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佛经异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陈正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 对汉文佛经异文的已有研究包括整理与利用两个方面：异文整理多数在单部佛经、断代佛经及佛经音义上，佛经利用则多数停留在刻本佛经异文上，主要是进行疑难字考据、字际关系沟通和汉语用字考察。文章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文佛经异文研究应当用统一的理论去考辨异文，用大数据的方法去类聚异文，充分与佛经音义互求互证，再按照统一标准校订异文。
关键词： 佛经异文；佛经音义；版本梳理；异文数据库
异文，王宁先生定义为：“指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以及同一文献的本文与在别文的引文用字的差异。”［1］在先秦经书文献、唐诗异文研究成果丰硕的情况下，佛经异文研究相对显得冷落。
汉文佛经异文，版本林立，错综复杂，且层出不穷。整体上看，汉文佛经包括写本与刻本两大系统。现存的写本系统有敦煌写卷和日本古写经；刻本系统包括宋（辽、金）代、元代、明代、清代以及近代日本整理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和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整理的《中华大藏经》。佛经异文其内容丰富，是佛经校勘的重要材料，爬梳考辨这批异文材料有助于我们认识佛经传播流传过程、考察相关字形演变、考释疑难俗字，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与利用。朱庆之强调：“佛典的不同版本之间存在的大量异文也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这意味着迄今为止在佛典的语言学利用上没有建立在必要的文献学研究基础之上的。这是相当危险的，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2］现将汉文佛经异文研究从搜集整理和利用考据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力图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梳理前人的研究脉络，同时对今后佛经异文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考。
1 汉文佛经异文的搜集整理工作
最早对佛经异文进行整理的是《大正藏》与《中华大藏经》两部大藏经所作的校勘记。前者以《再刻高丽藏》为底本，利用增上寺宋藏《思溪藏》、元藏《普宁藏》与底本对校。又加入了原藏于上野帝室博物馆的正仓院圣语藏本（天平写经）和宫内省图书寮本（旧宋本）。而宫内省图书寮本正是《崇宁藏》《毗卢藏》（宋代南系刻本）的混合本。故《大正藏》其实集中了佛经北系版本（《契丹藏》）、中原系版本（《开宝藏》）等优点，又参考了南系版本（《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等经本，可以说《大正藏》在版本校勘上集诸家优点于一身。此外，《大正藏》也参考了一些日本古寺院写本或者刊本，这更体现其来源丰富和完善。校对时，《大正藏》并没有改动原文，只是将不同差异保存。有些佛经还与梵文本和巴利语本作了对勘，并出校记，这样非常有助于我们判定音译用字。
《中华大藏经》采用影印办法，以《赵城金藏》为主干，用《再刻高丽藏》补足，同时与八种藏经对校，出校勘记。《中华大藏经》优点在于照顾了《赵城金藏》《房山石经》、宋《碛砂藏》和清《龙藏》，整体校勘版本更全，且收录更丰富，目录体系更为完整。现阶段佛经异文研究，基本都围绕着这两部校勘记展开考证。
1.1 专人专经汉文佛经异文整理
当下进行专人专经佛经异文研究较多，因为材料相对封闭，研究也容易深入，故一大批硕博士论文与研究札记多聚焦这一领域。
景盛轩较早展开汉文佛经异文整理与考辨工作。［3］他将敦煌本与南北本异文加以混总，分类考辨。他的研究特点在于引入了词汇比较，总结了词汇差异的几种类型，考察了词汇差异形成的原因。景文思路清晰，材料丰富。佛经异文大量是历时传抄刻印产生的，也有不少就是词汇发展演变、用字历时使用更替的结果，考辨异文差异就是考察其中的用字、用词与语法之间的演变事实。故汉文佛经异文词汇研究可借用历时的词汇替换考察常用词的演变，为汉语常用词词汇史添砖加瓦。
由于我国开放前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成本管控没有可施展空间，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了能够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成本管控在此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但是由于我国过去一般采用粗放型生产经营模式，所以成本管理短时间内也无法做到精细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由于受到管理制度、参与人员的思维与职业能力等多方面的限制，使得我国成本管理工作一直滞后。现阶段企业成本管控的存在的问题还是很多，具体情况阐述如下：
单部佛经异文研究代表作是一批校勘札记，如黄征［4］、蒋冀骋［5］、方一新［6-7］、刘显［8］、谭翠［9］、曾良［10］、边田钢［11］等。这批札记考证质量很高，多数能从俗字、音韵、训诂、文献演变等角度来校订版本正误。但是缺点在于不系统，专就某条异文进行考辨，没有关注到异文与异文之间的联系。
其他利用刻本文献进行异文校勘的有：易贤英［12］、欧阳小英［13］、熊果［14］、陈荧［15］、禹建华［16］、陈立华［17］、王艳秀［18］、余枣焱［19］等。这批硕博士论文多数取材于《大正藏》《中华大藏经》的校勘成果，并未关注敦煌写卷和日本古写经；在结构上多从字形、字音、字义差异去归纳整理异文。向玲玲［20］注意到了佛经引书异文，对文字、词汇差异异文作了基本数据统计。汉文佛经引书异文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如佛经类书引经文，以及其他类书引佛经，均可以互相参照。
俗语词考释方面，曾良［56-57］认为通过俗字知识，可以分析异文的产生过程；利用异文，能够探寻语义联系，系联同源词。他考订了“姿并”“俱执”“绳像”等词词义，梳理了“妉媔”“烦宛”等词的词义演变。
佛经类书异文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律异相》，董志翘［30］强调了《经律异相》校理的价值，认为：“《经律异文》的异文语料分析和研究将会促进中古汉语在文字、词汇、训诂方面研究和语料的挖掘。”董志翘专门提到了《经律异相》的音义类文献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引书异文，《一切经音义》《随函录》的成书年代都早于现存藏经刊刻年代，其选取的注释一定是最早文献时期的文本情况。①如此不仅可以借助佛经音义来释读佛经文本，也能够利用佛经文本证实佛经音义。在明确的理论意识指导下，董志翘［31］整理了该书，做了一批校勘札记，出版了《〈经律异相〉整理与研究》，并把异文分为版本异文、经音义类著作所提供的异文、《经律异相》与所引的原书之间的异文、《经律异相》与其他引用之间的异文和其他著作引用《经律异相》形成的异文等五大类，充分关照到了类书本身的特点。并且于2018年整理出版了《〈经律异相〉校注》一书，对五十卷的《经律异相》做了全面的校勘和整理。他指导的博士生张春雷，［32］也系统考察了异文成因、类型以及对辞书编纂、古籍校勘的价值。
刘锋［33］从文字、词汇、语音几个角度考察了支谦译经的异文情况，其文尝试从形体结构上对通假字加以分类，并对同义词判定设定了标准，并对异文中的“音误字”所反映的语音关系作了相应描写。
邹伟林主持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汉文佛典异文与现代汉字规范应用”（项目编号：13C1081），他按照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同源字、正讹字来进行字际关系沟通。［60］
另外，还有学者关注了断代佛经异文。张国良［34］重点考察了元魏时期译经的异文情况，注重从语言学角度考辨了部分伪经，并且对部分疑伪佛经进行了校理。其不足之处是没有凸显这一时代佛经语料的特点，也未能放在汉语史的背景下考察词汇词义演变。
1.2 佛经音义异文研究
最后，他主张：“大藏经版本产生大量异文混讹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形体相近，而汉字的形体与书法密切相关。刻本中的俗字既与敦煌写卷的俗字渊源颇深，更与书法密切相关。”［50］这一说法本身不符合事实，混讹的原因有形、音、义多种可能。并且谭文论证混讹时常常利用两字的书法字形尤其是草书字形之间相近，这在方法论上值得商榷。比如他认为“相”与“想”混讹，“臣”与“目”混讹都是源其草书字形甚近。这有些求之过深，前者完全可能是受读音相近听写录文错误，后者在《可洪音义》保存的写本文献也有大量混讹，不必都追踪到书法字形。我们认为，利用书法字形来进行异文考订是可以的，但汉字书法艺术和书写规则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前者更多是艺术的汉字而非实用的汉字。③考察文字混讹，还是尽可能从实际文献用例的字形出发，排列字形演变序列，参考已有的校勘通例成果，再结合上下文语言搭配判定正误。变异字形的相混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存在必然性。以书法文字的字形作为起点判定是否混讹标准是不太恰当的，书法当中存在的字形适合作为旁证，不适宜作为主证。
方一新［35］明确了利用音义书与佛经文本对勘的观念，尤其是针对音义书中用字用词同佛经文献差异地方入手，以《玄应音义》为出发点，将《大正藏》《中华藏》作为比较对象，就《玄应音义》与传世本大藏经不同的地方酌作分析和考辨，从文字与词汇两个方面进行梳理考辨。音义书佛经异文研究如耿铭［36］针对《玄应音义》的异文加以分析，重点在于考察从《玄应音义》到《慧琳音义》的嬗变，总结了“同步演变”的书写变异情况，更将《玄应音义》异文与汉文佛经研究结合考察其版本流变，耿文将音义书版本演变与佛经版本演变共同考察对我们有参考意义。
其他如徐时仪［37-41］、姜亮之［42］、王曦［43］、孙建伟［44］、黄仁暄［45-46］、侯佳利［47］第二章“《一切经音义》的版本与校勘”。这些人所进行的异文校勘工作多数以“理校”为主，即不仅考订文本原文，利用语言文字规律考察其底本与校本真伪。事实上，以佛经音义为代表的小学类书目异文考订目标和真实文献的异文考订方法和目标都有所不同。音义书属于小学专书，其背后存在明确的理论意识和理论思维，②对音义类小学文献校勘的目的当是求真，而非求古。求真，要符合“形音义统一”的语言文字规律，而不仅仅以追求原始语境中的古本为目的。同时我们认为，佛经音义不仅有明确的“显性异文”，还有潜在的“隐性异文”值得挖掘，小学专书对前人的训释成果既有传承，又有补充，更有改造，需要对古籍进行层次辨析。［48］故佛经音义类异文考辨应当眼界更宽，甚至在没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也可以结合语言文字规律、音义书内在体例和字书传承关系进行校订。
1.3 汉文大藏经研究
现阶段佛经异文研究较为全面的有柳富炫，［49］该文优势体现在对材料的广博占有，初步梳理了《大藏经》的演变历史与刻本的版本，提出了许多值得参考的意见。但缺点在于基本没有对材料进行辨析，基本只是堆砌，结论也显得有些虚浮。
表4显示的是特级教师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 从健康均分可以看出，男女特级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无明显差异，但男教师偏执因子分显著高于女教师(P<0.05)，敌对因子也显著高于女教师(P=0.05),其它7个因子无明显性别差异(P>0.05)。
在实习期间学生的安全问题是校企双方最为担心的问题，应制定可行的规章制度来防范安全事故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学生在俱乐部既不是正式员工也不是纯粹的实习学生，应该是具有双重身份。例如学生在机械操作中意外受伤，学生在场地服务时碰坏球车等问题如何解决？经过校企双方共同协商，通过给学生全员购买意外伤害险和加强学生安全培训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使“校企一体”教学模式顺利实施。
但是该文论证思路还值得商榷，首先缺陷在于将混讹现象与刻本、写本并列研究，然而讹混是贯穿各个时代、各个类型文献当中普遍的现象，无论是手写还是刻印文献均存在，“讹混”与“写本”“刻本”并不处于同一逻辑层级。
其次他认为《大正藏》版本有不少的问题，如校勘断句错误甚多、收录佛经文献未广、参校版本不全等缺陷。可他所选用的《中华大藏经》其实与《大正藏》之间版本很大的差别在于收录经文差别，且《中华大藏经》坚持“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通假字及同义字”一般不出校的原则，这样就损失了大量的语言文字可以研究的信息，让我们无法确知其版本原貌，对我们研究中古及近代的语言文字流变现象非常不利。故我们认为《大正藏》版本存在问题不完全影响异文的考辨与整理研究工作，我们只需在考察中尽量参校其他版本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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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佛经音义一直在被关注和利用，佛经音义研究较单部佛经较多。其中《玄应音义》《慧琳音义》的版本差异关注较多，但是佛经音义引文与写刻本佛经的相互印证方面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2 汉文佛经异文的利用
就某部佛经异文本身的类型与成因研究属于异文的本体研究，而类聚大量异文、比勘大量异文，来进行文字训诂考证、辞书的编纂修订属于异文的应用研究。前者更侧重于扎实细致的描写；后者则需要更牢固的文献功底、更敏锐的问题意识、更多元的学科知识背景解决文献当中存在的疑难问题。
2.1 疑难字词考释研究
异文均为成对出现，故往往一生一熟，一难一易，为我们进行疑难字考释提供了绝好的线索和参考。李国英［51-54］在《大正藏》上考释俗字、讹字，清理历代字书未收录的疑难字、提取未编码字最勤，他做的系列《大正藏》疑难字考释，利用了大量异文材料。孙建伟［55］在《大正藏疑难字例释》中考释了16则疑难字，同时他将疑难字分为书写现象造成的疑难字和同化现象造成的疑难字两类。这两类现象均有大量的异文材料参照和比勘。
利用写本文献进行异文研究首倡者为日本学者衣川贤次［21］结合日本古写经来考辨异文当中字词演变的痕迹，论定有不少异文属于“改古从今”的现象。刘显等［22］明确呼吁敦煌写本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之后的研究不断增多，如刘显［23］、张瑞兰［24］、高静怡［25］、赵丹［26］、袁广香［27］、武氏玉璧［28］、孙蕾［29］等。引入敦煌文献研究异文材料，就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写本与写本之间可以比较，写本也可以与刻本比较。内容不同的可以看出差异探寻原因，内容相同的也能够探寻从写本到刻本过渡转化时期的特点，总结不同时代的书写习惯、书写特点与书写规律。
谭勤文［50］是当下佛经异文研究新作。该文在材料上和思路上都有新突破，材料上他既注重了写本又兼顾了刻本，以敦煌写卷、日本古逸佛典为写本研究对象。以《中华大藏经》异文为刻本研究对象，讨论其中的混讹规律。他讨论的异文现象丰富，研究也相对深入。
“用字”和“字用”构成了汉字职用学的两大范畴。［65］相对于出土文献的字用研究，佛经用字研究现在还有大量的空白。佛经异文材料时代明确，内容丰富，又有大量已经校勘好的异文成果可以比勘参照。现阶段佛经用字主要在佛经音义用字和译音字上。
佛经异文作为参考材料，正是提供了一种互通互换的可能性，虽不能作为主证，但是提供了一种线索，提示了一种思路，丰富的佛经异文本身就是宝贵的字料库与语料库。
2.2 字际关系沟通研究
日本导演荻上直子凭借《海鸥食堂》(2006)、《眼镜》(2007)、《厕所》(2010)等影片获得了很大声誉，不仅入选日本《电影旬报》十佳并且获得国际电影节认可，而且在影迷心中获得“治愈女王”的称号。她的电影是一种减法的美学风格。戏剧冲突少，视听语言简单、人物少等元素创造了她的极简主义的电影世界，而生活在她电影世界里的人们不管是反常还是古怪都具有迷人的魅力。
综上所述，适当浓度的D-Met、D-Leu、D-Trp 及D-AA混合物溶液均可抑制粪肠球菌生物膜的形成; 特别是适当浓度的D-Met、D-Leu、D-Trp溶液还具有离散粪肠球菌生物膜的作用，而D-AA混合物溶液则不具有离散粪肠球菌生物膜的作用。然而，针对不同细菌生物膜敏感的D-AA浓度尚待进一步筛选，其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效果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与传统旅游有所不同，红色旅游与生俱来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导游讲解时，要防止加入低级趣味或者迷信等方面的内容，要带着崇敬之心，认真对待革命历史，要按照严肃性以及严谨性原则，以合理态度对待红色旅游，从而对红色旅游色彩与基调进行保证。
真大成［61-64］的系列论文多是利用《大正藏》的异文中的字际关系来考释疑难词语和梳理字词关系，尤其强调疑难词语的考释一定要认清佛经用字不拘一端的事实，要将词语的“正形”与“变形”沟通起来，他从讹字、同形字、异体字等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证，并且强调“考释词义时应注意辨析，但更应该具审慎的态度，不察含义，率尔以为某字讹误或通假的做法同样会误释词义。”他指出：“古今学者均重视传世典籍中的通假字，出土文献通假字也有大量研究成果面世，唯独汉文佛典通假字研究仍是空白，亟待展开”，他认为沟通汉文佛典中的通假字有以下意义：“有助于考释词义，正确解读经文；为已有研究成果提供新的思路和证据，做出新的解释；有助于辨明佛经文本中因不明通假而产生的臆改，使佛经词语研究建立在可靠文本的基础上；有助于破除词语用字的迷障，准确判断词语的产生时代；有助于辨明词语书写形式，进而在讨论词典编纂问题时避免误谈词目失收。”［63］他讨论的问题和角度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佛经经过多次传抄，一词多形的现象尤其复杂多样，我们通过异文可以分析汉语双音化后的字词关系的复杂状态，进而考察语素用字的复杂对应现象。佛经异文的字际关系相当复杂，经过多次传抄，一词多形的现象尤其复杂多样，我们通过异文可以判断汉语双音词化后的通假与讹误现象的存在状态，进而考察语素用字的复杂对应现象。
2.3 汉语用字演变研究
颜洽茂等［58］利用《中华大藏经》“孚因=俘因”作为线索，考订“孚囚”当为“孚因”之讹，意味“急忙用酒瓶装好骨灰离开”。赵家栋［59］对前说进行复议，从版本、音义及引用异文着手，结合《生经·舅甥经》译经时代汉语特点和句式特征，论定“囚”并非“因”之形讹，而当为“□”字形讹。其重要版本依据正是《可洪音义》与佛经引文。其中《可洪音义》卷13《中本起经》上卷：“□回邓，上尸夜反。”“□”为“赦”之俗写，“赦回邓”对应原经“解囚”，进而断定“回邓”当为“囚”之形讹。
徐时仪［66］一文通过数据统计，论证了以《说文》《玉篇》为代表的字书因其公认的权威性成为各时期“正体”“正字”的渊薮，进而说明了在汉字传承和规范中，字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又利用音义书用字，探寻了近代汉字上承甲金文古文字而由小篆隶变楷化的演变脉络以及考察汉字演变的规律，进而为字典编纂提供依据。［67］
王华权［68］认为《一切经音义》辨析俗字时所提供的字形，其所就载用字信息比其他材料更接近于原貌，是能反映“原生态”社会民间实际用字情况的珍贵资料。该文肯定了佛经音义对储存文本真实用字字形的意义，强调了在某种程度上《一切经音义》比传本佛经用字更为准确和完备。
马乾［69］分析了译音用字差异，归纳了用字差异有印度佛教所使用的是混合梵语、传入汉地的佛经文本语言类型不尽一致、梵汉语言类型的差异和佛经译音规则不明确等原因。
郑贤章［70］一文是近三十年来对汉文佛经文字研究的全面系统综述。郑文立意宏大，视野开阔，内容丰富。他专门强调了佛经异文对佛经文字研究的重要性，加强整体把握，考证疑难俗字，再总结汉字形体演变规律，完善近代汉字理论。
3 汉文佛经异文工作研究的相关思考与展望
学界对于汉文佛经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关注，特别是对汉文佛经文献学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发掘，初步发掘了汉文佛经在语言文字学等方面的汉字学、训诂学、词汇学价值。我们认为，汉文佛经异文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1）对汉文佛经异文研究缺乏系统理论与综合把握。当下对汉文佛经异文仍然多是个别的、零散的研究，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下描写和考察。尤其是对“俗”这一概念处理草率。“俗”字按照汉字构形分析应该属于异体字，加上部分的讹错字，但是不少学者把同音字、同义字也算作俗字，这样就无限扩大了俗字范围，我们认为异文整理时可以有正俗的观念，但是处理材料还是尽量使用“构形——功能”分析，在统一的字际关系理论指导下，分为“同词异文”与“异词异文”加以处理。
行业英语（EOP），是专门用途英语（ESP）的分支之一，是根据学生所学的专业及其毕业后所能从事的行业有关的一种技能英语，是传统公共基础英语教学的一种延伸，其教学强调教学内容与学习任务的职业性和真实性，培养学生在特定职场中的英语应用能力。
（2）对汉文佛经异文研究缺少理性认识与理论归纳。佛经异文材料整体作为一特殊语言文字现象还需要更细腻的观察，尤其是需要大规模、成系统的类聚材料，来观察佛经异文的特点。单一、个别的专人专经异文考查，很难归纳整理除佛经异文的特点，现《大正藏》异文已经全部提取完毕，加以整合，则是宝贵的汉语文字研究材料。柳建钰即认为：“目前，我们已经将《中华电子佛典》的异文信息提取完毕，未去重总数量为70万条，语境总数量为77万条，数量相当庞大，在异文资料库中价值首屈一指。”［71］一定要注意不同卷的佛经异文相互联系、相互沟通。此外《大正藏》《中华大藏经》都对写本佛经重视极为不够，前者只是在第85卷转录了一部分敦煌文献；后者则完全没有关注到敦煌写本。藏经洞所出的近六万号敦煌写卷，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魏晋至五代宋初俗字的原始风貌。故异文数据库还需要补充《中华大藏经》相关校勘成果，以及敦煌写卷的文字材料。
（3）对汉文佛经异文与大型字书之间关联处理有待加强。佛经文字材料在大型字书尤其是佛经音义当中有所储存和整理。如《玄应音义》《慧琳音义》《可洪音义》《希麟音义》《龙龛手鉴》中均保存了佛经文字的大量信息。我们认为将佛经异文与佛经音义相结合，充分进行互求互证，还有很大挖掘空间。李国英指出：“还有些学者主要用字书和佛典文献的对勘来考辨汉字的字际关系，这方面的工作初见成效，方兴未艾，前景光明”。［72］我们可以沿着汉文佛经异文材料提供的线索，校订佛经文本，进而证实佛经音义在沟通字际关系或者注音释义方面的合理正确，或者补充佛经音义的不足缺失，或者纠正佛经音义的相关错误。
（4）对汉文佛经异文正误判定与标准的探求有待加强，《大正藏》与《中华大藏经》都是只校异不校误，而有时候恰恰是那些校本的异文才真正符合文献原貌。此时我们要结合上下文语境，参考同时代语料，参考敦煌写本，对其正误进行判定。
本次研究所涉及到的数据都通过SPSS18.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表示为±s，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表示为百分率（%），予以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5] Boleslaw A. Boczek,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the Baltic Sea Environment Against Pollution: A study in Marine Regionalis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2, No. 4 (October 1978), pp. 782-814.
整体来看，近些年佛经异文研究范围上不断扩大，专人专经以及佛经音义均有所关注；材料上不断丰富，从原先只重视刻本，到现在刻本与写本并重；内容上不断深入，从个别的札记到完整的框架以及丰富的系列论文。
佛经异文材料是宝贵的字料库与语料库，其中有大量语言文字现象可以整理与挖掘。客观的评价佛经异文的现实意义，挖掘其现代价值是今后的研究方向。未来汉文佛经异文研究，当用统一的理论去考辨异文，用大数据的方法去类聚异文，结合佛经音义去校订异文，这是未来汉文佛经异文研究的可行之路。
当前，面对国际农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上升的趋势，为了实现江阴农业经济的新突破，要加大耕地利用率。笔者就“加强规划引领 ，提升耕地综合利用”走访了规划、国土、农林，个别乡镇等相关部门，并结合工作实际，分析江阴农业耕地情况，提出相关思考与建议。
［注释］
① 李运富就专门讨论过注释与原文的关系，“在考证文献的原始文本用字和后出文本改字情况时，古代的某些文献注释材料也是可以利用的。因为原文献的用字一经注释家选为注释对象而出注，就相当于加了一层‘保鲜膜’，通常能体现用字的原貌。”见《传世文献的改字及其考证》，《文献语言学》（第2辑），第178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
② 王立军认为以《说文》为代表的小学字书应该注重“校读”，而非“校勘”，校读重在“读”，其主要目标在于读书者自己能辨正地阅读古籍，尽可能获得古书的真义；而校勘则重在“勘”，其主要目标在于纠正原书的脱、误、衍、倒，尽可能恢复原书的面貌。见《〈说文〉异文与〈说文〉校读》，原载韩国《人文科学》第94卷，2011年9月。
③ 王宁先生认为：“字体具有社会普遍性，书体则有书法家或某个流派的个性。社会自组织形成的风格笔法属于自然美化，书法家的书写风格属于艺术美化。”见《书写规则与书法艺术——纪念启功先生100周年诞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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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Study of Variant Characters of Chinese Buddhist Sutras
Chen Zheng-zheng
Abstract: At present,the variant characters research of Chinese Buddhist sutras includes two aspects∶collation and utilization.The coll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single Buddhist scripture,dynastic Buddhist scriptures,as well as sound and meaning of Buddhist sutra.While,the utilization mostly concentrates on the variant characters of the printed Buddhist sutra,such as textual research of knotty Chinese characters,comm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lationship and the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previous studies,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study of the variant character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Chinese should use unified theories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 versions,use big data methods to cluster the variant characters,fully verify each other with the sound and meaning of Buddhist scriptures,and then revise the variant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unified standards.
Keywords: Buddhist Sutras；Sound and Meaning of Buddhist Scriptures；Editions Review；Database of Variant Characters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志码： E
文章编号： 1005－8214（2019）03－0065－0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基于资料库的古籍计算机辅助版本校勘和编撰系统研究”（项目编号：15ZDB104），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大科技工程项目“中华字库工程——版刻楷体字书文字整理”（项目编号：0610-1041BJNF2328/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正正（1990－），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字学，小学文献整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18－01－05
［责任编辑］杨 蕾
标签：佛经异文论文; 佛经音义论文; 版本梳理论文; 异文数据库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