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甫[1]2004年在《贫困地区农民非农就业中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中国农民的就业问题，农民就业的根本出路是进入非农产业领域就业。农民非农就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农民缺乏适当的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既缺少参加现代非农职业所需要的社会文化、社会技能，也缺少参加现代非农职业所需要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因而，促进农民非农就业的有效手段就是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并通过劳动力市场或者适当的劳动中介服务使他们顺利就业。本文通过对陕西省等地农民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的相关问题的研究，为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知识技能素质，扫除农民自身非农就业障碍，促进农民的非农就业，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以至转化为市民提供理论支持。中国农民就业的大趋势是由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叁产业为主。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民非农就业主要是在当地就业，而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的非农就业主要是到东部发达地区和城镇就业。贫困地区的农民在非农就业中有更多的障碍。首先是贫困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的约束。贫困地区除了人力资源以外，其它资源都很有限，第二叁产业发展缓慢，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数量少规模小，吸收不了多少劳动力。第二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约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初级劳动力的需求很有限，因而农民在城市就业的空间是有限的。另外，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机制还在逐步形成之中，具有自发性、原始性、灵活性、季节性、过渡性、边缘性，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第叁，农民的社会资本的约束。农民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传统的亲缘地缘关系网络，这决定了他们获取非农就业信息渠道的单调性；进入城市的民工，由于制度分割、社会歧视、居住环境等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而社会资本相对贫乏，被排除在非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第四，农民的非农社会化约束。农民的非农社会化包括农民的城市社会化和非农劳动社会化两个方面，是农民为了在城市生活、工作，学习城市生活、工作所需要的文化、技能，接受城市社会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过程。没有较为充分的非农社会化，农民要在城市生活并从事非农工作将会困难重重。第五，贫困农民自身素质的约束。贫困地区的农民观念保守，同时也缺少非农就业的知识和技能。因而，要促进贫困农民的非农就业，就必须加强对他们的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促进他们的非农社会化，
陈浩[2]2007年在《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叁农”问题一直是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突出制约因素，叁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发展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市场化就业。但我国人地矛盾导致农业吸纳就业能力受到严格的资源约束，因此改变农民就业结构，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领域转移，大力实施非农化就业，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和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举措。白上个世纪80年代中前期至90年代中期，我国农民非农就业曾先后经历了两次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非农就业发展呈现明显滑坡态势，造成这种困境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根本、最内在的原因是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积累不足，劳动素质和能力低下，不适应非农就业发展的要求，而随着新时期各项改革的深入，未来制约非农就业的“有形制度门槛”将逐步拆除，农民将最终面临来自于“无形门槛”——即非农就业市场对农民自身能力素质水平要求的制约，而后者归根结底将最终取决于农民人力资本状况。本文主要围绕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发展主题，分别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等不同视角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部分：1．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视角对人力资本影响非农就业发展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宏观上，人力资本作为非农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要素，对就业量具有短期替代效应和长期扩张效应；而对非农就业结构的影响体现为人力资本型就业对简单型就业的结构替代；微观上，人力资本作为劳动者的一种特定能力束，将构成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的内在传导机制，并从决策能力、信息能力、职业适应能力以及收益能力等多个层面对微观非农就业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锲入人力资本因素后，现有经典非农就业模型含义将发生某种改进，人力资本将成为影响乡城劳动力转移和二元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改进模型所蕴涵的政策含义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建立城乡、工农之间有效的人力资本和资本反哺机制，是构筑长期稳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发展机制、并最终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保证；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本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认为虽然影响非农就业发展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人力资本是影响非农就业的内在因素，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的边际影响效应随着时间的变动不断递增，人力资本将成为推动非农就业发展的最终源泉。2．对我国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历程和人力资本特征进行了分析。通过考察建国以来非农就业发展的基本历程，发现制度变迁与人力资本是两大重要因素，这两层因素彼此间紧密联系，彼此交织，共同影响了非农就业发展，但从阶段性来看，不同时期两重因素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积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农村非农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也得到了显着改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影响非农就业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总体而言，当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依然较低，不能充分满足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要求，同时人力资本投资也存在着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显着差距，这无疑也会拉大城乡和区域问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和存量水平的差异，进而最终会造成劳动者就业竞争能力的差异。3．从宏观角度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在借鉴国内外理论界关于人力资本核算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研究设计出本章核算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人力资本丰裕系数法，并对我国省份不同年份的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和变化特征进行了测定和比较分析。把非农就业发展分为非农就业规模和非农就业结构两个层面，分别构筑了两个计量模型，设计了7种因素自变量指标，即人力资本、制度变迁、非农产业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劳均耕地面积、劳均农业机械动力以及城镇失业率，选择基于省份1987-2004期间的Panel—Data模型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影响非农就业规模增长因素中，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制度变迁变量；而区分沿海和内陆不同地区进行分析，发现沿海地区非农就业规模增长中的人力资本贡献率趋于递增，而制度变迁贡献率趋于下降：与此相反，内陆地区非农就业规模增长中来自制度变迁贡献率不断上升，而人力资本资本贡献不断下降。在对非农就业结构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也发现人力资本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在众多因素中，其他非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效应都呈现某种随着时间变化而频繁波动态势，而只有人力资本的边际影响效应始终是保持递增，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也大于制度变迁，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而针对分地区的实证模型也进一步揭示了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存在人力资本和制度变迁贡献率二分差异格局。据此推论出，沿海和内陆区域的非农就业发展模式存在本质差异，沿海地区在非农就业发展方面的人力资本推动型倾向较为显着，而内陆非农就业发展中的制度推动型色彩较重，而两种不同模式效率的差异是导致当前区域间非农就业发展非均衡的内在根源。4．从微观角度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以往研究领域几乎都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不同，本章选择以东部较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和非农就业行为作为考察对象，通过笔者对江苏某较发达农村地区的实地典型调查，结合相关文献的分析和对比，从中揭示了不同区域农村非农就业行为特征及其中人力资本可能性影响效应差异。在农村劳动力初次非农就业行为方面存在显着差异，这种差异的背后是由非农就业资源不均衡造成的。发达地区相比不发达地区拥有更多的优势非农就业资源，这种非农就业资源既可能表现为当地发达的非农产业(乡镇企业)，还可能表现为某种历史积淀的品牌化劳务资源，本文对后种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认为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初次非农流动行为特征中可以折射出这些非农就业资源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体现为在初次流动阶段，发达地区相比不发达地区外流劳动力在年龄、性别和婚姻等个人特征方面更趋均衡化，流动动机更趋复杂化、职业选择的高度集中性、流动区域多样化；发达地区农民初次非农就业行为特征与其自身人力资本禀赋状况之间也呈现高度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对外出农村劳动力的再流动行为也具有显着的影响效应。运用Logistic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再流动(是否更换过工作)上，发达地区外出劳动力的主动性流动比例较大；而在流动动因上，虽然经济因素(自我感觉收入差距)是驱使劳动者选择再流动的最大动力，但人力资本则是影响其行为的内在因素，外出劳动者在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呈现为某种人力资本化倾向，追求人力资本收益成为其劳动要素定价和配置基准，体现为人力资本水平与样本劳动力选择更换工作的概率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这可为部分地解释当前“民工荒”成因提供某种可能；而在人力资本构成要素中，工龄对劳动力再流动影响效应最大，工龄越长，再流动概率越大，健康的影响效应也较显着，但教育和培训对再流动的影响程度不高，样本区农村劳动力非农职业特点决定了正规直接培训对初次流动的影响效应大于再流动过程，在后阶段，干中学(工龄)间接培训方式的影响效应可能更大；另外个人特征和现有工作条件等因素也能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离职行为选择。外出劳动力意愿再流动方式选择(是继续在外还是返乡创业)上，人力资本是促进劳动力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能够增强其知识、信息、技术和资本积累等各方面才能和资源，这为其选择返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能有助于改善外出打工者的心智模式和决策能力，加快其自身成长，实现从“一般劳动者”向“管理型企业家”的角色转换，以及从就业向创业的行为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内在条件。在人力资本构成要素中，工龄依然是促进劳动力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而此阶段教育人力资本对劳动者长期素质的提升作用充分凸现，教育对外流劳动力选择返乡创业的影响效应及显着性大幅增加；当然，良好的创业条件和环境也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的不可忽视外部因素，其提供了激励创业的巨大拉力。人力资本对促进农民非农收入增长也具有显着作用。运用明瑟收入函数模型对样本数据中农村非农劳动力的教育和工龄收益率进行了测算。结果为：样本地区农村非农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为11.62％，其中男性为12.348％，女性为11.3％；而工龄收益率，总体为7.703％，其中男性为8.005％；女性为7.214％，总的来说，教育收益率大于工龄收益率，而性别上男性超过女性；通过与同类研究结果比较，发现东部发达地区农村非农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要远大于不发达地区。5．推动内生人力资本驱动型发展战略转型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长效发展的根本途径。内生人力资本驱动型非农就业战略基于宏观和微观“双良性循环”发展机制，实现了农民非农收入增长、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型非农就业增长以及人力资本驱动型经济增长之间的效应传递，在此战略下，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非农就业都获得了稳定长效的增长机制，且彼此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动态演变关系，能形成一种向上螺旋式发展态势；但实现这一重大战略转型，离不开相应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制度支持，当前需要努力化解各种体制和制度性壁垒，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着力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支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成长、促进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以及有效服务和保障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等制度建设方面，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黄如兰[3]2007年在《农村弱势群体非农职业培训研究》文中提出国内外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等科学理论及其成功实践充分表明，职业培训尤其是非农职业培训在提升农村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消除“低素质屏障”、走出“贫困陷阱”的反贫困斗争中，具有先导性、战略性的作用。农村弱势群体最大的弱势是因接受教育与培训的非公平待遇而导致的就业弱势，他们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是进入非农产业领域就业。因而，现阶段帮扶农村弱势群体的有效途径是通过非农职业培训，培养其参加现代非农职业所需要的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并通过劳动力市场或者适当的劳动中介服务使他们顺利实现非农就业。本文以湖南省贫困地区农村弱势群体为主要研究研究对象，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弱势群体非农职业培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农村弱势群体非农职业培训程度低，从而导致非农就业水平低、非农收入水平低；二是农村弱势群体对非农职业培训的认识不足，社会对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职业培训重视不够，其培训的规模小且质量低。文章在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农村弱势群钵非农职业培训的对策，以便为各级政府和培训机构帮扶农村弱势群体脱贫致富提供决策参考。
胡阿丽[4]2012年在《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一个具有显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在农业部门人地矛盾非常突出，由于农业资源相对不足，使得大量的农民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其农业收入水平异常低下；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转轨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大规模的农民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脱离农业转移到城市工作生活，但是由于自身能力素质水平的制约，这些农民只能进入城市的非正规部门、从事着“脏、差、累、危”的工作。近些年来，制约农民非农就业的“有形门槛”——制度等因素已经开始并将逐步消除，而未来农民将最终面临来自于“无形门槛”——即非农就业市场对农民自身能力素质水平要求的制约，而后者归根结底将最终取决于这些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因此，以人力资本投资为切入点，探索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非农就业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寻求新时期下促进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非农就业的有效途径，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为：在相关理论基础以及我国现状基础上，以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非农就业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现实与期望等多角度，解释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可以促进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农民非农就业的途径和方法。在以上研究思路的指导下，论文的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第二章：人力资本投资与非农就业的相关理论。第叁章：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转移现状以及两者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五章：宏观视角下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机制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第四章，在宏观层面，阐述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农民非农就业规模、非农就业结构以及非农就业市场工资率的影响机制；第五章，基于第四章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历年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人力资本投资对非农就业之间的影响程度。第六章、第七章：微观视角下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机制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第六章的微观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基于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能力传导机制，笔者将人力资本投资对于非农就业的影响效应，按照作用的最终效果，划分为“成本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为第七章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第七章，在整理分析大量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分别对人力资本投资对非农就业影响的“成本效应”和“收入效应”进行了影响关系验证，同时，进一步对农民不同非农就业模式以及非农就业前后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创新性的提出了非农就业决策临界值的概念及数值。第八章：全文结论、研究应用与展望。针对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两方面的核心结论：（1）宏观层面：人力资本投资各维度对农民非农就业规模的影响：医疗保健投资对农民非农就业规模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教育投资，而迁移投资的影响最小，这叁个变量对农民非农就业规模的影响系数分别为1.261、1.147和0.025。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教育投资对其影响最大，影响系数为0.917；医疗保健投资与非农收入的变化呈反向变动关系，影响系数为0.891，仅次于教育投资影响；交通通讯投资对非农收入影响系数为0.304，影响为正向但是程度最小。（2）微观层面：“成本效应”的验证结果：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会使得农民非农就业能力增强，这会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其非农就业成本的降低。针对农民样本：非农就业意愿强度以及非农就业地点的选择与人力资本投资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教育、医疗、培训投资对非农就业意愿强度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其影响系数分别为0.830，0.785，0.742。同时，教育、医疗、培训投资对非农就业地点选择的影响程度却依次递增，其影响系数分别为0.352、0.416、0.521。针对农民工样本：人力资本投资对反映农民工的非农就业偏好的各项指标均有非常显着的正向相关关系，相比较而言，培训投资对农民工非农就业影响程度最高，影响系数均在0.8以上，其次为医疗投资以及交通投资，影响系数大体在0.75左右的水平，而教育投资对非农就业影响最小，影响系数在0.5上下水平。“收入效应”的验证结果：人力资本投资与非农就业收入是呈很强的正向相关关系的，即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的预期收入和现实收入都会随之增加。针对农民样本：教育投资与医疗投资对非农就业的期望收入影响程度较大，系数均在0.9以上，而培训投资的影响相对较低。针对农民工样本：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工非农就业收入具有很强的正向相关关系，其中，培训投资对非农就业现实收入与最低期望收入的影响程度最高，影响系数分别为0.917、0.911，其次为健康投资，影响系数分别为0.904和0.901，再次为交通通讯投资，影响系数均为0.888，而影响程度最小的为教育投资，对农民工现实收入与最低期望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575和0.570。本文所考查的人力资本投资维度中的教育、健康、培训、迁移投资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程度虽各不相同，但是总体上，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我们得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微观上促进了农民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非农就业收入的增加，宏观上也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加快。
杨金风[5]2006年在《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及其收入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就业构成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非农领域。非农就业,尤其是外出就业日益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现象之一,也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多,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日益增强。 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对这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在既定的体制和政策前提下,为什么有的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比例高,而有的村参与比例低?就一个村庄内部而言,其内部居民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基本上一致,包括当地的经济水平、地方政策、交通、地理等等。为什么有的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而有的没有参与?为什么有的劳动力在村内参与非农就业,而有的则去村外参与?为什么有的劳动力参与时间长,而有的参与时间短?为什么有的劳动力非农就业收入高,有的收入低?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动机又是什么?在参与非农就业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变量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家庭环境及村庄环境变量又扮演了什么角色?人力资本对村内非农就业和村外非农就业发挥的作用是否相同?本文拟以人力资本为切入点,从微观层面对以上问题进行阐释。 本文以农村劳动力是理性的“经济人”及既定的制度框架为研究假设,以非农就业的从业地点为划分依据,将非农就业分为村内非农就业和村外非农就业,运用2004年山西省农村住户调查和问卷调查的数据,分别考察了受教育年数、职教培训、健康等对村内、村外非农就业及其收入的影响。具体言之,探索的方向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动机的影响、人力资本对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实证研究为主,考虑到山西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问题,选择Probit和Heckman模型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全文共分8章: 第1章和第2章是导论和概念界定部分。导论主要指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对象和方法、研究框架和内容,提出了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和研究假设。概念界定部分从人力资本的形成、内容和混合叁个角度阐述了研究者对人力资本的诠释,其次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类和测度,最后提出了本文对人力资本和非农就业的定义。 第3章是文献综述。本章从人力资本构成要素的角度出发,就教育、培训、健康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分别作了文献回顾,并进行了简要评述。 第4章研究人力资本对非农参与的影响。本章基于人力资本对非农参与影响的文献,对人力资本变量与非农参与率、非农就业分布(包括行业分布、职业分布和区域分布)进行了交叉分析,用Probit模型探索了影响劳动力非农参与的因素,并用D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村内、村外非农参与的边际影响。结果表明,受教育年数对村外非农参与的边际影响高于对村内非农参与的
田青[6]2012年在《教育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由有限的土地上富余出来，投入到非农产业活动中，获得了工资性收入，使得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明显化。众多学者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对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研究。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对就业和收入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更多的研究是分析了教育在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上的回报。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估计了教育的回报率。社会分层结构理论认为，在决定就业和收入时，制度和结构因素比个人特征（如个人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年龄、工作经验等）更重要，有时个人特征的作用要受到制度和结构因素的影响。我国地理区域大，各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显着差异，地区因素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和结构因素，影响着个人教育特征在非农就业和收入中的作用。在社会分层结构理论框架下，参考前人的研究，本研究将重点分析教育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影响的地区差异，包括教育对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工资性收入影响的地区差异，即分析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并探讨哪些地区因素影响了教育对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工资性收入的作用。本研究根据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和理解，探讨了对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工资性收入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因素，包括乡镇企业、第二、叁产业的发展、城市化、出口贸易、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口迁移。这些因素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为农村居民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不同，影响到教育的作用，导致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和对应九个省的地区变量数据对接而成的分层数据，分别使用分层一般化线性模型和分层线性模型估计了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工资性收入的教育回报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以下叁个现象：第一，尽管非农工资性收入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是，教育对非农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却不存在地区差异，即非农工资性收入的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不显着。第二，教育对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即非农就业机会的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比较显着。第叁，出口贸易和第二、叁产业发展对教育在非农就业中作用具有显着影响。通过计算这两个变量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发现，出口贸易的发展，不利于教育回报率的提高，而第二、叁产业发展能够促进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出口贸易和第二、叁产业发展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非农就业教育回报率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根据本研究的发现，结合中国农村各地区的教育情况，文章最后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促进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出口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推动东部地区第二、叁产业发展，主要包括加快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就地内部升级和加快东部地区第叁产业发展；促进农村教育发展，一方面要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要优化农村的教育结构，促进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
彭平平[7]2013年在《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两个重要的分支。到目前为止,已有大量学者研究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但大多数学者基于教育人力资本,而忽视了健康人力资本。因此,本文将基于健康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以及非农收入的影响。本文采用健康自评法,综合考虑农民的年龄、学历、个人生活习惯等因素,设计问卷,抽样调查我国中部地区农民的健康人力资本现状以及非农就业情况。利用搜集的数据,建立二元逻辑回归模型以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叁方面考察健康人力资本与农民非农就业的关系,第一,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是否显着；第二,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非农收入的影响是否显着；第叁,考察农民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职业技术能力培训、婚姻以及性别对农民非农就业以及非农收入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最为显着。因为健康人力资本高的农民选择非农就业的概率越高,可供其选择的机会越多,就业的时间越长；在影响农民健康人力资本的因素中,教育人力资本、定期体检等对农民健康人力资本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农民非农收入对农民健康人力资本产生显着但较为低度的影响,而对农民健康人力资本产生很明显的负向影响,特别是饮酒对农民健康人力资本产生的负向影响最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若干政策建议：第一,完善医疗制度,提高农村医疗条件；第二,开展健康讲座,提高农民健康人力资本知识；第叁,开展名医下乡会诊制度,为农民健康问题提供指导；第四,改善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医疗水平。从以上四个方面提高农民健康人力资本,提升农民非农就业能力,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发展。
凌海波[8]2005年在《市场化进程中浙江农户非农劳动投入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劳动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环境不断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非农行业转移就业。浙江是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迅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较高的省份,以浙江为例,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农户的非农劳动问题,不仅可以把握浙江农户非农劳动的特征、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为推动农户非农劳动就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可为全国其他省份的农村非农劳动就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本文在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个体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和劳动投入决策是基于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因此,从农户角度研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更具合理性和科学性。针对现有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研究中较少对非农劳动类型进行细分的缺陷,本文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条件下将农户非农劳动划分为叁种类型,并根据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主要从家庭角度选择了农户非农劳动投工水平的可能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首先从不同的角度统计分析了1986年以来浙江省农户经营中的劳动投入状况,以探求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历史变化趋势和不同时期农户劳动就业类型的选择特征。统计分析显示,浙江农户非农劳动投工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为进一步从家庭角度研究农户非农劳动投入水平影响因素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立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导致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研究中,首先分别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独立混合横截面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分析已选择的可能影响因素对农户不同时期不同类型非农劳动投入水平的影响,并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然后采用Panel Data模型方法对整个时期在控制非观测效应的条件下着点分析了人口特征、土地资源禀赋及资产财富水平对农户非农劳动投工水平的影响程度。 最后,基于上述模型分析结果,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分别从政府和农户二个层面提出了促进农村非农就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建议。对于政府来说,鼓励乡镇企
赵海[9]2009年在《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叁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领域转移，大力实施非农化就业，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主要从人力资本视角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进行研究，主要的分析方法包括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理论分析部分有的采用借鉴已有研究的方法，有的采用对已有理论加以改进的方法；实证研究则主要采用了计量分析的方法，计量分析的数据包括统计部门发布的宏观数据和笔者组织调研获得的微观数据。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分别构建了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模型。在宏观视角下，本文根据我国国情，构建了一个四元经济社会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迁移模型，并对模型的政策含义进行讨论；微观视角下，本文从劳动者效应最大化入手，构建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时间模型。(2)从收入最大化的角度，构建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模型。该模型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回报率成正比，与消费品价格成反比，另外，人力资本投资还受到制度和文化的影响。结合我国现实，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低下的原因。(3)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探讨了人力资本影响非农就业的机理。宏观方面，人力资本从非农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需求两个方面影响非农就业；微观方面，人力资本的作用表现为影响劳动者的非农就业决策能力、非农就业机会把握能力、非农职业胜任能力和非农就业收益能力。(4)宏观方面的经验分析。本文首先运用推拉理论，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规模的影响因素，发现人力资本变量对非农就业规模有显着的正影响；接着本文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非农就业收入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发现教育投资和迁移投资对非农就业收入都有着显着的正效应，而健康投资的作用为负，本文从农村居民收入低、医疗负担重等方面进行了解释，并指出了政策含义。(5)微观方面的经验分析。本文运用调研数据，分别分析了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参与、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时间、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工资的影响。结论显示，较高学历和拥有技能队非农就业参与和非农就业时间都有正的影响；但高学历的工资效应并不明显，而拥有技能却可以显着提高非农工资，教育投资回报率仅为2．3％，而有技能的劳动者比没有的非农收入要高21％。本文还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解释。(6)根据文中的结论，提出促进非农就业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些政策建议，尤其是针对教育回报率低、医疗负担沉重、职业教育薄弱、非农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情况，提出构筑支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非农就业发展的制度体系。
熊美[10]2016年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差异及成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民增收是解决“叁农”问题的关键,近年来农村经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非农就业人数增加,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来源中越来越重要,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化。个体特征及其他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民工在非农就业及工资收入上存在差异。体现在教育工资回报率、职业、部门、区域和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本文利用CHNS微观调查数据,从收入结构变化及非农就业入手,分析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变化情况,基本特征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以及工资水平在区域、部门、职业等外部环境方面的差异。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根据研究需要,分析了农民收入结构、非农就业以及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现状及趋势。(2)对性别、年龄、教育和区域与工资收入进行了交叉分析,比较了不同个体在工资收入层次上的差异。(3)基于职业角度,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农民的职业就业机会及职业工资回报的差异。(4)在此基础上,得出本文的结论与建议。通过以上分析,发现：(1)非农就业增加,工资上升,工资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随着年龄的增加,工资水平基本符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工资水平越高。(2)同层次教育水平,城市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且就业年龄结构偏年轻；东部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3)大多从事普通工人职业；教育是影响农民就业及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东部是工资水平最高的地区。
参考文献：
[1]. 贫困地区农民非农就业中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D]. 李君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4
[2]. 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研究[D]. 陈浩.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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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D]. 胡阿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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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D]. 田青. 南开大学. 2012
[7]. 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影响研究[D]. 彭平平. 扬州大学. 2013
[8]. 市场化进程中浙江农户非农劳动投入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D]. 凌海波. 浙江大学. 2005
[9]. 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研究[D]. 赵海.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10].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差异及成因研究[D]. 熊美. 北京林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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