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历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社论文,分社论文,美国论文,国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1914年春末夏初，一群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科学与工程的中国留学生，面对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民权国力”，怀着对祖国“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的担忧，发起组织成立“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他们在1915年1月上海发行的该刊创刊号发刊词里，鲜明提出“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几年后，当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秉志、周仁、竺可桢等中国科学社的早期领导者学成回国时，他们把中国科学社的总部也从美国带回到国内，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科学团体和组织。 关于中国科学社在国内推动科学发展的坎坷而又影响深远的历史，近年来已经有多位中外学者给予关注，尤以张剑所著《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为最全面、深入。[1]我自己在2002年在国际科学史杂志Osiris上曾经以“科学救国：中国科学社，科学民族主义，和民国的公民社会”为题发表关于中国科学社早期历史的探讨，提出中国科学社不仅通过科学传播、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从而成为五四时期所倡导的“赛先生”的化身，而且通过科学社本身的自主组织、管理，尤其是通过认真、公开、透明的选举制度和利用《科学》独立评论国家科学教育政策，从而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民间团体民主运作的典范，间接推动了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民主化的进程，体现了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德先生”精神。[2]在我最近关于留美华人科学家和跨国科技史的研究中，科学社因其跨国的基因及其对民国时期理工留美学生的影响又一次成为我关注的对象。 然而在已有的关于中国科学社的历史研究中，一直有一个空白，即科学社在其总部于1918年从美国迁到国内以后与美国的联系一直因为史料的缺乏而不是很清楚。幸运的是，这个空白因为最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的一批珍贵的史料有望得到部分的填补。这就是燕京(早年名称为汉和图书馆)第一任馆长裘开明所收藏的“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档案资料”。我自己在2014年有幸在访问燕京时得以接触到这些史料，在这里分享根据这些档案所初步整理出的一些史料和史实。 一、重建科学社美国分社 1918年中国科学社因其主要领导人陆续在美学成归国而将总部及其《科学》杂志编辑部迁回国内上海，导致在美国的组织联系出现半真空状态。这个状况在1922年中国科学社改组时受到重视，总部任命当时在哈佛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叶企孙对美国分部的组织进行整顿。([1],p.134)刚刚抵达哈佛教授中文的科学社创始人之一赵元任也参与了美国分社的组织工作。他在1924年1月27日写信给当时在南京担任东南大学教授、科学社理事《科学》编辑员的老朋友杨杏佛，告诉他自己“在科学社美国分社贡献很小”，但还是被选为分社数学和物理学学部的主席。他答应“我将动员大家为《科学》物理专号写些东西”。① 在1922年科学社改组的过程中美洲分社还积极参与讨论。例如当时叶企孙代表分社对总部决定取消“分股委员会”(学科委员会)表示反对，认为此举不利于社员之间切磋学术。作为科学社透明性的一个例证，此种不同意见得以公开发表在《科学》上，尽管分股委员会最后还是未能恢复。([1],p.150)而美洲分社也因为当时人员流动大(叶企孙与赵元任分别于1923、1924年离美取道欧洲回国)，整顿效果不佳，以至于到了1929年，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孝述(字“允中”)从上海总部致信年前到美国华盛顿担任清华大学留美监督的梅贻琦(行前担任清华教务长)，请他出面重组美国分社。 在这封写于1929年11月22日信中，杨孝述提到美国分社的涣散，对《科学》杂志撰稿和国内外科技人才调剂工作影响尤为显著： 本社成立于美，向来留美社员甚多，故有美国分社之设置。近数年来，分社职员四散，主持乏人，几同消灭，其影响所及，留美社员人数逐年减少。本社刊物向赖分社征集之，文稿来源遂陷于绝境。本社失此枝生力军，自感困苦。以另一方面言之，本社为科学人才集中之机关，每年各学术团体来社接洽人才者甚众，而本社以中美消息隔阂，每苦无从绍介而失国内科学人才之调剂。是以美国分社有急须重行整理之必要。兹经本社理事会议决，公推先生出任艰巨，重组分社。[3]② 至于重整美国分社的具体步骤，杨孝述建议“第一步，在联络现有留美社员、举定分社职员；第二步，分头绍介新社员入社，则发分社职务，自可次第进行也”。他并随信附上当时总部所掌握的在美20位社员名单地址一份，并另寄50份社章和50份科学社概况。信末杨孝述感谢梅贻琦道：“素仰热心社务，当蒙辅助也，特函奉托，即希见复。”[3] 梅贻琦是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清华大学物理系创始人之一，1919年在清华学校任职时加入中国科学社，并担任当年冬天创设的北京社友会会计，1921年当选《科学》杂志编辑员，与赵元任等人一起负责在美国征稿，确实“热心社务”。接到杨孝述信之后梅贻琦马上对在美社员展开调查，并在1930年1月17日回复表示愿意担起重建美国分社的义务： 近年来在美科学社社务竟至衰废，诚属可惜。理事会诸公委琦以重组分社之职，琦对于科学、对于本社皆素所注意，今承委托不敢勉，惟旧社员在美者似已甚少，即尊处开示名单中之二十人，尚有数人亦已回国者。现方设法与诸君联络，然后从事征集新社员及其他社务。以后有何进行，当随时报告，并希尊处不时赐教，俾收商讨之利，幸甚、感甚。[4] 两个星期后(1930年1月30日)，梅贻琦根据杨孝述所寄留美社员以及他通过清华留美监督处所掌握的一些主要是清华留学生名单，给40人左右写了一封英文信，同时另寄社员卡、科学社社章和简介，请他们帮助招募新社员或申请成为新社员，以便重组美国分社。他在信中写道： 我最近受到中国科学社理事会委托，看是否能在美国的会员里恢复和重建美国分社(American Branch)。如你们所知，美国分社原来很活跃，在以往给科学社各项活动以很大支持。但近年来，因会员减少，该组织没有作什么事情，很多人几乎已经把它忘记了。但现在在美学习科学的留学生有不少增加，重组像科学社这样的组织一定有益于大家同行之间互相联谊切磋、推动共同事业。我想你已经是科学社的社员，但如果你还不是的话，你既然对科学这么感兴趣就应该成为社员。而且我希望你能帮忙把这些小册子和社员卡发给你所在城市的那些研习科学并有兴趣入社的中国留学生。[5] 在信中梅贻琦还提到，等有了一定新老会员之后，就开始选分社负责人，并商议开展什么活动。他请大家在1930年2月底以前给他回复。 梅贻琦很快就收到了不少回信，尤其是新一代留学生反响热烈。例如，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医学的闻亦齐(著名诗人闻一多堂弟)马上给梅贻琦回信说他和一个同学李克鸿已经填好表寄回。③当时正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生物博士学位的汤佩松，向梅贻琦索取5个—6个社员卡，说他周围“很多人想要加入”。[6]而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工博士学位的张洪沅则告诉梅贻琦说该校的中国留学生都对科学社“很感兴趣”，他收到的三张社员卡已经填好，“您如果有更多的卡我相信我们还能再招募几个新社员”。④张洪沅对科学社的兴趣可能跟他当时正在麻省理工参与发起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一事有关。该会在1930年2月9日在麻省理工学生宿舍成立，张洪沅当选为理事，第二年当选为理事长。⑤ 正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化学博士学位的高济宇收到两张社员卡，他自己填表加入，另招募一个新社员，并告诉梅贻琦说他那里还有五六个研究生希望加入。⑥也有几个学生报告说他们自己或同学因为种种原因尚不愿加入。在爱荷华(Iowa)州立大学读动物学博士学位的熊大仕向梅贻琦报告说，他自己希望加入但其他学生谢绝加入。⑦但大多数人回信表示愿意加入并招募了其他人一起加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回信者中，除了高济宇，全部都是清华毕业生。这一方面是因为，如上所述，梅贻琦作为清华留美监督与清华毕业生联系方便，另一方面也说明清华毕业生在留美理工科学生中所占比重较大。 梅贻琦对留学生的积极反应极感欣慰，在1930年3月20日写英文信给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新老社员，报告说他已经收到了31个入社申请，并估计还会有更多人陆续加入： 我们这么多在美国从事科学研究的同胞们最近表示愿意加入中国科学社，真让人非常高兴。作为一个科学社的老社员，请允许我最热烈地欢迎你参与这个伟大的兄弟会(this great brotherhood)。[7]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封信里，梅贻琦把American Branch特意用中文译出为“美洲分社”，但后来在美国和国内经常有不同译法，有作“北美分社”、“北美分会”、“美洲分会”、“留美分社”等，以“美国分社”最常用。 在1930年3月20日梅贻琦所整理出的42人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名单里，除了梅贻琦和汤佩松，还有物理学家周同庆和任之恭、化学家蔡骝生和袁翰青、文学家梅光迪等后来中国科学界、学界杰出人物。梅贻琦信里所讲“兄弟会”，可能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强调会员之间志同道合的联谊，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科学家共同体中女性科学家的缺乏。在上述42人名单里似乎没有一个女性。而在1930年印制的《中国科学社社员录》一书中“美国分社社员附录”所收入的71人名单里，至少有下列女性社员：营养学家黄美玉(伯克利加州大学1924年硕士、1933年博士，后留在美国)、教育学家高君珊(1925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31年获该校硕士学位，后回国在高校任教)、化学家曹简禹(1933年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毕业回国在多个大学任教，1948年到台湾长期在成功大学任教)、和医学家方雪琼(波士顿大学医学院，1930年代回国，抗战中参加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后来到台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工作)。⑧ 招募了这些新社员之后，梅贻琦马上认真组织美国分社进行通讯投票，在1930年5月选出临时职员：梅贻琦当选理事长，吴鲁强当选书记，黄育贤当选会计。梅贻琦当即于5月30日写信向分社社友报告重建和选举的详细经过，信中处处显示出对程序和透明性的重视： 科学社社友诸君惠鉴： 前者留美分社征求社友，承先生志愿加入，无任欢迎。现新旧社友共有三十九人，旋于三月间选举职员，以便推行社务。截至目今，选举票计共收到三十张。兹将结果报告如后。至该票一束，除转寄新选举职员查阅外，将来即由书记吴君保存。 被举为书记在二票以上者：梅贻琦二十四票 张洪沅 三票 被举为书记在二票以上者：吴鲁强 五票 张洪沅 四票 汤佩松 四票 任之恭 四票 胡竞铭 二票 段续川 二票 周田 二票 彭光钦 二票 被举为会计在二票以上者：黄育贤 七票 区家伟 三票 任之恭 二票 汤佩松 二票 赵访熊 二票 赵以炳 二票 专此布达，顺颂学祺不一。 梅贻琦谨启 十九年五月三十日[8] 在同一张纸上，梅贻琦又附一函，以新任理事长身份呼吁分社社友支持《科学》并讨论召集暑期年会事宜： 再启者：琦谬承社友诸君推任理事，虽自惭驽钝，未敢言辞，惟望诸君各本其爱护科学之心，共谋本社之发展，则凡有琦可以襄助之处，无不尽力。至目前社中所应推行之事，约有二端，谨为诸君陈之，幸注意焉： 前闻《科学》经理部言，近年来因留美同学投稿者不多，材料颇感缺乏，甚盼社友努力赞助。倘有撰著，希即投登，或友好中有科学稿件，亦请代为介绍，皆甚欢迎。 关于社务进行计划，最好能有在夏间得一聚集机会，以便大家面谈一切。此事可与工程学会联合进行。诸君对于开会地点、日期以及社中他事由和意见，务望函示，俾收集思广益之效，幸甚、幸甚。 琦又启[8] 鉴于梅贻琦所联系到的新社员大部分为清华毕业生，所以新当选三个分社职员都与清华有关。除了梅贻琦当时担任清华留美监督之外，吴鲁强和黄育贤都是清华毕业。吴鲁强当时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化学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先后在北大和中山大学任教，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史，曾在国际科学史杂志Isis上发表文章，1932年与梁启超二女儿梁思庄结婚，可惜不久染上伤寒于1936年英年早逝。[9]黄育贤当时刚从康奈尔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从事水电事业，曾参与早期长江三峡大坝设计工作，1949年后曾担任过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局长、总工程师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1978年返回美国探亲疗养，1990年在加州去世。[10] 1930年5月举行的这次选举，标志着美国分社的正式重建。梅贻琦于1930年7月9日写信向杨孝述报告重建和选举结果，寄去33个新社员入社申请书，并建议能简化批准手续： 照章诸君须待经理事会选决后方为正式社员。惟因时间关系短促，又查诸君学历似无问题，故即认为社员，以便从事组织分社事宜……现方拟与社员商量与夏间召集开会。惟仓促筹备，未知结果如何，或须与此间的工程学会或化学学会联合举行应较便利。[11] 而杨孝述接到梅贻琦报告以后非常高兴，于1930年8月10日回信表示感谢： 美国分社业已重行组织，[对梅先生]热忱毅力钦佩莫名。国内年会将于下星期二在青岛开幕，所有组织贵处分社经过，弟当于大会中详为报告也。[12] 他并允诺，“分社初成立，所有费用可在所收社费内支用”，只是需要会计随时向总社报告社费收入。[12]等杨孝述到了青岛以后，于1930年8月21日给梅贻琦再次回信说，他在青岛刚举行的中国科学社第15次年会上，报告了美国分社重建之消息，“闻者莫不欣慰鼓掌”。他说理事会已经通过了梅贻琦寄来的入社申请。他还希望美国分社举定编辑员和通讯员，鼓励社员每月能寄回《科学》二三稿，并请搜集美国中学科学教育资料供科学社科学教育委员会研究、并指导国内改进。[13] 中国科学社总部对美国分社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总干事杨孝述与梅贻琦的密切联系上，也从当时社长竺可桢(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长)和杨孝述与留美学生厉德寅通信上得到反映。厉德寅1925年东南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并加入了科学社，1929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行前受到竺可桢“面嘱”，要他帮助重建美国分社。⑨1930年8月28日厉德寅写信给竺可桢和杨孝述，报告他在当地试图组织科学社社友的情况。竺可桢回信告知他梅贻琦在组织“东部科学社分会”及8月份在东部开会的消息，希望他与梅联系。[14]杨孝述则在10月3日给厉德寅的回信中详告梅贻琦重组“美国分社”、8月间在纽约开年会的消息。他并提到康奈尔大学有顾毓琼、刘锸另发展的二十多个新社员。如果厉德寅能在芝加哥地区也组织起来，“则在美分社可有三个中心点，于社务发展大有裨益”。[15]在接到竺、杨回信之前，厉德寅于9月7日又发函竺可桢，具体内容不详，但似乎提到在美建立多个分社以及与其他留美学术团体联合之事。竺可桢在10月10日给厉德寅的回信中，对这些问题作了回复，但态度与杨孝述不完全一样，他更强调科学社的统一性和独立性： 美国幅员辽阔，不妨有数个中心点则办事上较为灵便，但一切行政上组织则须统一乎。至于与各学会联合问题，则因历史上关系，势有所难。惟年会则不妨同时同地举行。从前中国工程学会与科学社联合举行年会，凡数年之久也。[16] 接到竺可桢和杨孝述的指示之后，厉德寅写信给梅贻琦，寄去他在当地发展的社员名单。⑩ 二、科学与政治 美国分社重建以后第一次在1930年8月30日到9月1日在纽约市的国际公寓(International House)与中国工程学会美洲分会合办年会，有17个科学社社员和25个工程学会会员参加，在年会上有社员宣读科学论文，并正式成立司选委员会进行改选工作。梅贻琦1930年9月17日写一英文信给杨孝述，报告年会，讨论到国内乱局，赞赏科学社在乱世中坚持开会，并认为这么多留美学生对科学社感兴趣是一个好兆头，它不仅会促进他们的学业，而且有助于抵消“党派政治”对留学生的影响：
图1 1930年8月30日-9月1日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又作“美洲分会”)在纽约举行年会会刊 资料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档案资料 亲爱的杨孝述先生： 我很高兴收到您8月10日的来信。收到该信几天以后科学社在美社员就在纽约市国际公寓举行了年会，会期从8月30日到9月1日。社员们大部分为新社员，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听到科学社中国总部的消息。总的来讲，我们的年会非常成功。该会是与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举办，有17个科学家和大概25个工程师参加。在会上宣读了一些非常好的论文。我正在筹划把这些论文(有一些是英文的)整理出来送给《科学》发表。我随后还会将会议记录寄你一份。 青岛年会开的如何？在几乎遍及全国的残酷战乱中，听到这些科学家们聚会，实在是大有意义。这只能说是人民已经彻底绝望的一个显示，导致大家对一个东西完全失去兴趣，而对另一个东西充满希望。 在这里，这么多留学生对科学社这么感兴趣，也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征兆。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全力鼓励这种兴趣，因为这不仅对他们的智力训练有好处，而且这种兴趣将有助于抵消一种在我们留美学生活动中日益根深蒂固的坏影响。这个坏影响就是我们留学生中的党派政治，目前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我很高兴得到仍然在美的老社员的名单，并将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至于新社员，我想顾毓瑔先生已经把在伊萨卡(Ithaca)入社的新社员名单寄给了你。有十几个新申请书会马上进来。但我们非常缺乏材料和申请表格。请您寄来100份申请表、6份社章、和尽可能多的其他资料。我们将很快整理出一个全体分社社员名单。 良好祝愿， 梅贻琦[17]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梅贻琦对国内政局动荡十分关心，流露出强烈的科学救国的理念。在这里，梅贻琦所强调的不光是科学本身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而且还希望科学社能够作为一个独立于政治党派的公民社会组织对中国社会团结、稳定、进步做出表率作用。可以想象，在梅贻琦心中，科学社所能与党派政治抗衡的不仅是其学术性，而且是其认真组织的公开透明的选举制度。 与梅贻琦这位第一代庚款留学生和科学社早期参与者相比较，当时在美加入科学社的留学生新社员同样关心国内政局，但在他们的思考中专业发展所占的地位要比他们的前辈更多一些。这部分是因为梅贻琦等第一代科学家已经在国内为科学、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的留美学生能够在出国时就具有较高水平，能够在美国读研究生和博士后工作时期做出较好的成绩。 在这方面，汤佩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上所述，他在1930年初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学位时收到梅贻琦邀请加入科学社美国分社。在1931年夏天他在伍兹霍尔(Woods Hole)海洋生物实验室作研究时又被梅贻琦邀请担任当年年会组织委员会的主席。汤佩松马上接受任命，并在回信(英文)中表示出自己爱国和希望推动中国科学发展的热情： 收到您的来信对我来说真是既高兴又感激。我会非常乐意接受您的邀请，担任科学社年会的主席。科学，尤其是中国的科学，一直是我的偏爱(hobby)!所以请您尽管放心，我会尽我所能来奉献于这个事业。 汤佩松在信中与梅贻琦商讨年会的目的、项目和论文数目，并自告奋勇说，如果年会收到论文不够的话，他自己可以贡献一些。他自豪地告诉梅贻琦，他当年就已经有四篇论文发表，马上再有两篇将要完成，再加上他刚生完孩子的妻子马上也有一篇文章要完成。“这样到目前为止就一共有了7篇文章——才一年就这么多还算不错吧!”(11) 一年以后，汤佩松转移到哈佛大学作研究，在学术上仍然保持高产出(“在头一年中即写出了三篇论文”)，但却在一封给梅贻琦的信中流露出自己关于回国的矛盾心理： 我对这里的生活已经厌倦了!我想明年回国!但同时我也惧怕回国，担心回国以后会堕落退化(degeneration)。您有何高见？我在东南大学有一个教授职位在等着我，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赞助的，但听到您讲这个学校的情况以后，我又不太敢答应了。[18] 这里汤佩松所谓的“degeneration”大概既包括社会、生活、人际关系方面的“堕落”，也包括学术上的“退化”。但最后爱国之心战胜了对专业发展的顾虑，他于1933年离开妻儿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12) 三、美国分社创建之后的演化 1930年纽约年会结束以后，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在司选委员会主持下即进行正式选举，到1930年底年底完成改选。梅贻琦再次当选(改称分社社长)，化工专家张洪沅当选书记，另一化工专家王德郅当选会计。[19]1931年9月两会再次在纽约联合举行年会。如前所述，汤佩松受梅贻琦邀请担任科学社年会的主席，并在梅贻琦临时无法与会的情况下代表他在会上致词，但梅贻琦从清华留美监督中拨出20美元作为联合年会的经费。总共有38个两会会员注册参加会议(另有两倍数目的非会员与会)。两会会员比例未报，可能因为有些人同时为两会会员，但在11个技术论文报告中，只有三个是属于科学社的。(13) 参会人数的减少可能与当时美国日益加深的大萧条经济危机有关。即使联合年会的主席、来自工程会的李嗣绵(燕京大学和MIT毕业)也向梅贻琦报告说，他任职的纽约一家工程咨询公司(Waddell & Hardesty Consulting Engineers)已经很久没有生意，估计自己不久可能会被辞退，并向梅贻琦求助。(14)梅贻琦在回信中建议他回国发展： 此前，少数几个年轻人很幸运找到了工作，但现在却看到他们一个一个失去这些位置，真是令人非常气馁。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生意萧条看来是日益加深，大概也没有人知道到底会持续多长时间。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你下个月失去了工作，而且不能马上另找到职务的话，与其在这里等位置，还不如趁着有足够财力之时尽快回国。好几个人已经因为没有趁早这样做而在这里干等浪费了不少积蓄而懊悔不已。[20] 尽管面临上述各种问题，但会后梅贻琦在向杨孝述汇报年会状况时仍然表示乐观。他说今年年会论文是不多，但“会中情形极佳”，“讲者与听者均极重视”。他承诺下一年早日通知年会，力求能征得更多论文，使得年会“更有进步”。[21]杨孝述回信表示“美洲分社自经先生主持以来社务日见发展，不胜欣慰”，并对分社社员收费、寄送《科学》杂志问题作出指示。[22] 然而，就在美国分社走上正轨之时，1931年年底梅贻琦突然被召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由赵元任接任留美监督，在此期间分社社务一度停顿。(15)1932年春天，赵元任写信给上届会计王德郅，询问分社事务。王德郅于5月5日回信说1931年的选举因为选举委员会成员(赵廷炳、吴汝麟、梅贻琦)失联而延误了。“更糟糕的是，因为国内战事[九一八事变]，留学生的注意力完全被移到别处了。”他建议重振美国分社的第一步是选举新一届职员，并答应给赵元任寄去选举表格以及梅贻琦走时留给他的分社资料。[23],[24] 赵元任于1932年5月11日回信给王德郅，答应担当起类似选举委员会秘书的职务，联系选举委员会成员，整理社员名单。[25]但他因为留美监督事务繁忙一直到7月份才有时间组织科学社美国分社事宜，届时再想在暑期年会之前举行选举已经太晚了。[26],[27]7月19日他以科学社总社理事会理事的身份在麻州坎布里奇(Cambridge)召集当地的分社社员开会。会上大家决议在8月29—31日在坎布里奇先开第三次年会以期重振分社。赵元任并任命汤佩松(年会主席)、任之恭、周田、王葆和组成年会委员会组织年会。年会通知由汤佩松草拟、赵元任修改并于7月28日印刷、发行。通知说： 鉴于自从梅贻琦先生(1931-1932选举委员会主席)回国以后本社美国分社活动有所停滞，现在我们有必要在太平洋此岸重整旗鼓来再振我们科学社的活力。 为了这个目的，[总社]理事赵元任博士，在总部的指示下并在与社员丁绪宝、前会计王德郅、以及其他社员磋商以后，开始着手更新整理出一个初步的分社社员名单，并于7月19日在他以[总社]理事身份主持的一个非正式社员聚会上任命下列几位组成一个第三次年会委员会。在年会上将讨论如何正式重建分社。(16) 就这样，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第三次年会如期在1932年8月29日—31日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第一天上午有12个社员以及赵元任夫妇注册，当即召开社务会议，选出赵元任(主席)、汤佩松和当时在康奈尔攻读物理学博士的许浈阳组成选举委员会。下午借地利之便组织参观麻省理工和哈佛的科学实验室和博物馆，并由当时在该两校任教、求学的社员如汤佩松讲解。晚宴上由哈佛动物实验室主任派克尔(G.H.Parker)作演说，然后由赵元任作即席演讲，介绍中国音乐，并由其与两个女儿当场演唱多首歌曲。(17) 第二天上午宣读科学论文，由汤佩松等(包括非社员、非华人作者)宣读12篇论文。当时在密执根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的吴大猷在这次年会上崭露头角，有两篇分别关于离子谱线和势场本征值问题的论文在会上宣读。下午由社员介绍几个领域的最新发展，包括哈佛汉和图书馆长裘开明讲中国农业经济统计研究现状，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周同庆讲最新物理进展，哈佛的周田讲物理有机化学进展。晚上由赵元任主持召开了一个有14人参加的有关中国科学研究的圆桌研讨会，得出四项决议，建议总社协调国内审定科学名词、调查并在《科学》上发表国内所藏各国科学期刊信息、调查中国科学人才并存履历表、调查国内各研究事业现状。第三天由任之恭带领到附近的格鲁塞斯特(Gloucester)观察当天的日全食现象。据说当天大家做出了“许多有意思的观测。并且对这些观测的真实性和意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至于要不是女士成员们急于回家的话，也许大家要在格鲁塞斯特过夜了”。(18) 会后年会委员会在给科学社总部的报告中对年会做出高度评价，并对科学社和中国科学的发展充满希望： 年会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社员们充满了合作和同志般的精神。会议论文从数目和内容来讲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通过这样的聚会，在中国的科学家(scientific men of China)之间的紧密合作感将会越来越强。我们真诚希望，将来的年会会更加成功，整个中国科学社将会永远繁荣不息。(19) 这里在美国分社(和国内总部的)年会上科学家们之间所发展出的平等、合作精神正是像科学社这样的公民社会组织所带来的民主社会性(democratic sociability)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p.304)而且对于当时的中国留美科学家来讲，驱动他们进行交流、合作等社会性活动的动力，除了民主社会的建设以外，还有科学救国的压力。正如许浈阳在稍后不久写给任之恭的一封信中所讲： 鉴于我们的人民和国家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这个事实，我们必须在工作和精神上团结起来，来服务我们的人民和国家。我希望我们在回国以后的岁月里能一直互相激励。(2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述报告显示出女性在当时以男性为主的中国留美科学家共同体中只占了边缘地位，但正如最近的一些历史研究所所揭示，女性作为科普对象对科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28]
图2 1932年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选举赵元任选票 资料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档案资料 科学社美国分社经此赵元任、汤佩松领导下的重组，渡过了因梅贻琦回国所引起的中断，得以恢复运作，但留美人员的大流动性仍然对分社的稳定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1932年10月在赵元任任主席的选举委员会主持下，分社进行了通讯选举，汤佩松当时仍在美，当选社长，任之恭当选书记，化学家周田当选会计。(21)但很快，到了1933年初夏，汤佩松、任之恭和许浈阳都陆续回国。[29],[30] 1933年8月美国分社恢复与工程学会(已改名中华工程师学会)美洲分会在纽约国际公寓举行联合年会。会场门口贴对联：“协力同心致知格物”和“集思广益利用厚生”(取科学社社徽“致知格物利用厚生”)，横批“科学工程”。中国工程师学会美国分会会长欧阳藻在开幕典礼上致辞，强调中国发展科学与工程的紧迫性： 当今日国内外经济军事暗斗愈激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最近之将来恐终不免。欲谋中国之生存，须从速利用现代化，以裕民生，力固国防，以免蚕食。欲达此种目的，端赖科学与工程。愿科学与工程同志，互相共勉，向此两途努力焉。(22) 在开幕式上赵元任并发表“方言学在科学与工程上之重要”演讲，提倡在科学中用白话以求表达简洁实用。论文包括丁绪宝和何增禄的“创办中国科学仪器厂”等。吴大猷又一次提交了两篇论文(“重元[原]子‘f’能层之量子差”和“二氧化碳之红外吸收光系”)但可能没有亲自出席。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则成为这次和以后几次年会的关注重点。(23)会后选举出职员：周田任社长、吴大猷任书记、化学家熊学谦任会计。(24) 1934年两会联合年会仍然在纽约国际公寓举行，日期为8月31日至9月3日。联合年会委员会在为年会手册撰写的“引言”中解释年会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急需受过科学与工程训练的男女人才……[但是]只有我们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团结成知识战友(intellectual comrades)时才能应对我们共同敌人—我们国家的经济落后—并为国家作出最大的贡献……[年会]给与我们机会，不仅用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使得我们建立起一种团队精神，来伴随我们将来所从事的所有事业。(25) 1934年的选举选出哈佛汉和图书馆长裘开明为分社社长、宾州大学的物理学家陈世昌为书记、耶鲁的动物学家高尚荫为会计。[31]按照裘开明的建议，高尚荫定制了专门为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公务所用的信纸，从1935年初开始用。[32],[33]在这段时间杨孝述从总部致信陈世昌，称科学社正在国内为“科学化”运动努力，新发行的《科学画报》发行上万份，希望美国分社帮忙收集通俗科学读物。[34]在1935年加入科学社美国分社的新社员包括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遗传学家谈家桢。(26) 1935年初裘开明与位于纽约的华美协进社负责人孟治取得联系，由其帮忙与清华留美学生联系，但1935年5月陈世昌和高尚荫离美赴欧影响了暑期联合年会的计划。[35],[36]联合年会如往年在纽约国际公寓召开，会期是1935年9月11日—14日，其中一个特殊节目是由裘开明介绍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另外，如上年一样，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工业化的专题讨论。(27)至此，“北美分社档案”以裘开明1935年—1936年社长卸任、1936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而结束，此后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的历史尚待进一步考察。(28) 尽管这些资料只是涵盖了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在1930年重建及此后短短几年的历史，但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中国科技事业早期重要人物、组织历史的珍贵史料，和一个了解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的有意义的视角。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一直有着广泛的跨国因素，科学专业精神和爱国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科学家的两个强大驱动力，而自我管理是以科学社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科学家共同体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贡献。 (致谢：本文根据作者2015年10月25日参加“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成立百年纪念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扩充而成。一个早期的简短版本于2016年1月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总第1493期第5版上。感谢张剑教授组织此次会议并对文章提出宝贵修改意见、高晞教授在会上的中肯评论、以及其他与会者的讨论、交流，也感谢燕京图书馆长郑炯文先生、馆员杨丽瑄女士和马小鹤先生、访问馆员张耀蕾(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帮助，感谢《社会科学报》编辑博芬和《自然辩证法通讯》诸编辑的耐心支持。) 注释： ①赵元任致杨杏佛，1924年1月17日，转引自杨小佛，“回忆科学社二三事”，《科学》，2005年第1期，第41-43页，引文在第41页。 ②标点符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③Chi C.Wen to Mei,February 12,1930，北美分社档案(无标题资料夹)。闻亦齐1925年赴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留学，1931年获得医学博士毕业后回国在南京中央医院内科工作，但半年后自己在武汉开诊所，1951年起任武汉第二医院内科主任，1956年去世。见雷敏功，《苍生大医闻亦齐》，《武汉文史资料》，2004年第1期，第16-24页。闻亦齐信中只提到李姓同学但应该指的是李克鸿，因为按照《中国科学社社员录》(收入“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档案资料(一)”(下作“北美分社档案(一)”))，闻亦齐和李克鸿在芝加哥同一个地址(见第127和130页)。李克鸿1927年赴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学习，1933回国，1947-1957年间担任协和医院院长，但1957年被打成右派。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1994年)，第202-204。马祖圣编著，《历年出国/回国科技人员总览(1840-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9页；北京协和医院网站http://www.pumch.cn/news1/lsyg/ljyz/，2016年1月阅览。 ④H.Y.Chang to Y.C.Mei,February 16,1930，北美分社档案(无标题资料夹)。关于张洪沅，见川桦，《中国化学工程教育奠基人——张洪沅》，《化工管理》2013年第17期。 ⑤关于中国化学工程学会起源，参见“中国化学工程学会1930年发起创立珍贵文献(程耀椿、张洪沅、顾毓珍等)”http://www.booyee.com.cn/bbs/thread.jsp?threadid=1049187&forumid=96，2016年1月查阅。 ⑥T.Y.Kao to Mei,February 17,1930，北美分社档案(无标题资料夹)。关于高济宇，参见胡宏纹、陈伟兴，“为我国化学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高济宇”，《光明日报》2005年12月5日，2016年1月在光明网上阅读：http://www.gmw.cn/content/2005-12/05/content_338532.htm。 ⑦T.S.Hsiung to Mei,February 24,1930，北美分社档案(无标题资料夹)。关于熊大仕，参见刘建平，“中国兽医学教育蓝图的设计大师——记中国动物寄生虫学奠基人、中国现代兽医教育先驱者之一熊大仕教授”，载中国农业大学档案与校史馆网站http://archives.cau.edu.cn/art/2015/3/30/art_12848_365769.html，2016年1月阅读。 ⑧关于黄美玉(Asta Ohn Gee)，见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Register of the Academic Year 1932-1933,v.2(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33),74,accessed from books.google.com in February,2016.关于高君珊，见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研究室编《上海社会科学界人名辞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0页。关于曹简禹，见宜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等编，《宜兴海外乡贤 宜兴文史资料第29辑》，2003年，第194-196页。关于方雪琼，见孙艳魁，“战时儿童保育会与难童救济”，《民国春秋》，1996年第2期，第12-15页；台北荣民总医院数位院史馆网站http://history.vghtpe.gov.tw，2016年3月阅读。《中国科学社社员录》(1930年)“美国分社社员附录”，在北美分社档案(一)。 ⑨张文华、厉小英，“厉德寅传略”，浙江省东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7年，第55-57页。厉德寅致“佩星仁兄”[当为汤佩松名字从英文翻回中文之误]，1932年8月12日，北美分社档案(四)。厉德寅为竺可桢远亲，其夫人蒋硕德为竺可桢第一个夫人张侠魂五姐张淑嘉之女儿。见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71页。厉德寅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1958年因为建议“加强数理统计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而被划为右派，1976年含冤去世。见张文华、厉小英，“厉德寅传略”。 ⑩厉德寅致佩星[汤佩松]，1932年8月12日，北美分社档案(四)。厉德寅在该信中说他没有收到梅贻琦回信，但北美分社档案里有厉德寅分别于1930年11月26日和1931年8月27日致梅贻琦的信，以及一封梅贻琦1931年9月4日给厉德寅英文回信拷贝，但有可能因为地址错误而没有收到。三封信都在北美分社档案(三)里。 (11)汤佩松致梅贻琦(英文)，无日期但应该是1931年8月初，北美分社档案(三)。据汤佩松，《为接朝霞顾夕阳——一个生理科学家的回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汤佩松的第一任妻子名字为黄翠梧，为加拿大华人。 (12)关于汤佩松个人及妻子和家庭后来的坎坷经历，见汤佩松，《为接照霞顾夕阳》。 (13)工程学会美国分会会长顾毓珍致梅贻琦，1931年6月16日；Richard S.M.Li(李嗣绵),"Join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Chinese Engineering Society,American Branch and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American Branch General Report," October 17,1931; Eugene Koo(顾毓珍),"Join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Chinese Engineering Society,American Branch and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American Branch Technical Paper Session,"没有日期但应该是1931年10月，北美分社档案(一)。 (14)李嗣绵致梅贻琦(英文)，1931年9月21日，北美分社档案(三)。关于李嗣绵燕京和MIT背景，见王炳根著，《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〇〇—一九五一)》，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第206页。 (15)关于梅贻琦被招回清华，见黄延复、钟秀斌著，《梅贻琦画传》，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9-40页。 (16)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第三次年会委员会致科学社社员和科学界朋友(英文)，1932年7月28日，以及汤佩松致赵元任，两封，没有日期但应该是1932年7月中下旬，赵元任致汤佩松，1932年7月28日，北美分社档案(一)。 (17)关于此次年会经过来自《中国科学社第十七次年会纪事录》(1932年11月)书末所刊10页“American Branch”各项资料，北美分社档案(一)。 (18)《中国科学社第十七次年会纪事录》“American Branch,”第5-7页。不清楚是否所有论文作者都到场还是有论文由人代读。 (19)《中国科学社第十七次年会纪事录》“American Branch,”第7-8页。 (20)许浈阳致任之恭(英文)，1933年5月28日，北美分社档案(三)。许浈阳1918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物理学士学位后回国，在岭南大学任教，1929年再次赴美，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33年经欧洲回国回岭南，1948年返回康奈尔任物理客座教授，1952年在美去世。见“留美博士——许浈阳”，载广东翁源县政府网站http://www.wengyuan.gov.cn/wygov/mrwh/20070828/126318.html，2016年3月阅读。 (21)《中国科学社第十七次年会纪事录》“American Branch,”第10页。 (22)“中国科学社、工程师学会美洲分会社联合年会纪事”，载《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纪事录》(1933年)，第105-117页，引语在第106-107页，北美分社档案(一)。 (23)“中国科学社、工程师学会美洲分会社联合年会纪事”，载《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纪事录》(1933年)，第105-117页，北美分社档案(一)。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American Section[and]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American Branch Joint Annual Convention,New York City,August 24-28,1933 Program and Abstracts of Papers，北美分社档案(三)。 (24)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American Section[and]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American Branch 1934 Joint Annual Convention,August 31-September 3,1934,International House...New York City,Program and Abstracts of Papers，第18页，北美分社档案(三)。 (25)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American Section[and]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American Branch 1934 Joint Annual Convention,August 31-September 3,1934，第2页。 (26)谈家桢入社卡，无日期但根据前后资料判断应为1935年，北美分社档案(二)。 (27)1935 Join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American Section and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American Branch…Newr York…September 11-14,1935，北美分社档案(三)。 (28)裘开明于1938年再次回到哈佛汉和图书馆，1977年在美去世。见程焕文编，《裘开明年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和董中锋，《华大精神和人文底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华美图书馆学家裘开明”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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