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东社会变迁中的伊斯兰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中东论文,当代论文,主义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斯兰主义通常又称作“伊斯兰复兴主义”， 它是伊斯兰世界自 60年代末叶以来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对当代中东社会乃至世界格局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这里，本文试图将当代伊斯兰主义置于中东社会的变迁中，即由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这一过程中加以考察，从而不难发现，当代伊斯兰主义乃是中东社会一种现代化模式的探索，是通过借助于传统伊斯兰文化来向现代社会变迁过渡的尝试和努力。
一、中东社会变迁分析
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化过程。从大生产力形态〔1〕的角度看，社会变迁分为两大类型： 传统社会变迁和现代社会变迁。传统社会变迁是在原始生产力或农业生产力形态下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积累性渐变和突破性质变，其社会变迁速度缓慢，绝大多数的变革是在限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内的变化，经济增长率很低或处于微增长，社会结构呈现高度的稳定性。现代社会变迁是在工业生产力形态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变，不仅经济呈加速增长，文化传播加快，而且社会结构处于极不稳定的经常性发展变动之中。从传统社会变迁类型向现代社会变迁类型的转换，即我们所说的现代化进程，它最早始于西欧，其标志是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伴随着工业革命向世界各地的渗透和扩展，工业化—现代化成为一种世界性发展现象。处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许多国家先后被纳入到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开始了向现代社会变迁类型的转换。
社会变迁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社会变迁的发生又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诸类因素上的差异是导致社会变迁进程的复杂性、曲折性的根源。中东社会自本世纪20年代开始了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诞生，这一进程达到了高潮。各国先后以民族化、现代化为基点，力图从根本上改变以农牧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使之向现代国家过渡。至90年代，昔日以农牧立国的局面已不复存在，采矿、加工、冶炼、制造等工业生产已成为许多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开始确立，根深蒂固的传统部族关系已经松动，甚至部分瓦解。人们的社会日常生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从有形的物质外壳到无形的文化内涵上，都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2〕。然而，中东地区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渡尚处于初始阶段， 一方面，启动这一变迁的条件不够成熟；另一方面，从传统社会变迁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转变是急速展开的，其结果，抗拒与变迁高度集中——各种矛盾同时发生、交织影响，导致了中东社会的激烈震荡，进一步加深了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
中东地区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正是这一巨变时代社会矛盾运动的反映。无论是60年代以前的民族主义，还是70年代以来的伊斯兰主义，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内涵。因此，只有从中东社会变迁这个广阔的背景入手，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所发生的各种社会现象。在这里，首先来观察中东地区社会变迁及其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运动形式，具体表现为：
第一，迟发—外诱性。中东地区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渡始于20世纪土耳其革命和凯末尔改革。17—18世纪，当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资本主义伸入盘据在欧亚非三洲之交的奥斯曼帝国时，这个帝国已走向衰落。此后，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进一步衰落，成为列强争夺瓜分的对象。一战后，这个庞大的帝国彻底崩溃，除土耳其外，整个中东地区完全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托管地。同时，中东社会的发展也完全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导致了中东地区传统社会变迁进程的中断。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经济呈现畸形化发展，单一种植盛行，除埃及、伊朗个别地区外，几乎没有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全面瓦解，中东各国开始了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渡。但是，这种变迁不是自然的、内生的过程，而是外部因素冲击下被迫进行的。在现代世界经济体中，“高速发展社会的经济—文化因素对低速发展社会具有强烈的传导性，自发的国际竞争机制又使这种传导性变成一种自觉的发展律令”〔3〕， 从而引起强化的适应性社会变迁。显然，这种变迁是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为摆脱落后状态被迫启动的，它是一种缺乏物质技术基础——没有工业化的畸形变迁过程。
第二，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社会变迁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其中哪种因素是社会变迁的启动因素，决定着社会变迁的方式和进程。中东社会变迁先是从政治层面展开的。最突出的现象是20世纪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建立，它始于20年代，至70年代基本完成，成为中东历史发展中划时代的大变革。中东各民族国家的建立，基本上采取了先进行政治变革，即夺取政权，取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条件，然后进行经济变革，通过经济变革巩固政治变革的成果。对独立后的各国而言，经济变革是刻不容缓的，多数国家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自上而下实行“强制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然而，在进行工业化建设时，迎头碰到的问题是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严重缺乏，以及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许多国家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借用外国资本甚至受外国支配，经济发展处于依附状态，经济变革举步维艰，从而使社会变迁缺少强劲的内在推动力。
第三，伊斯兰文化的独特影响。在社会变迁中文化因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其社会功能主要是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提供某种行为规范，从而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西亚、北非地区是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圈，在古代曾孕育了灿烂的伊斯兰文明，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伊斯兰文化除了像其它文明一样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外，还有一整套关于社会、政治、法律、国家关系等问题的理论和制度，几乎蕴涵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对穆斯林各民族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成为在意识上广泛认同的共同基础。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积淀，也使得穆斯林各民族在任何外来文化面前都能保持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很难被外来文化所同化。这种现象一方面有利于保持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却容易产生一种文化排拒心理，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尤其对突如其来的“外诱型”社会变迁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上述情况表明，中东国家迈向现代化是外部因素的挑战和挤压下激发的。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成就对落后国家有一种“示范效应”。独立后的中东各国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摆脱贫穷落后的急切愿望，通过仿效、照搬强国经验来追赶发达国家。其中最典型的是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推行“西方化”和纳赛尔总统在埃及实施“伊斯兰社会主义”。前者以破产告终，后者亦陷入困境。各穆斯林国家在经历了建立独立国家、摆脱殖民者的最初胜利后，并没有为经济和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找到良方。相反，盲目的工业化以及西化使国家与社会陷入更大的危机。一般来说，高度传统的社会虽然落后，却是十分稳定的，恰恰那种处于过渡性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更容易发生动乱〔4〕。 急剧的变革形成了对传统的整体性冲击，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裂变，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另一方面，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并未形成，这种“断层”现象加剧了中东社会的震荡。政治上的专制与腐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无序与混乱，人口膨胀、失业、两极分化悬殊，西方文化的大量侵袭，以及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使广大穆斯林屡次失地辱国。穆斯林各国统治集团既不能捍卫伊斯兰的整体利益，又不能恢复伊斯兰昔日的辉煌和荣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倡导回归伊斯兰传统、以伊斯兰教为武器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伊斯兰复兴主义全面兴起，以图寻找一条适合于伊斯兰世界的发展道路。
二、当代伊斯兰主义的表现形态
当代伊斯兰主义是在中东社会变迁进程中出现的，其宗旨在于复兴伊斯兰精神，通过无条件认定伊斯兰传统文化价值的可靠性和独特性，谋求既非西方化、又非世俗化的“伊斯兰道路”，在伊斯兰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伊斯兰主义常常表现为一种周而复始的宗教复兴运动。每当社会向前发展，出现了信仰松驰、道德沦丧、消极腐败时，伊斯兰教界内部就会兴起宗教复兴思潮，伴之以复兴运动。如，13世纪由著名学者伊本·泰米叶倡导的“回到《古兰经》去”的宗教复兴运动，18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等。从其表现方式上看，复兴运动总是与时代的变化相映衬，它们的共同思想倾向是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净化信仰，严格遵循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旨教义和传统，以纯正的伊斯兰教义规范穆斯林的言行，以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作为改良、复兴宗教与社会的动力，以达到消除腐败、清除异端、恢复伊斯兰初期的民主、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
当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928年哈桑·班纳在埃及创建的“穆斯林兄弟会”。几经起落，70年代以后，伊斯兰主义狂飙突起，继而发展为伊斯兰世界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出现了多种表现形式，大体上有民众的伊斯兰主义、官方的伊斯兰主义和作为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反对派的伊斯兰主义（亦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民众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带有自发性的宗教复兴运动。广大的穆斯林群众，尤其是那些“被排除于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人是这一运动的主体，包括处境艰难的手工业者、小业主、小商人、贫困的农民、非熟练工人、失业劳动者等在内的社会底层，以及世俗化过程中受到冲击的教界人士，他们以固有的传统信念和伊斯兰的标准来衡量、判断一切，把复兴伊斯兰教作为最高祈求，以复兴宗教为形式来表达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表达改变现实的迫切愿望，从而显示出对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的极大的热诚与关注。以民众为主体的宗教复兴运动构成了官方伊斯兰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群众基础。
官方的伊斯兰主义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宗教—政治运动，它既有来自各伊斯兰国家政府的支持，又有着教界和穆斯林群众的响应，因此，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其特点是强调伊斯兰的特性，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协作和统一，反对外来干涉、渗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作为政治反对派的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彻底的伊斯兰主义。它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否认现存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要求改变伊斯兰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被认为是背离传统的种种做法，变革现存世俗秩序，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和伊斯兰秩序。因此，人们普遍称其为原教旨主义。这种伊斯兰主义具有强烈的排外倾向，其目的在于争夺政权，通过动员普通的穆斯林，运用各种手段包括合法的、公开的群众斗争或非法的秘密团体斗争（如恐怖活动、暴力事件）等形式打击或削弱现政权。
无论哪种形式的伊斯兰主义，它们的共同前提是针对西方冲击采取“伊斯兰式”的回应手段，对西方国家的掠夺、渗透进行“伊斯兰式”的抗争努力。而作为中东穆斯林世界的主体文化——伊斯兰教便是它们不可替代的精神武器。不同形式的伊斯兰主义都强调回归传统，强调伊斯兰教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强调它对穆斯林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约束性，以此作为价值认同，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力量。
从整体上看，当代伊斯兰主义已从一般的宗教复兴思潮发展为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它有别于中东历史上的宗教复兴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一些知名的宗教领袖，如霍梅尼、阿里·沙里亚蒂、赛义德·毛杜迪、赛义德·库特布、哈桑·图拉比等人的言行、著述通过宣教、出版物、集会等形式为广大穆民所接受，成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推动着复兴运动向纵深发展。
当代伊斯兰主义的这种政治化倾向，可以说是中东社会变迁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不协调和失衡的缘故。现代化的推行和急剧的社会变化加速了中东传统社会结构的裂变。一方面，传统势力特别是乌里玛阶层日渐被排斥在政治结构的边缘；另一方面，传统手工业、农业的衰落出现了大批破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由于缺乏知识、技术和资金而处于社会的边缘。当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治腐败加深、两极分化严重时，社会矛盾尖锐激化，各阶层把对现实的愤懑逐渐转向对现政权的合法性的质疑，从而给广泛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注入了更多的政治性祈求，汇聚成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原教旨主义者则更是积极问鼎政权。这不仅对中东国家的现政权（特别是世俗政权）形成挑战，而且也威胁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的霸权利益。后者常常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企图扼制伊斯兰主义的发展。目前，伊斯兰主义的国际化趋势不断增强。除伊斯兰“新月地带”外，北非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迅速，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十分活跃。继南斯拉夫分裂和苏联解体之后，在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出现了一批新的伊斯兰国家，形成了广阔的“伊斯兰地带”，从而使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又有了空前的发展，其力量正在重新组合，成为世界格局中，特别是冷战两极格局解体后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当代伊斯兰主义：一种现代化模式的探索
纵观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努力和尝试的话，那么，当代伊斯兰主义则是另一种关于现代化模式的探索。
50～60年代是中东地区民族主义大潮涌起的时代，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过程中，诞生了一系列民族国家。面临外部世界的严峻挑战，伊斯兰各国把现代化视为民族复兴和国家重建的全民任务。于是，强大的民族主义既充当了动员各阶层反帝反殖斗争的武器，又充当了这些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初始动力，由国家通过政治杠杆来加速经济增长和推行强制性工业化战略。然而，现代化在客观上要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动态协调发展，民族主义作为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在其中所起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毕竟是有限的。进入70年代，随着阿以冲突的一再失利，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现代化进程遭到严重挫折，民族主义便日渐衰微。伊斯兰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勃然兴起，它既是当代中东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又是对中东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它包括两层含义：1.坚持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可靠性和独特性，强调伊斯兰教的包容性和适应性；2.坚持“伊斯兰式”的发展道路，即非世俗化、非西方化的、以伊斯兰教为基准的社会发展道路。70年代初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发动“伊斯兰文化革命”，宣称找到了一条既非社会主义，亦非资本主义的“新路”——所谓的“世界第三理论”〔5〕。其后， 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倡导“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在伊斯兰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温和派”长期以来也不断鼓吹走“伊斯兰的独立发展道路”。应当说，这些都是关于伊斯兰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旨在寻求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相协调的结合点，并认为中东地区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伊斯兰文明的基础之上。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落后国家走向强盛的根本出路。然而，现代化过程应当是一种民族化过程。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化，离不开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那种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属于“迟发—外诱”型国家，其现代化进程必须以民族化为支点，必须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接轨。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全盘接受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背弃了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将导致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反过来说，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将自取灭亡。当代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对伊斯兰现代化模式的探索，采取了断然排拒西方和世俗化的做法。对此，穆斯林学者认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和世俗化，伊斯兰教并不反对现代化，“伊斯兰教没有什么东西是同技术发展或工业发展不相容的。穆斯林所反对的是与现代化有关联的一些邪恶：家庭结构被破坏、道德水准下降、放荡和世俗生活方式的感染力”，“伊斯兰教不反对发展，但这种发展必须以道德为基础”〔6 〕。曾在1947年，哈桑·班纳就多次致信伊斯兰各国领导人，奉劝要清醒认识到西方文明的缺陷，希望他们将国家建立在伊斯兰原则上〔7〕 。这些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东国家穆斯林对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构想：反对以牺牲道德和信仰为代价，避免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拜金主义、贫富两极分化、道德沦丧、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力求在弘扬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接受并利用西方的科技文化成果。显然，这种关于“伊斯兰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对中东地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应当指出，把当代伊斯兰主义看作是复古主义是一种误解。全面复兴伊斯兰教并不是要回到中世纪去，也不意味着以单纯追求宗教为目的，而是要通过宗教寻找适应社会发展潮流和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因而，它表面上复古，实则是对未来发展道路的重新审视。同样，用西方现代化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当代伊斯兰主义，认为伊斯兰主义就是反现代化主义，这一看法是不恰当的。就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而言，两者既有协调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伊斯兰教有三个层面：传统文化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单纯作为宗教意识形态而言，它是非理性的，它与现代化所追求的科学和理性相悖，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和文明方式，又必然包含着大量科学和理性因素，与现代化有协调之处。自19世纪以来兴起的伊斯兰改革运动无不洋溢着要与时代潮流同步的精神，它主张通过改革寻求协调穆斯林社会传统与现代化的途径，以达到伊斯兰世界的复兴，用西方文明中有用方面来加强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社会中的作用，以便更有力地抵抗西方的侵略。当代伊斯兰主义在具体实践中也不是纯宗教和纯理论的，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灵活性和改革性，并非许多人所说的那种“高度的封闭性”。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一方面坚持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另一方面，大量吸收非伊斯兰因素，以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如，经济建设上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成果、创办自由贸易区，多渠道发展经贸关系，政治制度上仍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现政府还采取更务实的政策，包括提高妇女地位，允许妇女参政议政。可以说，在伊朗“变革的迹象已随处可见”〔8〕。
然而，不可否认，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当代伊斯兰主义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就现代化本身而言，世俗化是一个必然过程，政治与宗教的二元分离则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世俗化是指政府决策活动不受宗教的支配，这并非取消信仰，也不意味着消除宗教这种文化现象——它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当代伊斯兰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却是在非世俗化的框架内进行的，把宗教与政治的共生关系看成是现代化的基础。在这种前提下，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其次，当代伊斯兰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更多地关注“政治现代化”问题。但对如何协调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亦即经济现代化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很少有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就决定了伊斯兰主义关于现代模式的探索仍然是肤浅的。最后，当代伊斯兰主义因其表现形式不同、斗争方式各异，内部派别林立，有很强的排他性和分离性倾向，尤其是作为政治反对派的伊斯兰主义直接威胁着现政权，其中热衷恐怖活动的少数极端分子经常制造事端、破坏地区稳定和地区合作，对现代化进程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当代中东社会变迁中，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代伊斯兰主义是一场遍及伊斯兰世界的社会政治运动，同时又是关于“伊斯兰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为一种现代化模式，它仅仅处于摸索阶段，能否在未来有所突破，还要看它如何协调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注释：
〔1〕人类历史进程出现过三大不同形态的社会生产力， 即原始生产力（自然形态的生产力）、农业（含畜牧业）生产力（半人工形态的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完全人工形态的生产力）。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彭树智：《20世纪中东史》第1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1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页，三联，1989年。
〔5〕穆阿迈勒·卡扎菲：《绿皮书》第2页，中译本，世界知识社。
〔6〕（美）《时代》周刊，1979.4.16。
〔7〕塔里克·Y·伊斯梅尔、杰奎琳·S ·伊斯梅尔：《伊斯兰政府与政治学》（英文版）第65页，英国，1985年。
〔8〕（美）《时代》周刊，19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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