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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从50年代初成型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57年的早期转换生成语法，到65年的标准理论，发展到后来的扩展标准理论以及修正的扩展标准理论，进一步发展到80年代的管辖与约束理论和90年代的最简理论。其研究重心发生了两次重大转折：第一次转折是从研究语言（外表化了的客体externalized object）转到研究语法（一种思维状态。这是成熟的说话者思维状态发展变化中一个相对稳固的状态），我们暂称之为早期生成语法，包括管约论以前的理论属于早期阶段。第二次转折是从研究规则系统转到研究以约束理论和投射原则等为代表的原则系统，不妨称之为近期生成语法。管约论及最简理论则属于这一阶段。据此可把生成语法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生成语法和近期生成语法。
剑桥大学出版社新出的《语言与思维研究中的进展》收入乔姆斯基九十年代发表的7篇论文，属于后一发展阶段，是他关于语言与思维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所有七篇论文中，乔姆斯基通过假想的简洁语法分析，指出不存在外在于人类思维的一致的语言概念，语言研究应当集中于研究构成人类语言知识的思维建构。他认为人类语言是一个心理客体，但最终是一个生物客体，因此应该使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书中所反映的这个思想与他以前的语言观一脉相承。本书在两方面是“新”的：一、为老观点（人类语言知识的很大一部分是遗传得来的）提供了“新”的证据；二、提出了以前无法想象的问题（即把人类的语言知识与其他认知系统联系起来的可能性）。
总的说来，本书集中体现了乔姆斯基的“内在主义”和“自然主义”语言观，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一、对人类语言机能的内在主义解释
传统哲学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行为的总和，每一个人都只具有其中知识的一部分。Dummett(1986)认为语言这一概念的基本意义在于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每种语言都是有人参与的一种社会惯例，该惯例由应该遵循的社会习俗的一部分规则构成，而且是学而知之的；同时语言独立于任何特定说话者而存在，每个说话者均具有这种语言，但只是对该语言的部分掌握，而且其中的一部分是错误的掌握。这种观点致力于探求语言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语词—世界关系），也即是与内在主义（也称天生主义）相对的外在主义语言观，是行为主义“刺激—反应”理论（也称学习理论）的哲学基础。“刺激—反应”理论认为语言知识是通过环境刺激从学习中获得的。
相反，乔姆斯基认为，人的心智——大脑中除其他认知系统外，还有一个系统叫“语言机能”，专管语言及其运用。每个人一出生，他的语言机能就处于由遗传决定的生物秉赋—初始状态，这对全人类都是一致的，因此是人类独有的一种生物特性。环境只是对“内在决定的成长过程”起激发作用，而且只对其产生有限的影响；这种“内在决定的成长过程”大约在青春期逐渐稳定下来。这样，语言机能由初始状态经过环境的触发作用发展到相对稳固的状态。从初始状态到稳固状态之间当然有些过渡状态，但它们对形成稳固状态的作用微不足道，可忽略不记。所以从初始状态到稳固状态的发展可看作一个瞬时过程。
语言机能所达到的状态由无限个语言表达式构成，每个语言表达式都具有自身的语音、结构和语义特征。这一状态其实就是一个运算系统（生成系统），乔姆斯基称之为“语言”或“I—语言”（即以前的语言能力），I表示“内在的”(internal)，“个体性的”(individual)和“内涵的”(intensional)。如果某人（乔姆斯基以琼斯为例）的语言机能达到某一状态（比方说"L"），那么就可以认为他具有L这种I—语言。由L这种I—语言所生成的各种表达式可能有“偏离常规者”，但这些不是错误，而是由初始状态的特征所决定的。
特殊信号可以理解为各种语言表达式的外在表现；话语行为则是广义上的语言表达式的外在表现。各个语言表达式包含针对各种行动系统（I—语言内嵌于各行动系统中）的指令。只有与行动系统整合，I—语言才算得上真正的语言。行动系统有两类：发音—知觉系统和概念—意念系统。前者为语言表达式提供语音式(PF)，使其获得语音；后者赋予语言表达式以逻辑式(LF)，为其提供语义解释。
乔姆斯基提出的基于“原则—参项”理论的“最简方案”认为，语言机能内嵌于大脑并与其他各种机能交互作用。要使用语言就得首先满足这些机能的所有条件。在这种意义上，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机能（或I—语言）是接近完美的。他进一步指出语言有以下两个美中不足之处：语言的不可理解性（指无法用语义做出解释，如不规则动词等本身没有意义者）和不受时空限制的特征（displacement，其目的在于优化交流）。其原因在于它们不属于语音及语义层次。
乔姆斯基对外在主义者Putnam进行了批判，进而阐述了他的内在主义观点。
他以人类视觉系统为例，声称有理由认为语言机能是一个“语言器官”，其基本特征由遗传基因决定，并指出每种语言是初始状态和经验交互作用的结果。初始状态就如一种“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DA），输入的是经验，输出的是内在地表现于心智—大脑中的语言。和其他器官的生长一样，语言习得是自然地在儿童身上发生的，而非儿童学习得来的。他把语言机能的初始状态比作一个连着开关盒的固定网络。一方面，网络由语言原则构成；另一方面，开关就是取决于经验的各种选择项。各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开关（一套参数），选定某套开关就意味着输出的是拥有那套开关的语言，而不是其他语言。儿童天生就内在地知道有那些供选择的各种开关。他们在接触少量信息后，就能作出选择。
乔姆斯基举了一个看似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语言知识的天生性。
假定图书馆里有两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彼得取出一本，约翰取出另一本。那末彼得和约翰取出的是同一本书，还是不同的两本书呢？从书的具体物质来看，他们取出的是两本不同的书；从抽象内容看，则是相同的一本书。由此可见，对像“书”一样的客体，可以同时从具体和抽象两个角度进行考察，所得结论必定相异。这种知识不可能来自经验学习，对于这类现象刺激—反应论无能为力，结论只能是诸如此类语言知识是天生的。另外，乔姆斯基根据儿童掌握新词的数量之多和速度之快这一事实，指出儿童生来就具有各种概念，这些概念的意义的细微、精妙之处以及概念的结构已预先决定。
二、乔姆斯基的自然主义语言观
在乔姆斯基的理论框架中，“思维”指世界的心智方面；“自然主义”一词没有什么形而上学涵义，指的是用来探索世界的心智方面的一种“自然主义方法”，它以构建强有力的解释理论为目的（因此是否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成为判断一种语言理论成功与否的标准），以与“核心”自然科学的最终统一为归宿。这就是所谓的“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uralism)；与之相对的是“方法论上的二元论”，这种观点认为在思维研究中必须放弃科学理论，从而使思维研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乔姆斯基认为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是无可厚非的，而方法论上的二元论却极具争议。但是，他同时指出，自然主义不排除使用其他方法来探索世界真理。
乔姆斯基认为人类语言是一个“生物客体”，因此，应该使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来研究语言。除各种科学均有的限制外，不应对语言研究提出额外的限制条件。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物理学中发展得最为完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把语言学归入物理学。根据这种语言问题上的自然主义哲学观点，自然语言应该受到与人为的逻辑学或数学中的形式语言不同的对待；不能认为意识决定语言知识的内容；思维科学不能归入物理学。
另有一种二元主义观点则强调语言与其他自然科学的差异，坚持认为语言分析应该使用与化学等自然科学不同的标准。乔姆斯基在批判形形色色二元论的基础上，阐明了他的自然主义语言观。他对二元论的批判最明显地反映在其对心智—身体问题的处理上。思维对物质的作用问题—直是哲学中争论不休的问题。乔姆斯基经过反复论证，指出根本没有可能提出心智—身体问题。其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前者的了解太有限，而在于对身体的构成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就如牛顿的见解导致了“接触力学”的衰亡，自笛卡尔的身体概念被驳倒后，至今还没有取而代之者。缺乏一个一致的身体概念，传统的心智—身体问题就没有概念意义，也就没有特别的因果关系。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没有特别的形而上学问题与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思维现象的努力相联系。这个观点同时暗示，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中的“简化”在思维问题上是不适用的。这就涉及到科学中的“统一”问题。尽管人们希望把思维理论（特别是语言学理论）与有关大脑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理论统一起来，但是统一并不是非以“简化”的方式进行不可。他进一步指出，更重要的是物理学或生物学理论具有优越性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解：语言学理论就和化学或生物学理论一样丰富多彩。因此，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把语言学简化为神经学的前景十分暗淡。他以用“大脑事件相关潜能”（event-relatedpotentials，简称ERPs）测量的大脑中的电子脉冲反应为例来说明这一观点。语言学家对各种不同的“偏离”(deviant)（指偏离语法规则）语言结构有适度的了解。目前看来这种偏离与大脑中电子脉冲反应的特殊模式相关。而这种相关被认为是暗示了语言事实能用神经学理论来解释。但事实是，在上述及其他许多情况下，我们是用语言知识来解释实验结果，因为不存在相关的电子生物学理论。所以不可能用细胞或神经元的建构来概括语言。
“统一”这一科学史上的持久问题可能以不同方式进行，但“简化”并不是唯一方法，更非随处可用的灵丹妙药。大规模的“简化”在科学发展史上十分罕见（生物学归入化学是一特例，不具代表性）。通常情况是：对相对较基础的学科进行重大调整，以使统一过程得以继续。在有的领域中，科学统一（更勿说“简化”）在原则上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人类构成的某些方面内在地不能为人类智力所了解。就如老鼠的智力注定其不可能具有数的概念，人类基因决定了我们无法了解某些领域。乔姆斯基把智力世界分为“问题”与“神秘之物”。他还指出人的大脑中有一个与语言机能一样独立的“科学形成机能”(science forming faculty)，“问题”处于该机能所能了解的范围之内；但对于“神秘之物”而言，科学形成机能就无能为力了。“问题”与“神秘之物”之分是相对于人类来说的，因此它们的界限未必泾渭分明。
乔姆斯基另外还区分了形而上学自然主义和认知自然主义。前者指Dennett(1988)提出的一种观点：对思维、知识及语言所作的哲学阐释最终必须与自然科学保持连续和协调；认知自然主义则派生自奎因的自然化的认知论，这种理论认为对知识及信仰进行的研究必须容入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个小分支。
总结起来，乔姆斯基有关语言与思维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他设想人的大脑天生就有一个专管语言及其使用的组成部分，叫“语言机能”。每个人的语言机能都有一个初始状态，经过环境的激发作用而达到稳固状态。自然主义则试图描绘在理想状态下语言机能各种纯状态的实际情况。LAD理论是解释语言成长的一种理论假设，它在语言机能从初始状态发展到稳固状态这一过程中起过渡作用，并把经验投射到获得的状态上去；相应地，有关初始状态的理论就被称为普遍语法（注意，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普遍语法的适用范围有所差异）。
相对于语言知识来说，我们对语言运用的了解就少多了。乔姆斯基本人对这方面也表现出悲观的态度。他说，人类究竟怎样将语言知识投入实际运用或许永远是个“神秘之物”，至少在对此有所了解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他过去几十年的著述无一例外地只讨论语言能力，对语言使用几乎从未问津。
在语言学领域，乔姆斯基以句法理论著称，故他的许多论作中的例子属于句法范畴。但是本书中有很大一部分例子却属于词汇范畴，这一点值得注意。在本书中，乔姆斯基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全新的论据，论证了他40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只有立足于内在主义，用自然主义方法才能提出具有强大解释力的语言理论。
收稿日期：2001-1-20;
本刊修订稿,200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