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中国影视人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中国论文,跨世纪论文,影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影视人类学——作为中国民族学的分支学科，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拍摄“中国民族志电影”起，不仅成为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为丰富和完善中国民族学学科理论体系，作出为其它分支学科难以取代的重要作用。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如何进一步回顾与总结这一分支学科近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开拓与进取的业绩，对于发展与繁荣“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是十分必要和现实的。
一、《中国民族志影片》与影视人类学
新中国的影视人类学拍片开始于本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是由党中央、毛主席、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指示下开展这一工作的。1956年，正值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正发生急剧变化。为了科学系统把握这一巨变前各少数民族的真实面貌，在当时全国人大民委统一组织领导下，在各主要民族聚居区开展具有“抢救”性质的社会历史形态和正在迅速变化的现实生活，使拍摄任务成为调查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57至1965年期间，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共拍摄完16个民族22部123本人类学电影片。 最初称这类影片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中国民族志影片》）。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些影片，不仅具有十分珍贵的纪实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价值，而且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人类学学科理论体系，提供了不可复得的生动逼真的科学形象资料。总之，通过这20多部人类学影片，人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类型民族的基本情况。无论是鄂温克和鄂伦春人富有特色的狩猎工具，赫哲人的捕鱼方式，或是独龙族、佤族、景颇族、黎族、苦聪人、僜人等从事的刀耕火种及采集方式，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直观印象，从这些影片中，还可看到母系氏族向父系社会演变过渡中一些极为真实和珍贵的场景，那些无偿借贷、以物易物、乃至无言交换等原始交换方式，都可为今天探索市场经济的源头，找到历史的佐证。至于凉山彝族奴隶市场、西藏及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新疆部分地区领主庄园制的特点，都可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经典论述，找到活生生的例证。
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这些影片运用不可取代的特殊手段，从各个不同侧面直接为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和民族知识，提供了形象直观、极有学术价值的科学资料。
二、不断拓展与完善的中国影视人类学
“文革”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影视人类学学科及影视片制作，较五六十年代又有很大发展，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摸索，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人类学基本经验与理论，已逐步在共识中得以确立，并不断走向成熟。表现在：（一）有关拍摄人类学影片的目的意义：正如齐燕铭同志（原文化部党组书记、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1961年在有关影片座谈会所指出的那样：拍这样的影片“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从中国各民族的具体实践中找出例证来，使历史唯物论得到更充分的例证和说明”，“我们对社会发展史的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已有了基本的认识，但现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国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的发展情况，把它纪录下来，使历史唯物主义得到更多的例证和说明，这对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具有重大意义。”（二）有关影片的性质与特征：由人类学影片的目的、内容，决定了它的性质是科学研究片。基本特征应是以反映和纪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面貌为其基本内容；它必须严格要求从民族社会历史的实际出发，如实展现其本来的社会形态及其特征。也就是说，人类学影片一定要用人类学家的眼光，去选择捕捉那些能体现人类学这门学科揭示事物客观规律，探求真理的内容，使这种影片能区别于其它影片，成为具有人类学学科特征的科学影片。（三）影视人类学片应遵循的基本原则：（1）深入生活的原则。 不搞调查研究，不熟悉民族的文化内核和生存状态，要拍好反映这个民族的影片是不可能的。（2）真实的原则。没有真实性，就无科学性可言。 人类学影片只有真实，才能揭示客观事物固有的面貌；才能赋予这类影片永久保存和供研究的价值。（3）尊重拍摄对象的原则。 尊重拍摄对象的风俗、习惯、文化及他们被拍摄的意愿，是影视工作者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4）完整性的原则。记录一个事件、 一个人物或者一种生活形态应相对完整，占有的材料应尽可能全面，来龙去脉尽量交待清楚，这也是科学电影的基本要求。（四）影视人类学片的类型：按内容和性质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综合性影片共七部，如《佤族》《苦聪人》、《独龙族》、《鄂伦春族》、《苗族》、《今日赫哲族》等；第二类是家庭和婚姻形态的专题片，如《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等；第三类是文化艺术方面的专题片，如《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苗族的工艺美术》等；第四类是电视录像专题系列片，如《大理白族的名胜古迹》、《大理白族的本主崇拜》等；《黎族妇女服饰》、《黎族妇女纹身习俗》等；（五）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人类学影片是由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的科学内容与影视表现艺术共同组合而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这里首要坚持的标准是人类学的科学内容，即人类学研究是本质，而影视拍摄是一种研究的手段和工具。“影视手段可以成为表达民族学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媒体”，“在影视民族学中，影视片只是工具，民族学研究才是目的”（《影视民族学》）。
三、频繁走向国际影坛的中国影视片
经过近40年前后两个阶段的实践，我国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和制作，已经形成一支可观的学科队伍。1995年4月， 首届中国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的召开，就是对这支队伍诸多成果的一次检阅；而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的成立，更标志着这一新学科又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近40年来，全国一共摄制多少人类学影视片，迄今尚无精确的统计数，仅据中央民族大学李德君教授1992年“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五六百部”。随着改革开放与对外学术文化交流的需要，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关心和从事人类学影片拍摄的单位逐渐增多，一批又一批影视人类学作品纷纷走出国门，并不断在国际影视人类学学术会上或人类学电影界、影像界获奖或受到好评。如1988年7 月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放映《佤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两部影片的录像，就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1989年5月， 在德国举行的“人种与第三世界”电视研讨会上，放映了《独龙族》、《佤族》、《苦聪人》、《僜人》等影片，会后，又到西柏林“世界文化之家”展映，均受到各国学者的赞誉。随后又有一些影片如《藏北人家》、《深山船家》、《沙与海》、《两个孤儿》、《最后的山神》、《甫吉和他的情人们》、《走进独龙江——独龙族的生存状态》等先后在戛纳电视节、国际人类学电影节入围或在亚广联、亚洲电视节等评比中获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华文影视人类学研制所马长书编导拍的《苗族》、《侗族》在1995年爱沙尼亚第九届国际影视人类学电影节上，获终身成就奖。1996年1月， 在法国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影像节”（即'96戛纳国际电视节）上， 由云南省社科院影视人类学研制中心郝跃骏同志拍的《山洞里的村庄》，获“长篇社会报道”的“评委会特别提名奖”。这是中国纪录片在该影像节上的首次获奖。1996 年7月，由柯惠文、马长书编导摄制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国瑶族》再次轰动帕尔努，荣获第十届国际影视人类学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1997年5 月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北欧人类学电影节研讨会上，由中国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编导孙曾田摄制的《远去的鹿铃》，被与会和当地新闻媒体称该片是“本届电影节最扣人心弦从而吸引了观众的作品之一”。随后，该片于1997年8 月又在爱沙尼亚电影节上获“最佳影片奖”。
所有这一切都一再表明：根植于中国各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人类学影视作品，一经走出国门，总能以其珍贵的学术性、严谨的科学性和独特的电影艺术表现力，受到国际影坛的赞许和肯定，这既是中国影视人类学作品为国际所承认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我国这一新兴学科拥有巨大潜在魅力的生动体现。
四、有关学科理论建设的思考
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以及多媒体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作用，影视人类学这一新兴的边缘学科，也愈来愈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与重视，也愈来愈显示出有别于其它学科的独特优势和深厚的发展潜力。因此，为弘扬祖国多民族优秀文化，为保存人类社会珍贵的历史遗产，中国影视人类学界必须肩负起时代和历史所赋予的重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把我国影视人类学学科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拿出更多更好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新成果，去迎接影视人类学新世纪的到来，为此，笔者认为，中国影视人类学必须在自身理论建树方面，要有新的突破：
（一）在双重使命中拓展与升华影视人类学理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来，这种文明发展的链条从来没有中断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生存文化选择机制的发生、发展、鼎盛到消亡的材料，在我国是极其丰富的。由于生存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许多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生存形态，在建国前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完整地保留着。这是一些极为珍贵的“社会活化石”。但随着现代文明的融入与发展，许多民族地区原有的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正在逐步消亡；另一方面新的民族文化生活形态，又不断产生和建立。因此，中国影视人类学工作者所面临的任务是一方面要积极地抢救和记录那些“正在消亡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要抓紧摄制和记录“正在变化的世界”。在这一双重历史使命中去拓展与升华影视人类学的理论，中国影视人类学必将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在传统与现实的结合上，努力达到实践与理论和谐统一。如何把中国影视人类学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如何缩短与国际影视界的差距，这既是建立具有中国影视人类学学科体系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又是丰富和完善人类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这里仅就以经常遇到的怎样选择与对待影视作品为例，在作品中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状的关系，这是学科理论建设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大问题，正确的决择应把拍摄的对象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一广阔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把继承与创新和谐结合在一起研究，要从传统文化的变迁中，寻找现代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事实上现实中的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现状的一个组成部分。把握好这二者的量变与质变和两者在相互转化中的广度与深度，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人类学精品，就能不断涌现。这样的作品就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获得市场经济的认可，不仅能在我国生动活泼的市场经济轨道上自由驰聘，而且也能在国际人类学影视界占居一席之地。
（三）在与国内外两种双向互补的结合中培养学科的优秀人才。鉴于我国当前人类学者与影视工作者大多尚处于一种各自分离的状态——即影视制作主要力量在各电影厂、电视台和音像公司，而人类学者又基本分布在科研和教学部门。如何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分离，尽快实现二者双向在专业设备和知识结构互补，努力创造条件，更多地造就既是人类学家又是优秀影视编导的专门人才，使中国影视人类学作品尽快上一个新台阶；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与国际影视人类学界携手，实现中国影视人类学工作者和世界各国的影视人类学工作者的结合。中国影视人类学只有在顺利实现这两种双向互补的结合过程上，才可能造就出享誉国际的影视人类学家，只有造就出一大批本学科的带头人，才可能去拓展与升华具有我国影视人类学学科特色的理论。
（四）在为世界文化宝库添砖加瓦中，再展中国影视人类学理论的辉煌。1973年，在第九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上，与会人类学家通过了《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强调：“……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中国是人类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的国家。应站在继承和保存人类社会珍贵文化遗产的历史高度，以能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具有中国多民族灿烂文化的崇高责任感，运用影视人类学新视角、新观点、新技术，把中国影视人类学多年为之奋斗提出的目标——摄制出具有中国气派和具有中国多民族优秀文化特点的“百科全书式”的系列组合片，即除已摄中国少数民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而外的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建筑、宗教信仰、节日、婚姻家庭、葬俗、手工艺制作、音乐舞蹈、文物古迹等，将是具有中国特色影视人类学理论获得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必经之路。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热烈地呼唤理论、寻求理论的支持、期待理论的指导。在迎接21世纪到来之际，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理论体系中，影视人类学必将以自身的努力实践，在寻求理论支持与期待理论的思想指导下，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本学科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