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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1329(2011)11-0023-12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但是，过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高强度要素投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到了从出口、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向消费主导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要实现这一发展模式的转变，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市场自身的发展完善，自然实现转变；二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相结合，主动实现转变。从中国实际看，后一种方式应更为有效(张建华，等，2011)。实现转型发展，主要在于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重视人力资本积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生态经济，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形成消费主导型发展新格局。因此，实现转型发展必然对未来城市产生深刻的影响。
1 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
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延伸的全球范围工业化，一方面推进了人类社会汲取自然资源、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进程，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尤其是人居环境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与之相关联的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研究持续不断，且经久不衰。
1.1 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理论综述
19世纪的工业革命是现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最直接动力。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法律制度和价值观，而且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冲击下，引发了西欧城市在组织制度、社会结构、空间布局、生活形态等方面的全面深刻变化。工业化刺激了社会矛盾激化、道德沦丧、城市环境恶化。上世纪初叶，许多理论家和作家都认识到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管理城市的发展。
埃伯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1898年出版《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1902年修订为《明日的花园城市》(霍华德，2000)，提出建设“花园城市”的思想。1920年代早期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致力于研究新城规划解决城市问题，他1932年出版《正在消灭中的城市》(The Disappearing City)认为巨大的城市中心尽管不会消失，但几乎无法生存，如果能通过现代通讯和交通手段克服距离产生的影响，那么，人们在城市集中既是浪费也无必要。1935年他发表论文《广亩城市：一个新的社区规划》(Broadacre City：A New Community Plan)提出了广亩城思想，试图通过分散手段解决工业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问题。后来芒福德(Lewis Mumford)、克拉伦斯·斯坦因(Clarence Stein)和凯瑟琳·鲍尔(Catherine Bauer)都接受了大城市走分散发展的思想。芒福德在1938年出版的《城市的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中集中批评了大城市生活质量问题，主张通过小汽车、高速公路和郊区开发来解决大城市的问题，并提出了规划有机城市(organic community)的想法。
1920年代，法国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认识到城市内部存在各种交流，将工业化思想大胆地注入城市规划之中，他1922年出版的《明日之城及其规划》(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提出了“当代城市(Contemporary City)”理论。他以技术为手段，改善城市的现有空间，主张提高城市中心区的建筑高度，向高层发展，增加人口密度，同时扩大道路宽度和停车场，将车辆与住宅直接联系，减少街道交叉口，组织分层的立体交通(顾朝林，郭婧，等，2011)，以适应工业城市产生的城市问题。按照柯布西耶上述乌托邦城市理想建设和改造的城市，日益暴露出从低收入住房到办公楼都需要大量的工程项目建设等诸多问题。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发现：美国大城市的高层低收入公共住房区已经成为城市犯罪的中心和毫无希望的地方。她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y)震撼了全球城市规划界(雅各布斯，2005)。雅各布斯认为：柯布西耶推崇的现代城市规划模式是对城市传统文化多样性的彻底破坏(顾朝林，郭婧，等，2011)。
其他城市技术的鼓吹者，如巴克明斯特·富勒(R.Buckminster Fuller)强调：资源——能源，材料和空间——是有限的(finite)，必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设计了能源、材料和空间三角形，强调最大化的空间和能源效率建立在最小化的材料使用上(Leonard I.Ruchelman，2007)。
到了1960年代初，许多理论家认识到通过社会、空间和经济组织实现城市的转型发展，并且注意到通讯技术中的创新效应，一些人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有人称“第三波”、全球村或世界信息经济(Marshall McLuhan，1965)。在此基础上，塔里克·法斯(Tarik A.Fathy)提出了“通讯城(Telecity)”的概念(Tarik A.Fathy，1991)。快速的信息流动促进了原有工业城市内部工作、生活、交通形式的变化，过去的向心空间结构也趋向离心发展形式。
1991年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出版《全球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认为通讯技术的优势正在将现代资本主义转型成为包括公司和城市的全球网。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彼得·霍尔(Peter Hall)1998年发表《文明中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zation：Culture，Innovation，and Urban Order)，将城市的活力、创新能力与文化创造力结合起来，从创新角度构建了技术—生产创新(technological-productive)、文化—智能创新(cultural-intellectual)以及文化—技术创新(cultural-technological)西方城市史理论框架。
1.2 美国城市的四次转型回顾
托夫勒(Tofflers，1994)通过美国城市从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过程描述美国社会转型的3个波段，托夫勒称后工业化为第三次浪潮。鲁舍曼(Ruchelman，2007)依据城市发展动力转向人力资本和全球—地方联结，称为城市发展的第四波。为了简化明了起见，现按表格的形式概况和回顾美国城市的四次转型(表1)。
1.3 中国转型发展的时段分析
叶嘉安等(2006)曾将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划分为4个发展波段。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波(1949-1978)主要特征是城市化水平长期低于20%，城市作为生产中心经历了“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为主的过程，大部分城市变成了功能不全、结构失调的纯工业基地，尤其十年文化大革命还经历了典型的“逆城市化”过程，类似于西方学者描述第三世界的低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现象(Konrad，Szelenyi，1977；Murray，Szelenyi，1984)。第二波(1979-1989)从改革开放开始，将市场机制引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中国城市化过程(Ma，Fan，1994；崔功豪，马润潮，1999)。在全球化推动下，外资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无论是在以集体所有制企业蓬勃发展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下(Ma，Fan，1994)，还是在私营企业壮大的“温州模式”下(Liu，1992)，抑或是“外资驱动型”(extemally driven)(Eng，1997)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城市化”(exourbanization)(Sit，Yang，1997)，表现为政府在控制城市化进程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避免了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假城市化”(inuedourbanization)现象。第三波(1990-2000)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城市政府通过协议、招标或拍卖等方式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为旧城改造、新区建设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大量资金，也使得土地价值和资本分配成为城市结构优化的基础，出现了“以地养地”等城市土地开发模式。与此相对应，城市开始以中心商务区为主的旧城改造，建设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中国城市的这种在空间扩张和内部重组使传统上以单位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混杂的城市功能结构逐步瓦解，新的城市社区开始出现(Gaubatz，1995，1999；Wu，1997)。经济社会的多元化使得城市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此外，城市空间重组也造成了城市无序蔓延和耕地流失等(Yeh，Li，1999)，从而加剧了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问题。第四波(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企业和国际资本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城市进入质量主导发展阶段。
诸大建(2007)将中国城市发展按照数量和内容分为3波：(1)第一波：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普遍不认可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在城市的数量上表现为反城市化，在内容上表现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2)第二波：从1978年到2010年。城市发展完全是一种数量扩张，以圈地型和蔓延型发展为特征。前一个阶段重点发展乡镇企业，走农村城镇化道路；后期城市化道路转向大都市或城市群发展战略。(3)第三波：从现在起将持续到2020年。城市发展面临着总体转型，即：从经济增长转向人类发展，从物质资本转向综合资本，从政府管理转向网络治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分期还未真正纳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理论框架之中。笔者认为，中国城市的发展转型需要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城市化过程和全球技术以及创新可能对中国城市转型发展施加的影响等三方面考虑，密切关注第三波和第四波发展背景下的城市类型规划、培育和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2 创业城市发展战略演化
所谓创业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ies)，即是指面对其他城市和经济空间，追求创新战略以保持或提高其经济竞争力的一类城市。1980年代以来，美国创业城市时代的演化代表了第三、第四波城市发展过程，其中直接经济和/或与经济有关的创新领域包括：(1)引入城市生产，服务，工作，消费，生活的新型地方或空间，如技术城市(technopoles)、智能城市、跨边境城市和多元文化城市，并围绕综合交通运输和可持续发展组织这些城市。(2)选择特定空间或新生产方法来创建城市发展优势，如新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促进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削弱监管，或创建新形式劳动力市场等。(3)通过加强对居民、乘客或游客对文化、娱乐、新城市景观消费空间监管或高档化等新市场开辟形成城市营销新领域。(4)寻找新的供应来源以增强竞争优势，如新移民来源、城市文化融合、新资本来源、吸引外来投资或重新培训劳动力。(5)重构或重新界定城市等级，如世界城市建设、全球城市地位提升以及基于非连续空间之间的区域间合作。这些都被看作是城市创新或创业的发展战略。
通过美国地方发展政策对创业城市发展的影响看第三波和第四波中哪些因素对城市发展起重要作用，可将创业城市发展分为以下4个时期(Clarke，Gaile，1998)。
2.1 地方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期
1970-1980年间，地方导向经济发展战略被设计成：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城市来说，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成本和区位优势来吸引企业的迁移和扩展(表2)。
2.2 转型的创业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期
自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地方经济发展战略是基于市场已经失灵、强化公共干预以支持私营企业活动为重点的转型的创业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城市继续鼓励减少成本，但注意力转向新增长过程和在更多的企业公共政策作用中寻找经验，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城市发展的设施建设、或者向商务活动直接或间接提供贷款或资助基金，如城市发展奖励基金(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和城市发展行动奖励基金(Urban Development Action Grants)(表3)。
2.3 政府创业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期
自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城市发展政策更倾向于市场导向的企业经济发展战略，使用政府权力形成市场机制，关注新企业而不是保护老企业，扩大投资回报率，发挥公共和私人基金的杠杆作用等(表4)。
2.4 全球—地方联结和人力资本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到1990年代中及晚期，发展地方人力成本资源和日益发展的通讯作为一种发展工具，城市发展主要因素转向依靠经济全球化、人力资本资源和信息基础设施(Clarke，Gaile，1998)。表5概述了第四波过程中美国城市的应对措施。
3 第三波及其城市类型
第三波是基于通讯技术的空间重构引起的，其中无线通讯，互联网及其在世界范围的信息扩展，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和外包等领域的电子技术应用，促进了前台办公操作、常规后台办公职能(routine back-office functions)、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和综合办公室工作等由于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新空间形态的出现。由信息技术发育的知识经济成为第三波形成的基础，因此，先进技术和创新拉动也就成为这一波城市发展转型的主要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过去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性城市正在转向基于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的服务性城市。老工业城市、公司总部城市(headquarters cities)、创新中心(innovation centers)、养老基地(retirement sites)等与传统工业城市相关的城市或功能区仍然保持繁盛状态，后福特主义城市、边缘城市(edge cities)、网络城市和休闲旅游场所(leisure-tourism playgrounds)成为第三波的新城市类型。
3.1 后福特主义城市
众所周知，福特主义城市是发达工业化阶段的产物。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则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由于个性化需求带来的大规模定制，水平型组织形式和弹性生产等改变了传统的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与之相对应，后福特主义城市则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支撑，在城市区域内按个性生产的需求组织生产空间，传统的完整的产业链转变为更加细化的不连续的产业链，城市空间也变得更加分离和松散(顾朝林、赵民、张京祥，2011)(图1)。
图1 后福特主义城市空间结构形态
Fig.1 Post-Fordist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3.2 边缘城市
边缘城市是指位于传统城市区域外围，在居住郊区和半农业化区域新形成的集商业、购物、娱乐功能为一体的新区。边缘城市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城市的生产性功能不断弱化，消费性功能逐步强化，城市的吸引力也就不断地衰退；另一方面，由于大城市环状与放射状高速公路的发展，在高速公路的交叉互通口，新一代新城逐渐发展起来(顾朝林、赵民、张京祥，2011)(图2)。
图2 边缘城市与中心城市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edge cities and urban central area
3.3 网络城市
网络城市是知识经济培育出的一种创新性多核心城市结构，由两个或更多原先彼此独立、但存在功能互补的城市，借助于快速高效的交通走廊和通讯设施联接起来，彼此尽力合作而形成的富有创造力的城市集合体(Batten，1995)。网络城市的突出特点表现为(1)强调水平联系和互补性；(2)注重科研、教育、创新技术等知识型活动；(3)城市增长潜力并不受制于城市规模，而与弹性相关，网络城市的增长明显快于单中心城市(Batten，1995)。网络城市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划分(图3)。根据形成机制可以分为功能互补型为主、水平联系为主、交互增长为主和混合型4种类型。网络城市也可划分为基于快速交通体系连接的现实网络城市以及基于通讯和文化交流并建立与多个城市之上的虚拟城市(Batten，1995)。图洛克和贝利(Turok，Bailey，2004)根据网络城市的成因分为经济快速发展且在空间上较为接近的几个中等城市或大城市和形成于强大的发展中心周围的几个较小增长点。对于后者而言，虽然它们可能与中心城市存在更密切关联，然而在这些网络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功能互补和水平联系，并趋向于形成一个更强大的整体。
图3 网络城市分类
Fig.3 Classification of network cities
3.4 旅游休闲度假城市
旅游休闲度假城市是一种建立在享乐的销售与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发展模式。全球力和地方力协同存在，旅游休闲度假城市被无止境地(再)创新、(再)生产、(再)获取和(再)创造，旅游活动不仅提供给地方居民的工作和收入，也产生意义和表征，旅游创造和映射地方社会、文化、心理新的内涵，反过来增加和提升了旅游价值，促进人、资本、信息和文化符号的流动加速。一方面，旅游产业被跨国饭店公司、娱乐公司、博彩娱乐场、专业的体育授权机构所主导；另一方面，旅游是地方化的产业，当地的旅游组织、地方艺术和文化设施群体、博物馆和历史保护群体构建地方形象，推动旅游景点的产生，吸引消费者和投资。内城、滨水区、城市郊区等空间成为城市休闲度假的集中承载空间，各种旅游休闲度假的相关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要素，在时空的延续中呈现出动态的发展性，构成旅游休闲度假城市基本形态格局(图4)。
图4 旅游休闲度假城市空间结构形态
Fig.4 Urban spatial pattern of tourism and leisure city
4 第四波主要城市类型
1990年代以后，广泛的经济转型已经和空间转移、行政权力下放(devolution)交织在一起(Clarke，Gaile，1998)，其结果是强化了地方制度设施(local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鼓励大都市区与区域合作，提升地方创业环境，移交资源决策权，这种积极的创业方法(entrepreneurial approach)逐渐将地方战略调整到关注人力资本发展和全球—地方连接(global-local links)上来，多区位生产过程、高附加值活动、新国际劳动分工和日益增长的人力资本资源成为第四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与此同时，2008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以及所引发的金融产品特别是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危机，宣告了美国以及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甚至是超前消费的模式发生了危机。从周期的角度来讲，全球经济发展新周期已经开始，并呈现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增速放缓的特点。同时，在新周期处于一个技术创新的递减区域，技术蜂聚现象产生的基础缺乏，新技术革命快速来临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第四波的城市发展转型将以自我重建为特征，表现为丰富多彩的特点。
4.1 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作为一种战略意识予以实践，在1980年代的整个欧洲就已经开始，欧洲文化之都(capitals of culture)就是其中最为盛行的一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与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模式不同，文化城市更加强调文化活动、文化经济、城市文化形象策划以市民文化参与塑造等(Palmer-Rae，2004)。李奎泰(2006)将文化城市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文化城市指重视音乐、电影、美术等以艺术活动为主的文化艺术城市，广义的文化城市则并不停留在艺术活动的层次，其将包含了城市空间规划以及市民生活质量在内的整个市政活动都归于文化城市的范畴之内。总的来看，文化城市建设就是将城市建设成为市民日常生活和生活方式更具备文化涵养的城市，整个市区空间结构更具文化性的城市，具备满足市民文化艺术欲望所需要的文化设施的城市。与此同时，文化城市也是文明城市、学习型社会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从理性趋利决策(西美尔，2008)和城市增长机器本质(莫勒奇，2008)角度看，文化城市也可以理解为以城市文化为核心手段，组织城市经济活动、社会网络与空间形态，支持城市文化多样性需求，打造城市增长机器，建设不断完善且充满人情味的现代城市生活空间。文化城市包含6个基本构成要素：文化资源、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景观、文化氛围(cultural milieu)，文化场所和文化制度与政策，其中文化氛围又称为文化场(cultural field)，它是一种磁力空间，粘性力量，将文化城市的诸多要素有机组织在一起，从而实现文化城市的3个核心功能：(1)应对全球文化同化，保障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生存；(2)以文化的手段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3)促进城市居民日常交流，破解理性趋利决策造成的城市居民的心理与情感隔离(图5)(刘合林，2010)。
图5 文化城市的“城市文化场”
Fig.5 "urban cultural field" of the cultural city
4.2 创意城市
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原本是指以文化为主的城市再生，通过城市创意对各个行业的渗透而形成以创意产业为主导产业体系的城市(Charles Landry 2000；厉无畏2009)。由此可见，创意情境是创意城市形成的环境条件，创意产业是创意城市的产业支撑，创意产业园区是创意城市的空间表现形态。创意城市是创意产业与创意空间的有机聚合体(图6)。通过发展创意产业，带动空间创新和组织创新、制度创新，进而孕育出创意城市。因此，创意城市着重科技、文化、艺术与经济的融合，强调地方文化特色与区域发展的融合，注重人的创造力与城市创意环境的融合。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中论述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是追逐着人才而选址，而人才则追逐有质量的城市地点①(Florida 2002；Florida 2003；佛罗里达2003)。创意城市的环境生命力和活力分成2个不同的层面。第一层面是生态可持续；第二层面是城市设计，包括易读性、地方感、建筑特色、城市不同部分在设计上的联结、街灯的质感以及城市环境的安全、友善与心理亲近的程度。
图6 创意产业、创意空间与创意城市组织概念
Fig.6 Creative industries,creative space and creative city
4.3 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是按生态学原理建立起一种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黄光宇，2002)，即高效、和谐、宜居、幸福、活力的人类栖境(王云才，2007)。生态城市的核心是生态优先，优先考虑自然生态环境。它是一种“图底关系”互换的思维转变，是“正规划”向“负规划”的变化，即由过去的先“建设”后“保护”的规划向先“保护”后“建设”的规划转变。生态城市建设重点在于：(1)高度开放的生态系统。首先从根本上理解城市所处环境的自然过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条件，使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协调和谐，从而形成一个科学、合理、健康、完美、自然的城市格局。(2)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的人工生态系统。应用生态工程、社会工程、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建设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区。(3)强调人的幸福感，提升城市活力。通过对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善与提升，旨在营造一个以人为本、健康宜居的城市。生态城市构成要素由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构成，依托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生态农业、清洁工业、城市文明、人口优化分布等要素，创造一个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人居环境优越、居民幸福指数增加、充满活力的人类家园(图7)。
图7 生态城市空间结构模式
Fig.7 Spatial pattern of eco-city
4.4 低碳城市
低碳城市是指以减少城市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为导向，以低碳技术量为支撑，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方向，以低碳社会为理念并以低碳制度为管理导向的新城市类型。低碳城市建设包括3个方面：首先是在能源输入环节，开发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倡导使用零碳排能源。其次是在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转环节，强调建筑、交通和生产三大领域内的低碳发展模式；通过紧凑的空间布局将城市各系统整合成为高效运转的复合体；通过建立能源网络实现能源循环、高效利用；通过市政设施等城市硬件设施支撑城市空间与能源网络的高效运行，通过虚拟网络、科技知识、信息传播、政府管理、风险投资等城市软件设施引导城市空间与能源网络的高效运行，并在城市硬件设施、软件设施与城市能源网络之间建立反馈机制。第三是在CO[,2]排放环节，增加碳汇，包括加强森林等生态系统的保护，增加城市绿化(图8)。
图8 低碳城市的理想空间模式
Fig.8 Ideal spatial pattern of low-carbon city
4.5 科技城市
科技城是以科技创新为目标，以科学技术的产生、传播和在产业中的应用为城市的主要功能(Downey，McGuigan，2003)，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智慧基础设施为支撑，以科技发展和知识的创新促进个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将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文化理念逐渐渗透到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城市(王志章，2010)。科技城的核心是为居民、企业、社会提供自主创新的环境(Castells，Hall，1998)，其中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居住、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整体系统，比传统科技园区更为综合全面，比科学城更强调科学技术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中的应用。科技城由创新源核心区、知识共享平台、科技服务平台、RDP综合体、多样化居住区构成，依托公共服务保障、产业发展政策、智慧基础设施、文化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为制度环境保障(图9)。
图9 科技城理想空间结构模式
Fig.9 Ideal spatial struc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4.6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之后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的一个深度融合，也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唐建荣，等，2011；巫细波、杨再高，2010；陈铭，等，2011)。发展智慧城市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城镇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步骤，也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和社区和谐发展的转换器。同时，智慧城市建设包括城市经济信息化、城市社会管理智能化、环境维护自动化和居民生活便捷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林跃勤，2011)。建设智慧城市有利于转变城市外延型发展模式与生活消费模式，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减排推动整个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智慧城市主要注重基础设施先进、信息网络畅通、科技应用普及、生产生活便利、城市管理高效、公共服务完备、生态环境优美(图10)。
图10 智慧城市发展框架
Fig.10 Development framework of smart city
5 结论
2011年中国进入“十二五”规划实施期，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经济增长方式也将进一步转变，国家将完成由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国家的转型，适时适当把握国际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以及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有意识地引导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型城市规划建设和传统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至关重要。从科技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第三波和第四波看，后福特主义城市、边缘城市、网络城市、旅游休闲度假城市、文化城市、创意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科技城市和智慧城市等都值得关注。
(本文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11年9月20-21日在天津召开中国未来学会分会场“未来城市，城市未来”和同期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在南京召开的年会“城市总体规划”分会场和华中科技大学2011年11月召开的第四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而写，特此致谢。同时感谢彭翀(网络城市)、杨兴柱(旅游休闲度假城市)、刘合林(文化城市)、汤培源(创意城市)、姚瑶(生态城市)、郭婧(低碳城市)、袁晓辉(科技城市)等研究生提供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感谢2011年8-9月在美国犹它大学访问期间魏也华教授提供许多帮助。)
注释：
①城市的地点质量吸引创意人在此居住，企业跟着创意人来，或者创意人自己创立公司，由此带动城市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城市的繁荣(佛罗里达，邹应瑗，译，2003，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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