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部诞生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部论文,新中国论文,诞生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10月1日，在20 世纪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紧接着，毛泽东在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向各国政府宣布：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随后外交部即宣告成立，并从10月5日开始部分办公。 经过一个多月积极筹备，1949年11月8日， 在修缮一新的位于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的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新址，召开了外交部的正式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新中国外交队伍的形成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即着手培养和储备外事人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这年12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到武汉。1938年4 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王炳南、凯丰、吴克坚组成，同时设办事机构，由周恩来领导，王炳南具体负责。参加国际宣传工作的有陈家康、王安娜、许孟雄、毕朔望等。武汉沦陷后，重庆成为中国政治中心，中共中央在重庆成立南方局，1939年4 月设对外宣传组，1940年12月改称外事组，王炳南任组长，陈家康任副组长，1942年又增加龚澎任副组长。先后参加外事组工作的有章文晋、蒋金涛、罗清、李少石、郑德芳、邓光、吴明、陈浩、沈蓉、沈野等。章汉夫、乔冠华等当时在重庆办党的报刊，也经常参加外事组的会议。党还派王安娜、廖梦醒等在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派刘尊祺、孟用潜、韩幽桐、柳无垢、刘思慕等同志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这些都是当时外事工作的一部分。
为适应工作需要，1942年在延安成立了俄语学校，1944年9月， 俄语学校增设英文班，改称外语学校，均由曾涌泉任校长，着手培养俄文、英文干部。建国初期的外交干部，不少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1944年8月， 美国军事观察组由史迪威将军的顾问包瑞德上校率领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军事观察组总部设在延安，观察组成员分赴解放区各地考察。中央军委成立外事组负责接待工作，由杨尚昆兼任组长，黄华、陈家康、柯柏年、杨作材分别任翻译、研究、联络、行政四个科科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946年1月成立由共产党、国民党、美国三方代表周恩来、张群（后为张治中）、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委员会，下设军事调处执行部，处理有关国共军事冲突事宜。军事调处执行部总部设在北平，中共代表叶剑英，李克农协助工作，耿飚、黄华、冯铉、薛子正、董越千参与工作。后在长春、张家口、太原、济南、德州、徐州、武汉等地设分部或执行小组，伍修权、黄镇、韩念龙、姚仲明、符浩等任中共方面代表。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增长了外交才干，很多人成为解放后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领导骨干。
这时还需要大批翻译干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南方局外事组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物色了一大批具有进步思想的、会外文的大学生，输送到解放区担任翻译工作。在延安的外语学校此时迁往张家口，成为华北联合大学的一部分（后来又迁到石家庄），专门培训翻译人才。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周恩来以其革命家的远见卓识，考虑到全国解放建立新中国的需要，认为现有外事干部不能失散，于是决定，把自国民党统治区撤回的原南京中共代表团及上海、重庆办事处、原军委外事组、原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及其执行小组做过外事工作的干部集中起来组成一个队，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王炳南任党支部书记，撤离延安，过黄河去晋绥地区。这支队伍于4月到达山西省临县。5月，根据周恩来传达的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中央外事组。由叶剑英兼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内设三个处，徐大年任翻译处处长，章文晋任副处长，柯柏年任研究处处长，董越千任新闻处处长。成员包括王凝、凌青、马牧鸣、张香山、王光美、吴青、陈浩、王朴、陈佩明、曾远辉、刘文仲等。薛子正、黄华率部分人员参加土地改革进行锻炼。外事组最初约30人，后有增加，这些同志在建国后除个别的改作其他工作外，都成为外事战线上的骨干。
1948年党中央机关迁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现属平山县），中央外事组也随之迁至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时周恩来亲自兼任外事组主任。党中央迁北平时，外事组也随之来到北平，成为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外交行动
毛泽东主席的建国公告发表后，新华社立即向全世界播发。同时，按照外交惯例，由周恩来外长向各国原驻华外交代表发出公函，要求他们将毛泽东主席的公告送达本国政府。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的第一次外交行动，也是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身份发出的第一份公函，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
公函全文是：
迳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此致
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
周恩来（签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于北京
此时，外交部虽然已宣布成立，但班子还没有搭起来，一些具体工作就由原中央外事组一班人马在王炳南的带领下进行。当时外事组有两处办公地点，主要部分在东交民巷的玉河桥，这里曾经是日本大使馆；另外一部分人在松树胡同办公。
10月1日这天， 外事组的人员大部分也都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去了。大典结束后，大家匆匆赶回东交民巷，王炳南按照周恩来预先的指示，立即着手进行将毛主席建国公告和周恩来外交部长公函送达各国的工作。
周恩来在开国大典结束后，立即赶到东交民巷。周恩来向王炳南询问了公告和公函的准备情况，然后要王炳南带上文件马上跟他到北京饭店他的临时办公室去。
王炳南随周恩来到了北京饭店。
周恩来在办公桌前坐下，认真审阅了打印好的公告和公函，然后挥笔在每份公函上签上“周恩来”三个字。
王炳南带着周恩来签署好的文件匆匆赶回东交民巷，把柯柏年等外事组懂外文的同志召集在一起，让大家马上分头送公告和公函。
当时，国外的原驻华外交机构分设于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奥地利、缅甸、埃及、印度等12个国家的大使馆在南京，希腊、巴西、瑞典等14个国家的领事馆在上海，而北京则有苏、美、英等7 国的旧领事馆。
柯柏年等立即出发。
一个小时之内，留在北京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7 个国家的旧领事便收到了周外长的公函和毛主席的公告。
南京、上海方面，周恩来已经在10月1 日上午将毛主席的公告预先电告南京、上海两市市委。10月2日， 周恩来再次发电给南京市委并外事处主任黄华，并转上海市委及上海外事处章汉夫主任，通知他们送达毛主席公告和周外长公函的信使将于10月3日晚到达南京， 命黄华收到电报后即约留驻在南京的印度、伊朗、加拿大等12国的原外交代表到外事处一谈，向他们转达公告及公函内容。同时指示他们调查一下挪威、秘鲁、巴拿马等9国的旧领事是否已撤走。周恩来还指示， 如果这些人提出发电报报告本国政府的话，可以准许他们经国际电台向本国发密码电报。
南京外事处主任黄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约见在南京的各国原外交代表。由于10月2日是星期日且有群众游行，会见延至3日上午10点在外事处进行。待缅甸、印度、埃及、奥地利、葡萄牙、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原外交代表到齐后，黄华宣布道：“我奉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之命，约集诸位先生来此，有口头通知数项告诉诸位：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已于10月1 日将公函并附毛泽东主席公告分送给现在北京的苏、美、英等国旧领事。凡无旧领事在北京者，则于今日派人将文件送来南京转达诸位。在正式公函未到前，本人奉命将此事转告诸位。文件内容即为10月1 日新华社发表的政府公告和外交部部长公函。本人谨请诸位将上述口头通知转达各贵国政府，并希望获知诸位先生对于转述上述通知的意见。”
待黄华宣布完毕，澳大利亚、埃及等国的代表率先表示愿意将公告及公函迅速转达本国政府，其他人也没有表示异议。
与此同时，章汉夫主任也在上海向有关的旧领事转达了同样的信息。
各国外交人员接到公告及公函后，纷纷向本国政府发报，汇报公告及公函要点，尤其对新中国宣布的与外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原则给予极大的重视。有的为了节省时间，索性用明码发电。
奥地利原公使施德福用明码致电其外交部称：“外长之函件及主席文告已于10月3日收到，并遵照其愿望转达外交部， 最重要之点为外长认为中国与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主席准备与所有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等原则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组建外交部机构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另起炉灶”的方针，摒弃了旧的外交传统，与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创建了一支全新的外交队伍。他建议从三个方面选调外交干部。第一是前面介绍过的原中央外事组，以及各大城市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同志，他们有相当的外事经验，文化水平也比较高；第二是解放军四个野战军、军委直属机关和各军区挑选的骨干分子，他们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优良的革命传统；第三是从大学里选拔一些青年学生，他们有热情，懂外文，还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所有这些当中，以军队干部为主。
根据这个精神，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各地党委及解放军各部队下达了指示，一批优秀的将军、省市领导干部从全国四面八方向北京云集。他们中有第七兵团兼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姬鹏飞，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中央军委政治部第一室主任黄镇，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谭希林，南京警备司令袁仲贤，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韩念龙，南宁警备司令彭明治，五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幼平，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军委机要通讯干部学校校长曹祥仁，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倪志亮，中共内蒙古分局宣传部长吉雅泰，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冯铉等。这些同志是作为即将派出的大使而选调来的。
除此之外，中央组织部还选调了几十名副军级、师级、团级干部到外交部任中层骨干，像后来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符浩、韩叙、余湛、朱启祯，担任过驻外大使的孟英、李清泉、郑为之、王崇理、国鹰、宋之光、张世杰、姚念、康矛召、戴平，以及担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凌青等就在此之列。
人员基本到齐以后，外交部的机构就组建起来了：
外交部长：周恩来
副部长：王稼祥
李克农
章汉夫
办公厅主任：王炳南
副主任：阎宝航
董越千
赖亚力
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
亚洲司司长：沈端先（夏衍）
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
副司长：温朋久
美洲澳洲司司长：柯柏年
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兼）
副司长：龚普生
情报司司长：龚澎
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汉夫（兼）
副主任委员：徐永瑛
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恩来（兼）
副主任委员：乔冠华
秘书主任：杨刚
夏衍因陈毅希望他留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没有到外交部来任职，亚洲司司长改由副司长陈家康代理。
按照《中华人民政府外交部试行组织条例》，当时外交部各司下面没有处这一级，直接是科。只有作为外交部中枢机构的办公厅是一个例外。根据工作需要，办公厅下面设了秘书处、交际处、机要处、人事处、总务处五个处，分别负责文件的收发、草拟、编译；中央政府及本部有关法令的传达、公布；外交档案的保管；以及人员调配、礼宾、领事、通讯、财务、后勤等各项工作。
外交部的所在地选在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这是清朝时为了迎接德国威廉二世来访，清政府耗费巨资，特意请美国人设计，由英国人负责建造的当时北京城内第一幢欧式建筑。以后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东堂子胡同搬迁至此。1912年袁世凯北洋政府成立时，其外交部也设在这里。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人民政府将其接收作为办公处，随后中央选定这里作为新中国外交部的所在地。
外交部成立大会
1949年11月8日傍晚， 紧张忙碌了一天的周恩来离开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乘车前往位于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的外交部，参加外交部的成立大会。
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等在楼门口迎接周恩来。这时王稼祥已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到了苏联，章汉夫尚在上海，因此他们两位副部长未参加外交部成立大会。
大会定在晚上8点钟开始。周恩来到达时离开会还有一点时间， 李克农、王炳南先陪同周恩来到办公室商谈了片刻，然后一起来到二楼的会议大厅。
外交部的全体同志正等候在那里。见周部长到来，大家起立，热烈鼓掌。
会议由王炳南主持，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王炳南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掌声过后，周恩来开始讲话，他说：“每一个机关都要开一个成立会，我们也不例外，这也算是形式主义吧。”
他轻松随和的第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周恩来接着说：“开会表示成立，目的不是为了登一下报，而是为了彼此见见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在部里工作究竟有什么计划与打算。我们是外行人办外交，对外交这一门学问是没有的；外语学校的同志主要也只是学过外文；其他的干部虽然办过一些外事工作，但是把这些工作经验加以整理，使之科学化，系统化，成为一门学问，还差得远。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作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
他接着讲到外交工作责任重大。他说：“外交部成立以后，我们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这是很重大的责任。在坐的大半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刚从学校出来，没有做过社会工作，现在来到国家机关做事，一方面感觉到光荣，但另一方面也感到责任重大，战战兢兢。”
周恩来略微停顿了一下，环顾会场，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接着他讲了当前的外交任务：“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今天，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还需要军队，全国解放了，军队经过整编，还得作为捍卫国家的力量。在没有发生战争和破坏的时候，对内对外都要进行保卫国家利益的工作，对内就不说了，对外而言，外交就成了第一线工作。”
周恩来接下来讲到外交的战略策略：“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我们在外交工作上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证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要用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心，就会打败仗。……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胁你。”
说到这里，周恩来带着气愤，略微提高了嗓门：“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它们的外交官当作外侨来看待，享受法律的保护。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照法办事。它们对我们没有办法。”
周恩来语气一转，又谈到了外交斗争要谨慎的一面：“我们对每一个战斗、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都要有信心，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就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义和团的民族热情是可贵的，然而它的领导者造成了盲目排外情绪则是错误的。我们要善于掌握这种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外交工作和其他工作比较起来更困难。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在平时要演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尤其是我们的年轻同志，往往最容易轻视敌人。我们打硬仗，必须要仔细，不要害怕。工作是做出来的，经验是积累而成的，必须磨练自己。对外必须要一致，一切事情在一定组织范围内都可以提出来讨论。想问题，提意见，纠正工作上的缺点，这样才可以不断进步，才能打胜仗。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等，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更应该加倍谨慎。”
最后，周恩来强调：“我们要藐视帝国主义，但不能轻视具体斗争；要联合兄弟朋友，但不要马虎。一种是联合，一种是斗争，这两种都要通过外交形式出现。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今天这一百多人，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一再告诉我们，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同时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文打武打是一样的。”
周恩来这篇在外交部建部大会上的讲话，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篇纲领性文件，深入浅出，把外交工作的方方面面分析的非常透彻，不但对于当时那支年轻的外交队伍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蒙教育，就是对于今天的外交工作者，仍然是一篇十分宝贵的教材。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这番谆谆教诲深深感染。
周恩来话音刚落，台下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随后，李克农副部长也讲了话。
50年过去了，新中国外交部成立时的情景，曾经参加了成立大会的同志心中仍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