形还都。大体屈盘似龙，因呼为木龙寺。 两者相较，非常相似，《北户录》明引，无疑当是原文，而《酉阳杂俎》则略有删改。又，段公路《北户录》卷三“相思子蔓”条亦引江氏书： 《聘北道里记》引许有“韩凭冢”“宋王史”也，《四部目录》有《韩凭书》，叙事委悉而辞义鄙浅，不复具记。 此条仅见于《四库全书》本《北户录》，他本失载。考《酉阳杂俎》两处引江氏书皆作《聘北道记》，而《北户录》皆作《聘北道里记》，疑《酉阳杂俎》脱“里”字。段公路为成式兄子，所读或为成式抄自秘阁的家藏之书。 综观以上四条《聘北道里记》，涉及三处地名，即“邵伯埭”“高冢城”“韩凭冢”。邵伯埭为谢安(320～385)出镇广陵时所筑，《舆地纪胜》引《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佚文云： 邵伯埭，在〔江都〕县东北四十里。晋谢安镇广陵，于城东二十里筑垒，名曰新城。城北二十里有埭，盖安所筑，后人思安，比于召伯，因以立名。(39) 广陵是南朝使臣北上必经之地，由此经邗沟水路行进，约四十里至邵伯埭，再三十六里，至鹿筋驿。高冢城在汉徐县界，南北朝时期北魏属南徐州，梁属东徐州兴安郡，东魏属东楚州高平郡高平县(40)，其因革见《太平寰宇记》： 高冢城，魏义兴郡城也，在徐城县西北七十里平地。旧经云：“梁以为兴安郡领高冢城，属东徐州，高齐初废。”(41) 又云此地“本徐城县地，地当水口，为南北御要之所”(42)。所谓地当水口，是指此地“南临淮水”(43)，是军事重地，梁天监五年(506)临川王萧宏副将张惠绍与假徐州刺史宋黑北伐，攻击宿豫，先围高冢戍，可见此地确为南北御要之所(44)。聘使往来，必经此地。扬州和东徐州原属梁朝，侯景乱后，武定七年(549)为东魏所得，后入北齐。故陈朝使节江德藻北聘，所经邵伯埭、高冢城及木龙寺等地已属北齐，双方划江而治。然梁朝之事(如露筋驿梁设有兵站，梁武帝遣人图写木龙树等)仍在人耳目，江氏得以笔之于书。此前东魏与梁朝交聘时，双方界首尚在高冢城之北的下邳一带。下邳又称武州，使节来聘，对方需迎接于此。梁大同四年(538)，兼散骑常侍刘孝仪等聘魏，东魏邢昕兼正员郎，迎于境上，即是此例(45)。《酉阳杂俎》卷十二《语资》云： 梁徐君房劝魏使尉瑾酒，一吸即尽，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邺饮酒，未尝倾卮。武州已来，举无遗滴。”(46) 尉瑾之所以强调“武州以来”，正是因为武州是界首之故。 韩凭冢在济州东平郡寿张县，见《太平寰宇记》(47)。据蔡宗宪《南北朝交聘使节行进路线考》，济州碻磝城是聘使必经之地，韩凭冢距碻磝城不远。以上《酉阳杂俎》所引《聘北道里记》为我们了解陈朝交聘路线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关于江德藻、刘师知出使的时间，史书记载颇有出入。《陈书·南康愍王昙朗传》云“天嘉二年(561)齐人结好，(中略)乃遣兼郎中令随聘使江德藻、刘师知迎昙朗丧柩，以三年春至都”(48)，是则江德藻与刘师知使北齐在陈天嘉二年至三年间。然《陈书·江德藻传》云“天嘉四年，兼散骑常侍，与中书郎刘师知使齐”(49)，较前说为晚。按，《资治通鉴·陈纪》“天嘉三年”云： 齐扬州刺史行台王琳数欲南侵，尚书卢潜以为时事未可。上移书寿阳，欲与齐和亲。潜以其书奏齐朝，仍上启请且息兵。齐主许之，〔天嘉三年二月〕遣散骑常侍崔赡来聘，且归南康愍王之丧。……〔四月〕乙巳，齐遣使来聘。……〔七月〕上遣使聘齐。(50) 《北史·齐武成帝纪》云： 〔大宁二年(562)二月〕诏散骑常侍崔赡聘于陈。……〔河清元年(562)七月〕戊午，陈人来聘。冬十一月丁丑，诏兼散骑常侍封孝琰使于陈。(51) 综上所述，可以梳理出如下结论，陈文帝得知北齐扬州刺史王琳与扬州道行台尚书卢潜不和，于是遣人与卢潜通信，要求和亲。卢劝说新登基的武成帝高湛与陈结好，以弭边患，高湛许之，遂于东魏大宁二年二月遣崔赡聘于陈，四月抵达陈都建康，表明北齐愿意息兵，并归还南康王陈昙朗的灵柩。同年，即陈天嘉三年(东魏河清元年)七月，陈使江德藻、刘师知抵达邺城，十一月陈使与齐使封孝琰扶陈昙朗灵柩返回陈朝。这次聘问中，崔赡在建康与刘师知的交往史籍亦有记载： 大宁元年，(崔赡)除卫尉少卿，寻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赡经热病，面多瘢痕，然雍容可观，辞韵温雅，南人大相钦服。陈舍人刘师知见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来，今日谁相对扬者。”其见重如此。(52) 一般接使的主客、舍人等同时也担当聘使的任务，刘师知即是，惜所撰《聘游记》不见《酉阳杂俎》等书引用，故湮没无闻。 《酉阳杂俎》引用《封君义聘梁记》见续集卷四《贬误》，其略云： 今军中将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画鹿。李绘《封君义聘梁记》曰：“梁主客贺季指马上立射，嗟美其工。绘曰：‘养由百中，楚恭以为辱。’季不能对。又有步从射版，版记射的，中者甚多。绘曰：‘那得不射麞?’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为麞形。’”自麞而鹿，亦不差也。(53) 从《酉阳杂俎》所引《封君义聘梁记》看，此书并不专记封君义出使之事。封君义聘梁在东魏兴和二年(540)，而李绘聘梁在兴和四年。这表明《封君义行记》很有可能包括了东魏时期一系列聘梁活动的记录。封君义聘梁的时间史无明文，姚振宗考证在东魏兴和三年： 《南史·梁武帝本纪》：大同六年(540)秋七月遣散骑常侍陆宴子报聘。七年夏四月戊申东魏人来聘。盖即李骞、封述为使。报陆宴子之聘也。时为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54) 按，梁大同六年陆宴子、沈警聘使东魏，七月自梁出发(55)，十月到达东魏(56)，同年，即东魏兴和二年十二月兼散骑常侍崔长谦、兼通直散骑常侍阳休之报聘(57)，而《北齐书·封述传》明确记载封述亦是因报陆宴子之聘出使(58)，当在是年，而非兴和三年。李骞出使在兴和三年八月，是报梁使明少遐、谢藻大同七年之聘，非报陆宴子之聘(59)。据此推测，封述聘梁是与崔长谦、阳休之同行，而非与李骞同行(60)。李绘出使的时间，史传所载亦有抵牾。《北齐书》本传云武定初为聘梁使主，姚振宗据《魏书·孝静帝纪》指出当在兴和四年(61)，确实如此。李绘是高欢主要僚佐，《北齐书》本传记其才学风姿云： 时敕侍中西河王、秘书监常景选儒学十人辑撰五礼，〔李〕绘与太原王乂同掌军礼。魏静帝于显阳殿讲《孝经》、《礼记》，绘与从弟骞、裴伯茂、魏收、卢元明等俱为录议……天平初，世宗用为丞相司马。每罢朝，文武总集，对扬王庭，常令绘先发言端，为群僚之首。音辞辩正，风仪都雅，听者悚然。(62) 正因李绘博通经史，才兼文武，音辞辩证，风仪都雅，加之出自顿丘李氏高门，所以能够担当聘使。如《酉阳杂俎》引《封君义聘梁记》所载，梁朝引聘使参观马上立射和步射等讲武活动，向来使展示国力。李绘曾主持修纂军礼，故应对深得礼义。《北齐书》本传载李绘与梁武帝、袁狎等人的对话云： 梁武帝问绘：“高相今在何处?”绘曰：“今在晋阳，肃遏边寇。”梁武曰：“黑獭若为形容?高相作何经略?”绘曰：“黑獭游魂关右，人神厌毒，连岁凶灾，百姓怀土。丞相奇略不世，畜锐观衅，攻昧取亡，势必不远。”梁武曰：“如卿言极佳。”与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绘曰：“兄所出虽远，当共车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63) 所谓高相“今在晋阳，肃遏边寇”是指高欢于兴和三年五月自晋阳巡北境，遣使与柔然通和，所谓“蓄锐观衅，攻昧取亡”是指高欢积蓄力量，准备出击西魏，兴和四年九月高欢西征，十月围攻玉壁城，皆与当时形势相应(64)。姚振宗推测以上文字出自李绘《封君义行记》，笔者认为极有司能。 《酉阳杂俎》除以上明引《聘北道里记》和《封君义行记》之外，还有若干条涉及南北聘问、折冲樽俎的纪事，如卷一《礼异》“梁正旦”条，“魏使李同轨、陆操聘梁”条，“梁主常赐岁旦酒”条，“北朝妇人”条，卷三《贝编》“魏使陆操至梁”条，“魏李骞、崔劼至梁同泰寺”条，卷七《酒食》“梁刘孝仪食鲭鲊”条，卷十一《广知》“梁主客陆缅”条，卷十二《语资》“庾信作诗”条，“梁遣明少遐”条，“梁徐君房劝酒”条，“梁宴魏使魏肇师”条，“梁宴魏使李骞”条，卷十八《木篇》“葡萄”条，皆为东魏使节与梁人周旋的记录，有可能源出《魏聘使行记》；卷一《礼异》“北齐迎南使”条记载北齐迎使仪仗，似为《朝觐记》遗文。然皆无明证，兹不详论。 四、其他笔记小说引用交聘记考 《酉阳杂俎》所引交聘记并非仅见，南北朝后期的笔记小说中多有引用，惟此类典籍大多散佚放失，仅存者亦未必注明所引书名，多在若存若亡之间，令人难以探其究竟。通过上文对于《酉阳杂俎》所引交聘记的分疏，我们可以大致获得其文献特征，据此特征，我们可以试将今存南北朝后期笔记小说中的交聘记钩稽出来，并就史籍加以按验参比。 据《隋书经籍志》，东魏、北齐时代的李谐曾著《李谐行记》，今见于阳松玠《谈薮》者多条。阳松玠博学多识，《谈薮》云： 杨玠娶博陵崔季让女。崔家富图籍，殆将万卷。成婚之后，颇亦游其书斋，既而告人曰：“崔氏书被人盗尽，曾不之觉。”崔遽令检之，玠扪腹曰：“已藏之经笥矣。”(65) 故知阳松玠饱读崔氏藏书，腹笥便便，《谈薮》所引篇章出自某种交聘记，应非意外。《谈薮》云： 北齐顿丘李谐，彭城王嶷之孙，吏部尚书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辩，(中略)除散骑常侍，为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问曰：“今犹可暖，北间当少寒于此。”谐答曰：“地居阴阳之正，寒暑适时，不知多少。”胥曰：“所访邺下，岂是测景之地?”谐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远，可得统而言之。”胥曰：“洛阳既称盛美，何事迁邺?”谐曰：“不常厥邑，于兹五迁。王者无外，所在关河。复何怪?”胥曰：“殷人毁厄，故迁相圮耿。贵朝何为迁?”谐曰：“圣人藏往知来，相时而动，何必候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气，肇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谐曰：“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胥默而无答。江南士子，莫不嗟尚。事毕，江浦赋诗曰：“帝献二仪合，黄华千里清。边笳城上响，寒月浦中明。”(66) 《谈薮》所引李谐与范胥对答与《魏书·李谐传》对比，几乎完全一样。稍有不同的是《魏书》此前一段李谐与范胥对答及此下李谐与梁武帝问答不见于《谈薮》(67)，姚振宗云，《魏书·李谐传》载李谐与梁主客范胥及梁武问答诸条，《李业兴传》载李业兴朱异及梁武问答经义诸条，似即本于《李谐行记》(68)。按，李谐聘梁在东魏天平四年七月，正使为李谐，副使为卢元明和李业兴(69)，此为东魏首次正式遣使梁朝，故聘使遴选非常严格，而且较通常规格增加了一位副使。此前，即东魏天平二年(535)十二月，自洛阳迁都于邺城(70)，故范胥问及邺城的地理位置和迁都原由，而梁武帝则更加关心掌握东魏命运的高氏父子及其主要僚佐的情报。此次聘梁，接续了中断了近四十年的南北睦邻关系，获得极大成功。 梁朝迎接东魏聘使的主客官员也是经过认真遴选的，史云“〔范〕胥有口辩，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对接北使”(71)。与范胥同时接待李谐一行的还有萧撝，《周书》云“东魏遣李谐、卢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撝辞令可观，令兼中书侍郎，受币于宾馆”(72)。而且范胥兼任职位较低的主客郎，是为“降级摄职”，李谐与范胥专门讨论过此事： 谐问胥曰：“主客在郎官几时?”胥答曰：“我本训胄虎门，适复今任。”谐言：“国子博士不应左转为郎。”胥答曰：“特为接应远宾，故权兼耳。”谐言：“屈己济务，诚得事宜。由我一介行人，今卿左转。”胥答曰：“自顾菲薄，不足对扬盛美，岂敢言屈。”(73) 此后，凡重要客使来聘，对方接待官员皆以降级摄职方式表示尊重，并成为惯例(74)。 梁朝君臣首次与北方士大夫接触，印象深刻，史载： 梁武使朱异觇客，异言谐、元明之美。谐等见，及出，梁武目送之，谓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此等何处来?谓异曰：过卿所谈。(75) 之所以如此成功，端在于东魏聘梁使节的严格遴选，其间还经过了一番推让，史传云： 天平末，魏欲与梁和好，朝议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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