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性，还是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漫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近代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性质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擂台的垒砌，是期望方家。龙泉明先生果然立足高处，他的从容使我们热望更为直接的对擂，因为新世纪的门槛又逼近我们一步。
我们已经走到21世纪的门槛，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应当是时候了。近日，我高兴地读到了杨春时、宋剑华《现代史，还是近代史？——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对话》（见《南方文坛》1997年第1期），他们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启人思考的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尽管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我不完全赞同，但对于他们提出问题的眼光和勇气，我是十分佩服的；对于他们研究问题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在这里，我想正面谈谈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与特征的看法，以求教于杨春时、宋剑华先生及其他专家学者。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近代性的，还是现代性的？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行程虽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在总体上却是逐步深入的，它的现代性质与特征也是逐渐呈现出来的，并且越到后来越鲜明。其实，到目前为止，“现代性”这个概念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定义。所以，我要说的也只是自己的一种看法。我认为，从世界意识、先锋意识、民族意识、人性意识、创造意识等五个维度的交接点上，可以建构起一个评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标准。
一、世界意识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起始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世界文学”意识的萌发。按照马恩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封闭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才“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他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很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共产党宣言》）作为20世纪的文学，有别于20世纪之前各民族文学的显著特征是民族的相互往来与依赖使其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学。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交流的历史进程，导致了一种现代意义的世界文学的诞生。世界性、开放性，已成为现代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特征。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就是“世界文学”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
作为人类总体进化的一个过程，现代化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现代化首先从西欧开始，随之通过殖民化弥散到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正因为如此，现代化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欧化、西化或工业化。在19、20世纪以前，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物质危机。“只有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中国现代化史·总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随着列强入侵而逐渐加剧的西方文化的撞击是中国作家世界意识勃发的外缘。西方文学的传入，陈腐的古典文学已成不了耸动视听的气候。谭嗣同、黄遵宪、蒋智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所提倡的“诗界革命”已标志着世界意识的觉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之初，五四新文化先驱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世界化”的文化观念。陈独秀在《新青年》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六条思想原则之一即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六》中指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这是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才能获得的认识。简言之，20世纪世界意识就是一种开放意识，即放眼全世界，以世界本体文化为本位来从事中国的文化革新运动，把中国的文化革新运动作为20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这一文化革新意识的飞跃对于中国几千年自恃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冲击。
在世界意识的驱动下，中国20世纪文学逐渐走向了全面开放。从清末民初的初步开放到五四时期的全面开放，到30—40年代的有限开放，以至到50—70年代的基本封闭，再到80年代以后的全面开放，实际上走过了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其间长期的闭关自守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它却导致了以后更大幅度的开放和更深刻的变革。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作家惟有在对于他民族文学的借鉴之中，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到本民族文学的特性及其在世界文学总体中的地位，才可能实现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学的扬弃、继承和发展。正是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索中国文学革新的道路，开创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充满创造和变革的伟大时代。
二、先锋意识
我不赞成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划等号，这是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先锋性（现代性）主要不体现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追寻上，而是体现在中国作家为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一切现代世界先进的文学资源的合理吸取与综合运用上。中国20世纪作家将现代性追求视为文学的主题，而并不把现代主义视为最高表现形式，但也并非排斥西方的现代主义。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比西欧晚了几百年，一下要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它所缺乏的中间因素太多。为了追上世界现代化的步履，只有把西欧几百年的历史采取横向“拿来”的办法，因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走完了西欧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西欧几百年的文学历史也就在中国文坛迅急地重演了一遍。西欧近现代文学的多种潮流，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象主义、现代主义等在古老的中国都有了其中国的传人。由于“拿来”的急迫，很多东西只是浮光掠影地一晃而过，并没有在中国文坛留下深深的痕迹。在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封闭时期以后，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吸纳与整合似乎显得更成熟一些了。由于中国是在被动挨打的局势下对外开放的，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放眼看世界的，是在社会与文化相当落后的状态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因而，中国20世纪作家的文学接受与创造担当了道义、思想、精神之责，他们对世界现代文学的看取是有选择性的，他们的创作不是仅仅代表自己或少数人，而是代表整个民族言说，述其生活、情感、思想、精神与灵魂。正因为这样，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的中国成长得十分艰难，中国的客观现实对它的冲击和抑制太大了，以至在中国文坛不能占据更多的空间。尽管如此，它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在20世纪中国一直潜滋暗长着并几度呈兴盛之势。在五四时期，它就播下了生长的种子，从鲁迅《野草》的象征主义、郭沫若《女神》的表现主义、胡适尝试诗的意象主义中亦可见一斑。20年代中后期，李金发开创了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然后由新月派、象征派汇聚而成的现代诗派在30年代以《现代》、《新诗》为大本营，形成了强大的阵营，加上新感觉派小说的呼应，现代主义在30年代酿成大潮，竟一时之盛。虽然在抗战爆发、大敌当前的特殊时期，中国现代主义受到了抑制，但当抗战处于持续阶段，社会生活与情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势下，现代主义又再度兴盛起来，仅以诗歌为例，就有冯至、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创作的活跃，并且先后在40年代中期的西南联大和40年代后期的上海出现过两次具有连续性的现代主义诗潮，而且由此形成了令后人刮目相看的现代主义诗派——“九叶”诗人。这说明现代中国不是不需要现代主义，现代中国人不是不能接纳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中国的外部条件一度限制了它的发展，它的半途衰落，并不主要是中国文学内部发展规律使然，也不是现代主义自身的局限所致，而是外在社会环境并没有给它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文学的承诺是合目的的，但是不合规律。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世界先锋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20世纪现代情绪的重要表现方式，对现代中国必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当再次打破思想禁锢的新时期到来之后，它必然再一次被中国作家所看取。这一阶段与以前所不同的是，大多数作家更多地表现出对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先锋艺术的独特青睐，使它们在短短十余年间于中国大地重演了一遍，其多变性、多样性、丰富性，是以前所不可比拟的。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主潮，或者说现代主义只作为一种文学潮流而存在，这不仅是中西20世纪文学在共时性的发展中同时又有着历时性的差异造成的，也是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学传统造成的。我们不能将文学的现代性孤立视之，因为它是相对其背景而存在的，它的性质与意义取决于它在其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对于西方近代文学是现代性的，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是现代性的，它们相对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结构而存在。忽略文化背景与文化结构，孤立地抽象地谈论文学的现代性，为文学规划统一的价值与参照，其结果是对多种文明、语言文化、生活形态、精神方式的取消。
尽管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的发展并不同步，其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它的现代性质。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世纪后期到五四时期，再几经历史风雨的试练，至八、九十年代的大踏步进取，就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与转型，而且这种过渡与转型，又常常把世界文学的近代性与现代性揉合在一起，所以，它在实质上是现代性的，或者说是近、现代交叉复合性型的文学。
三、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是现代民族主义强烈刺激的结果，或者说，民族意识就是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集中反映。真正对中国现代化构成威胁的就是民族主义的挑战。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一方面是西学东渐潮流的高涨，一方面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这两大思潮既相互对峙，又相互融合，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造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尊并进而铸就了忠诚于本民族的传统。进入近代以后，这一民族传统精神在外来侵略的刺激下日益勃发，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先导。现代民族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找到了民族进步、民族独立的新方向。中华民族要真正实现民族进步与独立，则首先要使自己强大起来。要强大则要向世界上先进国家学习，取长补短，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必然的；与此同时，要摆脱被侵略被瓜分的危险，则必须坚决以社会改革为手段，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实这两者的统一，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起点。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二者往往是不平衡的。当民族危机显得相当深重时，对西潮的引进则受到抑制，如近代和30、40年代。当民族危机有所缓解之际，对西潮的引进则大胆而自信，如“五四”和新时期。当然，50—70年代，由于受帝、修的挤压，我们的国际交往基本关闭，这一时期我们奉行的是民族主义，确切地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由此可知，民族主义思潮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强光点，也是摄取并折射那个时代雷电风云的一面聚光镜。正是这样，我们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往往被民族主义所裹挟。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国文坛，多次掀起“寻根”的浪潮，“寻根意识”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对应外来思潮的一种手段，成为他们渲泄民族自卫情绪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的文坛，一面是极端的西化（欧化）、艺术化，一面是民族化、大众化。对于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强调，有时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整个看来，中国文学在民族化的努力中，确实使文学适应了广大民众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和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趣味，并且重新发掘了民间文学的许多优秀遗产，纠正了文学发展中某些“西化”的弊端，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和技巧。在强大的现代性挑战面前，民族主义的有效方式就是对原有的东西的发展和对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的改造与更新。当然，民族主义思潮与反传统的西化思潮的对峙，对于现代化来说，也会导致适当的平衡。在有效的保守与有效的激进的强力中，中国文学才能在“中西新旧”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例如中国现代主义是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发生发展的，但中国现代主义作家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纳中就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强力制约，尽管他们面对传统常常表现出鲜明的反叛姿态，但他们在创作中不能不受到传统文化情绪和审美心理的牵制，所以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就有了相异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
四、人性意识
这里的人性意识即指文学对人的觉醒与人的解放的重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对于人性的认识，20世纪中西作家是不一样的。在西方作家那里，关注的是个体的存在价值；在中国作家这里，关注的是个体与群体相统一的存在价值。“人的存在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存在的整体性及其解放的趋向性。我国20世纪文学之所以称之为人的文学或人的解放的文学，就是在于它从不同阶段、不同范畴、不同层次、不同因素感性地显现了人的存在的整体性及其解放的趋向性。”（黎山峣《论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6期）人的觉醒、人的解放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灵魂。我国近代文学从整体特征而言，对于人的整体的把握是重于对人的个体的把握的。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意识的觉醒，完整意义的人的文学，是在五四时期出现的。到了五四，个体的命运和价值，得到了作家的极大关注。但是，在五四作家的种种个人意识、个人情绪和个人价值判断后面，都有一个国家、民族、大众的潜在参照系存在。20年代后期至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从大多数情况看，突出的是人的整体意识的觉醒，是人的阶级意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但也有不少文学在突出整体时出现了忽视个体的主体性、个性和特殊性的偏颇。这种情况，在50—70年代的文学中有了进一步的恶性发展。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又突出了人的解放，突出了个体的地位。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真正理想，是一切价值之源。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有互相矛盾对立的地方，因为现代化本身是一场历史变迁，以工业化、都市化和理性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化世界日益暴露出诸多弊端，它造成了人的新的异化，对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造成了新的限制、销蚀乃至奴役。中国的现代化是落后的农业文明逐渐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它与民族的专制、落后、愚昧、苦难为对衬的，因而在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困难重重，难免出现大的曲折和反复。但是，现代化毕竟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条件，使其得以在一个新的高度全面自由地发展自身。一个发达的开放的现代工业社会，与一个文化教育落后的闭塞的农业社会，在给人类以发展自身潜能并获得自由方面，完全无法同日而语。“人的自由、解放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现代化社会是这一过程中水准较高的一个阶段，并且将向更高的阶段过渡。”（《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34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五、创造意识
20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比中国古代文学获得了更高的艺术自觉性。这种艺术的自觉性，主要是指作家挣脱了那“精神的动物世界”，挣脱了千百年来心理偏见的束缚，他们以强烈的新鲜感领悟生活，呈现出广泛的精神兴趣和深刻的精神追求，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古代作家所无可比拟的心灵的宽广度和灵敏度，能够看到他们那丰富的艺术创造力。崭新的外来影响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刺激与启发，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对事物取新颖的看法，对旧的文学取怀疑、攻击或重新估价的态度。这种从传统中解放过来的思想常常使他们无拘无束地向多方面探寻，伴随着高度的兴奋、热情与活力。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从大的趋势上看是由同趋异，由单一变杂多，由一统成多元。传统文学即使没有完全倒塌，至少也部分疲软，因而必定极大地激发作家的创造新文学的热情。晚清“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已开始表现出独特的创造性。创造精神的高扬至五四时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即使在社会危机、民族危机提到了人们注意的高度的三、四十年代，作家们的创造精神仍然强旺。在五、六十年代作家们的创造激情也并未泯灭。而到了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作家们又喷发出极其强旺的创造热情，优秀的作家都在艺术上有一种不受羁绊的自由创造的特质。一个开端（五四时期）和一个结尾（八十至九十年代），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自觉的高峰期。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确实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革新了中国文学的面貌。
当然，20世纪中国作家的艺术创造意识的勃发，也是相对自己的处境而言。其实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作家一直都面临着理想与现实、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守成与创新的矛盾困惑，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咀嚼着置身于现实种种矛盾的身不由己的心灵痛苦。在中西文化选择上，一个明显的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易于摇摆，昨天对传统全盘否定，今天又饥不择食地向传统翻寻；明天把这个奉为圭臬，今天对那个顶礼膜拜，这种频繁的转向与更替，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还没有建立起本民族积极健康的心理结构。当一个民族对纷繁交杂的世界潮流还不知所需，无所适从，还没有建立起吐故纳新的心理结构时，那么该民族还不可能产生真正稳定的现代文化与文学，其潜在的创造力也就不可能更大限度地得到实现。这种情况，在中国社会尚未真正在政治、经济以及其它各方面强大起来，居于世界前列之时，终将存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现代性质，并不是说它的现代性已经是十足的成熟的完整形态了。由于中国错综复杂的情势所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远远没有完成，而且从其形态内涵来看，还存在很多空白和缺陷，中西文学的时差所带来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还相当突出。但是，“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动态型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富于弹性与合理的状态，一种未完成的过程，一种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所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正处在一种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它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加快其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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