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药蛋论文,风景线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山西“山药蛋派”文学，几十年前曾经热闹一时。如今，作为一道遥远的风景线，似乎已 经随着中国历史上那段特殊的岁月绝尘而去。然而，“山药蛋派”的起落兴衰究竟给我们留 下什么样的思考与警示呢？关于“山药蛋派”的某些认识误区该如何澄清呢？本文针对这些问 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成就在历史巨变的特定岁月
山西“山药蛋派”的作家，有人认为包括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束为等人。 他们之中除赵树理外，创作活动均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革命老区，基本上都是革命队伍 中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共和国成立后，旧的思想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荡涤，刚刚获得解放的 国人，包括各界各阶层，对中国传统社会留下来的一切，差不多都充满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鄙 夷轻蔑之情以及与之断然决裂的真挚愿望；而对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从昔日革命老区带进来的 一 切，从扭秧歌到打腰鼓，从《白毛女》到《王贵与李香香》，则无不充满着一种由衷的拥戴 和热切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自感风光难再的旧作家、旧文人遂纷纷改弦更张，而过 去的相当多数的文学作品，也无不面临着被逐出历史舞台的可悲命运。如此，就在特定的时 期形成一个特有的也是巨大的艺术真空，亟需为广大百姓提供的文化食粮却突然面临着青黄 不接之虞。一方面是巨大的艺术真空应该填补，一方面是国人对革命老区的新型文学的热爱 。这，不正是给后来的“山药蛋派”作家创造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大好机会吗？
1949年，赵树理创作小说《传家宝》、《田寡妇看瓜》；1950年，他的小说《登记》以及1 955年写的小说《三里湾》，均轰动了全国。此间，马烽创作的《一架弹花机》、《饲养员 赵大叔》、《孙老大单干》、《韩梅梅》等，西戎创作的《麦收》、《宋老大进城》等，都 引起了一定反响。而孙谦，则以电影文学剧本《农家乐》、《光荣人家》、《葡萄熟了的时 候》、《陕北牧歌》、《夏天的故事》等令世人瞩目。胡正、束为也频频出手。正是在共和 国建国伊始的峥嵘岁月，被时代巨变所赋予的难得机遇所“照亮”，他们才一步一步地走向 了自己的成熟与辉煌。
纵观他们的早期创作，其艺术旨趣、审美观念、创作心态、风格取向以及功能目的等方面 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们对革命事业充满了由衷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充满了运 用文学武器讴歌革命、抨击反动、配合形势、服务中心的强烈而坚定的自觉意识。其次，他 们中的大多数传统的人文与思想观念积淀不深，接受中华主体文化与舶来文化的系统教育均 有限，却长时间地为俗文化所熏陶濡染，具有与普通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同甘苦、共命运的 沉切体验，民间艺术的吸纳至为丰富，美学思想相对单纯而不复杂多元，理论的滋养则显得 阙 如；而在早年的革命岁月，彼此又建立起较牢固的战斗友谊。正是这一切，为以后“山药蛋 派”的形成打下了理论的、实践的乃至人情方面的基础。
但这个时候，作为文学流派的“山药蛋派”还说不上真正形成。因为此刻，马烽在北京工 作，西戎、胡正随军南下四川，孙谦则北去长春，留在山西的只有束为。这时候的他们，作 为一个文学流派所必须具备的地域的相对固定性和构成群体的相对集聚性还远未具备。只是 在到了50年代中期，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相继调回故乡，而且取得了山西文艺界的高级 领导职务，在一方文坛有了较大的发言权与指导权；再加上当时政治气氛的推动，于是，他 们长期形成的共同文学观念有了更自觉的运用和更自信的评估，写农村、写时代、重故事、 重白描，当“歌德”派、崇“土”而蔑“洋”，成为他们明确的共识和非此无它的理想，并 在理论体系上进行了初步建设。这样，他们一方面积极实践这种思想，《三年早知道》、《 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灯芯绒》、《赖大嫂》、《伤疤的故事》、《好 人田木瓜》、《老长工》等数十篇中短篇小说从三晋大地传向全国；另一方面，他们也严格 地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为标准，在娘子关内创办刊物，巩固机制，取舍作品，筛选后继，从 而逐渐构筑起一个厚实的、牢靠的但却是单色调的艺术基座。这时，“山药蛋派”作为一个 文学流派遂初步形成。
二 别贬低了文学大家赵树理
赵树理籍贯山西，又以写农村题材见长，与马烽等人在创作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一 些“山药蛋派”的鼓吹者总想把大名鼎鼎的他拉进这个流派中来壮壮声威。但事实上，却很 难说赵树理与“山药蛋派”有什么实质上的瓜葛。首先，赵树理上过师范，接受过较为系统 的东西方文化教育。参加革命后，与后来成为“山药蛋派”中坚的那些作家，基本上没有任 何感情上的交往。建国以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与山西文学界诸公的关系仍旧淡薄疏远。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作家最为不同的一点是，面对当时甚嚣尘上的错误倾向，赵树理表 现出了强烈的抗争精神和批判意识。1958年，赵树理在山西晋东南蹲点时，就因反对“盲目 冒 进”与地方领导多次激烈论战；对所谓文艺放“卫星”的荒唐运动，也公开撰文坚决予以抨 击。1959年，他又写了一篇《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大胆揭露了“大跃进” 中的种种问题，并毅然上书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结果被转回他工作的中国文联 。赵树理因此遭到严厉“批判”，被斥之为和彭德怀“反党意见书是一个腔调”，“大肆攻 击三面红旗”。而赵树理却表示，“我最厌恶的是放空炮、不实在的坏作风，因为它一坑国 家，二坑人民。”并不认错。60年代初，赵树理对当时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估计以及稍后的 “大写英雄人物”的说法均提出过质疑。他“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在这几年中，因为 “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而仅仅留下的几部作品如《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与剧 本《十里店》中，都秉承着作家的良知，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阴暗面，而成为抵制极左路线 的难得的“顶风”之作。正因为赵树理的不合时宜，后来他又多次在“整风”会上挨整，19 64年又被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并被调离北京“下放”山西监管。而到了“文革”一 开始，他就被山西作为“黑帮分子”、“反动作家”第一个“揪”了出来，并在没完没了的 “批斗”中被迫害致死，为自己的正直与真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粉碎“四人帮”后，当地 又迟迟未给赵树理平反。只是到了80年代初，某些“山药蛋派”理论家为了证明“山药蛋派 ”的显赫，才把这位含冤屈死于自己故乡的作家生拉硬扯了进来。“文革”前，在“山药蛋 派”作家中，有所谓西、李、马、胡、孙一说。即，西（西戎）、李（李束为）、马（马烽）、胡 （胡正）、孙（孙谦），这时是没有赵树理的。“文革”后，有些人巧妙地置换了内容，将西、 李、马、胡、孙解释为西、理、马、胡、孙。于是，此李（李束为）变成了彼理（赵树理），赵 树理也就成了“山药蛋派”作家。其实，以赵树理在当时文坛的影响与地位而言，他是当之 无愧的“国家级”作家。最近，中国现代文学馆又为其铸了铜像，与鲁迅、郭沫若、老舍、 曹禺、叶圣陶等文学大家并列在一起。所以，将赵树理强行裹挟进“山药蛋派”这个日落西 山的地方作家队伍，乃是对这位文学大师的最大贬低。这一点，是很需要正正视听的。
其他几位堪称真正意义上“山药蛋派”的作家，与赵树理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 面对当时错误的思潮，他们也许感到过一些不解，产生过一些迷茫，但却未必能保持多少清 醒。对于许多自上而下贯彻下来的精神，他们更多的不是怀疑而是对自己是否理解、是否跟 得上的检点。他们也希望能够适应形势、歌颂时代，能够以当时倡导的所谓革命化甚至“三 突出”的原则创作。但他们熟悉的生活，与那种塑造“高、大、全”英雄人物的几乎命令式 的要求，又总是难以合拍。所以，在此期间，他们虽然也遵照当时的大方向、大气候编造了 一些人物与情节，但这样的作品每每成为败笔；而他们写的另外一些“不好不坏、亦好亦坏 ”的人物，倒至今仍有一定的可读性。嗣后不久，就是《艳阳天》窜红，《金光大道》出笼 ，十年“文革”八个“样板戏”，“山药蛋派”也就不可避免地跌入了低谷。
三 新时期的尴尬与意外
“山药蛋派”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的产物，功利色彩、宣教目的极其浓重，也极 易陷入浅白直露的窠臼或趋时的境地，很难获得高层次的艺术突破和恒久不衰的文化价值。 其审美情趣单一而凝固，接受精英文化的心态偏颇，认识短浅，内容狭窄，手段欠丰，追求 思想容量广阔厚重的自觉意识至为薄弱；封闭多于汲取，自足多于开放，跨文化、跨国别的 借鉴颇差，更缺少对世界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客观考量；视野有限，涉猎局促，门户之见甚深 ，切肤之言、逆耳之谈也很难吸纳。基于此，在当时的山西文坛，其他风格的作品堪称寥若 晨星，扶植作者、发表文章也多以这一模式为既定模式，当地的文学爱好者则亦步亦趋，争 相效尤。这对于“山药蛋派”的雄峙一方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对山西文学日后的发展而言 ，其负面影响却是非常严重的。
“文革”过后，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文化事业同样呼唤着生机。熬过劫难的“山药 蛋派”作家自然不会甘于寂寞，也纷纷重操旧业，披挂上阵。1978年，马烽以《有准备的发 言》、《无准备的行动》二则短篇小说再次亮相；接着，发表了《结婚现场会》、《李顺德 和他的女儿》等十几篇小说。此外，和孙谦编写了电影剧本《泪痕》、《咱们的退伍兵》、 《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等。西戎、胡正、束为等也发表了不少小说。但这时他 们的创作却每每显得力不从心，事倍功半。马烽的《结婚现场会》还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 篇小说奖，后来的小说却再难叫响，与孙谦合写的那些电影剧本，除了《泪痕》外，其他几 部均每下愈况。西戎、胡正、束为的几篇小说也属昙花一现。意欲东山再起实则事与愿违， 道理一目了然，“山药蛋派”作家根本没有能力超越他们既定的美学体系与创作模式，在新 的瞬息万变的社会形势面前，他们就必然越来越感到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因此，一落千丈 ，贻笑大方，也就成了他们必然的尴尬结局。
其间，还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山药蛋派”的作家 们曾经以自己的文学刊物《火花》为基地，有意培养过为数不少的青年作者。这些作者基本 上来自农村或小城镇，熟悉基层生活，但文化程度不高，知识结构单一，习惯主题先行，喜 欢敷演政治，鲜有睿智深沉的社会洞悉力和哲学思辨力。这些人的社会观、审美观、文学观 与“山药蛋派”老作家堪称如出一辙，且严格而又无比自信地遵循着“山药蛋派”的典型模 式进行过笔耕。虽然，在“文革”中他们也受过程度不同的冲击；但问题是，当阴霾散去、 晨光熹微之时，全国上下一大批当年遭到压制、打击、迫害的青年作者如王蒙、刘绍棠、丛 维熙、邓友梅、李国文、张贤亮、陆文夫、高晓声等纷纷复出，并以惊人的速度、一篇一篇 的才华横溢之作显示着自己的不同凡响与实力超群。而当年“山药蛋派”的这些青年作者， 论年龄与上述诸人所差无几，论创作他们也想重新起家，但每有新作则多属平庸。内容老化 ，命意浅显，往往来不及闪烁就以更惊人的速度销声匿迹了。精心培养并未获得丰厚回报， 这正是“山药蛋派”老作家自己酿就的苦果，也可以说，是他们炮制的又一份尴尬。
意外的是，就在这个时期，山西却有另外一批文学新秀突然崭露头角，脱颖而出。1978年 、1 980年，成一与柯云路分别以其处女作《顶凌下种》与《三千万》一举荣获全国优秀短 篇小 说奖；接着，张石山以《柄韩宝山》、张平以《姐姐》获此殊荣。此外，韩石山 、周 宗奇、田东照、李锐等均声名鹊起，王东满、燕治国、钟道新、蒋韵等也影响不菲。这时， 论家喝采之声不绝于耳，山西文艺界的某些人士更是踌躇满志，笑逐颜开，沾沾自喜地据此 反复论证“山药蛋派”的又一次鼎盛。事实上，“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流派称谓也恰恰是在 这一时期，通过山西某些评论家的大力宣传、反复鼓吹甚至不断炒作，才叫出去的。然而， 只因为这些人在山西，就将其统统网罗到“山药蛋派”的门下，这实在是一个极其荒唐而又 霸道的逻辑。
四 从否定中崛起的新秀
国外曾有人对成功作家的阅历进行过分析，结果是以两种人为多：一种是生长在乡间而进 入城市并融入城市文化的，一种是出身高门而跌落底层并蒙受磨难的。山西的这些文学新秀 ，成一、韩石山、田东照、周宗奇、王东满等基本上属于第一种情况，在乡间长大后来到大 城市读了大学；柯云路、李锐、钟道新等基本上属于第二种情况，从小生活在北京等大城市 较富裕的家庭，因政治动荡“插队”来到贫困山区。前者在大学时代获得了后天的良好教育 ， 后者则在童年接受过优越的文明熏陶。张平则似乎二者兼而有之。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阅读 兴趣广泛，知识基础坚实，文学观念不保守、不偏狭、不固执，虽然还算不上“学者化”， 但均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也具备了较高程度的精英意识与士林精神。而生活环境的变迁， 命运的错位，不同的文化氛围、文化背景的反差与撞击，使他们有机会更真切、更深刻地把 摸世间万象的腠理，感受人生使命的沉重，也有力地增进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观照水准。因 之，他们一出手就没有对老一辈“山药蛋派”作家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他们的创作，再不 像“山药蛋派”老作家那样简单地“就事论事”，“着眼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和具体政策的解 释”，而是洋溢着对人性真谛、世道凉热、民族忧患和时代创伤的无比关注和深邃的透视。 就是写农村，他们的笔下也全然没有了“山药蛋派”老作家的那种玫瑰色的其实是先验式的 描摹，而充满了一种对中华悠久传统的冷静审视以及对历史的不幸遗留、社会心理沉甸甸的 积淀的扼腕长叹以及悲怆的叩问和严厉的鞭挞。他们的作品中所包含的理性容量、所体现的 美学认知，是“山药蛋派”老作家难以企及的，更是当年“山药蛋派”老作家有意培养却 终至沉寂的那些青年作者无法望其项背的。他们固然皆由山西起家，而实际上却是通过对传 统“山药蛋派”创作思维的反拨和扬弃才熠熠发光于中国文坛的。
90年代以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更以自己鲜活的创作实践、机敏的创作心智、迥异其趣的 创作取向，更加大踏步地完成着对“山药蛋派”的背离和叛逆。成一早期就在注意人的内心 剖析的基础上，作品更趋情绪化、意象化而多了几许荒诞和扑朔迷离；李锐由出道伊始对黄 土地苦难和力量的平面观照，一步步地切入了多声部的浑厚的文化思考；田东照将关注的视 点从乡村移向城镇，对复杂而诡谲的官场进行了系列性的透视；张平通过对诸多社会热点事 例的调查采访和纪实式的再现，在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寻求着一种契合。而韩石山、周宗奇 二人则基本上已将小说割爱，前者以其俊彩飘逸但却落拓不羁的放浪笔调，不断在散文与学 术文字中惊世骇俗，后者则孜孜不倦于古代冤狱研究，在别开蹊径中诠释着现实的忧虑。至 于柯云路，更以其光怪陆离的著作，一次一次让文坛和世人目瞪口呆。所以，如果想凭借这 些人的成就证明“山药蛋派”的不断鼎盛与谱系不绝，则恰恰证明的是“山药蛋派”作为一 个流派的被彻底否定。
在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面前，“山药蛋派”的被否定，本是历史潮流奔腾前行的必然。可 是总不免有一些自命正统者要顾影自怜，自赞自赏，甚至不惜打肿脸充胖子，进行全然不符 合实际的理论推演。十几年前，山西就曾有人对“山药蛋派”的某些创作倾向和出路等提出 过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但这场讨论不久就变成了对“山药蛋派”几近 一边倒的评功摆好和对反对意见的声讨。抛弃和淘汰一个被自己演绎得过了头的概念确实太 难，坦然承认自身的衰落则不免感到面子尽失，自尊大伤。于是，就只有用加倍的呐喊、牵 强的证明、对不同声音的排斥以及对外面世界之精彩的视而不见或者管窥蠡测式的挑挑剔剔 ，来捍卫一种泡沫般的声名，保持一种“精神胜利”式的陶醉。
理论的偏谬必然影响到文学创作的是非判断，一种凝固与僵硬了的偏执化的思想环境必然 会大大影响人类精神的腾飞与心灵的舒展。今天，现代科学的日新月异，正在或即将全方位 地改变着人类的一切，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这样那样的调整，世界不同文化的交融和 组合更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大趋势。文学流派色彩的淡化，个人气质的突出和张扬，作家的学 者化、精英化，是这样一个科技化、全球化了的时代所导致的必然，也是它本身走向进步的 必 然。漠视这种挑战，人为地制造地域性的文学声势去渲染臆造的繁荣，则必然作茧自缚，错 过自我蜕变的可贵机遇。所以，到了90年代后期，当全国上下相当一部分文化程度甚高、人 文品位极佳、艺术功力颇厚的青年作家纵横捭阖于中国文坛时，山西文学界的最新一代，就 只有瞠乎其后、望洋兴叹了，就连一个真正像样的能在全国叫响的作家也拿不出来了。这， 正是热闹一时的“山药蛋派”留给三晋大地沉重的精神债务。
清醒的当代文学史家，难道不应该为此记上一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