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三种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中国古典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7)04-0001-05
收稿日期：2007-04-10
当今世界正步入“全球化”语境的时代，中国的文学应当属于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同样应当属于世界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似乎还未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有些人看来，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某些所谓的“特殊性”，对中国古典文学所具有的人类普遍性却视而不见。于是他们紧紧抱住这些所谓的“特殊性”不放，首先强调古典文学是“古典”的，因而与现当代文学迥然有异；其次强调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的，因而与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学格格不入。这样一来，无论是研究理念还是研究方法，便不能有所创新，更谈不上与“全球化”的文学研究进行对话，这就是当今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所面临的困境。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是每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都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与其他研究领域一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同样应当走向现代化，具备一种“世界心态”，而不是为了追求“古典”身份的认同。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应当以一种现代的、开放的、世界的文学眼光去进行，这就要求我们正视和认真解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三种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研究领域永葆学术的青春和生命的活力。
一、“文学本体”研究与“非文学本体”研究
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现状迫切要求古典文学研究者首先在观念上解决“文学本体”意识与非文学本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所谓“文学本体”意识，就是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古典文学首先是文学，其次才是中国的，再次才是古典的，而不是相反。因此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研究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以至于外国文学一样，首先要确认其文学的本体属性。古典文学作品与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无法替代的审美价值。审美是文学自身所具有的特质。文学创作的本质职能、主要目的和根本任务就是创造审美价值。在文学的多种性质、多种功能中，只有审美是不可或缺的。正因如此，古典文学研究也就应当把审美价值的研究放在突出位置。如果说这一点在其他文学研究领域已较好地得到解决的话，那么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还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所谓审美价值，既不同于认识价值，也不同于伦理道德价值，但又与两种价值密切相关，它是真、善、美的统一，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把握。要认识到古典文学不仅是一种实体性的物质存在，而且还是一种非实体性的精神存在。古典文学不仅仅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首首诗歌、一篇篇散文、一出出戏剧、一部部小说，不仅仅是可以证实的人类行为，而且还是一种心理过程，是人类心灵的历史，是一种精神追求，文学作品则不过是这种精神的物质载体。当然古典文学审美价值有其与现、当代文学及外国文学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但其实现过程势必是带有情感色彩和主观感受的审美过程，却并无二致。如果说古典文学的审美价值有什么特殊性的话，就在于它要求人们以一种历史主义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态度去观照、去欣赏。
然而问题在于，古典文学虽然与现代、当代文学都是人类精神的产品，但由于时代的久远，在审美主体与文学作品之间产生了种种隔阂。只有消除这些隔阂，才能实现古典文学的审美价值，古典文学作品的所谓“特殊性”也主要表现于此。这就需要沟通当代读者与古典文学作品之间的交流渠道，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整理、校刊、注释，以至于考证作家的生平、经历、交游，进而扩展到对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情况进行研究，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工作。训诂学、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考证学等传统的方法，也就成为最基本的方法。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打基础的工作，而绝不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全部。当今更重要的任务，是在此基础上，将古典文学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有效地挖掘出来。
为了挖掘古典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必须对创作的全过程，即从作者到作品、再到接受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就需要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也就需要运用不同的方法。例如，要对作品作出合乎实际的评论，必须“知人论世”。这就不仅要考察作者的生平、经历，还要论证作者的创作心理。因为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不但对外界事物进行了反映，同时，也对外界客观事物进行了主体的审美意识化。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同时也融注了作家自己的心血和生命、意志和情感。因此，文学创作不能仅仅看作是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而应该看作是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心理世界的有机结合。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文学家的创作实践活动。这样，对作家心理过程的探讨就是至关重要的了。而进行这一研究，就必须掌握和运用文艺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但同时我们又应当看到，在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中，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意识的许多属性并非由先天的人性造成的，而是由外部文化刺激所引起的。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离不开思维、感觉等心理过程，但作家在思维什么，为什么他要如此这般地进行思维，这又是文化所决定的。当然，作家并非总是以纯粹被动的方式受着文化的制约，他也反作用于文化。但是，作家的能动作用总要与文化发生种种关联。不错，每一位成功的作家都应有自己的创作个性，但是这一创作个性不应该仅仅归结到他的生理因素上，而应当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去寻找原因。因此，就必须掌握和运用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
从古典文学的接受者来看，有一个历史发展演变过程，运用接受美学、传播学、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古典文学的创作者和接受者始终在文人与普通民众之间变换转移。就大体而言，宋代之前以文人为主的文学格局，造成了将诗文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观念，即所谓雅文学。宋代之后，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为适应他们的审美要求，小说、戏曲等所谓的俗文学呈现取诗文而代之的趋势。古典文学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也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由于出版等原因，最初作品都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这就难免出现讹误衍夺的现象。因此抄本虽然可贵，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而且抄本费时费力，对于篇幅较长的长篇小说来说，不利于其传播。随着明代中叶造纸业、印刷业、出版业的发展，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然而刻本对小说的传播虽有极大的贡献，但也因此造成了书商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动机，从而使许多艺术上不成熟、思想上不健康的作品大量产生，又影响了小说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由此可见，促使小说发展演变的各种因素之间，此消彼长，并不是简单地直线发展。
为了把握中国古典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特征，就必须将古典文学作品与外国的以及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作一番比较；为了认识某一作家的创作特征，又必须将其与其他作家作一番比较；为了把握某一文学流派、某一文学样式的发展演变，又必须将其与此前此后的文学流派、文学样式作一番比较等等。显然，这就需要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在正确观念的指导之下，理论和方法必定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所谓非文学本体的研究，有两层含义，一是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除了具有精神的、审美的存在形态和价值属性外，还具有社会的、历史的存在形态和价值属性。古典文学是一种过去了的历史存在，因此它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又具有文物价值。它运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人的创造能力，勾绘了社会发展的轨迹。以古典文学为媒介，人们可以进行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军事学、文字学、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文献学等多种研究，其价值也呈现为多种形式而等待当今的人们去开发利用。
例如佛教与古典文学的关系问题，已有许多学者作了有益的探讨，探讨的重点主要在于佛教对古典文学的影响。反过来看，古典文学作品中也表现出明显的佛教观念，通过古典文学作品同样可以考察出当时的佛教流行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有些就是直接在宣传弘扬佛教教义，后来的许多小说又把佛教观念作为表现手段，或将佛教观念作为伦理教化的辅助手段。直至明清两代，佛教的某些思想甚至成为许多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主旨。这些作者面对变幻莫测的现实人生，找不到一种合乎理性的解释，只好用佛教的教义去说明。佛教的哲理也恰好以其虚玄空幻满足了这一要求。
二是有些作品本身就兼有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对它们的研究当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例如宝卷这一讲唱形式，既有文学的成分，又有非文学的、宗教的、民间信仰的成分。不能因为作品自身的这种复杂化，就放弃对其进行研究，同样，对其进行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的层面。再如民俗文化与古代小说的关系问题，既可以研究民俗文化对古代小说的影响，也可以从古代小说来考察民俗文化。有的学者认识到，许多小说对于正史极少提及的民俗实在是一种重要的参考资料，因而把古代小说视为民俗文化的载体而进行研究，同样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二、“当代”意识与历史主义
实际上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一切古典文学研究都是在当代意识下进行的。所谓“当代”意识，有这样几个含义：第一，从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来看，无论是挖掘其审美价值还是其他价值，都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接受这一文化遗产，或者让人们能够更好地欣赏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领略感受到它的美；或者让人们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资料。第二，从古典文学研究的功能来看，既可以满足当今人们对人类自身发展历史包括人类心灵历史的认识、研究和把握的需要，还可以为当代艺术哲学和当代文学创作提供经验材料，总结归纳古典文学的发展规律，促进当前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第三，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上来看，必须具备当代的研究观念，掌握当代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但古典文学毕竟是历史的产物，是过去了的人类精神产品。因此古典文学研究还必须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否则就可能违背历史的事实而失去了研究的科学性。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实践问题。
首先，古典文学作品意义的实现有赖于理解和解释，任何时代的读者都是以一种当代的意识去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因此导致了诠释的多样性和时代性。但这所有的诠释是否都合乎作品的实际？是否都有合理性？这就需要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去检验去考察。一部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十分广阔的诠释空间。但是，这种诠释空间又不是无限的和不确定的。一方面，古典文学作品一经创作出来，自身便具有了历史客观性，这种历史客观性包含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固定的文本形态，二是作品文献史料、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规定性，三是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的历史客观规定性。作品所表述的形象、所蕴涵的意义都无法摆脱这些因素的范围和限定。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诠释空间能否被充分发现和挖掘，也取决于诠释者的历史知识等主观因素。
例如对明清小说的几部经典作品进行诠释时，就明显存在着“误读”或“过度诠释”现象。因此探讨明清小说创作的历史背景、作者或写定者的有关情况以及文本的客观历史规定性，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明清小说的文本构成十分复杂，从成书过程来看，不少作品是累积型成书，因而其文本构成受到已有故事的限定。文本的最终写定者既受已有故事格局的限制，又要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其中，因而文本构成呈现出复杂的情形。整体结构出于写定者之手，部分情节则源于已有故事，因此造成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差异，其文本意义也必然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即大故事与小故事、整体情节与部分情节、整体构思与部分内容之间的差异。从版本流传来看，由于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版本，不同版本之间的文本构成也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导致文本构成的复杂化并影响着对文本意义的诠释。从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作品来看，由于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情感要通过文本结构来表现，势必造成文本构成的复杂，文本意义与这种文本构成如影随形，密不可分。然而以往未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些复杂的情况，遂造成了诠释的主观随意性。
其次，在当代意识指导下对古典文学作品的价值进行挖掘与利用，也必须具有历史主义的态度。如不少人运用政治学、管理学、人才学等方法，研究《三国演义》的领导艺术、人际关系等等，这种研究如果脱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最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的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等都是从当代意识出发，挖掘古典文学作品多重价值的尝试。但应当认识到，在古典文学研究的实际进程中，各种价值的发现及其实现既是无止境的，又必须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符合基本的史实，否则就会重蹈庸俗社会学或实用主义的覆辙。更需要警惕的是，某些人打着古典文学研究的旗号，却根本不顾及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要求，只有哗众取宠之心，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这只能是对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伤害和亵渎。
再比如，将古典名著改编为影视剧，是当今影视文学创作的一大特点，这不仅涉及到小说与戏剧两种艺术门类相互接受影响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当代意识与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这种问题在古典文学中早已存在，总结出其规律，对于当今的改编肯定也会有所裨益。从大的方面来看，小说与戏剧的相互影响首先表现在题材方面的相互袭用之上。20世纪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邵曾琪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等著作，对探讨这一关系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而同一或同类故事题材在小说和戏剧之间的演变关系问题，则更为有趣，20世纪始终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着细致的分析考证工作。如张寿林的《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赵景深的《董永故事的演变》、王季思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么书仪的《元剧与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特征比较》等等。从整体上看，任何戏曲改编都脱离不开特定的当代意识，但又必须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着创作的成功与否。
第三，当代意识和历史主义还表现在对某些古代文学作品的评价态度上，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是对客观世界的审美把握，与科学和伦理活动对客观世界的把握不同，它具有不可重复性和独创性。因此，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并成为艺术的峰巅而为后人所景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唐诗、宋词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便是后人所无法企及的至境和高峰。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和蒸馏器，经过时间的反复磨砺、淘洗，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既然这些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已经被证实了其永恒的艺术价值，而且它们又是一个个确确实实的物质存在，我们就可以探讨其成功的奥秘所在。这种探讨不仅可以提高欣赏的水准，不仅可以发现艺术美产生的规律，而且可以直接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份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些作品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着重要变化，例如道情、子弟书乃至于某些小说、戏曲等曾经在历史上盛行一时的文学作品，现在却已基本湮没无闻。这就需要用当代意识对待这些文化遗产：既不能任凭其自消自灭，也没有必要再盲目地抬高其价值，而是应当尽量挖掘其中那些积极的因素，分析其之所以衰亡的原因。不能否认，当前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确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把那些已经被历史淘汰了的、没有多少价值的、不入流的作品，重新翻找出来，以为做出了重大发现。庶不知这些东西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并非越古老的就越有价值，有时反而只能使我们的包袱越来越沉重。
第四，由于当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发生了种种变化，因此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意识和历史主义态度还表现在如何对待古典文学的价值观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政治伦理的实际功用，密切关注现实人生，努力摆脱宗教和神学的纠缠，这就形成了文学与政治密切相连的特点，古典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便与此相关。在小说领域，注重劝善惩恶、有补于世的实际功效。人物只有符合伦理道德准则，与自然、社会相统一才是美的、善的，具有明确的是非善恶形态，从而使人物形象呈现出类型化的特点。尽管个别作品如《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这种倾向，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和后来小说创作的整体价值倾向，许多作家仍然以伦理功用取代对象本体，仍然按照单一的、纯粹的道德准则来塑造人物。这说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伦理化倾向，对文学创作有着何等深重的影响。同时也说明，文学创作并非总是直线地向前发展。认真总结这些规律，自然会使当今的小说创作受到有益的启迪。
三、“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性
所谓“全球化”语境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应当认识到，中国古典文学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古典文学与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之间当然存在着差异，但绝不是水火不相容。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既要重视传统的方法，也要吸收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三是只有建立起顺应“全球化”语境趋势的观念，才能够更好地把中国古典文学推向世界。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民族性同样十分重要，因为只有鲜明的民族性才能使其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第一点有必要援引邓军海先生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亟须解决的三个问题》（《光明日报》2007年2月27日第11版）一文中提出的某些观点。邓文引R·威尔金森在《东方和西方：“深刻”之概念》一文中的观点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比较了东西方思想体系中的美学观念，结果我所发现的大多是体系中的差异……但是当我比较东西方思想体系中蕴涵‘美学深度’概念的各个观念时，我所发现的却只是体系中的共同点。因而似乎存在着某种真正跨文化的经验。”“存在着某种跨越文化界限的东西，某种仅仅属于全人类的东西，某种——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东西。”引王国维观点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引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邓军海先生自己则认为，“整个近现代学术史，在更大层面上是一个‘东取西学’的主动接受史，而不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被动受影响史。重建中国学术的关键，不在于慷慨激昂地‘痛陈西哲东渐的结果已使中国传统思想之研究产生了严重的异化现象’，而在于平心静气地重新审视中西。”“21世纪中国学术要超出20世纪，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超越中西对立。”“在‘后’学的视野里，中国美学的价值在于其民族特殊性，他们正是要用这种民族特殊性来解构西方。这种看似积极甚至激进的学术姿态，其实是在消解中国美学本身。”“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美学，不要将重点放在‘中国’上，而应当放在‘美学’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说，一切理论‘如果它们不具备普遍性，它们就不具备理论性’。只有发掘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人类普遍性，中国美学才会真正拥有和西方美学对话的资格。即使我们想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也要用中国美学的人类普遍性，而不能用中国美学的民族特殊性。否则，我们解构的将是中国美学本身。”
邓军海先生谈的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同样适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于这一问题，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有些人看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决不能屈从“全球化”语境的趋势，一定要坚守古典文学研究的“特殊性”。似乎只有这样，古典文学研究才是真正的“学问”。还有些人则抱着一种俯就的态度，极不情愿地看待“全球化”语境的趋势。其实，无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好，现当代文学作品也好，还是外国文学作品也好，既然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当然有其共同点。因此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也就必然有共同之处。我们的先贤留下的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并不是让后人当古董一样收藏起来，以矜其富或古。而是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要实现它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及其它价值等等。
关于第二点，笔者认为必须不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情况需要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提高古典文学研究者的理论素养。这就需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理论成果。近些年来学界经常就如何借鉴吸收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展开争论，龚鹏程曾指出：“西哲东渐后，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者眼界大开，也是事实。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洋哲学观念、术语、理论之参照与对比之下，被看得更清楚，同样也是非常常见的。”的确如此，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最富有民族特性的古典文学，但我们使用的方法并不一定非要最古老、最有民族特殊性的方法。只有尽可能多地借鉴使用古今中外的各种研究方法，古典文学的民族特殊性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彰显。
尽管人们反复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实践证明，在借鉴之初，照搬的情形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笔者以为，不必过多地对其苛求和指责。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学习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也是一样，要循序渐进，要允许先有一个模仿过程。当对这种理论和方法咀嚼消化后，成熟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方法也就应运而生了。更何况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既然也是文学作品，从本质上讲，与西方文学作品在很多方面具有共同的规律。例如，小说这种文体最本质的特点便是要讲述故事，于是，叙事便成为其最主要的表现方式。要探索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艺术特征，学习借鉴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或许有人会说，西方叙事学是建立在西方叙事作品的基础之上，因此只适用于分析西方的叙事作品，中国应当有自己的一套叙事学理论。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任何叙事作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也无论是中国的白话小说，还是文言小说，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都是由叙述者、叙述角度、叙述时间、叙述逻辑、叙述结构、叙述修辞等要素构成的。可以说不同叙事作品的构成要素各有各的特点，但不能说，某一部叙事作品可以将这些要素统统抛弃掉。西方的叙事学理论重在分析这些要素的深层结构和规范法则，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某一部叙事作品的分析上，因此，这一理论就具有了普适性。当我们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小说时，就如同运用西方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一样，并不存在什么生搬硬套问题。
综上所述，文学本体研究与非文学本体研究，两者并行不悖而以前者为主；“当代”意识与历史主义的关系相辅相成，应当两者并重；“全球化”语境与民族性的关系是辩证关系，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只有正确处理好上述三种关系，古典文学研究才会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并不断有货真价实的成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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