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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国际形势前瞻：国际大格局下的中国周边外交” 学术研讨会综述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均获得了大幅度提升。中国的崛起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同时也受周边环境的影响。2018年见证了中美间结构性矛盾导致的两国在贸易、安全等方面的分歧和摩擦，也见证了中国周边国家在中美竞合背景下的相应政策调整。2019年中国将迎来建国70周年华诞，也将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显然，有必要在国际大格局转型、变迁的背景下，对中国2019年周边外交相关的问题进行评估，对可能出现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予以分析与展望。有鉴于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和《国际关系研究》编辑部于2019年1月18日在上海联合召开“2019国际形势前瞻：国际大格局下的中国周边外交”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青岛等地研究机构和高校的50余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学者相聚上海社会科学院，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在研讨会的主旨发言环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研究员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研究员对国际局势和中国周边外交进行了整体分析与研判。
傅梦孜研究员首先总结了2018年国际形势的4个特征。第一，大国竞争，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在世界舞台上以“巨幕”的形式展现，引发了以大国为代表的两极竞逐。但是新的两极竞逐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完全不同。一是中国后面没有一个军事集团；二是中国没有与美国对抗的意愿；三是中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远远超过冷战两极时期的美苏；最后是当今中美有很多共同利益，双方存在寻求合作的需求。第二，结构性矛盾表现在更加微观的层面，如公营、民营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冲突。这种微观冲突构成了中美结构性竞争的经济本源。第三，国家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理念的辩证与冲突使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全球治理合力下降，效力大打折扣。第四，世界结构性的冲突表现为不同理念的对立，如开放主义与保护主义、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或全球主义，实质是由谁主导未来的国际政治。他还对中国的周边环境作出了一些判断。第一，中国周边大国外交得到改善的局面可能会延续下去。第二，中美关系与周边关系和问题的相关性正在下降，中国周边国家并没有随美国起舞。第三，中国与周边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中国经贸主要集中于日本、韩国和大中华区的态势有了一定的变化。第四，“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和南亚推进比较顺利，今后贸易增长会更迅速，抗风险能力也会进一步增强。在开展周边外交的过程中，中国要谨慎细致，要体察和照顾周边国家的舒适度。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研究员集中分析了当前国际大格局变化的内容、动因与前景。首先，他指出，要看到当今世界格局的变与不变，已知的战后70年的国际关系现在转变成未知的或知之不详的新型国际关系，但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和命题没有变，世界形势可控的基本面没有变，主要力量之间的基本态势没有变，即中国正在继续向前发展，但很多方面尤其是科技方面和美国还有不小差距。其次，他认为，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表现在当前世界格局的演进处于“五个期”：一是世界经济进入徘徊期，经济复苏接近周期性触顶，下行风险在逐渐增加。二是国际力量对比进入盘整期，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力量差距缩小的速度在趋缓。三是国际机制改革进入爬坡期，全球治理机制难以全面推进。四是全球和大局意识进入异化期。10年前国际社会形成了全球意识和相互合作理念，如今盛行保护主义、极端主义和功利主义。五是科技创新发展进入了活跃期。最后他谈到，2019年及之后的国际总体形势有望稳定，但当前战略机遇期中的挑战因素正在快速上升，不确定因素将更加突出。影响未来国际形势走向的一些主要因素包括：在国际政治方面，大国战略竞争态势将持续升温，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不确定性上升，西方主要国家社会分裂和政治撕裂或对立将更加严重，并产生溢出效应，全球治理机制赤字严重。在世界经济领域，世界经济将呈现增速减缓的走势。美国经济已经有减缩的迹象，欧洲经济增速可能继续下滑，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不够稳定。同时，民粹主义思潮形式多样，影响力继续扩大，极端主义有暴力化倾向。此外，科技创新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社会舆论的碎片化趋势将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另一方面体现在科技因素对一国国力跨越式提升的作用，对一国的安全利益也具有日益重要的影响。
一、中美关系与国际格局走向
过去两年，中美关系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2018年以经贸摩擦为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中美战略竞争更加突出。很多学者认为中美关系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有学者讨论出现新冷战的可能。2019年中美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国际格局将如何演变？中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与会专家就此提出了不少看法。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关系研究院院长夏立平教授认为，中美关系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从短期(5年)和中期(10～15年)来看，中美关系会处于一个以竞争为主的新常态，即中美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进行有选择的合作。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中美关系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第二，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如扩大了很多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第三，中美战略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第四，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对华态度方面形成一些共识，并正在逐步落实到政策层面。今后中美战略竞争和博弈将主要在4个领域展开。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将会长期化，围绕WTO改革进行较量；二是中美在安全领域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将会常态化，表现在两国军力的竞争以及在太空、网络、南海等问题上的较量；三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增多，台湾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中制约中国的抓手；四是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议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增大。长期(30～40年)来看，中美关系将会进入既竞争又合作阶段，但合作面将处于上升状态。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潘锐教授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长期和全面的战略竞争、在议题上的合作以及局部的对抗。这主要源于4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取决于中美整体发展状况、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和实力的增长以及美国对此的认知。二是利益冲突。中美两国之间共同利益越来越少，利益冲突越来越多并且具有溢出效应。三是中美认知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和国际体系三方面。四是政府的引领。新阶段的出现源于美国政府的强硬政策推行。美国对华战略、理念和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向，对华政策面临或正在进行重大转型。中美关系发展新阶段具有长期性、严重性和复杂性三大特征。就长期性而言，贸易战只是整个对华战略中的一环，接下来还会有新的争议问题出现。严重性指中美之间局部对抗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台海和南海问题。中美关系涉及2个大国以及众多议题，双方有竞争也有合作，还有局部性的对抗，因此具有复杂性。这一复杂性由中美整个双边关系的性质决定。面对中美关系的新阶段，首先，中国一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全面对抗，争取维持战略机遇期。其次，要有底线思维，即做最坏的准备，要制定相关议案，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后，要有应对策略、议案和技巧。
论语说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由此可知，想要获得良好的学习效率，学习求知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生只有自身具有较强的求知欲，才可以积极主动投入到学习中，所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求知欲成为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的重点。要想彻底冲破课堂教学沉闷的情况，应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结合学生的认知能力及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创设可以调动学生主动性的教学情境，刺激学生的各个感官，自觉参加教师所开展的学习探究活动。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其胜从实力评估的角度分析国际格局。他认为，界定国力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如果国力判断不同，产生的对策和政策建议也不相同。人们一般从总的视角来评估一国实力，如经济总量、综合国力。这一标准由于没有考虑成本而存在很大问题。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主要源于中国实力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但是，采用净国力评估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美实力相差太远。因此强调经济和综合国力容易造成误判。这种偏离基本面的判断导致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提早到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认为，在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问题主要是地区秩序问题，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亚太再平衡，而双边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经贸和10年签证等问题得到改善。反观特朗普时期，中美之间地区竞争意识在减弱，反而双边问题突出。从全球层面来看，中美之间将来的合作反而更多。
二、东北亚安全、经济态势
围绕半岛问题六方会谈复活的可能性，与会专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些专家认为，朝鲜一直追求的是和美国直接谈判，在目前美朝进行直接谈判的情况下，六方会谈不可能复活或者即使复活也是形式化的，因而对其复活并不乐观。另有专家认为有重开六方会谈的必要和可能性。只要条件成熟或者有关各方认为有必要，六方会谈可以做。但是从现在的趋势来看，将来三方、四方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性更大、也更现实。如现在朝鲜半岛停核机制先是朝韩美在做，但是缺少中国难以成功，因此四方一起做更具有现实性。
一些专家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有明显改进，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有一致性，在美国退出、日本主导和中日关系改善的背景下，中国可以考虑加入，而且应该同步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但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进展缓慢，难度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在议题范围和程度上有一定趋同，但差别仍然较大，尤其是在劳工、环境和监管一致性和透明度、反腐败方面，而且印度、日本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的意愿并不大。泰国今年是东盟轮值国主席，但2019年面临大选加上其外交倾向于中立，难以作出决断或为了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对其他国家进行给补偿性支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副主编孙茹研究员从3个方面对中国面临的东北亚环境变化进行分析。首先，中国在东北亚面临有利的环境。2018年朝鲜半岛战争风险下降，地区局势总体趋缓，使得中国在东北亚的压力减轻。其次，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减轻。这主要源于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关系出现了变化。最后，中国与东北亚有关国家的双边关系得到改善。尽管如此，中国未来在东北亚和平稳定方面还面临挑战。首先，美国的东北亚政策向何处去？美朝关系存在变数。如果双方在接下来的无核化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朝鲜半岛的缓和局面会不会出现逆转，美韩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时期难有好转。其次，朝鲜的耐心可以持续多久？是朝鲜先弃核还是美国先放弃对朝鲜的安全威胁和制裁，如果朝美不能协调好，朝鲜可能会寻找新的办法。最后，日本对华政策改善能够走多远？安倍外交政策显示了一定的灵活性，但对中国的两面性并没有改变。对此，中国需要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李开盛研究员分析了中日韩合作机制。他认为2019年中日韩合作峰会召开对中国而言有两方面的好处。第一，中日韩合作机制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抓手。第二，中日韩合作机制是我们巩固周边，尤其是反制美国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现在韩国对推动中日韩三国机制的意愿较强。中国应该抓住机遇、从政治安全的角度提升中日韩合作机制。
见我对背诵如此深恶痛绝，同学们有些不解：“你的记忆力不是很好吗？怕啥？”其实，我可不是怕背诵，我是讨厌被强迫。我喜欢的文字自然是能记得住的，但别人强迫我记住的文字，我可能便无法再喜欢了。后来成了作家，我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文章被选入中小学课本，那该多招孩子们的痛恨啊。即使不用背诵我的文章，但对于相关问题的标准答案也仍是得牢记的呀。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林民旺研究员分析了南亚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南亚将延续2018年的大国平衡格局。在2019年，无论莫迪是否当选，至少在近期的3年内南亚将维持这种大国平衡格局。第二，中印关系大的趋势上将继续保持平稳，但并非不存在问题，包括洞朗对峙遗留的问题仍没解决。第三，中国推进南亚战略和扩大在南亚影响力的方针、方向没变。除斯里兰卡和尼泊尔外，中国是南亚地区其他国家最大的贸易和投资国。我们需要高度关注日本在南亚的作用。在美国给予印度和日本的战略承诺下降的背景下，日本和印度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投入没有信心，日印双方联系加强。一方面，日本实际上参与了印度整个经济崛起的进程，帮助印度的崛起；另一方面，为了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印度在孟加拉湾有意引入日本势力。因此，日本将在南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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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东北亚局势可以用峰回路转来形容。彼此敌视和不断挑衅的朝美两国领导人在新加坡进行历史性会晤；受“萨德事件”影响的中韩关系得到改善；中日关系也有所缓和。新的一年，半岛局势将如何发展？朝美关系能否实现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的回暖是否会继续？中日韩合作机制能否取得进一步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进行了热烈探讨。
美国的印太战略一提出便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在过去一年里，这一战略有哪些进展？对中国周边地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对此与会相关专家进行了讨论，甚至提出相左的看法。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教授分析了东北亚国家双边关系和朝鲜半岛出现的变化。第一，东北亚的多对双边关系在瓶颈中蕴含着变化；第二，2018年东北亚最深刻的变动在朝鲜半岛。金正恩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如多次访华、朝韩南北领导人会晤、美朝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目前朝美在执行新加坡宣言问题上处于停滞状态，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提出的步骤朝鲜很难接受。美国研究界对朝鲜无核化一边倒持怀疑态度，怀疑金正恩的诚意和特朗普这样做的成效。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朝鲜讲的工作重心转移，即从核武器和经济发展并进变化为集中全力发展经济。这并不是一个表面的或者口号性的提法，而是确实在整个思想上酝酿了某种变化。随着第二次金特会的举行，无核化进程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变化，中朝之间也会有很多变化。2019年朝鲜半岛无核化有可能出现新的动力和发展。
三、印太战略与南亚局势
文本分析使用的停用词词典可参见huikangliu.github.io/2017/04/18/stopword/,首先去除了文本中的停用词，然后使用了结巴分词对文本进行了全模式分词处理，最后使用snownlp进行文本语义的态度分析并输出统计图。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张力教授分析了印太因素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认为印太是影响中印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印度喜欢和美国在印太语境下互动，但和美国有相当大区别。涉及南亚问题，包括航行和飞行自由、海上安全等话题，印度非常谨慎。在包容性方面，美国和澳大利亚很少提及，但印度强调印太以东盟为中心。借此提法，印度一方面希望与美国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也希望与中国保持距离。此外，印度和美国在四边机制议题上存在分歧。由于四边机制更多的包含了防务和安全的含义，印度不愿意在其中受损太深。印度和美国的差别既体现出印度对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和中印关系有非常直接的关联。从中印美三边关系看，应重视印度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保持距离这一状况。最近几年因为双方都有需求，印美关系发展迅速，但也必须看到印度有其自身的利益考虑和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想法，所以印度非常重视与中国保持平衡的双边关系，这决定了印度对印太战略谨慎反应。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鸣研究员认为，中日韩发展峰会也可以邀请朝鲜和俄罗斯参加，采取“3+2”模式。除台海和南海自由航行问题外，美国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总体上是撤退的，中国应该考虑怎样从外交、经济甚至安全方面重新塑造东北亚的格局。杨成教授认为东北亚最大的特征是非合作，而不是合作。中日韩更多还是从经济的角度进行合作，这是一个对冲的逻辑，即防止和止损。去年东北亚的积极变化还是一个量的变化，而不是本质性的变化，表面看起来积极，实质挑战和风险并存，中国面临的环境并不乐观。
专家就中国是否应该接纳印太概念展开热烈的讨论。一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应该接纳印太概念。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庞中英教授提出，中国可以提出自己的印太战略，并据此改善中印关系。尽管美国的印太战略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但是要化解这一矛盾，中国需要积极主动地把这一概念拿过来。而且如今各方都有自己的印太战略，如印尼的、东盟的，欧盟一些国家还设立了关于印太事务的代表。张力教授也认为中国对印太概念应该采取开放态度。首先，这里面有很多模糊的概念和空间。其次，尽管美国设置了一些概念，但没有公开提出来把中国排出在印太之外，还有很多可以作为的空间，需要对话和外交智慧等。再其次，美国的战略意图受到很大的局限，这也是印太概念难以机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印太是一个发展趋势，即通过海洋来整合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中国应该对此有所应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余建华研究员认为，去年印太战略刚提出时我们更多的考虑其中的对抗性问题，经过一年的发展，现在我们讨论中国是否可以把这一概念接过来，这说明形势有朝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中国应该有选择、有意识、有方向地顺势而为。第一，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方面，印太战略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找到议题汇合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寻找、扩大与加强合作的融合面。2019年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中日、中印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第二，中国可以顺势而为提出比印太更广的区域，并在相关地区与印日合作。印度和美国就印太的西线是到印度的东面还是西海岸还存在争议，中国可以顺势提出包含南亚、伊朗、海湾地区、亚丁湾以及东非地区的大印度洋区域。中国和印度可以在边缘地区，如东非国家开展合作。如果在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合作的利益面扩大，把“一带一路”和印太构想结合起来也是有可能的。第三，中国应该有意识地利用相关国家和组织在印太战略上表现出来的两面性。中国不应只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国家，手段上也可以更多的运用“+”的模式，如中印+、中日+。
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不同意见。杨成教授认为，中国不必把印太概念重新定义为符合我们利益的概念。我们在所有问题上都要突出自己主体性的做法值得商榷，因为这样做会增加话语成本，而比较有效的方式是有效地利用原先的概念。同时中国现在的实力也还不足以搞平行体系。所以我们要谨慎地看待，即便有针对性的一面，我们也可以通过参与、对话和对接去改造它们。林民旺研究员认为，一些国家或组织提印太战略可能是为了避免被边缘化，如东盟计划在举行2019年东盟峰会时发表印太文件便是出于这一原因。赵华胜教授认为，大国有自己的身份认定，大国之间的发展战略只能是大家平行连接，因此对印太战略，中国只有把它作为一个平等、平行的东西，和它融合。双边途径比较可靠和务实，因为印太战略还没成型，多边也比较难，而且主要参与者的定位和理解不同，也害怕作选择。还有专家也认为中国接纳印太概念的时机不成熟。印太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概念，也不是从亚太到印太的切换，还涉及到中国身份认同的问题以及中国打算在印太地区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且中国对美日澳印的意图也持怀疑态度。
育苗土的配制原则是坚而不硬，松而不散，有很好的通透性，营养全面，无病虫害及除草剂，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播种用的床土最好是在头年秋季准备好。
在2010年的《食品与化学毒性》杂志上，有比利时学者发表的去除果蔬农残的研究综述。他们发现，焯水、去皮、油炸、清洗（并结合其他处理）是最有效的几种途径。
四、非传统安全合作与欧亚地缘形势
冷战结束以来，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突出，也构成对欧亚地区包括中国西部国际环境持续不断的严峻挑战。同时在欧亚地区，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在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也展开诸多合作。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俄和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将会出现哪些变化？中国应该采取什么策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傅小强研究员分析了当前恐怖主义时代特征和欧亚及周边的形势、风险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第一，目前的恐怖活动对美国的威胁不是最大，但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影响在增加。第二，欧亚地区呈现3个方面的趋势。首先，“国际圣战势力”中突厥裔的比重大大增加，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面临的共同性威胁问题会增多。其次，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塔利班的势力上升，中央政府控制力被削弱，地方势力崛起，圣战分子从中东向阿富汗转移的速度在加快。最后，东南亚“千禧一代”对极端文化的接受程度，加上缅甸和孟加拉国被极端势力渗透、被国际暴恐势力利用，这使得从南亚到东南亚形成一个贯通的恐暴活动频发走廊，对中国的安全压力在增大。针对上述形势，中国可以有的放矢地采取反恐维权予以应对，包括继续建设好上合组织反恐平台，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在反恐和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活动领域的合作。余建华研究员认为恐怖主义问题与不合理的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建设的艰巨性密切相关，因此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目前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势力虽然已经被削弱，但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减退，而且“伊斯兰国” 势力从阵地战转向地下，出现类似基地组织的品牌外溢复制效应，其消极影响与危害也更大。这对欧亚地区、“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尤其是我国西部周边安全的威胁不能低估。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杨成教授提出，当下中美竞争的态势很明显，以中美为代表的两种发展模式的矛盾正在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即使贸易战找到解决办法也不能阻挡中美竞争大局的出现。要注意中美关系地区外溢的传导性影响。在全球层面，受中美关系影响最大的的两个地区是欧亚地区和亚太地区。欧亚地区对中国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保持相对稳定的一个地区。中美关系对欧亚地区的传导性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2019年中美俄相互之间关系的调整会表现得非常明显。第二个方面，欧亚地区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国家将保留左右摇摆政策。第三个方面，中亚内部的形势在中美竞争影响下可能会增加新的变化。最后，欧亚地区保持稳定的基本面可以维持，但中国需要对相关问题加以关注。一是如何重新定义中俄关系；二是上合组织扩大后怎样进一步提出新的议程；三是怎样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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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强晓云副研究员对中俄关系和中俄在中亚的合作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并用16个字概括2019年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合作：问题不少、动力犹存、开拓思路、共同进步。第一，中国提出来的有利于周边发展和全球稳定的倡议，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支持，但这些倡议在落实阶段的进度却不如其他地区。究其原因，首先是地缘政治因素，如所有的全球重要行为体在中亚都有战略存在。其次是中亚国家之间的政治协作力和对整个地区的控制力发展不平衡，进而对中国在中亚的合作产生影响。第二，中国在中亚的投资方式具有落后性，而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方式具有先进性。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对技术革命的接受度，对投资新模式的接受程度和发展程度与中国有很大的偏差。第三，中俄之间和中俄在中亚合作的社会基础表面稳定，实际上社会基础存在深层波动问题。我们应该关注与思考当今中亚一些非官方的对抗主流的排俄与排华的政治思潮与暗流，务实评估其对中国—中亚国家关系以及中俄在中亚合作的影响，但我们对欧亚地区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保持信心，同时努力塑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杨成教授认为，排俄是中亚国家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后的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民族构建过程，是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要注意到突厥语国家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对社会舆论与外交政策的冲击与影响。
赵华胜教授认为美国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关键角色。首先，美国是阿富汗政府关键的财政支持者。其次，塔利班谈判条件就是美国撤军，真正的谈判钥匙在美国手里。同时，没有塔利班的参与阿富汗问题也解决不了。但目前各大国之间没有协调，抬高了塔利班的身价。就撤军和谈判问题而言，傅小强研究员认为，美国会留下特种作战力量来保证四大关键军事基地以及有能力选择性打击对其有危害的恐怖势力。谈判在目前出现了一个转机，但短期是希望、长期是绝望，塔利班只是战术性的妥协。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王健所长最后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对周边环境的研究还是要从大的国际格局在未来的发展变化中去判断。在21世纪前20年快结束之际，国际格局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现在整个格局是3个时期叠加在一起或3个问题叠加在一起，更具复杂性。第一，全球化进入新时期。全球化带来了很多问题，如发展不平衡、移民引起的文化冲突、民族国家和国际性资本流动等问题。同时还有国际关系权力关系变化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以大数据应用为表现的新科学革命时代到来的问题。第二，我们目前还处于战略机遇期，许多重要的全球性问题还需要中国参与应对，尽管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改变。第三，中国既要有塑造自我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塑造周边环境的需要与能力。这要求中国国内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时必须处理好同周边大国的关系。
面对百年未有世界大变局、国际秩序与体系继续转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尤其是周边外交如何在应对各种新的挑战与风险中更好服务于“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周边国际环境会否因地区热点演化而出现新的变数，如何妥善管控地区冲突并促进大国合作；如何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一带一路”共建迈入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与周边各国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利益交融，推动共赢发展；如何实现新时代周边外交与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等，这些显然都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值得进一步关注、研究与探讨的重要问题。
(李 雨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