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盖尔·约翰逊认为，如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必将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影响其农业。中国农业在今后数十年内必将面临重大的变革或调整。中国政府应考虑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推动这种变革或调整。
一、放弃价格保证制度，使国内农产品价格更趋合理
盖尔·约翰逊指出，在与美国和其他国家谈判中，中国同意大幅度减少关税和缩小国家贸易的作用，其途径是允许私商进口某些农产品。大部分农产品的关税将从100%减少到3%～20%。中国已同意不使用出口补贴，尽管现在WTO成员的许多国家还保留这种权利。 中国采用了乌拉圭回合的创新，即关税率配额。关税率配额适用于豆油、小麦、玉米和大米。对配额内的进口，其关税将非常低。粮食不超过8%， 豆油不超过9%。超过配额的关税将达60%～65%。 入世的第一年谷物关税配额总数是1440万吨，第五年是2180万吨，每一种主要的谷物（小麦、谷子、大米）分别有具体的配额限制。大麦没有关税率配额，其关税将减少到9%。豆油有关税率配额，大豆则没有，其关税率为3%。豆油的配额从1700万吨增加到3200万吨，其在配额内的关税为9%。 如果这些关税率、关税率配额和减少国家贸易壁垒的程序得以遵循，中国将把农产品的贸易壁垒降得比美国和欧盟还低得多。
盖尔·约翰逊认为，关税率配额制度将在今后5 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阻止中国进口大量小麦或者玉米。中国将不会出现进口粮食的泛滥。但因为中国已经承诺不使用出口补贴，如果信守这种承诺，国内粮价必须降低到世界市场的水平。1999年最后几个月中，中国与美国谈判达成的小麦价格和进口价格大致持平，而固定的价格要稍高些。1999年玉米价格约高于进口价格的15%。如果继续实施价格保证制度，中国玉米的进口将达到关税率配额的极限。小麦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1997年以来，世界玉米和小麦的市场价格大幅度下滑，现在仍处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放弃现行价格保证制度，并把政府开支中节省下来的资金直接发放给农民。如果这项计划的年度开支包括库存开支在内，相当于500亿人民币，那么就有可能按照1995～1999年平均粮食种植面积按每亩30 元直接发放给农民， 这将给每个农户平均约200元人民币的补贴，这种补贴根据WTO的补贴条款是允许的，即使补贴略高，也不违反WTO的条款。
盖尔·约翰逊还指出，中国如果加入WTO， 国内的大豆生产将受到冲击。因为虽然豆油有配额，但大豆的唯一保护是3%的关税， 没有关税率配额。这样，任何现成的对大豆的保护只归于大豆的加工者，而不属于大豆的生产者。
二、促使粮食产量增加的关键在于提高土地和劳动生产率
盖尔·约翰逊对中国加入WTO 后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自由贸易将面临的挑战作了分析。他指出，目前，世界粮食尤其是小麦和玉米的市场价格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虽然近期国际市场上可能会出现幅度非常小的价格暂时上升现象，但长期趋势是国际粮价持续下降。当前，中国国内部分粮价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如能妥善安排现有库存粮食，下调部分粮食价格，使粮食进口量不超过关税率配额，国内粮食的供需在几年内将保持平衡。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假定中国国内实际粮价处于国际水平，中国农民要想生产出满足国内需求的大部分或全部粮食，关键在于提高劳动和土地生产率，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大大高于土地生产率。他指出，多数农业研究都致力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忽略了劳动生产率，这是不适当的。事实上，20世纪后半叶，经济大幅度增长的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高于土地生产率。1950～1980年，美国、日本、丹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了400%～500%，同时，这些国家的土地生产率只提高了80%～135%。目前，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同发达国家相比， 有很大差距。举例来讲，中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美国相比，玉米低25%，小麦高25%，大米大致相当。同欧洲相比，美国的小麦产量不高，而它的玉米和大米产量相对较高。中国的大米、小麦和玉米的劳动力投入每吨52～59天不等。据估算，在每吨大米的价值中，劳动力投入占31%，生产1吨大米需要投入59天劳动，折算在大米生产中1天的劳动力成本是9元人民币。在美国作相似的估算， 生产大米雇用劳动力的平均日工资大致约50美元。两者差距体现了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别。此外，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劳动生产率与城市相比是非常低的。这不仅是过去40年限制农业人口向城市移居的结果，也是在人力资源投资方面对农村地区区别对待的结果。城乡人口平均收入的差别属于世界上最大之列，如果把给予城市工人的补贴和加在农民头上的额外税收和负担计算在内，其差别超过3倍到4倍。盖尔·约翰逊指出，如果中国的城乡居民要平等共享未来经济增长成果，这种差别在今后数十年内必须有实质性的缩小。如果中国要继续生产大部分或全部粮食和其它食品，那么劳动生产率要提高500%甚至更高， 这比在同一阶段内土地生产率需要提高100 %～150%这个幅度要高得多。
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依靠减少农业就业人数和改革农业组织
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要求农业就业人数在全国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下降；其次，要求农业就业的绝对数下降。盖尔·约翰逊回顾了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所经历的重大调整：50年代初期，由于对农民迁居城市的限制和城市企业的低效率，大约8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的作物耕种和畜牧业。1985年以来，农村中非农业劳动力以14.5%的年增长率迅速增长。2000年，农业所占全国就业比重不超过45%，预计到2030年前，农业所占全国就业比重将下降到10%。如果农民要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农业生产率要提高，这种下降就一定要出现。而随着经济发展，农村的非农业就业要继续以14.5%的年增长率快速增长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中国政府应努力创造新的非农业工作岗位，重视农业工人的向外转移。
盖尔·约翰逊认为，在今后30年内，农业经营单位的规模将是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又一重要因素。中国现有约23500 万个农业经营单位，这些农业单位多数是非全日的。到2030年，即使农业就业人口减少到总劳动力的10%，农业经营单位仍旧是很小的。因为即使农业就业人口降到总就业人数的10%，农业就业人口也将有1亿左右。 假定所有农业单位均为全日的，雇用1个工人，全国有1亿3千万公顷耕地， 平均一个农业单位约有1.3公顷耕地。但是如果大部分农业单位均为非全日的， 那么将会有大大超过1亿个农业单位。也许不会比现在有的23500万少得太多。因此，每个农业单位的平均土地面积仍旧是小规模的，到本世纪中叶前不太可能超过1公顷。那么， 如果农产品价格要和国际市场价格持平或接近，这种农场规模就太小了，大多数农民无法进行低成本的机械化生产，无法用足够的机器在今后30年内把劳动生产率提高400%～500%。应该找到一种提供机械服务去替代劳动的办法并使农民能得到这种服务。
盖尔·约翰逊认为，台湾的某些做法值得借鉴。台湾的绝大多数农场是非全日的，农场工人从1968年占工人总数的41%下降到1997年的10%。农场数量不到10%，农场的平均规模为1.1公顷，比1967 年大不了多少。台湾农村居民适应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大规模移居城市，而是留在乡村继续经营。他们可以在所居乡村得到非农业的工作岗位，而且有基础设施，他们可以每天上下班。尽管农场仍很小，劳动生产率却自60年代后期以来大幅度增长。1967年至1997年之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年增长率为4.3%。究其原因，一种代耕制（Customfarming ）大大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按照这种制度，一个农民承担另外10个或10个以上农民的大部分田间劳动。据估计，90年代初，98%的稻田劳动都是机械化的，80%都是通过代耕制完成的。这样一种代耕制在中国大陆也可以推广，但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每个农业经营单位的土地相对集中。二是农民要有资金购买机械，来提供代耕服务。某些省份曾尝试在集中土地的同时向个体农民提供社会化的服务，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农民抵制强制性的做法。然而，如果有一些村民熟悉的农民要提供机械服务的话，那么反映就截然不同。提供代理经营服务需要政府的鼓励，也许需要在最初几年提供补贴。对于那些愿意购买机械来提供代耕服务的农民，应当提供便捷的信贷。目前的信贷制度很不充分，部分原因是因为土地不能作为贷款的附属担保。如果土地使用权能确保延续多年，并同时存在一个土地使用权的买卖市场，那么土地使用权就可作充分贷款的担保。
盖尔·约翰逊认为，如果要保证粮食产量继续增加，农业劳动力将减少60%或者更多，中国农业在今后30年必须迅速改革，农民必须从其他经济部门得到帮助，以达到这两个目标。中央政府要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增加对农业研究的赞助，仔细地审议那些可能会阻碍农业调整的政策，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