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历史论文,理论论文,马克思论文,一个重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及其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关注。人们对全球化及其发展的认识需要理论支撑点，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无疑是当代人认识全球化及其发展最重要的理论支撑点。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水准以及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丰富和发展的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对当代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水准。在我国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开始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迄今为止，学术界虽然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凸显出不少薄弱环节，从而使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目前难以在整体上深入下去，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以及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科学认定。我以为，不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不仅会堵塞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发展的路径，而且也就会在方法论上阻碍人们对当代全球化及其发展的全面、正确的研究。
例如，马克思构建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直接基点是：“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社会主义是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而存在的，所以，要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发展社会主义，从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取代。这一点应是毫无疑义，也是我们必须要坚持的。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也面临着当今复杂的全球化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在批判全球化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弊病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曲解成为一种属于整体主义方法的理论，责备其无具体的操作性(即指难以指导认识当今复杂的全球化中各个民族国家发展的特殊性)；而有些西方学者则在批判全球化研究的个体主义方法弊病的过程中，宣扬全球资本的统治永恒不变，断言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终将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在目前我国学界，由于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所推崇的整体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所推崇的个体主义的影响，一些人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故在当代全球化及其发展的研究中出现了种种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所推崇的整体主义影响的人，在当代全球化及其发展的研究中，无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间的联系特别是其区别，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绝对化和静态化，把复杂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简单化，或在否定的意义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化就必然会被资本主义化(故对全球化持简单否定的态度)，或在肯定的意义上认为参与全球化的民族国家都必然要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所推崇的个体主义影响的人，在当代全球化及其发展的研究中，往往无视全球化整体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特点绝对化，或认为全球化就是各个民族国家“非统一”的、完全独特的发展过程的简单集合，或认为全球化就是“世界现代化加中国现代化”。从方法论上看，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的简单化理解和缺乏对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认识直接相关。现在是到了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反思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时候了。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
对一种重大理论的正确研究，科学认定其特性是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否则，对这一重大理论的研究就难以全面深入展开。这里所说的“特性”是指一种理论的总体规范和样态。人们最初研究一种重大理论时往往将对其特性的某种简单界定视为不正自明的前提，很少对这一简单界定加以批判性探讨，而当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时才不得不回过头来通过这种批判性探讨去反思这一理论的特性。这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却是符合学术研究的规律的。这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的认识也是如此。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有代表性的不证自明的界定有以下两种。
界定之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我把这种界定称之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比较原始的认识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即学术界刚刚开始注重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时，这种认识是有意义的：在世界历史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全球化背景下把长期被人们忽略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拉入”对唯物史观既有的认识框架①，这无疑促进了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注，提升了人们对全球化及其发展认识的理论层次。但其中潜藏的问题也随着研究的展开和深入逐渐暴露出来，最终形成了阻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藩篱。因为，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为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难以阐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功能作用，从而也就难以全面把握这一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本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不是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关系理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和社会形态理论等相并列的一种理论。马克思文本中有关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大都是在阐释上述理论过程出现的，但人们却将其纳入对唯物史观既有的认识框架，其结果：当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容时，或是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马克思其他理论勉强地串在一起，或是对“世界历史”的概念和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及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论述作些简单的解释和发挥。这样一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模棱两可或少之又少了。这说明，对唯物史观既有的认识框架是不能全面解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和功能作用的，同时借助这一认识框架我们也不能进一步挖掘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宝贵遗产。当然，笔者上述看法并非有全盘否定对唯物史观既有认识框架合理性的意思。
界定之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一种视野和方法，故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具有全局性和基础性的意义。进而言之，世界历史的思想之于马克思的整个学说，首先是一种宏大的背景和时空坐标。在这个背景和坐标中，一切具体的学说得以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地展开。这种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读解的观点比上述观点要高明些：试图超越对唯物史观既有的认识框架来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马克思整个学说体系的统摄性，故有较大的发挥空间。但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的这一诠释却陷入了另一种窘境：在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具体形态和基本内容时“无从下手”。无论何种视野和方法都有其自身特定的理论脉络和理论规范，否则，“视野”和“方法”就会流于空洞的抽象。例如，这些年，“世界眼光”、“世界视野”等词汇常常出现于各类媒体，这无疑是受学界仅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为一种视野和方法的思维范式的影响。一般说来，这并没有错。但问题是“世界眼光”、“世界视野”是缺少具体的理论规范的，而这易于在方法论上给人们一种误导：似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除了要求人们从世界整体的角度看问题，就没有别的了。殊不知，从整体角度看问题(包括从世界整体的角度看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专利”。作为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的对立面，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早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之前，就已渗透到人们对人和社会的认识中了。波普尔虽然错误地把整体主义安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历史决定论者的头上，但就他批评整体主义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这一点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当然不是整体主义(见本文第二部分)，但仅仅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归结为一种视野和方法，的确易于导致整体主义的思维定式。
除以上两种观点外，学界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如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建构关于未来社会科学理论即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理论根据等。但从方法论上看，这类观点只是上述观点的逻辑引申和不同表述。
我以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可以从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来把握。
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具有自己特定基本问题的理论学说
和任何重大理论一样，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也有其基本问题。不搞清楚“基本问题”及其意义，无论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去看待，还是作为一种视野和方法来看待，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在我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对这方面问题的具体论证，笔者放在下文，这里仅想就此指出的是，一种理论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集中地反映了一种理论的特性。在这里所提出的“特性”，其解释学的意义就在于：只有正确认识一种理论学说的特性，才能全面把握这一理论的功能、指向和其运用的范围。这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如此。如果这一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笔者就可对上述关于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简单地归结为一种视野和方法易于导致整体主义思维定式的看法作进一步的补充，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确也是一种视野和方法，但这种视野和方法首先在逻辑上内含着对“基本问题”的正确提出和科学回答，否则，这种“方法和视野”不仅会流于空洞和抽象，而且还会易于和某些原本已经过时的或者弊病已经明显暴露的“方法和视野”如整体主义混为一谈。③
众所周知，在看待社会与社会个体的关系问题上，作为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的基本要则之一是：社会具有超越和独立于社会各个构成部分和所有个人的新增的特性和属性。社会虽然不能脱离个体，但社会不能还原于个体。应当说，作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这一要则没有错。这一要则所蕴含的最基本方法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产生。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产生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新兴科学印证并发展这一基本方法。我以为，作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缺陷不在于它强调上述要则，而在于它把上述要则绝对化，排斥个体对整体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当然不是整体主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仅研究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要素、关系和力量(从主体的角度看，这种构成要素、关系和力量的主体既包括国家、民族、阶级、阶层以及各类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共同体，也包括个人)及其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研究构成世界历史各个构成要素、关系和力量及其演变发展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当然不能还原于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演变发展，但是，离开作为世界历史构成要素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演变发展，就不可能真正科学认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
例如，如果不能从国际关系结构和积淀在文化深层的利益关系的视角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美国霸权主义新特点的形成、一些国家和地域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9·11”事件、社会主义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崛起等，就不可能把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特点。这说明：其一，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首先始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的重大变化；其二，一旦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发生变化，又会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无论个体主义的思维定式还是整体主义的思维定式都不适用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学术界有的人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学术界的吉登斯和科林斯是整体主义同个体主义合流趋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已经在比他们高得多层次上超越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对立。
2.超越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对立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具有自己特定基本问题的理论学说”的论断必然在逻辑上延伸出“超越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对立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的论断。所谓“主构架”是指支撑着一种理论的逻辑基础，或贯穿于一种理论始终的逻辑脉络。长期以来，学界有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即：马克思哲学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一般说来，这并没有错，但不很准确。应该说，马克思哲学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及其发展与构成这个世界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发展间的关系。因此，支撑着他整个理论学说的逻辑基础、贯穿于其中的逻辑脉络的只能是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曾在批判德国哲学的纯思辨形式的过程中指出：哲学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④。“世界的一般哲学”和“世界公民的姿态”的理念，就潜在地包含着马克思对自己所要创立的新哲学的逻辑要求。这种逻辑要求在马克思哲学革命过程中演化为新哲学的主构架。正是据此，我曾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实际上就是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观。⑤无论从马克思哲学形成和发展的逻辑来看，还是从马克思哲学考察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思维方式或视角来看，马克思哲学都可称之为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马克思“众多思想”(或“众多理论”)的一种来解读。如果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视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那么，在我们后人的视野中，马克思哲学一系列既超越整体主义也超越个体主义的重要范畴(如：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交往方式、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民族和国家、阶级和阶层、社会形态、实践和认识、人及其发展与社会及其发展等)和规律(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社会和人的发展规律等)的世界历史性就凸显出来了。当然，“世界的一般哲学”和“世界公民的姿态”理念是对民族狭隘性理念的超越，而不是对民族性的舍弃，它们要求把民族和国家置于世界历史范围内来认识即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认识。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每个哲学范畴和规律都内含着对个人、阶层、阶级、民族、国家和地区与整个世界间关系的不同视角的科学把握。
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
从逻辑上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之所以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就在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具有着自己特定基本问题的科学理论，并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而存在的。这里先说马克思哲学旨趣的世界历史规定性。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是指：哲学批判目的所具有的与进步观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性，其主要内容就是作为马克思哲学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包括解放的规律和道路)的世界历史性。在其具体论述中，马克思哲学旨趣的世界历史规定性表现在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是作为“世界历史性”的阶级和事业而存在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相一致的。因此，“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它不可能在民族或国家的范围内实现。在马克思看来，从工业革命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全面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整个过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就贯穿于这一过程的始终。另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发展也是不能脱离各个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发展的。所以，在强调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是作为“世界历史性”的阶级和事业而存在以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非常注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在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以及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人的发展状况⑥。可见，只有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才能集中体现出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的规定性。
再说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从逻辑上看，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马克思哲学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必然是全球性的，是人类共有的，否则，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就是不能理解的了。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实际上就是“问题的全球性”。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事实”的全球性来自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工业革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开端，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它与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过程有着直接的、紧密的内在联系。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全球问题”(还有许多没有被列入“全球问题”的重要问题)迄今非但没有解决，且有日趋严重(其种类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当代人已从增长方式以及社会和人的发展目标等角度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危害并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的努力，但这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这也说明，我们不能从“自然时空”，而应从“社会时空”来把握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当然，“人类共有”并不意味着在同一世界历史时空中各个个人、民族、国家和地区所直接面临的问题没有差别，恰恰相反，全球性问题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形态有所不同。明确这一点至关重要。不能正确认识到这种不同，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
综上所述，确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具有自己特定基本问题的理论学说，旨在从方法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定功用，不能将其同整体主义或具有整体主义色彩的世界历史理论混为一谈；确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旨在从方法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不能简单地将其同马克思哲学的其他理论相并列来看待；确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旨趣具有世界历史的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旨在从方法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构建功能。从学理上看，在上述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的三个论断中，第一个论断最为关键和根本。因为，没有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具有自己特定基本问题理论学说的论断，其他两个论断在逻辑上就难以成立。我以为，确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性对我们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进一步挖掘马克思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探究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二、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历史和逻辑基础
如上所述，不明确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被模糊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马克思还没有在明确的理论形态上集中地阐述“基本问题”，虽然他在具体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批判中科学回答了这一问题(见下文)。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讲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那里才存在着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笔者只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基本问题”的各个方面的全新的、科学的认识和把握的意义上，以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所彰显的特性和所具有的功能作用的意义上，说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但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基本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独有的。自世界历史理论产生起，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其基本问题⑦，否则，就没有所谓的世界历史理论。本文在这里试图要探讨的是：从方法论上看，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何以能成为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我以为，对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来把握。先从历史方面来说。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由以产生的历史基础有两个重要规定。一是越来越凸显的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二是处于越来越凸显的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中的个人、阶层、阶级、民族、国家和地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势。
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由以产生的历史基础的第一个重要规定来自于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演变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在纵横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从纵的方面看，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社会结构由低一级阶段向较高一级阶段的演变发展；从横的方面看，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的凸显。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的演变发展有赖于社会结构由较低一级阶段向较高一级阶段的演变发展。社会结构发展程度越高，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也就越凸显出来。基于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社会结构在其本质上具有不断扩展其交往的特性，这正如同人在其本质上具有不断扩展其交往的趋向一样。生产力、分工和社会结构越发展，各个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间的联系也就越紧密。所以，马克思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⑧另一方面，越来越凸显的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又会推动社会结构的演变发展，使社会结构从较低一级的阶段向较高一级的阶段演变发展的速度加快。众所周知，原始社会存在时间长达300-350万年，即便从元谋人算起，它也持续了近170万年。中国封建社会持续时间算是比较长的，不过也才2300年左右。而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仅仅存在了两三百年就出现了最初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是社会结构由较低一级阶段向较高一级阶段的演变发展的时空形态。个人、阶层、阶级、民族、国家、地区的社会结构越是处于相对孤立和封闭的环境中，其向更高一级阶段发展的速度也就越缓慢，反之亦然。同时，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也是相互渗透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纵横两个方面表明，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由以产生的历史基础的这一重要规定在方法论上提示人们：应当注重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对处于越来越凸显的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中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不过，一般意义上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演变发展，还只是揭示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由以产生的历史基础的第一个重要规定。
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演变发展不是抽象的。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演变发展由其中的不同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发展间的关系构成。因此，处于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演变发展中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演变发展，是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由以产生的历史基础的第二个重要规定。虽然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演变发展并不等于世界整体化的演变发展，但世界整体化的演变发展最初总是从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变化开始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个人或共同体的重要变化会逐渐引起不同个人和共同体间关系的变化，从而最终导致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的变化。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从来就没有在逻辑上脱离开个人和共同体的发展(特别是没有在逻辑上脱离开个人、阶层、阶级、民族、国家和地域间关系的发展)来抽象地谈论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的变化。因此，在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制约着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的同时，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发展状况和趋势也制约着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所以，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在世界整体化中的发展状况和趋势始终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主题。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由以产生的历史基础的第二个重要规定在方法论上提示人们：应该注重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中的不同个人和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发展对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作用和影响。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演变发展，还是处于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演变发展中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发展状况和趋势，都不能单独作为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由以产生的历史基础。能够作为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由以产生的历史基础的只能是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演变发展与处于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演变发展中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发展状况和趋势间的关系。当然，为了研究的需要，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不是不可以放在这一复杂的关系系统的某一方面，但在逻辑上绝对不能忽略这一关系的整体。
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演变发展与处于其中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发展状况和趋势间的关系发展对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方式和路径必将产生越来越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当然，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演变发展与处于其中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发展状况和趋势间的关系，其自身也有个演变发展过程。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从而世界历史理论)正是在这种关系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⑨作为世界历史理论由以产生的历史基础的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演变发展与处于其中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发展状况和趋势间的关系，在世界历史理论中转化为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世界历史理论一经产生就必定以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其基本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断解决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实践在人类实践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然，这要以科学回答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为前提。在现时代，凡是能够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中正确或者比较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就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否则就会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中沉沦。⑩所以，考察越来越凸显的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既要看到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及其对处于越来越凸显的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中的不同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也要看到处于越来越凸显的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中的不同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发展对世界整体化的状况和趋势作用和影响。
再从逻辑方面看。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还在于“基本问题”在整个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影响还是取代作为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如果是“影响”，那就要回答是什么程度和意义上的影响。二是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作用是有还是无？如果是“有”，那就要回答什么程度和意义上的“有”。除了持极端的整体主义和极端的个体主义观点的人，一般说来，人们往往是在认识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或事件时在“基本问题”方面陷入了或重个体而忽略整体或重整体而忽略个体的方法论错误的。上述“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对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在方法论上决定了对世界历史理论其他问题的不同回答，虽然世界历史理论的其他问题是不能浓缩到“基本问题”中的。首先，对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回答不同，在方法论上决定了对世界历史理论其他范畴的不同理解。例如，对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在方法论上决定了对“世界历史规律”、“世界历史时间”、“世界历史意义”、“世界历史结构”、“世界历史过程”、“世界历史事实”、“世界历史中心”等认识的不同。因为，对世界历史理论这些范畴的探讨在逻辑上都必然要涉及“基本问题”。其次，世界历史理论许多重要逻辑环节都是围绕“基本问题”展开的。例如，世界历史发展阶段论、世界历史中心及其转移的规律，世界历史个人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间的关系，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关系，以及世界历史演变中的民族和国家的作用及其未来命运，等等，就都是围绕着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最后，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贯穿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始终，是世界历史理论的主线。失去了这条主线，世界历史理论也就失去了其特定的功能。迄今为止，无论哪一种世界历史理论，无论是否明确意识到“基本问题”，无论是否承认“基本问题”，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地探讨到这方面问题。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就是在探讨的科学性和方式方面的区别。
对“基本问题”的科学回答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纲”。纲举目张。马克思正是在全面把握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关系的过程中构建和发展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我以为，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科学回答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逻辑思路是：其一，正确揭示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由以产生的现实基础，以及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和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作的科学规定。这是科学回答“基本问题”的逻辑前提。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中。其二，提供科学考察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影响的多样性的方法，以及科学分析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作用特点的方法(见本文第三部分)，从而全面地把握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关系的复杂性。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对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而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不同民族和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样性间的关系的认识上。其三，揭示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关系的历史进程及其趋势。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关系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在阶级对抗的历史时代，不仅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的关系，而且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的关系，都往往表现为一种异化关系。而在彻底消灭阶级剥削、民族压迫以及国家和旧式分工自行消亡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关系，才真正地协调、统一起来：人的存在才真正是直接的“世界历史性存在”。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毕竟没有明确的理论形态上系统地提出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至少没有在明确的文本文字上明确提出“基本问题”，这不论怎么说都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种缺憾。这不仅使后人难以有意识系统地探讨和发展他所开创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而且增大了后人在发展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难度。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要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全面推进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构建。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全面、正确地把握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才有可能在逻辑上展开对世界历史理论其他问题的探讨。
三、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科学回答及其意义
在20世纪90年代，吉登斯在总结全球化研究方法时说：“除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少数几个作者外，对全球化的讨论主要出现在两类文献中，他们彼此也很不相同。一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文献，另一类则特别是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相关，这种理论相当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11)在他看来，前一种方法把民族国家作为“行为主体者”，“关注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并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和后来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但“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国家界限的那些社会关系”；后一种方法虽然“绕开了社会学家们通常所熟悉热衷的‘社会’概念，而更倾向于用一个更能包容全球化关系的概念去分析问题”，但却很难令人满意地揭示“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12)。我以为，吉登斯在近20年前对全球化研究的这两种方法优劣的概括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从如何处理整体与个体关系的角度看，迄今为止，在全球化研究中流行的就是这两种方法。不过，他所论及的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相当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实际上就是在向人们示意，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局限性也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局限性)，这则是值得推敲的。毫无疑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受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十几年前就已论及(13)，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把握整体与个体关系上也的确不同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论”。其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科学回答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则没有。
我把吉登斯以上所说的第一种方法称之为“全球化研究的个体主义方法”，把他以上所说的第二种方法称之为“全球化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从认识论角度看，当代全球化研究中流行的方法大体可归结为这两类。其具体表现是：当代全球化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强调的是全球化及其过程的整体性、普遍性、规则性、统一性、连续性等；当代全球化研究的个体主义方法强调的是全球化及其过程的个体性、特殊性、非规则性、多样性、非连续性等。应该说，就其所强调的内容本身来说，当代全球化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和个体主义方法都没有错，问题在于双方都把所强调的内容绝对化且造成相互排斥。当代全球化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虽然有不同的形态，具体的观点也大相径庭，但都把某种普遍性和属性(如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或者全球化的科学技术和市场属性)绝对化，似乎任何个体一介入全球化就必然要被同化。例如，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在其方法论上就属于整体主义方法。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把全球化和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于现代化。当代全球化研究的个体主义方法也有其不同的形态，但有一点也是共同的，即：把全球化中的个体(这里所说的个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民族和国家以及国家集团)超“全球化”。从方法论上看，中国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就是全球化研究个体主义方法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的与全球化研究相联系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总体上也属于全球化研究的个体主义方法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当代全球化的研究中，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整体上推进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才能真正超越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对立。因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超越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对立的方法论。就超越全球化研究方法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对立而言，我以为，科学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至少在逻辑上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在方法论上确定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的区别
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要超越全球化研究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首先应当在方法论上确认的是：不能把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相互等同，否则，在研究中就必然会出现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立。如上所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决不仅仅是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科学阐释，同时也是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的科学阐释。这两种科学的阐释在马克思科学回答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是有其相对确定的界限的。一方面，世界历史是由不同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整体(这一整体的内在基础是不同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间的相互关系)，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又不等于每个个人和共同体，它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虽然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不能超越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但它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的关系，不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而是系统与其构成部分间的关系。同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与每个个人和共同体发展特点间的关系，当然也不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的区别在方法论上的确定，其意义在于：在研究中，避免或把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混为一谈；或用其中一方否认另一方；或只关注其中一方，而忽略另一方。
这里，我们再回到吉登斯所提到的把民族和国家作为研究单位与把世界体系作为研究单位的对立问题，就不难看出，把民族和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来考察与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不相矛盾，问题的关键是不能把各自的研究范式绝对化，不能试图用其中的一方去取代另一方，否则，双方都会被扭曲。一方面，不“关注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并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和后来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全球化在今天的发展(因为，“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本身就是引发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从而也就不可能科学认识“跨国家界限的那些社会关系”及其发展；另一方面，不关注“跨国家界限的那些社会关系”如跨国公司、各种跨国家的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等的发展，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民族和国家在今天的发展特点，当然也就不可能科学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发展。我以为，从方法论上看，当代全球化研究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对立，就在于人们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在理论形态上提出和科学回答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与把民族和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来研究间的关系问题，在方法论上直接涉及如何看待当代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作为当代世界历史重要构成部分之一的民族和国家间的关系问题。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对“基本问题”的回答虽然不能替代对上述关系的具体分析，但在方法论上却蕴含着对这一关系进行科学探讨的思路，即：在当代，全球化演变发展特点会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而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民族和国家在全球化过程演变发展又是如何推动全球化本身的发展的。因此，从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看，上述这两种研究范式间不存在哪个比哪个更先进的问题。(14)
可见，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研究与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的考察，在逻辑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过，从方法论上看，首先要明确其区别，然后才谈得上正确把握其联系。长期以来，不少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一个误解，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单位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而处于世界历史中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则不是。如果按照这条思路走下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方法论上就蜕变为整体主义。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确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内容，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内容不能归结为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处于一定世界历史中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不过，无论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还是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都不能单独构成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单位。只有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的关系才能构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完整的研究单位。进而言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既关注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也关注处于一定世界历史中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及其演变发展，其目的是为了研究这两者间的关系及其演变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编纂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和国别史研究间的重要区别之一。
2.科学揭示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联系
在确定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区别的基础上，还必须昭示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联系的两个特性：一是这两者相互联系的限度性，即：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相互作用的限度(在理论思维中，相互联系如果没有限度，就会变为“相互取代”)；二是这两者相互联系的多层面性，即：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联系的多样性。这里主要讲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联系的限度性。
一方面，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作用的主要表现是：影响其发展的性质和方式的形成，规定其发展的总的方向。世界历史越是作为整体而发展，它对其各个构成部分发展的特点和方式的影响就越大，对其发展的总的方向的规定性作用也就越强。进而言之，一定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总是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故不能不受这一世界历史时代的制约和影响。这里所说的“制约和影响”，既是指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的制约和影响，也是指一定的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特点的制约和影响。这两者是有联系的，但也有不同之处。就其解释功能来看，“性质的制约和影响”昭示处于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何以具有结构上的对称性，“特点的制约和影响”昭示处于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何以具有结构上的非对称性。“结构上的对称性”在方法论上强调的是一定性质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在结构上的联结性或相互依赖性。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15)这句话，讲的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一种结构上的对称性。就其结构上的对称性而言，无论是“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还是“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都属于资本主义。“结构上的非对称性”在方法论上强调的是具有一定发展特点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在结构上的相互排斥性。如就其结构上的非对称性而言，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非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这三者是有质的区别的，且关系也是不对称的，故各种形式的矛盾和对抗在所难免。我在这里提出“结构上的对称性”和“结构上的非对称性”这两个范畴，旨在从方法论上搞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的历史时代，但它不等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世界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影响是多渠道、多形式的，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够摆脱这种影响。这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结构的对称性决定的。其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世界历史时代，虽然没有任何民族和国家能够摆脱资本的影响，但并不是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国家，也不是每个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都能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必然会产生与这个时代的性质相分离的活动、关系、力量和因素。这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结构的非对称性决定的。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不是任何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活动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活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结构的非对称性决定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民族和国家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这一世界历史时代进行与资本的性质在整体上不同的活动。
我以为，区别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结构的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防止两种错误倾向对我们研究的干扰：一是认为人类在现阶段的一切活动、关系、力量和因素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二是认为人类在现阶段的一些活动、关系、力量和因素可以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前一种错误倾向实际上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结构的对称性简单化和绝对化，而后一种错误倾向则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结构的非对称性简单化和绝对化。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结构的对称性并不意味着其间的任何活动、关系、力量和因素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结构的非对称性也不意味着其间的一些活动、关系、力量和因素可以超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产生的与这个时代的性质相分离的活动、关系、力量和因素，不是超越或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活动、关系、力量和因素，而是指这些活动、关系、力量和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在世界历史时代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控制和压迫，但它们仍然要与资本及其控制的关系发生联系。
另一方面，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作用的主要表现是：规定同一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阶段性或局部性质变，影响和制约世界历史发展形态的变化。系统自身的变化一般是从系统构成要素的变化开始的。同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也是由其构成要素的变化开始的，虽然不是系统构成要素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这里以20世纪的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变化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作用为例。
众所周知，20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大历史事件大体有五个：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兴起和曲折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基本完成，“全球问题”日趋严重。这五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使人类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被瓦解，出现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长期并存的局面，国际关系趋于组织化和法制化(16)，等等，这就使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生了阶段性和局部性的质变。以“冷战”的结束为契机，这种变化最终在20世纪末期产生了“单极与多强”并存的国际关系格局，虽然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世界历史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只要我们对上述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对世界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加以认真的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人类20世纪世界历史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是由此所产生的人类的世界历史在20世纪的巨大变化，其具体发生过程都首先体现在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中。当然，民族和国家的变化并不等于世界历史时代的变化，但民族和国家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民族和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从而最终导致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变化。不过，这里在方法论上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不是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世界历史的局部性的变化，也包括世界历史的阶段性变化)，只有有利于改变原有的世界历史格局形式的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才能最终引起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变化。其二，即便有利于改变原有的世界历史格局形式的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也不会立刻引起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变化。从有利于改变原有的世界历史格局形式的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到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变化，其间有个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既表现为有利于改变原有的世界历史格局形式的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范围的扩展(即由某一民族和国家及其与另一民族和国家关系的变化扩展到多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也表现为有利于改变原有的世界历史格局形式的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程度的加深。进而言之，只有有利于改变原有的世界历史格局形式的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达到一定阶段，才能引起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变化。笔者这里所说的“一定阶段”的具体含义是：有利于改变原有的世界历史格局形式的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产生了足以改变世界历史原有格局形式的活动、关系、力量和因素。这种活动、关系、力量和因素，当然也包含着超越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活动、关系、力量和因素。(17)
正确把握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间的关系，有助于在方法论上避免判断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发展态势方面的简单化、片面化倾向。一般说来，人们判断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发展态势总是要依据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这并没有错，但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毕竟不等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变化。因此，这里就有个方法论要求，即在判断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态势时，既不能脱离对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变化的分析(基此形成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态势的认识)，也不能把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任何变化都简单地等同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态势，否则，就会出现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发展态势的误判。而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发展态势的误判，又会反过来导致人们对民族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变化(包括判断者所处民族和国家的变化)态势判断的失误。从方法论上看，这对一定的民族和国家发展态势的判断也是如此。
以上笔者阐释的是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联系的限度性。如果说“联系的限度性”讲的是“联系的度的规定性”，那么“联系的多样性”就是讲“联系的多层面性”，即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联系。各个联系层面的特点和规律不一样，绝不能一概而论。一般说来，各个层面的联系在其速度上有快慢之分，在其范围上有广狭之分，在其程度上有高低之分，在其影响的渗透力上有深浅之分(在其影响的持续性上也有长短之分)，在其所产生的效应上有大小之分。这是由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决定的。不过，这里不打算详论这方面的问题，而仅想指出，只要不断超越各个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交往的态势和趋势与各个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发展间还有着复杂的矛盾关系，只要各个个人和民族国家等共同体还有其特定的发展利益关系，世界历史理论就必然以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其基本问题。
注释：
①我把人们惯于将马克思的某种具有历史观性质的理论视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思维定式，称之为“对唯物史观既有的认识框架”。
②参见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64-73页。
③当然，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并没有关于“基本问题”的文字，但在其文本文字的背后却蕴含着马克思试图科学回答“基本问题”的努力，如个人解放、工人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以及阶级和国家在未来的命运等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演变发展间关系的论述，就贯穿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思想的始终。从方法论上看，对这种关系的论述也就是对“基本问题”的论述。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1页。
⑤参见叶险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和世界历史性》，载《新华文摘》2006年第3期。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⑦参见叶险明：《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与哲学和历史学关系的演变》，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1页。
⑨参见叶险明：《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与哲学和历史学关系的演变》，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⑩参见叶险明：《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现代化》，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
(1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1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60-61页。
(13)参见叶险明：《评现代西方“世界体系”论》，载《哲学研究》1996年第8期。
(14)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否定以“国家为本位”的研究模式(即把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研究模式)，提倡把“社会时空”作为世界历史的研究单位的呼声日渐高涨。我以为，提倡把“社会时空”作为世界历史的研究单位是有意义的，这无疑有利于推进对长期被忽略的各种非社会结构的因素(如物种的传播、疾病的蔓延、气候的变化等)以及各类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社会因素和关系对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但因此而简单地否定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研究模式就值得商榷了。“国际关系”也是世界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故作为国际关系基本主体的民族国家自然也是世界历史的基本主体类型。“社会时空”本应就包含着国际关系以及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排除了国际关系以及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间关系的“社会时空”范畴绝不是科学的“社会时空”范畴。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应当把上述这两种研究模式有机地统一起来，以使他们在各自运用的范围内发挥应有的作用。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8页。
(16)参见张象：《20世纪历史巨变的总览》，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
(17)所谓超越民族和国家间关系的关系不是指与民族和国家间关系无关的关系，而是指：关系的主体已经不再是民族和国家，而是处于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域的个人以及各种共同体间的关系，如跨国公司和各类国际性的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等。这种关系超越了民族和国家间关系的范围，但并非与民族和国家间的关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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