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定位:20世纪西方青年文化的视角_政治论文

危机与定位:20世纪西方青年文化的视角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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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社会来说,20世纪既是一个危机四伏、矛盾冲突不断的世纪,又是一个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世纪;既是一个西方青年主流文化日趋衰退的世纪,又是一个西方青年文化成长发育的世纪。每一次社会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西方青年文化的发展和转型。从现代社会危机与西方青年文化的关系角度,透视西方青年的文化取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论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西方青年文化演变的脉络。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与西方青年的文化取向

20世纪初,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开始。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出于扩大市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需要,急于发动战争,给本应是朝气蓬勃的世纪初蒙上了战争的阴影。这一时期,作为社会主要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的潜在主体,青年的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1904年,美国心理学家G·S·霍尔的《青年期》问世,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青年研究的开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本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两次严重的社会危机。1914年,持续了三年多时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这场战争的影响,西方青年的主要文化取向表现有三:一是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二是狂热的政治思想主义的勃发;三是物质享乐主义开始盛行。

首先,经过血与火、生与死的战争洗礼,西方青年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西欧各国的士兵起义,标志着青年士兵从战争中清醒过来,在自我反省中走上用暴力推翻本国政府的革命道路。英国青年和工人在战后发动的“不许干涉俄国”运动,表现了部分西方青年对国际事务的关心和可贵的政治热情。在战争灾难面前,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拯救者,表明西方青年开始走上独立之路。

其次,战争煽动起狂热的民族主义激情,西方青年的政治理想主义迅速高涨,加上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意、德、日三个国家相继以不同方式被推上法西斯主义道路。在意大利,青年并不满足于战胜国的地位,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下层社会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使青年产生了自己是救世主的幻觉。意大利青年这种狂热的政治理想很快就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所利用。1922年10月,5万青年组成的“黑补”军团进军罗马,导致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法西斯国家。在战败国德国,青年的政治理想主义也是为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和伪装的社会主义所迷惑。青年的政治热情成为培植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并最终帮助希特勒走上政治权力顶峰。在日本,在青年军人的步步紧逼下,于1936年通过“二·二六政变,也将国家推上了彻底的军国主义的轨道。这三个国家本来就有深厚的封建专制基础和家族制传统,“一战”激发了青年的民族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经济萧条的沉重打击导致青年对现状的更大不满,法西斯主义被狂热的青年视为救命的稻草,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登台亮相的历史契机。因此,青年文化在其中所起的助长作用不容忽视。在美、英、法等国,部分青年也受到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浸染,建立了法西斯组织,如在美国以林登伯格为代表的美国法西斯势力十分活跃,赢得了上百万青年的支持。然而,更多的青年则赞成对社会进行改良,积极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措施,反对用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方式取代民主主义。由于“新政”得到大多数青年的支持,社会基础广泛,措施得力,从而阻止了法西斯势力的上台,使美国避免了法西斯政治的灾难。英法两国经历了大体相似的道路。

最后,在美、英、法等以个人主义为主要文化特质的国家,“一战”使青年饱尝了政府的欺骗,他们讨厌政治高调,痛恨战争,但又感到对现实无可奈何,形成冷漠的政治态度。从而引导青年选择了及时行乐的物质享乐主义,以逃避现实政治。一方面,20年代后经济的增长,物质的富足,和平的环境,使他们能安稳地坐下来享受产业革命带来的果实。另一方面,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主导下,他们偏向于自我的需要和实现,并选重物质满足的幸福观念,使早期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基本精神之一的勤劳节俭观念受到挑战。但是,1929年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萧条割断了优裕物质生活的供养脐带,大批企业破产,失业青年成为失业大军的主体,从物质享乐中逃避现实的享乐主义取向受到抑制。对社会动荡和物品匮乏的体验,强化了青年社会救世主的幻想,政治化倾向进一步加强。但是由于各国的选择不同,很快形成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峙的局面。与此同时,相当多的西方青年在大萧条的冲击下选择了颓废主义的人生取向。他们关注自身的职业和个人前途,政治热情不高。他们不满现实,但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为了生计,他们四处奔波,但却找不到工作,只好四处游荡,无所事事,走上颓废的生活道路,这部分青年在当时的西方各国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在美国,30年代的青年成为“失掉的一代”,代表了社会动荡时期西方青年文化取向的另一个层面。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西方青年的文化取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毁灭人性的侵略战争。战争结束后,西方社会在新技术革命的促动下,从5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为期20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推动着西方国家进入高度工业化社会,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高度工业化影响,西方青年的文化取向有三个突出的方面。

一是享乐主义的物质取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享乐主义的物质基础;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点为西方青年的物质幸福提供了文化价值基础;战后的和平环境和青年对美好的未来生活的心理预期,提供了享乐主义的安全和心理保障;厌战、反战和政治热情的宕落,促使西方青年越发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这四个因素驱动着西方青年向物质享乐主义转向,如对高档的住房、漂亮的小汽车、高薪的职业等舒适的物质生活孜孜以求,甚至沉靡于吸毒、性放纵,表现了这一时期西方青年的个人第一、享受第一、物质第一的价值取向。

二是以学生“造反”运动所代表的政治理想主义取向。西方青年的政治热情在“二战”结束初期的反省中冷却下来,厌战、反战的情绪占据了上风。60年代是西方社会学生“造反”运动汹涌澎湃的年代。学生运动奏响了西方青年独自起来推翻和改造社会的最强音,标志着西方青年文化向政治行动主义转型。这场运动首先从美国的大学发端,其导火线是青年对越南战争的厌倦和不满。从1964年到1968年的五年时间中,全美所有大学的数百万名学生都参与了罢课。在初始阶段,学生要求政府作出结束对越战争的允诺,但政府的立场强硬,招致学生的更大不满,行动不断升级,暴力行动时有发生。在这期间,学生运动的目的也由改良社会变成了推翻政府,并提出“要争取革命化的美国”等政治口号。美国的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以此为契机,西欧和日本的学生运动也如火如荼。其中以法国的“五月风暴”最为引人注目。在运动中,上千万法国工人(几乎等于法国所有劳动力)为学生运动举行了同情罢工,致使法国政府机构陷入长达一个月的瘫痪。作为结果,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放弃连任总统的竞选;在法国,学生运动迫使政府作出让步和戴高乐一年后的下台。值得指出的是,学生运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其他阶层的支持,因而随着政治热情的降温,很快消散于享乐主义的颓废运动中。

三是“波普文化”(Pop Culture)所代表的颓废主义精神生活取向。享乐主义在西方青年中不是孤立的,它必然在精神生活中有所表现。在文学领域,50年代英国的“愤怒的青年”和美国的“垮掉的一代”两个“新青年文学”流派代表了这一时期的青年文学。它们从不同角度刻画了这一代青年的茫然、困惑和苦恼,描述了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疏远及青年与社会现实的隔离。60年代,“跨掉的一代”为青年群起效尤,成为这一代青年的指称;在音乐领域,“波普音乐”(Pop Music)经久不衰。从50年代的“甲壳虫乐队”到其后的“滚石乐队”、“重金属乐队”,每当一个流派走上为人熟悉的老路,就会有新的流派代之而起。因此,“波普音乐”(即流行音乐)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代表了60年代后西方青年的音乐文化。而其所以能够长久地赢得青年,原因在于它的反叛性和开放性,这与青年不满现实、不断追求的本质特点相一致;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英国的“朋克” 和美国的“嬉皮士”颇具典型性。他们穿着怪异、行为怪诞、吸毒、蓄发,代表了这一代青年对现实消极反抗的心态,表达了他们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叛。

此外,这一时期的西方青年在女权运动、反种族隔离、吸毒、性解放等方面也相当活跃,并在妇女权利、两性关系、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利等方面反叛了西方主流文化的价值规范,展示了西方青年文化的主体性,表明西方青年文化正逐渐走向成熟,并向纵深方向发展。

三、全球危机与西方青年的文化取向

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是以美苏对抗为主体、以“冷战”为特征的全球政治危机时代。同时,科技发展和工业化的结果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人类生存危机问题突出,世界进入全球生态危机时代。受危机的影响,西方青年的文化取向在70年代后也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及相对温和的特点。

反核、反战、和平运动、生态运动是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青年的重要文化取向。美苏军备竞赛带来的战争威胁和对核战争的恐惧,使西方青年的和平意识、安全意识上升。面对人类生存危机,西方青年站在思维变革的前沿,以青年为主体的绿色和平运动组织和80年代初建立的绿党倡导反核、反战,呼吁保护生态环境,提出了“生态安全”和“地球意识”,在西方社会乃至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西方各国中,拥护裁军、反对核军备竞赛的青年超过80%,范围和影响都很大。

70年代后,西方青年文化的发展相对平静。这一代青年被称为“自我的一代”(Megeneration)。他们的人生取向是“自我主义”(Meism),其特点是更加强调个人价值和自我实现。他们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和个人需要,把财富上取得成就看作个人奋斗的重要目标。同时,他们还醉心于自我完善,重视职业的选择,特别偏向于选择最能挣钱的职业和专业,如商业管理、医学、法律等。80年代后,“雅皮士”(Yapies)的生活方式十分流行。他们娱乐人生、厌倦世界、逃避现实,奉行“决不要相信一个没有3万美元的人”的人生信条,表明相当数量的西方青年在享乐主义的取向上又向前跨出了一步。

宗教信仰的复苏是70年代后西方青年的又一个重要文化取向。学生运动的失败使西方青年感到迷惘和无能为力,颓废的精神生活又使他们失去了理想和精神目标。70年代中期,在美国大约有300万青年参加了300个校园宗教组织,宣称信仰宗教的青年人数日趋增多,反映了他们寻找失去的精神家园的强烈的心理。据调查,在1987年,有90%的美国学生宣称信仰宗教,表明西方青年的宗教意识在增强。

在当代,西方青年的政治取向日趋保守,政治自由化倾向持续减弱。据调查,80年代中期只有不到3%的美国大学新生声称支持左派,接近80%的新生却保持所谓的“中间立场”。但是,学生运动并没有划上句号。比如1984至1986年发生在美国的“撤股”运动虽然只有几千名学生参加,没法同60年代的学生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媲美,但用美国学生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这一运动也算不小。而且,有相当多的青年关心海湾战争,苏联和东欧事件以及非洲国家的种族冲突,而参与到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人数更多,如每年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参与纪念马丁·路德·金的活动。

90年代,接近世纪之交。受“世纪末”情绪的影响,特别是苏联、东欧事件的影响,西方青年中的忧患、焦虑情绪和政治冷漠、娱乐人生的价值取向或人生态度颇有市场。“冷战”的结束,使意识形态的对抗减弱,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传统的价值主导型政治外交向利益主导型政治外交转变,迫使更多的西方青年更为关注个人前途和命运。在时局的动荡变化中,世界和平和人类生活的国际化趋势,迫使西方青年不得不从全球角度来思考世界文化和青年文化的发展。但主导其文化倾向的是西方价值观念。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构筑新的世界秩序,并以其独特的方式来看待和考察世界。这和世界其它文化(包括青年文化)无疑是有矛盾的。因此,今后一段时间,西方青年中的物质享乐主义、政治化、颓废主义精神生活取向都会占有一定的市场,继续展示文化取向的多样化、个性化,构成西方青年文化发展的特点。依据有两点,一是国际、国内的和平环境,二是西方青年文化日渐成熟,个性化、多样化是其必然要求和外在表现。

四、危机与取向中的几个基本特点

在20世纪的社会危机与社会发展的交错变幻中,西方青年文化从西方主流文化中脱胎出来,逐步走向成熟与丰满。在危机的挑战和青年的应战中,西方青年都能及时感应时事,站在社会观念变革的最前沿,及时调整文化取向,表现了西方青年的挑战性、主体性和独立性。这是第一个特点。

纵观西方青年文化的成长历程。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取向、物质上的享乐主义取向、精神生活上的颓废主义取向三者总是交替出现并主导西方青年文化的发展,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点。当经济发展顺利、社会稳定时,西方青年中的享乐主义、颓废主义文化取向就突出;当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动荡时,西方青年中的政治理想主义取向就突出。每次大的危机的到来及其以后的青年文化发展都是如此,这是第二个特点。

在西方青年文化的发展中,对主流文化的反叛是一个突出的特点。20世纪的西方青年文化是不断同西方主流文化抗争的文化。在同主流文化的抗争中丰富其个性,逐步树立起独立的文化模式特点,摆脱对西方主流文化的顺应主义模式,并抛弃正统的早期资本主义新教伦理,代之以西方青年的文化特质。这种演变更替,完全符合个人主义社会的文化特点及其发展。

同样突出的是,在20世纪的社会危机与西方青年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互哺性特点,即两者互相汲取养料、相互促长。比如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从来就是青年文化的精神支柱,这是缘自文化母体的遗传特质,曾经作为青年文化象征的流行音乐、性解放等在70年代后却与西方社会溶为一体,表现了两者的互哺性特点。

以上四个特点,在认识和把握西方青年文化时必须给予重视和关注。否则,就难以对西方青年文化准确定位。原因在于西方青年文化毕竟与西方主流文化有着割不断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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