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及执行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年论文,中国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F123.3）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已于1995年胜利完成。1996年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回顾各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情况，展望“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并将我国各个五年计划加以比较分析，有助于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坚定信念，以崭新的姿态迈进21世纪。
一、各个“五年计划”编制执行概述
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是1953年至1957年。“一五”计划的编制始于1951年，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等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参照苏联的建设经验制定的。“一五”计划先后共编了五次，1955年2月编制完毕。同年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一五”计划规定的基本任务：第一。建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第二，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第三，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计划规定，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使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7%；农业和副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3%，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1／3左右。钢产量达到412万吨，粮食产量1928亿公斤，棉花3270万担。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到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每年增长4.5%，其中粮食每年增长3.5%。“一五”计划的实施，使国民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初步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是1958年至1962年。1956年初，国家计委编制了“二五”计划的建议数字。同年9月提议中共八大一次会议通过。“二五”计划从整体上比较适当，但有的指标还显得过高。1958年刚开始执行，就受到“大跃进”的冲击。紧接着1959年庐山会议又“大反右倾”，加之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又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几百个合同，整个计划被冲掉了。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又退到1957年的水平。特别是农业下降幅度很大。
第三个五年计划。原应从1963年开始，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都按此时限作了准备，并拟定初步方案。但由于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自1960年冬之后开始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方针。后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决定自1963年初开始，再用三年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因此“三五”计划推迟到1966年开始。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毛泽东主席提出从1964年下半年着手部署三线后方工业基地的建设，并于1965年初成立专门组织，具体负责“三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因此，“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与最初的设想有重大改变。最初提出的任务是按照农、轻、重的顺序，要求在“三五”计划期间，一是按不高的标准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二是兼顾国防。后来由于美国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中共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据此，1965年9月提出的“三五”计划草案，改为突出强调内地建设，要求逐步改变工业布局，集中力量尽快把内地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建设起来，使之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后方。提出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国家基本建设投资5年共850亿元。“三五”计划执行的期间是1966年至1970年。这一时期，国民经济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和破坏，到了1970年，部分计划指标完成或接近完成。
第四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是1971年至1975年。“四五”计划期间，国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始终未形成正式完整的国民经济计划。1970年2月15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拟定了《“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提出“四五”期间要狠抓备战，集中力量建设战备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四五”计划纲要》（草案）虽未正式下达，但对经济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到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104.5%，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一些主要产品的产值，如棉花、棉纱、钢及铁路货运量等均未完成计划。
第五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是1976年至1980年。“五五”计划的编制是同第六个五年计划一起进行的，称为“十年规划”。第一次编制是1975年。四届人大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济形势好转。但计划会议还没有开完，“批邓”运动袭来，“十年规划”（草案）成了“右倾翻案风”的罪证。“四人帮”覆灭后，面对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本应用一定的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和调整。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清除，头脑又开始发热，追求新的跃进，重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例如要求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规划了120个大项目，为“六五”大上作准备，等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于1979年春对计划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国民经济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六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是1981年至1985年。“六五”计划先后于1975年、1978年两次编制，指标一次比一次高。1980年推倒原方案重订，于1982年上半年基本定稿。计划规定，“六五”期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争取达到5%，即“保四争五”。五年基建投资23000亿元，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1300亿元。基建投资的重点是能源、交通建设。“六五”计划执行情况良好。“六五”期间，我国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基本趋于协调，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也有较大的改善，经济效益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
第七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是1986年至1990年。1986年4月，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原则批准“七五”计划。“七五”计划规定，力争在5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并把“七五”期间的工业部署大体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要求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5年增长38%，平均每年增长6.7%；国民生产总值比1985年增长44%；平均每年增长7.5%。“七五”计划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重要阶段的目标体系和国家级宏观战略规划。在“七五”计划期间，1988年初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的绝大部分指标完成或超额完成。
第八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是1991年至1995年。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三届七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根据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建议，国务院制定了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1991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批准。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规定，1991年至2000年，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其基本要求是：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本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改革大潮迭起。同年10月12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作出加快发展的战略。把90年代年均增长率从原定的6%提高到8—9%，预期到本世末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要求。“八五”计划提出的主要任务完成或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在“八五”计划超额提前完成的形势下，1995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国务院根据《建议》精神，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批准了这个《纲要》。
《纲要》提出“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要取得显著进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二、各个“五年计划”的比较分析
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五年计划，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各五年计划进行比较分析，可使我们以史为鉴，增强信心，为完成“九五”计划努力奋斗。
（一）前八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我国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一五”计划开始时，我国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全国粮食年产量为16392万吨，棉花产量为130.4万吨，钢产量为135万吨，原煤产量为0.66亿吨，原油产量为44万吨，发电量为73亿度，水泥产量为286万吨。到1995年，粮食总产量达4.55亿吨，棉花产量为450万吨，钢产量为9400万吨，原煤产量为12.6亿吨，电视机为3100万台，发电量为10000亿度，水泥为4.2亿吨，化肥产量为2300万吨，化纤275万吨。“八五”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左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各个“五年计划”时期最高的。改革开放17年来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8%，是世界同期发展最快的。1995年，我国主要产品在世界上排第一位的有煤炭、水泥、棉布、电视机、粮食、肉类、棉花；排第二位的有钢、发电量、化肥、化纤。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经过80年代以来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努力，原定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将于1995年提前完成。”经过八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我国的经济实力已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二）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必须正确处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物质条件的关系，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社会生产力是由人与物的要素构成的。人与物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从实现生产要素的功能，把它们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来看，人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但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水平来说，物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生产力的发展，不论是纵向的历史发展进程，还是横向的辐射扩展层次，都是循序渐进的。生产关系的促进作用和人的生产劳动干劲的发挥，都要从现有的物质生产条件提供的可能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只能起破坏作用。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不适当地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甚至无视物质技术的制约作用，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二五”计划时期，由于忽视了“一穷二白”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强调到随心所欲的地步。致使“二五”计划刚开始执行，就受到“大跃进”的冲击。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超英赶美”，提出了新的“二五”计划主要指标的两本帐的意见。1958年5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1958年钢产量由1957年的535万吨提高到800—850万吨。同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又把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提高到1070万吨。“大跃进”高潮中，在农业方面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大跃进”的结果是速度效益失衡，欲速则不达。历史的经验表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按照经济建设的规律办事，把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八大上指出的，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三）在制定和执行“五年计划”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主要是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从“六五”计划开始，我国从规划国民经济发展扩展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一次提出要求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它在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又扩展为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造福当代和涉及子孙后代的关系，这表明规划范围的扩大，也说明计划本身所承担社会责任的艰巨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基本要求是，把控制人口增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持续良性循环。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纲要》，也体现了这一要求。
（四）由单纯的“五年计划”到“五年计划”与“十年规划”的结合，再到“五年计划”与“15年远景目标”的结合。我国的“一五”计划，是参照苏联的建设经验制定的。从“一五”计划到“七五”计划，均是比较单纯的“五年计划”。（“五五”计划的编制虽然同“六五”计划一起进行，统称“十年规划”，但尚未完成即被“批邓”运动冲掉）。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经验的不断丰富，计划水平的不断提高，从第八个“五年计划”开始，计划制定的方法，较以往有明显的改进。一是把“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结合起来，根据十年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和奋斗目标来确定“五年计划”；二是先研究“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基本思路。把“五年计划”同“十年规划”结合起来制定，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史上是第一次。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八五”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制定计划的方式。不仅提出了“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而且提出了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纲要》站在跨世纪的历史高度，把“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规划结合起来。既搞“五年计划”，又考虑15年远景目标。把5年和15年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增强了计划的预见性，更好地把第二步与第三步战略部署连接起来。《纲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眼光谋划未来较长时期的发展。这对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五）随着经济发展，要不断更新计划观念。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学习苏联，照搬苏联模式，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把市场作为计划的对立物，结果，指令性计划越来越多。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国家计划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宽，想把全社会的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计划管理的形式也趋向单一，国家向各级政府下达的指令性指标越来越多，市场调节受到排斥，其结果是经济一潭死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观念在不断更新，计划方法不断改进。“九五”计划则进一步体现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重点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控制、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六）由发展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是必然的趋势。我国“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实质上是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长期以来，经济计划的着眼点在粗放经营上，这有其历史原因。旧中国工业落后，建立新中国以后，工业在许多方面从无到有，在建国初期，不能不铺新摊子，增加数量，以奠定工业化的基础。同时，这种状况也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原因。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计划一直管到企业，企业只重视完成计划指标，不重视经济效益；由于计划价格长期固定不变，企业也无法重视经济效益，无法直接与市场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开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有利条件。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九五”计划的立足点正在于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经济体制是“九五”计划与以往计划比较而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点。
总之，从“一五”计划到“九五”计划，中国经济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历史经验表明，要切忌一个对立，即计划与市场对立。要防止两个偏差，即一是计划经济一切靠计划，把一切统的死死的；二是市场经济不要计划，否定国家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目前深化改革中，要克服经济领域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我国各“五年计划”的编制及执行的历史证明，只有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积极方面，减少和避免其消极的方面，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平稳、高速、持续地发展。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