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崛起与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亚奇迹的出现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其所以受到关注，是由于正当此时，世界出现了两种鲜明对照的现象：
一方面是，老牌后工业化国家为停滞、高失业和低增长所苦恼，拉美诸国大多为通胀而困惑，俄罗斯东欧大多数国家为负增长所折磨。
而另一方面东亚则是以高速度——特别是高速发展的亚洲经济群体（HPAEs）8国和地区[①]强劲地以高出其他地区一倍以上的增长率向前发展。不仅非洲、拉美无法相比，就是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国家[②]也望尘莫及！
从1984—1996年间，东亚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8.5%上升到25%，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上升到27%。据世行估计：到2000年，全世界10个主要经济大国中将有7个在亚洲。
与此同时，东亚的贫困人口由4亿减少到1亿多人。8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寿命由1960年的56岁增到1990年的71岁。
自1800—1950年的150年间，欧美日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比重从25%上升到80%；自1950—1995的不到50年间，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东亚）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比重从8%上升到25%[③]。
东亚与美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比较情况如下表所示：
东亚与美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载《经济日报》，1996—09—11，第4版。
这种大范围的地区性群体崛起，在历史上并不多见。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之外，这次东亚诸国崛起，确可算是一次奇迹。
二、原因分析
我们想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基本方面来分析东亚崛起的主要原因。
（一）客观原因，有六个：（1）美国在二战后对日本重建的援助；（2）美国在亚洲的扩张与两次亚洲战争的军事采购；（3）技术进步：低成本的海洋运输，大大扩展了像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海洋贸易；（4）地理优势：接近公海航道诸国因之而兴旺起来；（5）东亚诸国（特别是日、韩）无须自己承担安全保障，有美军的“保护伞”，可集中财力发展经济；（6）美日贸易磨擦，对日本采取限制进入，从而给其他东亚国家与地区以良好机遇进入国际市场。
整个东亚的崛起，可以分作四个或五个层次：首先，是日本的复兴，主要是（1）、（3）、（5）起作用；第二，是“四小”的兴起，主要是（2）、（4）、（5）、（6）因素起作用；第三，是马来西亚等的兴起，主要是（6）、（4）起作用；第四，是中国的起飞，主要是（6）、（4）起作用；第五，越、印的复苏，主要是（6）、（4）起作用。
（二）主观原因，有四个：
1.政府有限的政策干预
对于政府有限干预的作用，由于侧重点不同，又可分为4种不同的观点：
（1）新古典主义派的观点：
他们认为东亚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市场主导作用，政府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这种观点，主要方面是不符合事实的，连东亚国家自己也持批评的态度：政府决不是只起了次要作用，相反是起了关键作用；特别在工业化前期起了关键作用。但从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之后，的确市场起了巨大作用。所以说新古典派的观点七分不对三分正确。
（2）“修正学派”的观点：
政府的积极干预起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北亚地区最为明显：
——韩国通过政府设定目标，提供金融优惠，鼓励重化工的发展，取得了成功。
——日本战后头15年，政府大力促进薄弱工业的发展，为此提供关税保护，金融优惠等诸多措施使日本的能源重化工得到了飞跃发展，并带动了全国经济的繁荣。至今日本还是对其农产品实行高度的保护政策，因此而引发日益剧烈的日美贸易磨擦。
——台湾地区，政府通过向制造业提供投资来保证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投入。
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为了引导投资，都有意压低利率，分配信贷甚至扭曲价格，驱使社会投资向符合政府产业政策的产业与行业倾斜。
（3）“亲市场派”观点：
认为成功是与有效地、但是谨慎地减少政府干预分不开的，认为政府的作用应限于四个基本方面，即：
——保证对人力资源的充足投资；
——为企业提供竞争的环境（规则、价格等）；
——开放对外贸易；
——实行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特别是金融—利率的调控。
如果超过了这四条界限，过多的政府干预就会弊多利少。政府的失误往往会比市场失效损失更大。
这种观点，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不具有全面性。它对于东亚多数国家发展的中后期是适用的，但对于前中期不甚适用。这是大量事实证明了的：一般在前中期，如无政府的干预，则资金（本）的积累都无法解决！——因为这些国家，除日本之外，都是后发性的工业化国家，大多没有经过“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靠“小业主”们的可怜资本是根本搞不起气候来的。
（4）高鸿业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认为：中国发展的成功，是由于采用了“国家与市场并举”政策的结果。其所以如此，他认为是由于三大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一是缺乏足够的市场机制得以运行的硬件，即交通、通讯、市场设施等基础性建设。如美国和中国面积相当，但中国的铁路总长度不及美国的1/4。在市场信息迟滞失真、运输困难的条件下，市场机制是不能灵活发挥作用的，必须要有政府的调控和指导。
二是缺乏市场机制得以顺利进行的软件，即游戏规则不全和紊乱，人们的市场意识不强，法制落后等等。——显然，这方面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更会造成混乱，听任市场自发运行，其结果就不堪设想（中国部分的腐败无序即是证明！）。
三是人口压力使国家宏观调控不可少。——就以“春运”为例，没有政府的交通调控，车站肯定会踩死人！大的灾荒更是如此！
高先生认为，新古典主义基本不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让市场支配一切的“休克疗法”已证明是失败了。[④]
2.东亚文化圈的影响
东亚（包括东南亚）存在一个华裔网络的文化圈，各国华裔本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在贸易与投资方面十分活跃，推动了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发展中互相仿效的战略。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中国）仿效“四小”的作法即一例。
华裔在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中，拥有很大的经济实力，为这种经济涌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1994年香港的中文版《福布斯》杂志分析，亚洲10大证券市场[⑤]的前1000家上市公司（以最高市场资本计算），其资产总额达1.4万亿美元，占全部市场资本额的89%。其中，517家最大的独立股东是华人。即5410亿美元，占全部市场资本的42%是由华人掌握的。
——东京富士通研究所调查了亚洲5个主要国家上市公司，发现绝大多数为华人所掌有。其中：
泰国 华人所占份额 81%
新加坡华人所占份额 81%
印尼 华人所占份额 73%
马来西亚 华人所占份额 61%
菲律宾华人所占份额 50%
此外，华人还控制着亚太地区90%的中小型企业，为社会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就业机会。
3.国内的高储蓄率
可能是由于“文化——消费”观念的共性（受中国传统的节约持家文化的影响）和社会相对安定的环境，东亚大多数国家的储蓄率都很高：
新加坡 46%
中国 近40%
其他国家 35%左右
这种高储蓄率，成为高投资率的主要来源。
4.东亚内部的“自我循环机制”[⑥]
这种自我循环机制表现在两个互相联系的效应：
一是产业转移效应——由于东亚诸国的发展先后不一，具有层次性，先发展起来的国家逐层地将非新兴产业向后发展的国家转移，形成“一浪推一浪”的连锁发展：日本向“四小”转移，“四小”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
二是资金带动效率——随着产业的转移，通过“合资”、“独资”、“三来一补”等等诸多形式，连同资本也同时流入被转移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崛起，就是这种产业——资金连带效应的典型。
三、奇迹的影响与启迪
“奇迹”已经是事实，谁也否定不了。现在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似乎是：这种奇迹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有多大的影响？
（一）对所谓“神话论”的评析
西方有的学者出于维护西方文化的绝对权威，企图尽量贬低东亚崛起的历史意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克鲁格曼教授（P.Krugman）1994年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就颇有代表性，克氏出于维护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信念，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更否定世界经济中心将会东移。他的论据是：
第一，他认为东亚的经济甚至政治体制和前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有很大的相似性，从而得出结论说：东亚各国今后将会重蹈苏联的覆辙。
第二，他其所以断言东亚经济同前苏联经济相似，根据是二者都属“资源动员型”的增长方式，这种方式是没有后劲的。而西方一开始就是“效率型”的增长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似乎与东方“无缘”！东亚目前几乎都是靠投资驱动来增长，因此其增长是不能持久的。
第三，他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不加区别地称为“亚洲体制”，认为这种体制“自由经济较少”、“计划较多”、“限制个人自由”，“政治独裁”“产业保护”，“牺牲消费者利益”等等。因此，他认为“亚洲体制”所代表的文明，肯定不如西方文明。
根据以上论据，克氏认为东亚经济是“纸老虎”经济。
我们认为，克氏的这种偏见，并非出于他个人的固执，而是反映了“东亚崛起”正在日益引起西方的恐惧！“一叶知秋”“见微知著”嘛！其实，他的三个论据，都不一定站得住脚：
——不能把东亚的模式同前苏联模式，作形式性的对比。前苏联是公有制一统天下，东亚则是私有制占绝对优势比重（中国也是多种成份）；前苏联是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排斥市场，而东亚（包括中国在内），是有调控的市场经济；前苏联是军事工业压倒一切的恶性产业结构，而东亚则是灵活多样的产业结构。
——不能把“资源动员型”静止化、绝对化。前苏联确实是“拼资源”的增长方式，因为它是计划经济；但东亚（包括中国）这只是一个阶段，正在前后不一地向“质量效率型”过渡之中，有的已经实现了这一转变。
新加坡经济学家陈光炎教授认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处在不同的阶段。但一国的经济要搞上去，其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要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他认为“四小龙”已经实现了这一转变：
标志之一，人力资本投入大量增加。据世界银行统计（1991），适龄国民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比例——韩国为88%和40%，香港为72%和18%，新加坡为70%和25%。
标志之二，科研投入量显著增加。1995年度各国研究与发展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日本占3%，美国占2.7%，韩国占2.1%，台湾占1.7%，新加坡占1.2%，差距在缩小。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前期，何尝又不是“资源动员型”？在于他们是通过掠夺殖民地的大量资源来实现经济增长；东亚国家（除日本之外）不可能这样做，只能主要靠动员本国的资源。
——至于讲到“东亚文明”是否就一定劣于“西方文明”，现在还不能结论太早。东亚诸国确有“自由较少，计划较多”、“先生产，后消费”等等现象，但这有一个历史背景的问题，这也可说是限于社会经济发育不足而不得已为之。
总之，我们认为克氏的观点，一方面提醒了我们的不足之处，一方面的确反映了一个新时代正在来临：西方文明的没落，东方文明的兴起。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东亚崛起”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启迪。
（二）影响与启迪
1.展现了一种“权威主义的工业化”新道路
除香港而外，大多数国家与地区，不象西欧那样先民主化后工业化，或二者并行的发展，而是保持一个“强力政府”甚至是“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而是在实现了工业化以后逐步推进民主化进程，而且其民主化模式也有别于西欧。但事实证明，这种道路对于一些后进国家迅速赶超先进国家，强化资源动员力度，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确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原因主要是：
——市场发育不足（无论是硬件和软件），不像西方是“自生型”的工业化，东方则是“外推型”工业化；
——社会自组织力弱，而且不稳定；
——东方的社会发育较迟：封建残余，儒家文化。老实说，东亚如果不首先采取这种模式——权威推进方式，听任“无形之手”自发发展，那就会为国际资本市场所左右，那就几乎不可能像西欧那样“自然而然”地实现工业化！——过去的旧中国，后来的拉美和印度的历史正好说明这一点。
关于民主化问题，要树立两个基本观点：（1）民主是有民族性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化模式；（2）民主是有阶段性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发展的，它同制度的创新、社会的发育、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分不开的。
2.展现了一种“先国家后个人”、“先发展后福利”的发展模式
东亚国家大多数采取了“国家至上主义”或“社会至上主义”的发展模式。这同西欧的“个人至上主义”的发展模式迥然有别。
西欧（法国不同）的“个人至上主义”发展模式，表现为：政治上高讲“人权”“民主”，经济上听“分享增长”，实行“高消费、高福利、高税收、低储蓄”的发展政策（三高一低）。
东亚的“国家至上主义”发展模式，表现为：政治上主张个人自由必须服从社会稳定；经济上“分享增长”，实行“低消费、低福利、低税收、高储蓄”的发展政策（三低一高）。
我们观察历史，凡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现象，必然寓含着一定的规律性——客观必然性。东亚现象，是带有普遍性的，并非一国如此。其必然就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历史原因。西欧诸国（英、法、西、葡为主），大都在工业化前期进行了残酷的殖民地掠夺，其“原始积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殖民地掠夺来的。东亚诸国，除日本之外，大都是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可能掠夺别国。主要靠自己“省吃俭用”“勒紧裤带”来进行资金积蓄。所以，在客观上不可能实行“三高一低”政策。
第二，文化原因。欧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政府承担了缓解社会问题的责任，家庭没有承担解决其成员问题的传统，老子与儿子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所以有钱就花的消费习惯，不可能形成“高储蓄”。东亚的家庭主义文化传统，则没有让政府来照顾和解决家庭各种问题的习惯，这就驱使家庭注意储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这正是形成“低消费，高储蓄”的文化背景。
其实，西欧的高福利、高消费并不见得是个好政策：正是这“三高”使西方家庭正在瓦解，不仅造成政府不能承受的巨大负担，而且大大削弱了经济竞争力，更深层的则是家庭危机——非婚子女剧增，高离婚率，高犯罪率；青少年懒隋成性，学习成绩不高……
第三，发育阶段原因。“人权”与“民主”，其实都有个历史发育的阶段性问题，并非人类一开始就可以实现的，而且它还有阶段内含的差异。
“天赋人权”与实行民主化应有区别：前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号召，况且这个口号在奴隶社会也不可能被提出来。
对于东方国家来说，“人权”首先要解决生存权、发展权，首先要解决“面包”的问题！这已被不少国家的实践所证明——印度、非洲乃至一部分拉美国家。
3.展现了一种自主发展的新趋向
与拉美、非洲的“中心——依附”关系似乎有明显的差异，东亚诸国（中国除外），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依赖美国的“保护伞”，但在经济发展上，其依附性似乎要小得多。
东亚国家，表现了一种自主发展、网络推进的新趋向。这一点，在前面第二节的第2个原因中已作了分析，现在进一步提出五个原因：
第一，西方传统“中心”的衰落，包括西欧的衰落和美国“支配”“外围”的力不从心。
第二，经济地缘化的兴起。在亚洲，日本本来可以成为“中心”国，但由于二战中被日本侵略的各国对其均存戒心，所以反驱使日本“西欧化”了——这就为东亚其它各国的自主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第三，东亚华人圈的作用，华人圈属于世界第三大经济势力，且都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一带，这支巨大的力量足以与美国“中心”相抗衡。
第四，中国巨大市场的作用。社会主义中国，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民族独立性，为东亚的自主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力：政治上的盟友，经济上的大市场——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外贸额占总外贸额的大宗。——这一点，目前还未被普遍认识。
第五，东亚“内在殖民化”问题不明显，新生特权阶层与“中心”国的勾结与屈从较弱，中产阶级较大，两极分化相对较小。这既与儒家的中庸之道和群体主义有关，更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压力有关——不能放肆地让国内阶级矛盾激化。
4.资本集中，不是采取西方那种“大鱼吃小鱼”的残酷兼并方式，而大多数是采取血缘、亲缘主义的串连扩张的方式
正由于以上各种原因，连美国奈斯比特都承认：“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西化’，它显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
总之，东亚的崛起，给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活力，同时也为发展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源泉。这，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去升华。
注释：
①HPAEs指：日本、“四小龙”、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
②指经合组织各国的总称：美、英、澳、奥、比、荷、丹、加、卢、新、挪、葡、西、瑞典、瑞士等国。
③《经济日报》，1996—10—12，第4版。
④见《理论前沿》，1996（3），第20页。
⑤十大证券市场：汉城、台北、上海、深圳、香港、曼谷、吉隆坡、新加坡、雅加塔、马尼拉。
⑥李琮：《21世纪亚洲经济发展的前景》，载《经济日报》，1996—09—11，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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