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满洲移民”政策的三点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洲论文,日本论文,三点论文,移民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2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1999）04—0001—06
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一贯采用暴力手段来抢占殖民地，以移民侵略来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毫不例外，以“九·一八”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为契机，打着日本国内“人口过剩”、“土地饥饿”、“开发”、“建设”中国东北的幌子，大力推行“满洲移民”侵略政策。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东北实施“试验移民”（也称“武装移民”），先后五次移入万余人。1937年，日本广田内阁开始加大移民力度，实施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列为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到日本投降前移入20余万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其居心之险辣，罪恶之昭彰。但时至今日，日本国内一部分右翼分子仍然抱着军国主义的僵尸不放，重弹殖民主义侵略者“开发”、“建设”的老调，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招魂喊冤，开脱罪责。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本文仅对日本“满洲移民”政策做以下三点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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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挤进资本主义的行列之后，在对外武装侵略的同时，也进行着海外移民扩张，“当时主要向巴西移民，其次是向美国和其他地区移民”。日俄战争后，日本便把“满洲”作为移民的“主要侵略目标”，开始向日本租借地的“关东州”地区和南满铁路附属地实施移民侵略。但“由于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因此，不可能向满洲大量输送移民”（注：《古海忠之笔供》，1954年6月29日。）， 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有组织的移民“仅只有千人”（注：六嘉川细：《植民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41年，第487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以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为契机，开始大力推行“满洲移民”侵略政策。
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日本也同样未能逃出这场经济危机的厄运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产值由1929年的771680万日元，急剧下降到1930年的596 281万日元，企业纷纷倒闭， 失业人数迅速增加，据日本内务省社会局统计，1930年5月失业人数已达378 515名。农村情况更为严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地主与佃农之间的阶级对立日益激化，1930年， 农民斗争的次数已达2478起。日本殖民主义者认为， 解决国内岌岌可危的社会矛盾最好的办法是向海外移民。但这一时期向南、北美及南洋方面等海外移民已受到抵制，希望极为渺茫。而“九·一八”事变却为日本向“满洲移民”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注：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本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象》，1934年3月。）。一时间， “满洲移民”便成为日本朝野上下舆论的中心，公然叫嚣“我们应排除万难，首先把移民的重点放在满蒙地区”，这就是我们“从根本上切实领会满洲事变的本质”（注：关东军参谋长：《对满农业移民会议的开会辞》，1934年11月26日。），同时“满洲移民”不仅是“帝国国策上的一个极其重要，而且又是不可缺少的重大问题”，“既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应不屈不挠，务须争取成功”（注：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本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象》，1934年3月。）。于是， 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之后，便打着解决日本“人口过剩”、“开发”、“建设”中国东北的幌子，立即开始大力推行“满洲移民”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认为，日本“社会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注：稻垣征夫：《关于满洲开拓政策》，开拓文库刊行会1940年4 月，第44页。），否认社会恶化是由帝国主义社会性质所造成的。实际上日本北海道每平方公里也只有36人，与吉林省当时每平方公里的34人相差无几（注：矢内原忠雄：《满洲问题》，岩波书店1934年2月，第107～108页。），而且气候、条件也基本相同。 这分明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移民侵略制造借口，似乎是“人口过剩”就可以成为向他国移民的合法理由，这完全是强盗逻辑。
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移民，就是要“尽迅增加满洲国日本人口”（注：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龙溪书舍1976年11月，第52页，第101～103页。），使其“永远住在满洲，成为大和民族的发展基础”（注：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造成日本人口优势， 壮大日本在“满洲”的实力。因此，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五次“试验移民”之后，便于1936年推出“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并确立为广田内阁的七大国策之一。“计划”决定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日本拓务省预计，“现在满洲国人口约有3 000万人，20年后将近5 000万人”，到“百万户移民”完成之后，将会有“一成的500 万日本人移入满洲”（注：满洲开拓史复刊委员会：《满洲开拓史》，全国拓友协会1980年8月，第182页。）。20年500万移民的侵入， 其计算方法是按每户农业移民的家庭人口5人计算，计500万人，这种计算方法只是一个静止的累计数字。5口之家意味着夫妇2人及子女3人， 而入殖移民的男性户主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特殊者要求在35岁以下”（注：拓务省官房文书课：《拓务要览》，1935年10月。），从年龄上看，入殖者本人正是青壮年时期，他们仍然有生育的能力。同时，根据这个年龄，他们的长子应在10岁左右，10年以后，最初移入的子女也将陆续成为繁衍人口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是一个几何数字增殖。如果再加上在“满洲国”的日本籍官吏、军人、职员、工人、经商者和自由职业者，20年后恐怕千万人不止，将会占“满洲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大大改变“满洲国”的人口结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开脱移民侵略的罪责，便煞有介事的公开宣扬，日本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这一民族的移入，“在满洲国的产业开发上，尤其是在农业的改革，提高文化，改善卫生条件”等方面都具有“特殊重要性”，是“确保加强日满不可分的关系，实现五族协和的理想”之举，在“满洲国”内的“五族之中有力量把它建设成为近代国家的，在目前来说，除了日本人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民族”（注：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以此来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略，欺骗世人，俨然是一个拯救落后民族的“救世主”。
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满洲国政府应大力欢迎日本人移住满洲国境内”，为日本移民“提供充分的方便条件”，而且要享有“公法及私法上的各种权利”（注：关东军特务部移民部：《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策案》，1934年8月28日。），使日本移民成为“满洲国”的“特殊国民”， 凌驾于中国人民之上。更可憎的是，竟然把移民侵略说成是中国人民在“期待着”日本“国民前往”，并恬不知耻地宣称，“为了满足满洲国的这一期待”，日本政府只有将“大量的优秀国民”移殖到“满洲”，“促进满洲国的产业开发”（注：拓务省拓务局：《满洲开拓农业的概说》，（满洲开拓丛书第2辑）1940年5月，第2～3页，第2页。）。 将侵略宣染为国际主义精神的“援助”和“开发”，混淆黑白，强奸民意。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满洲移民”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摆脱国内矛盾的重压，并以此来培植日本在“满洲”的实力，以“实力”来“完成皇国的使命”（注：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明文堂1944年2月，第231页，第364页。）， 这个“使命”就是以所谓移民“优秀的天资成为满洲国的构成要素，存在于官民之间的一切角落，并要始终一贯地做为其他民族的先锋”（注：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成为新国家的真正核心”和“主人”，使中国人逐渐同化、融合为“新的日本人种”，永远同“日本天皇一德一心”，始终同日本保持“一致”（注：满洲开拓史复刊委员会：《满洲开拓史》，全国拓友协会1980年8月，第49页。）。 说到底，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要通过“满洲移民”来达到亡我中华，灭我族类之目的，实现吞并“满洲”之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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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为动员国民向中国东北移民，便以“国土狭小”、“土地饥饿”为借口，大力宣传“满洲移民”的必要性。日本“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经常发生各种困难”（注：拓务省拓务局：《满洲开拓农业的概说》，（满洲开拓丛书第2辑）1940年5月，第2～3页，第2页。 ），“难以养活560万户6 800万农民”，同时每年又要“增加80万至 100万人口，耕地面积却毫无扩大的余地”（注：满洲事情案内所编：《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之全貌》，1938年5月，第36页。）， “土地饥饿”的现象严重，必须向“海外发展”（注：拓务省拓务局：《满洲开拓农业的概说》，（满洲开拓丛书第2辑）1940年5月，第2～3页，第2页。 ）。目前日本的“人口问题、就业问题、农村问题，是日本的主要问题”，“特别是我国农村已经缺乏容纳其所增加人口的余地，这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而且作为吸收这种增殖不已人口的一个方面可以指出的就是向满洲农业移民”，这对于“苦于农村疲弊的我国来说，可说是最值得庆幸的”（注：日本学术振兴会：《满洲移民的必要性及可能性》，1935年10月。）。在当时，尤其是以“日本军阀为中心”，更是将“满洲”视为“日本的生命线”，“企图以此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合法化”（注：《古海忠之笔供》，1954年6月29日。）。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是以农业移民为主体，而农业移民首要必备的条件是土地。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农业移民来达到土地的长期占有，以实现“日本国土延长”，建立起所谓的“第二故乡”（注：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明文堂1944年2月，第231页，第364页。）。 日本帝国主义为在“满洲国”内取得移民用地的合法化，在《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策案》中规定，“满洲国”必须“正式承认居住于满洲国境内的日本人是满洲国的组成分子”，“享受土地所有权”（注：关东军特务部移民部：《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策案》，1934年8月28日。）。
日本帝国主义为吞食中国的大片耕地，并为其长期合法霸占，便以“移民用地”为名，对中国东北的土地大肆抢掠，横征暴夺。1932年，日本为安置“试验移民”，要求“满洲国”政府向日本移民“无偿提供”土地103.15万町步（1町步＝99.2公亩），日本收买中国东北土地63.65万町步（注：关东军统治部：《移民方策案》，1932年2月。）。 1936年11月，日本关东军为配合“百万户移民”的实施，特制定了《日本人移民用地整备要纲案》，“要纲案”的“方针”要求，“满洲国”政府和日本有关移民机构对日本“移民用地的取得”要“做到迅速而确实，价格低廉”，以满足“百万户移民”用地的需求。“移民用地的取得，按既定计划次序以一年100万町步，10年1 000万町步为目标。”（注：关东军：《日本人移民用地整备要纲案》，1936年11月1日。 ）对于移民用地的选定，关东军要求，“第一，具备治安维持和交通便利等条件”；“第二，土地肥沃，有利于农耕”；“第三，要具备水利方面的方便条件”；“第四，与市场间距离较近，并便于取得联系”；“第五，气候、风土等条件能适应于迁入之移民”；“第六，有条件设立集团性农业区”；“第七，未耕地的分布要满足移民的要求。”（注：关东军第二部第一班：《移民一般农耕地的选定及获得对策方案》，1932年10月。）根据这一要求，1 000万町步的移民用地主要选定在铁路沿线、 松花江、辽河等流域交通方便、土质肥沃的地区，其中伪三江省地带300 万町步；小兴安岭南部山脚一带100万町步； 齐齐哈尔以北及松花江上游地带200万町步；黑河瑷珲地带50万町步；旧北铁东部线地带20 万町步；京图线及拉滨线地带80万町步；大郑线地带50万町步；辽河下游地带50万町步；洮索线地带50万町步；三河地带50万町步；西辽河上游地带50万町步，合计为1 000 万町步（注：关东军参谋长：《关于对满洲国移民问题》，1936年11月1日。）。而这1 000万町步的掠夺目标仅仅是日本移民耕种的土地，“此外还要有500万町步的放牧、采草地”（注：满洲事情案内所编：《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之全貌》，1938年5月， 第7页。），两项土地的掠夺计1 500万町步，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内600 万町步耕地面积的2.5倍， 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土地掠夺的胃口之大，贪婪成性。按“百万户移民”计算，平均每户可占有耕地10町步以上，将成为中国国土上的异族“暴发户”和“新兴”的地主阶层，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生存。
日本帝国主义对移民用地的掠夺始终宣称“未利用主义”，将中国未利用的土地进行“开拓”和“开发”。但事实上，在移民用地掠夺的过程中，只要是对日本移民入殖有利，政治和军事需要的地区，不论熟地、荒地，还是有无耕种的土地，一律强行“收买”，或采取暴力手段“征用”。绥宁地区的耕地大部分为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其中熟地占2／5至1／2（注：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土地改革运动》（上），1983年版，第85页。）。盘石县在伪满时代有耕地459 756垧， 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土地就有154 308垧，约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34 %（注：《东北日报》，1946年6月15日。）。 这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掠夺已耕土地的缩影，在整个东北沦陷时期，各地被掠夺耕地的状况大体相同。不仅如此，而且“收买”价格之廉，如满拓公社于1938年3 月以前在“北满”、“东满”所“收买”的310万垧土地当中， 其价格“熟地每垧最低12.18元，最高56元；二荒地最低7.80元，最高12.96元；荒地为4.50元左右”（注：满铁调查部：《满洲农业移民概说》，1939年4月10日。），“带有强制征买性质”。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各地“收买”的土地，所付地价“尚不足当时地价的1／10 ”（注：《东北日报》，1946年4月21日。）。更有甚者， 有的地区就连这微不足道的地价也没有得到，有的竟以不兑现的储蓄券代替地款。对于“公有地”、“地主不明土地”以及“其他未利用地”更以“征用”为名掠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有。据“满洲国”开拓局统计，到1941年3月末， 满拓公社已拥有移民用地整备面积1 172公顷，“满洲国”政府到同年4月末，已整备日本移民用地830.6万公顷，两者总计为2 002.6万公顷，相当于“百万户移民”计划用地1 000万町步指标的2倍还多。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满洲国”政府和满拓公社采取各种手段在中国东北掠夺移民用地达3.9亿亩之多（注：《东北日报》，1947年8月15日。），是“日本内地耕地面积约600万町步的3.7倍”（注：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明文堂1944年2月，第231页，第364页。）， 中国东北可耕地面积的60%。
日本帝国主义以“土地饥饿”为由，用移民的形式占领中国东北的大片耕地，以此来达到“日本国土延长”，长期霸占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更提出移民“开拓增产”的口号，更加疯狂地掠夺中国东北的农业资源，以支援“大东亚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土地和农业资源的掠夺，使大批的中国农民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和土地，或流离失所、或成为“内国开拓民”、或沦为日本移民的佃户，历经苦难艰辛，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榨、剥削和凌辱，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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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满洲移民”侵略政策的推行，除了它的政治、经济目的之外，其军事目的也十分突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奋起抗战，抗日的烈火燃遍了白山黑水、松辽平原。到1932年，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已发展到30余万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仅“具有统治势力”，并“巩固而持久”，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痛感“满洲”的“治安特别紊乱”，成为“心腹之患”。尽管日本关东军屡次倾巢“讨伐”，但仍无法剿灭。关东军治安部认为，如此众多的抗日武装，企图“彻底消灭”是“完全办不到的，如果仅仅依靠军队的驻扎来消灭匪贼更是愚蠢的”（注：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于是， 关东军便提出向所谓“治安状况不良”的抗日武装力量活跃的地区进行“武装移民”，“配合关东军镇压中国人民顽强的反满抗日武装斗争”（注：藤原彰等编：《日本法西斯与东亚细亚》，青木书店1977年，第146页。）。 在关东军的积极策划和推动下，1932年8月30日，日本第63 届临时议会上通过了第一次“武装移民”的经费预算，10月初，将募集的492 名移民“编为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 下设4个中队”（注：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实践本部：《满洲与开拓》，1941年4月，第105页。）。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的“武装移民”是由全副武装的退伍军人组成，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都是“由陆军省推荐的预备役在乡将校”，而且“屯垦大队”的所有人员“每人一支步枪，此外，还有两门迫击炮，威克斯式机关枪三挺”（注：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满洲国史》（分论下），1990年12月，第288～289页。），在警备上相当于屯田兵制的组织。这种“屯田兵不仅是兵农兼顾的军人，而且又是具有生产基础的军队。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作为兵的方面不是绝对的消费者，作为农的方面又可以得到补充，是从事武术军事的特殊军人”（注：加藤俊次郎：《兵农植民政策》，庆应书房1941年11月，第174 页。）。他们曾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和作战技术，“一旦有事，可以将全体移民编为军队”（注：王检：《东三省日本移民的过去和将来》，《东方杂志》，第30卷，第17号，1939年9 月，第47页。），配合关东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对于这一点，正象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向第一次“武装移民”训话时所说的那样，“因为满洲国的治安尚未稳定，所以各位在移住的初期必须做好一边作战一边耕种的准备，陶冶军人精神，熟练战斗技术”（注：天泽不二郎：《开拓政策的展开》，河出书房1944年4月，第89页。）， 随时参加镇压抗日武装力量的战斗，赤裸裸地昭示了日本“武装移民”“在军事上、治安上的重要意义”（注：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实践本部：《满洲与开拓》，1943年10月，第155页。）。
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移民”是以“维持治安”为主要目的的话，那么，1937年所推行的“百万户移民”国策却是将其作为一个成功的经验来进一步完善，除了治安上的意义之外，更“强化了对苏的东北战略地位”（注：藤原彰等编：《日本法西斯与东亚细亚》，青木书店1977年，第146页。），“谋求国防及治安之确立、 安定”（注：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龙溪书舍1976年11月，第52页，第101～103页。）。
日本帝国主义从“百万户移民”开始，不仅加大了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力度，同时对移民的分布也进行了有计划的部署和调整。将大部分移民分布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和漫长的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并以轻重之要，划分了开拓三线地带（也称国防三线地带）。即从伪间岛、牡丹江、东安、三江、黑河、兴安北至兴安南省为“开拓第一线地带”，是中苏、中蒙边境的重要军事设防地区。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是“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以及关东军的协作力量”，形成“活人堡垒”，“一旦有事之际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力充当牺牲品”，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日本移民总数的五成”（注：山田昭次：《近代民众的记录》，新人物往来1977年，第556页。）。对此， 苏联方面“从国防的角度上感到莫大的威胁”（注：满洲日日新闻社：《满洲开拓年鉴》，1940年，第40页。）。从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及大兴安岭内侧至松辽平原外缘一线称之为“开拓第二线地带”，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移民总数的四成”，是作为配合关东军“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和“满洲国治安确立、维持的协力者”（注：山田昭次：《近代民众的记录》，新人物往来1977年，第556页。）。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这一地带的“开拓民”造成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隔离地带，以“饥饿政策”将抗日联军置于死地。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恶毒政策，使东北抗日联军被迫转移到深山密林，与广大人民群众失去了联系，造成了生活上的极大困难，冻死、饿死的现象经常发生。所谓“开拓第三线地带”是指政治、军事、经济、工业重镇及交通要地附近，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主要是起到保卫以上要地和为关东军输送给养的作用。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的全面战争，企图以“大军一击”速战而使中国“轻易屈服”的计划破灭，并陷入了中国人民持久的反侵略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尽速占领全中国，便开始采取紧急扩大兵源的措施，征兵拉夫，使日本国内适龄的移民源面临枯竭。为了保证“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完成，为关东军提供后备兵源，日本政府从1938年开始实施“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移民，其募集的对象为日本各县的16岁（生日大的可以15岁）至19岁（生日小的可以20岁）的青少年。但在募集的青少年中，年龄多在15～16岁的居多。到1941年，“伴随着乡土为单位组成的乡土中队的增加，年龄层更降低为平均仅在14～15岁”（注：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满洲国史》（分论下），1990年12月，第310页。）。 这些被募集的青少年，首先在日本国内设置的训练所内训练3个月， 然后入殖中国东北，在中国东北设置的训练所内再训练3年的时间。 训练所内的教官全部由关东军将校军官担任，按陆军步兵操典，其军事训练项目有“剑道、柔道、军事技术、相扑、弓道”等（注：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实践本部：《满洲与开拓》，1943年10月，第155页。）。 “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移民无论从动因、确立、募集、训练以及分布的地域，首先具有强烈的军事目的。“青少年义勇军”移民，经过3年的训练， 不仅能够熟练地掌握军事技术，而且绝大部分也都可以达到入伍的年龄，实际上，日本青少年移民训练所就是培养军人的军事学校。事实也已经证明，日本青少年移民真正成为“开拓民”者寥寥无几， 绝大部分被应征入伍。 如1941年在训练所结束训练的1.7万人中，半数以上入伍充军， 少数人被编为“开拓团”（注：满洲日日新闻社：《满洲开拓年鉴》，1941年，第320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收罗炮灰， 把“一般移民中凡是有战斗力的男人全部动员入伍”，到1943年，“一般移民团三四十户的部落里，只剩下四、五名老弱病残的男人”，青少年义勇军开拓团中，“实际上只剩下病弱的青年从事移民的建设”（注：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龙溪书舍1976年11月，第52页，第101～103页。）。到日本投降前，移民团中的男子已全部充军，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炮灰和牺牲品。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来协助关东军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确保殖民地的“治安”；补充关东军兵源，加强防御和进攻社会主义苏联的军事力量，形成“防苏铁壁”，建立起“新大陆政策的据点”（注：开拓总局总务处总务科编：《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1942年5月，第9页。），并以此为基地，进而实现吞并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
[收稿日期]199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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