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内外均衡汇率：1982-201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率论文,人民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现阶段中国内部经济失衡体现在“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而外部失衡表现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持续顺差以及外汇储备大量累积。诸多学者就内外失衡的原因和政策措施进行了分析(林毅夫，2007；郭树清，2007)，这些研究毫无例外的将人民币汇率与内外经济失衡相联系。单从外部失衡来看，在人民币汇率没有实现完全自由化之前，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平衡应该作为宏观政策的目标之一。在当前情况下，不应该停止升值以避免贸易顺差减少，而应该继续保持升值步伐，继续降低贸易顺差，为尽快实现汇率完全市场化创造条件(姚枝仲，2008)。Blanchard和Giavazzi(2006)也提出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来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减少外部需求，促使内外经济平衡。
要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就需要找到与其相对应的汇率水平，在均衡汇率的研究上，国内外学者更多的采用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张晓朴，1999；刘莉亚、任若恩，2002；施建淮、余海丰，2005；马丹，2007；Macdonald和Dias，2007)和自然均衡汇率理论(NATREX)(孙茂辉，2006)，而对基本均衡汇率理论(FEER)关注较少。Williamson(1994)的FEER理论建立在宏观经济内部与外部经济同时均衡的基础上。Jeong和Mazier(2003)认为FEER优于BEER和NATREX的理由是：后两者估计的结构方程关注外部均衡，但结构方程转化为简约方程经常缺乏准确性；后两者没有仔细考虑内部经济均衡，没考虑不同贸易伙伴国之间均衡汇率的可兼容性。Cline和Williamson(2007)的观点是：BEER方程只涉及单一国家而不是多国。尤其当一国政策干预试图阻止汇率升值而累积大量外汇储备时，回归方程中净国外资产变量异常变大，均衡汇率估计结果就差别很大。基于此，Wren-Lewis(2004)、Wang(2004)、Coudert和Couharde(2005)、Goldstein和Lardy(2006，2007)估计人民币FEER，但这些研究只估计到人民币汇率某一时点上均衡水平，而且不同研究结果差别很大。
另外一个问题，上述研究基于历史数据测算出的均衡汇率水平都已经表明汇率均衡只是一种偶态，失调才是常态(金雪军、王义中，2008)，即得到的是“事后均衡汇率”(包括BEER和FEER)，但依据该均衡值和失调程度来调整即期汇率水平依然无法保证未来汇率达到均衡，因此问题关键不是根据历史均衡来调整，而是即期就能清楚远期均衡汇率水平，并从现在开始朝未来均衡水平调整，即确定“事前均衡汇率”，这样才能实现汇率变化轨迹“固定”在均衡水平上。
本文的内外均衡汇率建立在FEER理论基础上，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既有文献：①用协整分析方法估计得出贸易方程，而不是用参数校准和OLS回归，这样降低了估计误差，从而得到的均衡汇率为时间序列，并用不同方法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定性，而不是只局限于某个时点上的“点估计”，这样能更全面反映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动态变化轨迹；②提出基于内外经济均衡的“事前均衡汇率理论”并进行度量；③既有BEER理论和其他均衡汇率理论无法度量双边汇率失调程度而确定升值幅度，而本文借助“事前均衡汇率理论”度量了人民币对世界关键货币双边汇率的升值幅度。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对FEER理论和经验方法的介绍；第二部分具体估计人民币内外均衡汇率；第三部分提出“事前均衡汇率理论”并对人民币进行度量，并考虑基于“事前均衡汇率理论”的人民币双边汇率合理的升值幅度；最后是总结性评论。
一、FEER理论和经验方法
1.FEER理论
基本均衡汇率理论(FEER)建立在宏观经济内部均衡与外部经济同时均衡的基础上(Williamson，1994)。内部平衡是实现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即保持自然失业率和低通胀，而外部平衡是在内部平衡下保持国家间可持续的、合理的资本流动(Clark和Macdonald，1998)。由国际收支平衡表，要到达外部均衡需使得经常项目(ca)与资本项目(ka)保持以下均等关系：
2.经验方法
文献中，内部均衡的估计统一用HP滤波后的GDP与实际GDP之差衡量，而外部均衡的估计方法差异较大。Williamson(1983)提出用一般均衡方法估计FEER，首先构造含贸易弹性的进出口方程，然后借助校准方法得到参数。具体过程是对公式(5)～公式(7)进行参数校准。广泛采用的是局部均衡估计方法，其考虑到资本存量，只估计部分宏观经济变量，如贸易和实际汇率的关系。更多的研究使用局部均衡估计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的关键是要估计出均衡经常项目和均衡进出口方程。文献中均衡进出口方程的估计一般用静态回归的方法(OLS)(Barisone等，2006)，也有研究采用参数校准的方法(Jeong和Mazier，2003；Coudert和Couharde，2005)。然而，均衡经常项目的估计方法却没有取得一致。
第一种方法是从等式ca＝s-i出发，假定均衡储蓄(s)与投资(i)头寸是外生于实际汇率，从而可得到均衡经常项目。Williamson和Mahar(1998)首先估计出各国的储蓄(1995-1999年)和投资方程(1990-1999年)，然后得到2001年的预测值，进而得到2001年的“目标经常项目”。
很多文献(Jeong和Mazier，2003；Coudert和Couharde，2005)使用Chinn和Prasad(2000)的实证分析框架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估计中期均衡经常项目，然后将面板回归方程作为均衡方程，将单个国家数据代入此方程就可以得到该国均衡经常项目。经验模型设定为：
式(8)中，gov代表政府财政开支平衡；dep为年龄结构因素；y为相对人均收入；fdi是外商直接投资；nfa为净国外资产；op表示经济开放程度；gap为产出缺口。
二、人民币FEER估计
1.数据来源及处理
遵从大量文献中关于贸易方程的设定，贸易余额以取对数后的与贸易伙伴国出口贸易额减去进口贸易额表示(tb)，进口需求为国内实际GDP(取对数后为y)，出口需求为贸易伙伴国的实际GDP(取对数后为y[*])。实际有效汇率的计算方法同金雪军、王义中(2008)，数值变大为贬值，变小为升值，并取自然对数，记为reer。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贸易权重以中国分别与这15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表示，国内外价格水平以消费者物价指数代表，并将环比指数转换成2000年为定基指数。除1982-1986年中国CPI(2000＝100)来自卢峰(2006)外，其他数据都取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
名义汇率以各国公布的官方汇率为准，1999年之后的欧洲各国货币以1欧元＝6.5596法郎＝1.9558德国马克＝1936.3意大利里拉＝2.2037荷兰盾的比例兑换(欧洲中央银行1998年12月31日公告)。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遵从文献中处理方法，1981-1984年内部结算汇率和官方名义汇率并存，各取权重0.5。1988-1993年市场调剂汇率和官方名义汇率并存，赋予前者0.6、后者0.4的权重，加权得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2.均衡贸易方程
考虑到参数估计和校准的方法容易产生误差，不同于既有文献，本文根据实际历史数据求得均衡贸易方程。首先对每个变量的数据序列的平稳性特征采用单位根的ADF检验方法和PP检验，分别就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水平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过程略)。然后采用Johansen提出的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因为协整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滞后期的选择，文献中一般根据无约束的VAR模型确定。而VAR模型稳定性是判断模型好坏的关键条件，而且随滞后期增长模型稳定性越差，所以当VAR模型不符合稳定性条件时的前推1期为最长滞后期，然后根据残差检验逐期剔除不显著模型，通过残差自相关、正态性和异方差检验的模型为最终模型(金雪军、王义中，2008)。依据上述思路(VAR模型残差检验结果见表1)，最终确定最优滞后期为2。
由协整方程的几种形式，如是否包含截距项和线性趋势，从中可以看出，选择的检验形式为协整变量具有线性趋势而且截距项限制在协整空间里，则线性协整关系是惟一的。表2是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可以得知：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式(9)中，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等式表明，进口需求(即国内收入)增加会导致贸易盈余①，这与样本期间内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相关。出口需求(即国外收入)增加和汇率贬值(数值变大)都会增加贸易顺差。
3.均衡经常项目
从既有文献中可知，目前有三种度量均衡经常项目(或目标经常项目)的方法。分别是：协整法、面板回归法和“储蓄—投资等式法”。我们首先用协整方法度量，然后用后两种方法对估计结果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具体来说，就协整方法而言，只考虑Chinn和Prasad(2000)实证模型中影响经常项目的中长期因素，并使用协整分析方法得到长期均衡方程。所选择的变量为财政收支差额(gov)、年龄结构用65岁以上人口与0～64岁人口数之比表示(dep)、中国与美国相对人均收入之比(y)、净国外资产占GDP比重(nfa)。其中，美国人均GDP来自IFS，gov、dep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nfa根据王义中等(2006)计算结果得到。分析方法同前文，首先对这些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然后用VAR模型确定最优滞后期，接下来是Johansen协整检验。得到的协整方程为：
从上式可知，政府开支、净国外资产、年龄结构差异与经常项目同方向变化，而与相对收入反向变化。将自变量HP滤波后的数据再代入式(10)可以得到均衡经常项目(图1)②。
第二种方法为“储蓄—投资恒等式法”。由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经常项目等于储蓄减去投资。因此经常项目失衡实质上反映了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失衡。当储蓄等于投资时，经常项目为零，即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内外经济均衡；当储蓄和投资不相等时就表现为内外经济失衡。遵从Williamson和Mahar(1998)的做法，将国内储蓄和投资差额作为目标经常项目(或均衡经常项目)。1982-1991年的储蓄数据来自王义中等(2006)，1992-2004年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国民储蓄为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储蓄之和(即国内合计)。2005-2006年储蓄数据根据张曙光、张斌(2007)储蓄率的算术平均值40.1％得到。投资以总资本形成扣除存货表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具体结果见图2。
第三种方法是Jeong和Mazier(2003)、Coudert和Couharde(2005)的“面板回归”方法。首先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发达国家就公式(8)进行估计，并将面板回归方程作为单个国家的均衡经常项目方程。Jeong和Mazier(2003)的发展中国家面板回归方程为：
式(11)中，depyoung、depold分别表示青年人和老年人所占比例。沿用这种处理方法，将中国1982-2006年的数据代入(11)式右边便可得到中国均衡经常项目(以经常项目占GDP比重表示)。涉及的数据包括gov、dep、nfa、外商直接投资/GDP(fdi)、开放度(op)、产出缺口(gap)。其中，op以进出口贸易量占GDP表示，gap以(现实GDP－潜在GDP)/现实GDP表示，潜在GDP用HP滤波法得到(λ=25)。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具体结果见图3。
图1 “协整法”结果
图2 “储蓄—投资等式法”结果
图3 “面板回归法”结果
比较图1至图3，三种方法得到的均衡经常项目存在差异，但差距幅度不大，能大体上反映现实CA与均衡CA的情况。由图3可知，除1985-1986年、1988-1989年和1993年经常项目逆差外，其余年份都表现为顺差。而均衡经常项目在1988年、1994-1998年和2005-2006年为逆差，其余年份为顺差。由此可见，均衡和现实经常项目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一对应，均衡经常项目逆差而现实经常项目会出现顺差。1982-1993和2000-2003年，均衡CA高于现实CA，即要求增加现实CA，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该期间内，1982-1993年高估的人民币汇率压制了出口，2000-2003年主要是受东亚金融危机冲击，周边国家汇率大幅度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相对削弱了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1994-1999年和2004-2006年，均衡CA小于现实CA，即要求降低现实CA，限制出口，鼓励进口。该期间内，1994-1999年，外汇体制改革和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大幅度贬值，刺激商品出口。而2004-2006年各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外部需求上升引致国内出口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三种方法得到一个一致结果：近几年(2005-2006年)，均衡和现实CA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给人民币名义汇率造成比较大的升值压力。
4.人民币FEER
由FEER理论，根据公式(3)和式(4)，运用估计出来的中国均衡贸易方程和均衡经常项目，便可计算出人民币FEER。由图4和图5，人民币FEER均衡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相比，其失调程度可分为两个阶段：1982-1991年为高估时期(1988年小幅度低估除外)，其中1982-1985年程度较高，该结论同张晓朴(1999)相似；1992-2006为低估阶段，其中1993-1995年低估程度较大。其中，自200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呈不断扩大趋势。
本文基于内外经济均衡得到的汇率失调程度同NATREX度量的失调程度相当(孙茂辉，2006)，同FEER“点估计”结果也相当③。而与既有BEER度量结果相比，失调程度明显偏大。但这并不矛盾。BEER理论更多是从本国外部经济均衡出发，建立影响实际有效汇率的因素模型，而往往忽略内部经济失衡。而FEER不仅考虑到内部经济条件而且重视外部经济均衡，因此得到的失调程度要高于BEER。
5.估计结果的稳定性检验
均衡经常项目度量方法不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人民币FEER均衡汇率，为此，采用既有文献中的面板回归方法和储蓄—投资等式法来估计均衡CA，以检验得到人民币FEER结果的稳健性。从得到的结果(图6至图9)看，并同图4至图5相比，三种方法得到的人民币FEER及其失调程度相差不大。因而可认为得到的结果是稳健的。
图9 reer失调程度
三、人民币“事前均衡汇率”：2008-2010年
1.“事前均衡汇率”理论及其度量
“事前均衡汇率”的基本思想是将国内外经济均衡下未来的均衡经常项目和国内外产出水平作为均衡值，进而求得与之对应的均衡汇率，或者直接找到与未来现实经常项目和国内外产出水平相适应的汇率水平。与既有“事后均衡汇率”理论不同的是，该理论给定未来经济变化轨迹下，事先确定与未来经济相适应的汇率水平(称为均衡汇率)而不是事后找到均衡汇率来调整现实经济④。
“事前均衡汇率”理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因为在只清楚事后均衡汇率情况下而进行的汇率调整并不能保证未来汇率水平能固定在均衡水平上，更不能确保能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平衡。而“事前均衡汇率”理论依据未来内外经济状况，事先确定好均衡汇率变化轨迹，政策层面可按此调整即期汇率向均衡值靠拢。因此不仅能保证与未来宏观经济相适应的汇率水平，而且能有效降低根据“事后均衡汇率”不断调整不断“试错”的成本。要计算“事前均衡汇率”就需要预测未来的经常项目占GDP比重、国内外实际GDP⑤。以亚洲开发银行《2007亚洲发展展望更新》报告预测2008年中国经常项目占GDP比重为10.5％作为我们的预测值。国内外实际GDP的预测采用自回归模型，从具体结果看，拟合程度较高，相关残差检验也得到通过，预测值都能以95.4％的概率落在近似置信区间内(过程略，参见工作论文)。
结合式(3)和式(4)，则可得到2008-2010年的“人民币事前均衡汇率”(图10)。2008年均衡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74.57。2006年现实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107.18，为使得2008年之前到达均衡汇率，2007-2008年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需升值30.4％；2009年均衡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71.64，在2008年实现均衡的条件下，相对于2008年和2009年需升值3.93％；2010年均衡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71.64，在2009年实现均衡的条件下，相对于2009年和2010年需升值4.11％。
然而，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做到使得均衡汇率精确在74.57。实际上，均衡汇率应该是一个动态区间，而不是一个“精确点”。又因为汇率适度低估可以维持出口和经济持续增长，过度低估才会导致通货膨胀上升、福利水平降低和外债风险增加等问题，而且在东亚区内各国汇率存在着系统性低估，人民币调整力度过大短期内在东亚区丧失的优势就越多(陈志昂、王义中，2005)。考虑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维持10％左右的适度汇率低估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保持对外竞争力⑥，因此2008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需升值幅度不一定要精确在30％，合理的升值幅度应该确定在20％左右，即2008年实际有效汇率达到86.14即可。
图10 人民币“事前均衡汇率”
2.基于“事前均衡汇率理论”的人民币双边名义汇率升值幅度
由于实际有效汇率是由15个国家加权名义汇率得到的，因而实际有效汇率要升值20％并不等于说人民币兑美元双边名义汇率需升值20％。可以设置人民币对不同货币双边名义汇率不同的升值幅度使得有效汇率升值到20％。由于“事前均衡汇率”是基于内外经济均衡条件下得到的汇率，简化起见，人民币对不同国家名义汇率升值幅度可依据对不同国家的贸易失衡程度来确定⑦。
表3是中国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失衡占总贸易失衡的比重。可以看出，双边贸易失衡程度高的是中美和中港贸易，接着是中韩。表3也报告了中国与各国(地区)双边贸易(进口+出口)占中国对全世界外贸易总值的比例，按比例大小排序依次是中国与欧盟、美国、日本、香港地区和韩国。根据经典贸易收支理论，如果单从保持贸易平衡的角度出发，人民币对美元、英镑、欧元该升值，而对日元和韩元该贬值；如果仅从贸易失衡程度考察汇率失衡程度，人民币对美元和港币应该大幅度升值。然而，双边贸易失衡程度越高说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依赖程度也较高，汇率的大幅度升值在短期必然会对经济产生不良后果，相反的是，将与中国贸易失衡程度较低的国家名义汇率升值不仅能实现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0％的目标，而且能够降低名义汇率升值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因此，考虑两种不同的升值方案。第一种为贸易失衡程度越高的国家对应的双边名义升值幅度越大；第二种贸易失衡程度越低的国家升值幅度越大。首先需做相关假定。从既定事实出发，假定未来中国的物价上涨速度快于国外加权物价水平，并假定贸易权会随汇率变化而发生变化，而且不考虑中国与日本和韩国贸易逆差的汇率贬值因素⑧。由等式(9)，汇率升值1％，贸易余额会减少1％。政府的目标是将通货膨胀控制在年4.8％以内，则假定后2年内通胀率各为5％。具体方案设计为(见表4)：以2008年5月30日外汇报价为基准，要使得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0％，方案1是人民币对美元和港币升值10％，而对英镑和欧元升值幅度分别为3％和8％；方案2是人民币对英镑和欧元升值幅度为15％和10％，而对美元和港币各升值6％。
从上述两种具体方案可以看出，要使得均衡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0％，无论是方案1还是方案2，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都不需要升值20％。选择何种方案为最优方案，实质上取决于政府的目标函数⑨。若政府倾向于缓解短期外部政治和经济压力，追求贸易平衡和贸易结构调整，则可将人民币对美元和港币升值10％，而对欧元和英镑小幅度升值；若政府追求长期经济增长和避免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度降低，则可将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大幅度升值10％和15％。
四、总结性评论
以FEER理论为基础，本文估计得到1982-2006年间的人民币FEER，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币汇率严重高估，而自200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不断加深，这是同中国内外经济失衡程度紧密联系的。进一步，提出“事前均衡汇率理论”并度量人民币事前均衡汇率，发现2008-2010年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需升值20％左右，而人民币对世界关键货币的双边汇率升值幅度取决于政策层面的目标函数，要么人民币对美元和港币升值6％～10％，要么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3％～15％左右。
从以上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含义：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众多，汇率只不过是其中因素之一，本文并没有强调可以通过汇率的大幅度升值来实现内外经济平衡。实质上，根据“事后均衡汇率”调整汇率以企图实现经济均衡并不能真正实现经济内外均衡。与此相反的是，“事前均衡汇率”给定未来经济变化路径的条件下，事先确定与未来经济相适应的汇率，此时确保内外经济均衡条件下不会出现大幅度汇率失调；人民币汇率升值路径需遵从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路径，而不是仅升值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人民币升值压力不仅来自对美元汇率，还来自对港币、英镑和欧元双边汇率；根据不同均衡汇率理论和其对应的经验方法而得到的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并不相同，差异也较大。但一致同意人民币汇率近期低估，应该升值。对于决策者而言，应以不同理论得到的均衡值为参考，根据现实经济动态变化，设置好人民币“事前均衡汇率”水平，努力朝此均衡水平调整；推行“人民币汇率升值隐性目标区间制”。此种制度至少能保证内外经济基本围绕均衡值波动，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具体做法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事前确定2008-201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区间为20％上下，人民币对美元、港币升值区间可确定为6％～10％之间，英镑和欧元双边汇率升值区间为3％～15％之间。当然，这种政策需要同其他经济政策相配合，减少国际游资的套利和套汇行为。
注释：
①陈六傅、钱学锋(2007)采用边限协整检验方法和中国与G-7各国双边贸易模型，其基于双边贸易的进口需求系数有正有负。卢向前、戴国强(2005)采用ARDL模型，其进口方程中进口需求系数也为正。
②利用HP滤波时，因为样本为年度数据，由OECD建议，取λ=25(郭庆旺、贾俊雪，2004)。
③孙茂辉(2006)根据自然均衡汇率理论度量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在1982年高估59.89％、1983年高估64.11％、1984年高估62.98％、1985年高估64.57％；通过“点估计”，Coudert和Couharde(2005)计算得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低估20％～30％。Goldstein和Lardy(2006)得到2004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低估20％～35％。Goldstein和Lardy(2007)得到2007年低估程度为35％～60％。
④该理论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因为未来国内外经济均衡已事先确定，所以不必事先考虑汇率升值对经济的影响，只需在即期朝事前均衡汇率调整就能保证未来经济实现在均衡水平上，但它的缺陷是无法考虑汇率升值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⑤处理方法是事先预测到未来国内外经济的即期值，然后找到与此对应的汇率水平。具体做法是：首先预测到未来的内外经济发展水平值，然后将其代入已经估计的均衡方程求解出相应的均衡汇率。
⑥至今为止，理论界还没有得出一个关于适度低估水平的一致结论。在期刊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Spring 2003，P25～39)有专家就认为：世界消费从中国较低的出口价格中获益，人民币汇率适度低估10％～15％对全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⑦关于双边名义汇率失衡程度的确定可由购买力平价理论、巴拉萨—萨谬尔森效应或均衡汇率理论，以及其他方法等来确定，但这些理论方法没有考虑内外经济均衡问题。
⑧要使得实际汇率回归均衡水平，不仅需要调整名义汇率，而且受多国间的物价水平变动影响较大。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在2008年很难保持在4.8％以内，此处的假设只是为了简化运算，更细致的处理方法和结论还需进一步探讨。因此，本文所得到的升值幅度只是一个大致的区间，而非精确数值。
⑨可考虑比较两种方案下的短期和长期的经济绩效，进而得到最优方案，但这种方法无法将汇率升值经济绩效的其他因素纳入其中，比如说外部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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