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政治革命观的重新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作家论文,政治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对革命做了多方面的理论阐述与经验总结。在认真学习经典作家有关革命的论述时，发现经典作家们在论述革命时，特别强调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因素的根本意义，体现了其理论的历史、辩证及唯物的特性。这就为我们研究中国革命提供了基本方法，而不是过去那样只强调阶级之间的冲突与斗争。本文拟从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革命的胜利及革命的意义等方面，给予爬梳整理，以求对经典作家的政治革命观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并注意学习他们观察社会、揭示矛盾、剖析革命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而更好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高我们明辨是非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一、关于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根源的论述与分析
这里讲的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指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夺取统治权的武力斗争，是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的激烈变革。
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根源问题，是研究革命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搞不清楚，其它有关革命的问题就无从谈起。经典作家对此有着较多的论述。在他们看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发生是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结果。马克思在分析法国革命时曾谈到，“农业的这种困苦状况，加上商业的萧条，工业的停滞以及仍然在威胁着的财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的思想状况。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以及通常相随而来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27页。）列宁也曾多次讲过革命的发生必须在整个社会危机尤其是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极端严重的基础之上。
据我理解，经典作家所论述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广大下层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难以维持基本生计，即发生生存危机；二是指社会生产尤其是新质的生产力向前发展障碍重重，从而出现发展危机。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往往引发革命，但最终归结为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各种需要的不能满足。所以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进而他得出革命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在经典作家关于革命的论述中，单是生存危机而导致的暴力运动不一定都是革命运动，他们在论述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时更注重发展危机。这种发展危机一方面包含新因素的一定发展，一方面是指发展的制度性受阻，最终引发出为新因素顺利发展开辟道路的革命。总之，由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相互作用而演化为政治危机，是革命发生发展的一个基本途径。
相对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革命，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民族危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构成这些国家进行革命的一个基本的因素。被侵略国家该不该进行反抗侵略的革命，近年来也被质疑，而且对立的观点都是从马克思那里引经据典，因此有必要重新学习马克思关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侵略问题的论述。马克思是辩证地谈论这一问题的。一方面，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客观上打破了落后国家封闭的大门、使落后国家开始向世界先进文明靠拢的事实，但也同时指出了这些侵略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所带来的各种灾难。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时，曾指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并断言：“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但他也鲜明地指出，英国破坏了印度的整个社会结构，印度失去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1-772页。）毋庸讳言，这个时候的马克思，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较深，还没有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目标的统一性与实现道路多样性的并存。在他看来，为了实现更加美好的社会，落后国家的人民必须忍受被先进国家侵略奴役剥削的事实，等到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并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时再起来革命。但马克思到了晚年即19世纪80年代前后，看法有所改变。他通过实际材料看到，英国侵略所带来的少许积极成果都淹没在他们对印度的暴行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浩劫中，以致越来越支持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外国的殖民统治，同时也改变了过去他所认为的落后国家必须经过令人痛苦的资本主义阶段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马克思1877年11月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表达了东方落后国家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他认为《资本论》所论述的是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所以明确表示，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耻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2页。）所以我们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摘引马克思的片言只语作为立论的根据，而应对马克思思想的整个发展历程有所了解，然后把握其基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作为同情人民、憎恨剥削与不平等、为世界劳苦大众奋斗终生的革命家，马克思在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更注重革命实践，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层出不穷的经验事实而不断修改着他的革命理论，因此其革命理论存在着从早期到晚期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我们需要动态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神实质。
革命的发生虽然是由各种社会危机造成的，但这些危机最终将转化为政治危机，即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与斗争。阶级之间斗争的尖锐化的结果则是革命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所以经典作家在分析革命事变时，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去分析各社会阶级与阶层的状况。在阅读马克思与恩格斯等人关于革命方面的文章时，可以感觉到他们总是采用阶级分析法来考察革命运动。这也是当前我国革命史学界分析革命运动的主要方法。但是经典作家远不限于贴标签式的单纯的阶级分析，更注重不同阶级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产方式的考察。
在经典作家看来，“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3页。）他们认为，革命运动发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诸种危机的发生是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只有通过对这一矛盾运动的彻底分析，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揭示出社会演化与革命的真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因素中，又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它相适应，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主动与被动地不断适应生产力的过程中，社会才发生着变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的概述，其中阐述了生产力与革命的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这一段话论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始动因素，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冲突的基础上，革命才有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新生产力不断发展并遇到阻碍时，革命才有产生的历史根据。所以在论述革命的发生发展时，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发展的受阻必须讲全了，才是对经典作家关于革命论述的较全面和较准确的理解。
对革命的根源进行分析时，首先注重经济分析，总是从一定的经济状况出发来理解和说明历史，认为各种事件本身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冲突的反映，这成为马克思理解历史和事件的基本线索。在分析革命运动时，重视对生产力进行考察，重视对经济分析，坦率地讲，这一点我们做得很不够。由于没有对经济因素给予透彻的考察与研究，以致阶级分析缺乏深度，往往陷于千篇一律的公式般的定性上。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一谈就是双重属性，看不到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事件上其态度的变化；一谈工人阶级，就是革命最彻底最坚决者，而不能很好地了解不同时期和不同事变中工人革命热情的变化。事实上，每个阶级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环境中，有着不同的利益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当其利益关系受到巨大损害时，都有可能改变过去固有的态度，从而采取与以往相反的行动。连腐朽的清政府，一贯反动的军阀及一度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人民的蒋介石集团，都有维护民族利益的行为，而这些行为通过经济的分析可以得出明确的答案，而一般的阶级分析往往使人迷惘。
忽视生产力及经济的研究，可能与人们下意识地认为中国生产力发展落后，其与革命的发生联系不大，从而难以用生产力的发展解释一次次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有关。这种认识仍然在于对经典作家革命理论的误解。在生产力与革命的关系方面，马克思虽然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对革命产生的根本促进作用（亦即强调生产力对革命的制约作用），但并不是说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落后国家，没有他所讲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同等水平的生产力，就不能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页。）。所以，在分析革命时，不能因为强调生产力对革命的重要性而将生产力水平绝对化。不是非到某一规定的生产力水平，革命才会发生。事实上，历史是复杂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未必一定引起革命，因为随着社会物质的富裕和统治阶级自我认识的提高，其主动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也有可能增强；但是真正革命的发生必须建立在新生产力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之上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要防止这样一种观念发生，即拿中国革命进程中生产力一直较为落后，认为经济因素在革命发生发展的行程中无关紧要而加以忽视，从而忽略了革命发生发展过程中这一根本因素的研究，难以将近代百年中国革命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决不是经济唯一决定论者，在分析社会事变时，他们不仅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也十分强调对整个社会状况进行细致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分析具体历史事变时，从来都是建立在对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承认社会事变是社会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因素对具体事变的作用，有时起直接的影响，但更多的时候，是间接地起作用，表现为一些附带的形式，其决定作用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历史是多个意志相互冲突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697页。）。所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要了解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历史唯物的，也是辩证的。在分析历史事变时，既要坚持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又要有系统论的观点，即社会变革是社会各因素交互作用共同决定的产物，是社会诸因素长期演化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容易陷入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在分析具体问题时，也不是生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用以剪裁内容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使之变得没有血肉，而是全面掌握有关事变的全部细节，进行研究，否则将看不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二、关于革命胜利及其意义的论述与分析
真正革命的胜利，从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应包括两个方面：政权的转移与制度创新。没有制度创新的革命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如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革命取得胜利所具备的条件虽然与革命的发生有许多相同之处，但较后者需要更多和更成熟的主客观条件。它不仅要求被统治者发生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还要求统治阶级自身出现种种危机。“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事实上，社会发生全面危机，只能说是革命客观形势的成熟，还不一定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要真正取得胜利，还需要社会新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与革命力量的壮大。列宁曾作过总结：“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注：《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页。）马克思在论述革命的胜利时也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巨大制约作用。1859年马克思对革命发生的规律作出总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对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马克思总的意思是强调生产力对革命胜利的重大制约作用，没有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即便由于社会危机重重导致革*
的爆发，甚至革命的阶级夺取了政权，也往往是暂时的，只有建立在生产力一定发展的基础上，革命才能实现制度创新，才能长期稳固。总之，在经典作家关于革命的论述中，对生产力十分重视，认为生产力是革命发生、发展乃至胜利的根本因素。具体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需要我们重视新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考察，因为这是革命取得胜利所必需的基础；另一方面需要了解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生产力仍然落后的现实，才能进一步理解革命后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的伟大意义。过去中国近代史学界盛行“沉沦”观，以此说明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是误区。没有新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主要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发生发展乃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所谓新制度的建立更无从谈起。这样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也就难以讲清楚。事实上，中国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从其产生的那天起，至1937年，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即便在抗日战争时期，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并非一直处于衰落的境地。正是不断扩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了近代百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及革命的根本任务（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才由此而得到规定。
革命力量的壮大主要表现在先进革命阶级的不断发展、广大群众革命觉悟的提高与革命积极性的增强、革命领导集团形成及革命理论的成熟等几个方面。
先进革命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是随着新的经济的不断增长和新的生产关系的日益扩大而实现的，但队伍的壮大与革命阶段的成熟并非同步。革命阶级还必须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及革命斗争实践的长期锻炼，才能日益走向成熟。广大群众能积极参加革命，除了发生生存危机及发展危机外，还需思想觉悟的提高。这就要求先进的阶级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和思想启蒙，只有这样，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汇聚在革命的大旗下。对于革命理论的重要性，经典作家有过许多论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群众，“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总之，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不管是对广大革命群众的启蒙与动员，还是革命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革命政党及其领导集团的形成与成熟。由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形成与不断成熟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革命的胜利从来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准备和争取，反动的统治阶级没有一个愿意自动退出政治舞台的，它需要革命力量的打击，没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难以取得革命的胜利的。
经典作家们还论述了国际环境对一国革命的影响作用，即把一国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放在全世界形势变化的宏阔视野中去考察；也多次论述了战争对革命的催化促进作用，这都为我们剖析革命提供了指导。
总之，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是社会多重因素相互影响与作用的结果，只有上述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都成熟以后，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革命的意义。历史是曲折的复杂的，社会的发展不可能一直处于和风细雨之中，有时是演化式的渐进，有时则是革命式的突进，且革命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革命到底对历史的发展有何作用，也是研究革命时应注意的重要问题。经典作家对此也有较多的论述。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且“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面对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简化和集中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的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在经典作家看来，革命与暴力在社会的演化与进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决不能因为革命有流血牺牲而完全否定它，应区分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暴力是为被阻碍的生产力开辟道路，是以最快捷的方式建立为新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而提供保障的新的社会制度，一句话，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最终使人类达到理想之境。列宁曾提出：“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仍然象任何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却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由于帮助破坏了特别有害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了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而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经典作家们决不是毫无条件地赞扬暴力革命的形式而完全否定改良。他们认为，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且遭到现存的腐朽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阻碍且统治阶级不思改革从而难以发展时，才需使用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制度的转型，否则暴力只能给社会带来破坏，不属于革命。他们也决不排斥和平的渐进的改良方式，但是历史的事实往往是：一个已经腐朽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没有愿意自动退出统治舞台的，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实现政权的更替。改良在社会正常的发展状态下起作用，但它解决不了积重难返、恶性循环的困境，如果这种方式在社会转折关头能有所作为的话，也只能是革命力量壮大、革命形势严峻下的结果。“任何改良，如果没有革命的群众斗争方法加以支持，都不可能是持久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注：《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将革命与改良完全对立起来，肯定革命就完全否定改良或肯定改良就全盘否定革命的极端化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革命事件与运动进行科学研究，就必须首先重视社会生产力及经济因素的研究，重视生产力与陈旧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分析，这是研究和理解革命运动的根本。因为，革命的发生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进步，革命的真正胜利也必须建立在新的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革命的根本意义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正是新质的生产力从根本上推动着社会矛盾的展开与激化，决定着社会的性质与革命的性质，从而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以其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取得了不同的性质与意义。但是生产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一切问题，还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与方法，深入到具体事变的细节中去，找出具体事变发生发展的特殊原因，这样才能对历史事变给予更为准确的解释。在二者的基础上还要对社会整体给予考察，从合力和社会诸因素交互作用的更为广阔的角度去把握历史事变的背景、原因与意义，从而做出更为全面深刻的论述。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将社会整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在归根到底意义上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与经济因素的考察，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三个层次上对历史事变做出科学的解释，否则在分析历史事变时，将会陷入经济唯一决定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及所有因素决定论的境地，最终把历史事变的发生发展推向唯心主义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