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泳“浙江经验”及美国游泳长盛不衰之探究
李建设1,王章明2，李蜀东1,3,关志逊2,顾耀东1,3
（1.宁波大学 大健康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211；2.浙江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3.宁波大学 体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浙江游泳的主要经验可提炼为：1）在“塔基、塔中、塔尖”3个层次，都抓住了运动员成长周期的根本特质；2）在拔尖人才培养的每个关键阶段，都抓住了决定成才的关键要素；3）在基层和省队有两支高水平教练队伍，他们是浙江游泳新人辈出取得整体突破的根本保证；4）在优秀和拔尖游泳运动员培养方式上，探索出比较成型的路径依赖，人才成长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共生效应、师承效应和期望效应。美国游泳的长盛不衰可归结为：1）在管理体系上体现了美国式举国体制的高效，国家泳协与地方泳协、俱乐部、中学和大学的纵、横向紧密合作，造就了庞大的游泳人口；2）在竞赛体系上形成了横向分区、纵向分级的网络，丰富的赛事为发现“天赋”儿童及运动员成长提供了途径，学校是优秀和拔尖运动员成长的摇篮；3）在训练体系上形成了学校与俱乐部的分工合作，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游泳训练都有执业教练担纲，除了运动员是业余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职业的；4）在教练员执教资格及培训上有严格的制度规范，执业教练都必须获得年度培训积分，使得美国的许多教练员本身就是生物力学和心理学行家。比较浙江游泳与美国游泳，有几个共性问题亟待学界和业界研究，如早期训练、家庭参与及培养方式。
关键词：游泳；浙江经验；中国；美国；比较研究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17年9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约共建中国（浙江）国家游泳队，这是中国体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创新之举，是竞技体育新“举国体制”的重大改革尝试（陈思彤 等,2017）。国家体育总局之所以看中浙江，成立首个国家与地方共建的国家队，其目的就在于“积极推广浙江游泳的成功经验”（殷佩琴,2017）。然而，浙江究竟为中国游泳提供了什么经验，以孙杨为代表的一大批浙江优秀游泳运动员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又是怎么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便是本研究的问题缘起。
研究游泳，不能不关注美国游泳，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美国游泳共获得了119枚金牌，同样是游泳强国的澳大利亚获得27枚，我国则是13枚。提起当今泳坛谁游得最快，人们自然会想到“飞鱼”菲尔普斯，他领衔的美国队在里约奥运会以绝对优势获得了男子 4×100 m混合泳接力金牌，也收获了他的第23枚奥运会金牌（Thomas,2016）。人们不禁要问，这位1985年出生的游泳天才，为什么出现在美国？美国的竞技游泳为什么长期“雄霸天下”？其人才辈出的奥秘又是什么？同样，孙扬已经不仅是中国游泳“浙江现象”的代表性人物，而且与菲尔普斯一样，已然成为世界级的游泳巨星，在ESPN公布的2018世界百大运动员排行榜中排位当今泳坛第一。我们同样要追问，为什么孙扬出现在浙江？浙江的竞技游泳为何能成为中国泳坛的“半壁江山”？浙江竞技游泳之于中国与美国竞技游泳之于世界，其水平与地位的相对值不分上下，浙江游泳的成功经验与美国游泳的长盛不衰，在学理上当有其相通之处。
泳坛“巨星”的出现是偶然还是必然？如果是偶然，为什么美国又源源不断涌现出新星乃至巨星，菲尔普斯之后冒出了“核少女”莱德基。为什么浙江游泳会在中国率先崛起，并在崛起后也是人才辈出。如果是必然，为什么“飞鱼”教练鲍曼说，菲尔普斯是十代人里出一个的水平，世上只有一个菲尔普斯（展鹏,2016）。为什么中国游泳界也普遍认为孙杨是50年一遇的游泳天才。本研究基于对中国游泳“浙江经验”和美国游泳长盛不衰的探究，试图求解上述一系列疑问，这也是中国游泳乃至中国竞技体育亟待探究的重大命题。
2 研究设计与技术路线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我国学者对优秀运动员训练模式的研究较多，聚焦优秀运动员“成长模式”的研究较少，对顶尖运动员“成才之道”的研究则基本空白。无论什么人才，都有其成长的逻辑，从儿童就得抓起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尤其如此。研究人才成长、成才之道是为了认识规律并把握规律。王洪才（2017）指出，“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是对人才培养过程进行长期考察的结果，拔尖人才培养是需要“有意栽培”的，但其前提是必须清楚“成才模式”是什么，否则培养就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如果培养模式清楚，人才是可以复制的。
本研究以竞技游泳后备、优秀和拔尖3个层次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和培养模式为切入点，以竞技游泳优秀运动员成长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主线，分析提炼中国游泳的浙江经验及美国游泳的成才之道，尤其是拔尖运动员的“人才特质”和成长路径。研究的意义，在于探寻优秀和拔尖游泳运动员的成长周期、路径及可能已经固化了的路径依赖，为我国竞技游泳及其他竞技体育项目后备、优秀和精英人才培养的制度设计及机制创新提供理论依据、成功样本和实践线路。
2.1 跟踪研究
跟踪研究是在长期、系统收集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并甄别反映事物本质的关键因素，然后通过因素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建构理论的实证研究方法（陈昺麟,2018）。研究者直接从实际观察、考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做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为相对系统的理论。该方法的前提是要有足够事实依据和经验证据的支持，但其主要特点并不在其“客观性”，而在于研究者的“主观性”，即更依赖研究者作为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的逻辑推演。竞技体育优秀运动员人才培养模式，尤其是拔尖人才的成长路径，尚未有成型的梳理，通常是在经验事实概括基础上的抽象提炼。本研究课题组成员长期跟踪浙江竞技游泳实践，直接参与浙江竞技游泳发展谋划，感同身受研究对象对“游泳”的态度与行为，对本研究所探究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思考。
2.2 调查研究
建立健全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是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的关键，广东省把建立和完善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作为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科学发展，先行先试，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多渠道筹集水利建设资金，逐步建立了颇具广东特色的水利投入稳定机制。“十一五”期间，实现全省水利投入885亿元，是“十五”期间全省水利投入的1.6倍。2011年落实年度水利投入310亿元，顺利实现全社会水利投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总结经验主要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的积极实践：
3 研究结果与学理分析
3.1 浙江游泳经验
谈人才必谈培养，谈人才培养，必谈培养模式。关于人才培养模式，我国教育和体育界均作过大量阐述。然而，任何人才培养模式说到底都是“术”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就如全社会都在求解“钱学森之问”，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时，我们关注的焦点很少聚焦在体制和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上，“根子”问题不改变，杰出人才培养就如同沙丘之塔。就教育和体育而言，杰出人才培养看似在教育和体育系统本身，其实与整体制度设计密切相关。回归人才培养的本源和规律，任何行业和职业的杰出人才培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才培养的制度设计，其次就是培养方式和成才环境。
竞技体育是崇尚英雄的，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竞技场上的英雄如同钱学森之问的杰出人才，杰出人才就是“非常”人才，非常人才是不是可以“非常”培养，要不要“非常”培养，以及怎样“非常”培养。考察我国的竞技人才培养体制，十分类同我们的基础教育，其人才培养模式对提高“培养对象”平均水平的作用非常显著，但对培养拔尖人才并没有显现出优势。作为比较，美国的竞技人才培养也类同他们的基础教育，其体制设计特别有利于让拔尖人才脱颖而出，这可能是美国之所以成为教育和体育强国的根本原因（张荣峰,2012）。无论教育还是体育，拔尖人才的核心要素一是先天的遗传禀赋，这是基础，二是后天的培养环境，这是保证。理论和实践均已表明，具有优势禀赋的儿童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种客观存在是可以被早期发现及早期培养的。但在我国，传统的“早选材、早定项、早成才”思想一直是运动科学界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黎涌明 等,2018），主要问题是我们对适合儿童期的早期训练还缺少深入研究，不同运动项目的细分研究则更加匮乏。事实上，我们不缺乏对具有竞技运动优势禀赋的“潜在天才”的早期发现及早期培养，但成才率不高。放眼国际泳坛，“少女”成为奥运冠军者并不鲜见，如果没有早期发现和早期培养是不可能的。显然，我们不能忽视早期“有意栽培”所引伸出的培养模式及其成长路径，中国游泳“浙江经验”最成功之处，就是比较好地解决了早期训练问题。
调查研究是借助统计学，在不改变实际环境和不操纵研究对象的前提下，通过对被访者询问或问卷所得到的资料的分析与归纳，在一定量化程度上判断现象间的因果关系。通过收集和分析属于“事后的”“结果的”资料，反过来寻找和推断造成这种“事后结果”的“可能原因”，从而使研究者突破社会现象难以实验研究的局限性，可以获得类似的因果关系结论（风笑天,2017）。为了避免调查研究法对统计资料过于“精确”分析而可能导致的结论过于简单化和表面化，本研究在调研基层游泳教练30余人、专业游泳队教练20余人、问卷调查参与业余游泳训练的学生及家长300余人、专业游泳运动员90余人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典型个案的挖掘和资深教练的专访。
1. 做宽做厚“塔基”，注重早期训练。任何体育运动项目，后备人才源流不断取决于是否有庞大的热爱运动的儿童青少年群体及由此构成的竞技人才金字塔“塔基”，这是任何运动项目做大做强的共性规律。浙江竞技游泳做宽做厚塔基的主要经验就是十分注重早期训练。首先是鼓励儿童青少年热爱游泳，浙江是国内第一个由省教育厅和体育局联合为“普及学生游泳”出台文件的省份，全省中小学生“人人会游泳”使游泳成了浙江儿童青少年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仅杭州市体育局旗下“三足鼎立”的游泳俱乐部，每年就可以从市区200余所幼儿园和小学约10万适龄儿童中进行初级选材，每个年龄段选出3500人左右进行45天的初级培训，然后再从每个年龄段选拔350人左右进入市级游泳队，市游泳队常年在训的5～13岁儿童少年达1500人左右，这样的厚度及规模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便跟美国相比也毫不逊色。其次是在业余训练阶段选择了适合学段儿童的“走训制”训练模式，即学前教育和文化学习在普通幼儿园和小学，游泳训练在体校游泳俱乐部，高达87%的家长每天接送孩子去俱乐部训练，每周6天，风雨无阻，全年不间断。调查显示：97%的基层教练和98%的省队教练赞同“家校合作”的“走训制”模式，可以兼顾高质量的普通学校文化教育和专业游泳训练机构的高水平游泳训练，认为这是符合学段儿童青少年“学习为主业+游泳为爱好”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有利于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多元化选择与发展。第三是基层体校建立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科学、完整的选材办法及标准。调查显示：所有的基层教练和省队教练都认为儿童青少年游泳赛有必要对“身体形态”进行测试，认同这一观点的专业运动员和家长分别占92%和96%。杭州籍奥运冠军罗雪娟、孙杨、叶诗文都是从幼儿园就被教练选中开始了“有意栽培”的早期训练，浙江游泳正是在“塔基”有一批慧眼识英才的高水平教练及其不急于求成的、重在夯实基础的奠基训练，才造就了他们此后的厚积薄发。
胃蛋白酶(诺维信生物技术公司，49 049 U/g)、碱性蛋白酶(郑州万博生物技术公司，577 179 U/g)、中性蛋白酶(郑州万博生物技术公司，336 859 U/g)；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2. 做大做强“塔中”，注重成长环境。浙江自1980年起，每年举办规模浩大的全省少儿游泳迎春杯及分站赛，数十年从未间断，参赛规模越来越庞大，竞赛规则越来越科学。儿童青少年分龄赛事为竞技游泳梯队建设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苗子，94%的基层教练和96%的省队教练认为儿童青少年游泳赛有必要按“年龄段”分组。美国州级儿童青少年游泳比赛同样按年龄设置组别，其分组与浙江几乎一致。如何将这些优秀苗子培养成为优秀运动员，做大做强竞技游泳人才金字塔的“塔中”，浙江的主要经验就是着力营造适合优秀运动员成长成才的育人环境，提高成才率。首先是为优秀运动队配备了“训科医”以训为龙头的运动训练“科技助力”优质资源，“三位一体”的团队在生理生化监控、运动技术优化、体能训练尤其是陆上训练及多学科联合攻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跃 等,2013）。调查中，省队教练员、运动员及管理人员一致肯定了“三位一体”科医保障对运动训练及体能康复的极端重要性。其次是较早就制定并实施了优秀青年教练员培养工程，通过“走出去”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等办法，组织年轻教练员成规模化的赴竞技体育发达国家学习，这些年轻教练在培养浙江优秀运动员“厚度”上发挥了显著作用。第三是树立正确的“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调查中高达94%的教练员和99%的运动员及家长认为“运动员与教练员关系”对运动员成长十分重要。在教练员与运动员“师徒”关系的基础上叠加上“师生”关系，强化了教练员与运动员的训练交流，使长期形成惯习的单向被动训练过程变成双向互动的教学过程，有利于解决运动训练的目的性及针对性，提高训练的科学性及有效性。
3. 做精做高“塔尖”，注重拔尖人才。美国和澳大利亚优秀运动员成长的共同特点，是在普通中小学完成文化学习，在俱乐部进行业余训练，进入大学阶段，则通常在完成大学学业的同时，在大学游泳队或职业俱乐部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鉴于我国竞技体育的体制设计及人才培养“三级训练网”的惯习，浙江游泳着重在拔尖人才培养上进行了创新，其“造星计划”成就了孙杨、叶诗文、傅园慧、徐嘉余、汪顺等一批拔尖运动员，他们已成长为浙江竞技游泳的核心竞争力。浙江做精做高塔尖的成功经验，一是实施了“院校化一条龙”的人才培养模式，院校培养有利于形成运动苗子、运动新星、运动明星全学段“教体合一”的人才培养体系，这种培养体系在竞技体育发达国家是通行的，也是被浙江实践证明了的（李建设,2012）。二是确立了“三位一体”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竞技运动系、单项协会和管理中心“三位一体”的制度设计，在省级层面有利于保证机构集约、运作高效、管理有序、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管理优势，有利于发挥“举省体制”的优越性、管理运行的扁平化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94%的省队教练员、科医和管理人员对竞技体育院校化的改革持肯定意见。三是坚定执行“走出去”拜名师战略，“走出去”先是托管训练重在学习，后是合作训练旨在提高，“走出去”战略不仅培养了运动员，而且培养了教练员，优秀外教的执教风格及对运动员的管理方式，对我们的训练及管理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4. 注重优秀运动员成长路径探究。教育研究表明，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三方面因素促成：1）所在的领域正好具有优势的先天禀赋，并且对这个行业又特别有兴趣；2）后天的教育尤其是环境友好，赋予其在该领域极好的保障；3）本人具有持之以恒的超强坚持力。优秀运动员成长究竟走的是条什么路，又怎么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从学理上可以从优秀运动员群体成长路径中归结出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本研究认为，首先是共生效应。浙江竞技游泳“三层阶”人才之所以不断涌现，是因为产生了1+1＞2的共生效应，即集中“精中选优”的苗子在名师名教手上集聚，实施“精工细作”的专门培养，提供“优才优育”的条件保障，好苗子和好教练的集聚，自然形成了人才不断涌现的马太效应。第二是师承效应。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关系，更是现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运动员成才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练员。浙江游泳人才辈出的关键因素是教练善于慧眼识才并因材施教，基层体校和省队的两支高水平教练队伍是浙江游泳人才辈出的根本保证。第三是期望效应。任何行业的人才培养都离不开社会、学校、家庭三要素。家庭参与的力量在我国被体育界长期忽略。菲尔普斯、索普和孙杨都是从小家长陪同其成长，具有很强的家庭参与培养色彩。父母的“期盼”及自身的“期望”对儿童青少年喜爱并坚持游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强烈的家庭参与是浙江游泳的一大特色。调查显示，教练员和运动员一致认为，家长期盼和支持对儿童青少年喜爱并坚持游泳训练十分重要，所有基层教练和97%的运动员认为启蒙教练对游泳运动员成长成才起重要的奠基作用。
3.2 美国游泳借鉴
美国体育文化中的英雄崇拜如同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成为“强者”是美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美国体育文化的公平诉求、个人至上、追求卓越，如同国民日常的工作方式与生活状态，这种“奋斗”的惯习，无形地影响着美国人的认知与行为，浸润着公民的精神和灵魂，由此创生了独特的美国体育文化，肇始了美国特殊的体育发展道路（龚正伟 等,2014）。
由于建筑施工单位普遍追求经济利益和施工进度，施工单位大多并不按照建筑规范进行施工，致使工程的技术管理无法达标，施工质量问题频频出现，且无法在第一时间得以解决[3]。建筑施工技术管理问题受到多方面影响，其中施工技术管理体制不完善起到重要作用，在施工建设中施工单位没严格执行建筑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在工程施工中经常出现违规操作，并且出现问题无法及时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建筑施工管理人员与施工人员的矛盾，导致建筑工程开展受阻。
美国竞技游泳能够长期称霸天下，先前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1）美国竞技游泳的管理体制和体系高效；2）完备的游泳训练竞赛机制有利于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3）先进的科学训练、体能训练、伤病康复及科技助力（李建设 等,2017）。美国竞技游泳约有近50万注册运动员，其中29万左右青少年运动员和2万左右大学生运动员长年坚持系统且专业的游泳训练和竞赛，更有近3 000家美国游泳协会的会员俱乐部，在学龄儿童的家长们看来，参加游泳训练并非希冀习得多少运动技能，看中的是运动的教育价值及人格影响。
综放工作面端头三角煤的回收对于综放工作面煤炭损失率具有直接的影响，在实际选择的过程中，要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选择具体的回采方法及设备。通过在92623工作面使用增高装置的研究总结，得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端头三角煤炭资源的回收方法，进而提高资源回收。通过增加工作面上下端头的高度，使原有的生产工艺由摸顶开采逐步演变为摸底回采，从而从根本上提高资源回收，尤其是在面长较短的工作面，端头三角煤会是极大的可回收资源，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广已成熟经验，有效地采出端头三角煤资源，也为相似工作面提供了经验积累和技术参考。
3.2.1 管理体系：美国式举国体制
各级畜牧兽医、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家猪野猪非洲猪瘟联防联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明确组织机构、工作方式、防控重点，开展定期工作会商、信息及时通报、联合监测排查等防控工作。要畅通信息渠道，明确部门间信息共享方式，第一时间互通家猪疫情、野猪异常死亡信息。要强化密切协作、相互配合，深入分析本辖区和周边疫区防控态势，查找薄弱环节，在监测排查、疫病检测、应急处置等方面互相支持，全面抓好封锁、扑杀、无害化处理、消毒等关键措施，坚决果断扑灭疫情。
全美儿童青少年游泳后备人才培养，主要由USS和LSC与中学两大管理体系协调合作，共同推进儿童青少年游泳人口发展与游泳竞技水平提高（潘前,2009）。成人游泳运动员培养，主要由USS与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简称NCAA）分工合作，共同推进大学生竞技游泳发展。USS与NCAA互有联系又相对独立，NCAA拥有庞大的资金来源，是一个具有极强造血功能的实体社团。USS与NCAA是横向的合作关系，美国国家游泳队约80%以上的运动员来自大学，大学游泳俱乐部是美国高水平游泳运动员成长的摇篮，大学校际游泳竞赛之所以壮大，其重要推手就是大学校际竞赛已被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校际竞赛不仅成为学校教育的天然组成部分，而且是学校提高声誉吸引学生与资助的重要资质（金玉,1997）。美国国家游泳队的最高管理机构是USS，但国家队不是常设建制，通常在奥运会结束后USS就着手制定以下一届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的4年参赛计划。在非奥运会年，通过选拔赛组建国家队，在国内训练营进行短期集训后就参加游泳世界锦标赛、泛太平洋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重大国际赛事。集训时间通常为10天左右，如2017年在中国台北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家队赛前集训时间只有5天（8月15日开始集训，20日比赛）；2019年将在韩国光州举行的世界锦标赛，国家队规定的集训时间也仅半个月（7月6日开始集训，21日比赛）。在奥运会年，USS通过奥运选拔赛组建国家队，奥运会赛前集训时间基本不超过2个月，通常是先在国内训练营集中训练，然后选距赛地较近的国际训练营集中训练，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赛前集训时间甚至不足1个月，7月17日开始在国内训练营（San Antonio,TX）集中训练，7月24日移师位于阿根廷的国际训练营（San Juan,Puerto Rico）集中训练，8月1日赴巴西里约赛前训练，8月6日开始游泳比赛（Thomas,2016）。
美国游泳的最高管理机构是美国游泳协会（United States Swimming Association，简称USS），约有会员30余万，包括各年龄组儿童青少年直到国家队各层级运动员、教练员及志愿者。在USS旗下，全美共设有59个相当于州一级的地方游泳协会（Local Swimming Committee，简称LSC），分别对辖区的游泳俱乐部和游泳赛事进行管理。在USS和LSC之间，还设有东、南、西、中4个大区泳协，东区和中区各涵盖16个LSC，西区和南区各涵盖12个和15个LSC，USS的三大目标是做大基础游泳、推广游泳文化、提高竞技水平。
综上，美国竞技游泳的管理体系，最高管理机构是USS，其与LSC和俱乐部是纵向管理关系，与覆盖全学段儿童青少年的中小学及成年的NCAA是横向合作关系，组建和管理美国国家游泳队是USS的至高职责，体现了美国式举国体制的体系高效，也由此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学校、个人及社会团体的职权、义务与利益共享。
纳入标准：（1）经组织病理学诊断为胃癌；（2）年龄＞18岁；（3）肿瘤分期为IV期；（4）ECOG分期≤2分；（5）患者及家属知情并同意；（6）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式中，Magg和Sagg分别表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熵，Coagg越大，表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二者之间协同集聚水平越高。
3.2.2 竞赛体系：纵横交错成网络
国内部分烟区在引进部分烟叶生产机械化设备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果。云南玉溪、福建省三明、河南许昌等烟区在研制推广烟叶生产先进机械方面做了引进和探讨工作。福建省的三明烟区引进了烟叶自动烘烤机，并在进一步研制和推广烟叶自动化烘烤设备。但在烟叶生产各环节全面研制推广实用机械方面，国内尚在起步阶段。
美国游泳的竞赛体系主要有美国游泳协会、中学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首先是USS体系，每年首先由各州游泳协会组织辖区内的分年龄组比赛及高水平组比赛，参赛单位为青少年游泳俱乐部。分年龄组比赛通常按8岁以下、9～10岁、11～12岁、13～14岁、15～16岁和17～18岁6个年龄段分组进行，高水平组比赛不分年龄，但参赛者通常都在15岁及以上。州一级游泳比赛结束之后，大区游泳协会再举办更高水平的比赛，因为USS不举办全国分年龄组的锦标赛，所以大区年龄组锦标赛就是年龄组最高层次的比赛，在大区高水平锦标赛之后，USS再举办全国高水平游泳锦标赛。
美国中学生游泳竞赛体系是由各州中学生体育协会组织的，由本州9～12年级学生参加的高中生游泳联赛，参赛单位为学校代表队，有些州也举办初中生游泳比赛，一些较大的州还按学校规模把高中生游泳锦标赛分成2～3个级别进行，目前，美国还没有全国性的中学生游泳比赛。美国大学生游泳竞赛体系是由NCAA操办的，由全国数百所设有游泳队的大学的学生运动员参赛，其中，第Ⅰ和第Ⅱ级别的联赛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大学生游泳赛季从每年的9月份开始，各校代表队先按级别及报名标准参加联盟赛，直至次年3月份的全国大学生锦标赛。
为了避免国土资源财政税收预算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浪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可以将资金管理作为切入点，在保证成本预算和资金预算相结合的基础上，严格进行资本预算的编制和相应的审核，对整个预算管理的流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全面的把控，最大限度地提升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比如，在进行预算编制的时候，要根据上一年的收支情况为依据，并考虑其他的增长因素合理测算、编制下一年的收入和支出预算。
纵横交错的游泳竞赛网络为青少年选手提供了大量的实战锻炼机会，小学和初中运动员（1～8年级6～13岁）可参加USS举办的年龄组比赛，高中运动员（9～12年级14～18岁）可参加高中生游泳比赛，也可参加USS举办的年龄组比赛和高水平组比赛；大学生运动员（18～23岁）可参加NCAA系列的比赛，也可参加USS举办的各种高水平比赛。在美国，每年由USS批准或认可的游泳比赛多达数千场次，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少年比赛，优秀的青少年游泳运动员每年可选择参加20场左右，对提高他们的竞技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潘前,2010）。
综上，美国游泳竞赛体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呈网状的，横向分区、纵向分级的赛事为不同年龄、不同级别的运动员成长成才提供了丰富的实战锻炼，尤其是覆盖全美的低年龄段儿童的游泳竞赛，为发现和选拔具有游泳“天赋”的运动苗子提供了展示平台。
1.3.1 考试成绩。课程结束后，两组学生采用同一份试卷进行测试，试卷题型为选择题及病例分析题，各占50%，选择题参考执业医师考试以理解应用题型为主，对总成绩及病例分析题成绩进行分析。
3.2.3 训练体系：层层衔接全覆盖
3.2.4 教练员培养体系：终身学习养成
全美约有6 700余所高中设有进行系统训练的游泳队，高中生游泳运动员约29万人，一般都由学校组队参加州一级游泳比赛。参加NCAA游泳比赛的大学约有500余所，大学生运动员约2万人，其中，水平最高的Ⅰ级学校约有 3 000名左右高水平游泳运动员。据对NCAA游泳（含跳水）官方数据统计，剔除跳水及重复的名字，2016—2017年度共有2 746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女子运动员1 043人，来自295所大学，男子运动员1 703人，来自259所大学，他们基本代表了美国竞技游泳的最高水平及规模。美国游泳的训练体系与学校教育体系紧密结合，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层层衔接，规模约为45～50万的后备人才队伍（Agh,2001）。美国的学生运动员有严格的文化学习要求，在美国大中小学的教育管理条例中，有一条“No Pass No Play”的基本准则，即必修课没达到合格或中等成绩，不能参加训练和比赛。在校方看来，无论你是多大牌的运动明星，你的第一身份是学生，虽然你可以以“体育特长生”的资格入学，学校也愿意为你提供相应的比赛与训练经费，但文化学习是不可缺席的。运动员因为比赛而耽误的课时，学校也将派专任教师负责补课。
美国的中学和大学对运动队每周集训的时数都有明文规定，但学生是否参加校外俱乐部的训练由学生本人或家庭决定，其参加校外俱乐部的训练时间也不作限制。美国中学生游泳赛季从每年11月～次年3月，在赛季，学校代表队通常进行每周3～5次、每次2 h的训练。在非赛季，学校一般不组织校队训练，但学生通常都参加校外俱乐部的系统训练。美国大学生游泳赛季是每年9月～次年3月，NCAA规定大学生游泳运动员在一个赛季中可以安排120～124个训练日，每个训练日最多可训练4 h，大学生运动员是否参加校外俱乐部训练及训练时间也同样不作限制。美国对学生运动员训练时数的限制，体现了学生运动员的业余训练原则，以确保其文化学习的必须性。但参加校外俱乐部训练时间的不作限制，又确保了专业训练的系统性。学校、家庭、社会（游泳俱乐部）的自愿合作，保证了全美各年龄段参加游泳训练人数的稳定。美国竞技游泳之所以走上长盛不衰的良性循环，学校与俱乐部的二元培养模式是根本。
综上，美国竞技游泳人才培养已经形成固定的训练体系，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层层衔接的业余训练体系及与职业游泳俱乐部的合作，构建了覆盖全美的后备人才训练梯队。美国学校游泳队的训练一般都交给游泳俱乐部，或从俱乐部聘请主教练，或与俱乐部紧密合作。因此，美国学校除了运动员是业余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职业的。
美国没有少体校、体工队这样的培养机构，也没有类似体育局的行政机构，运动后备人才的培养完全依赖于小学、中学与大学及众多的俱乐部。美国竞技游泳水平之所以长盛不衰，盖因学校担负起了重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体育之所以强，强在教育。在美国，如果高中毕业以“体育特长生”资格被大学录取，那将是学校的光荣，高中和大学校长都可能会亲自接见（田联幼儿阳光体育,2018）。
美国的游泳教练员分级培养具有完整的体系，5个等级的教练员申报都有基本要求，并必须接受USS的课程培训与考评，教练级别不同，培训内容不同，但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Lohn,2009）。一级教练主要学习游泳教学教法；二级教练主要学习“蝶仰蛙自”4种泳姿的动作技术规范；三级教练主要学习运动生理、心理、生物力学等人体科学知识；四级教练主要学习运动科学管理知识，并要求所带运动员达到一级或健将级水平，美国大约有10%的游泳教练达到四级水平；五级教练主要学习领导力，并要求所带运动员达到全国比赛的报名标准，五级教练员约占教练员总数的3%～5%，标准极为严格。
美国的游泳教练资格证向全社会开放，任何人都可以申报，但入职后就必须执行严格的职业规范。一级教练只能在俱乐部教授游泳初级者，二级教练可以教授游泳提高班，只有达到三级教练者才有资格担任游泳训练队的教练，四级教练可以成为游泳队的主教练，五级教练则可以进入国家队担任教练。教练的级别决定着薪水的高低（Lord,2001），从低级别教练到高级别教练，从一般俱乐部到知名俱乐部，从带组训练到带队训练，都可以作为教练员竞争更高级别资格证书的资本，从而在更著名的俱乐部或大学游泳队谋得更理想的职位。USS及美国游泳教练员协会规定所有教练员都需要接受继续教育，即便是高级别的教练员，每年仍需获得一定的培训学时，才能保持证书的级别，否则证书将被注销（Denniston,2006）。美国的游泳俱乐部十分注重内部培训，通常俱乐部的主教练给助理教练和低等级教练至少每月培训1次，比较有声望的俱乐部甚至能做到1周1次培训，以此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接受最新知识，提升训练水平。培训内容通常是游泳生物力学、生理学、生物化学、运动医学、心理学和营养学等，以提高他们科学执教的能力。在美国，许多教练员本身就是生物力学专家（严蓓,2015）。浙江游泳名将吴鹏赴密歇根大学游泳俱乐部外训后的最突出感受就是“训练计划是可以跟教练商议的”。把训练过程作为教学过程（陈小平,2017），变单向的“你教我练”为双向的“教学相长”，可以更好地解决科学训练的3个基本问题，即练什么、为何练、怎么练，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理念问题，解决的是教练员与运动员究竟是什么关系。
综上，美国游泳教练员协会对教练员执教资格和业务能力的培训考核已经形成制度规范，无论什么级别的教练员都必须获得年度的培训结分。USS每年召开各种年会和论坛，全美教练员都有资格分享著名教练的训练计划，让年轻教练分享知名学者的学术见解，美国游泳界极其重视名教练训练经验的传播，在新技术新方法上很少保守秘密，愿意以各种渠道传播分享。美国的很多纸质版和电子版的游泳杂志，都有专栏作家和学者写的文章，实用性高，推广性强（Colwin,2002）。
4 基本结论及引申问题
4.1 基本结论
4.1.1 游泳“浙江经验”
建筑施工普遍存在的特点是规模大、范围广，以至于现场扬尘污染的治理难度也相对较大，同时，建筑施工还会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不能有效的融合，例如有环保问题、政府规划问题等等，所以导致施工环境监督带来了一定的的困难。同时，由于缺乏法治化和制度化的监督，企业在施工过程中并未严格执行相关规范、相关要求，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的加速。
浙江游泳的成功经验可提炼为：1）在“塔基、塔中、塔尖”3个层次，都抓住了运动员成长周期的根本特质，构建了符合“后备、优秀、拔尖”3个层级运动员成长诉求和规律的训练体系、竞赛体系和管理体系；2）在拔尖人才培养的每个关键阶段，都抓住了决定成才的关键要素，首先是儿童基础训练阶段，由高水平名师执教，并配合浓厚的“家庭参与培养”氛围，其次是优秀运动员成长阶段，坚持“训科医”以训为龙头的科学训练体系，最后是拔尖运动员成才阶段，坚定“走出去”实施国际名教练与本土教练合作培养战略；3）在基层有一批慧眼识英才的高水平教练员及其不急于求成的、重在夯实基础的奠基训练，在省队有一批善于学习先进训练理念与方法、勇于进行实践探索的高水平教练员，这两支高水平教练队伍是浙江游泳取得整体突破的根本保证；4）浙江优秀游泳运动员成长已经探索出比较成型的路径依赖，从学理上可以从优秀运动员和拔尖运动员群体成长路径中初步归结出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如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共生效应、师承效应和期望效应。
4.1.2 美国游泳借鉴
美国游泳的长盛不衰可归结为：1）美国游泳的管理体系体现了美国式举国体制的高效，国家游泳协会与地方游泳协会和俱乐部的纵向管理及与中学和大学体育联合会的横向合作，构成了儿童青少年及成年游泳训练与竞赛的全覆盖，造就了庞大的游泳人口；2）美国游泳的竞赛体系是横向分区、纵向分级的网状结构，丰富的分层与分级游泳竞赛，为发现“天赋”儿童及运动员成长提供了途径，美国国家队队员基本来自大学，大学是优秀游泳运动员成长的摇篮；3）美国游泳的训练体系覆盖全美从幼儿园到大学，美国学校游泳队的训练一般都交给游泳俱乐部，或从俱乐部聘请主教练，或与俱乐部紧密合作，除了学生运动员是业余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职业的；4）美国游泳教练员协会对教练员执教资格和业务能力的培训考核已经形成制度规范，无论什么级别的教练员都必须获得年度培训积分，并且美国的许多高水平教练员本身就是生理学、心理学或生物力学专家，训练科学化已经成为常态。
4.2 引申问题
1. 早期训练问题。早期训练本身没有任何异议，大凡竞技体育成才者都是从娃娃抓起。但对早期专项化是颇有微词的，因为训练不当导致拔苗助长而昙花一现的现象在我国较多竞技项目中存在。然而，国际泳坛伟大级别的游泳运动员如菲尔普斯、索普、孙杨，无一不是学龄前就开始了系统的早期训练。美国游泳始终强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注重早期发现人才，实施早期训练（Kirk,2005; Gosman, 2001），从而不断造就超级巨星。在美国与菲尔普斯比肩的，之前有斯皮茨，2岁学习游泳，6岁开始系统训练，16岁获奥运金牌，20岁参加慕尼黑奥运会7个项目全部夺金，并全部打破世界纪录。之后有女子游泳运动员莱德基，6岁开始系统训练，15岁获奥运冠军，连续两届奥运会已夺得5枚金牌。游泳项目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早期训练的普遍性，但我们对早期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还远不够深入扎实。
2. 家庭参与培养。任何项目的人才培养，都离不开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要素，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惯习了半个多世纪的“三级训练网”，隔离了家庭的参与，这固然与我们竞技体育长期的封闭训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观念，这个问题当引起足够的关注和研究。父母的“期盼”及自身的“期望”对儿童青少年喜爱并坚持游泳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浙江拔尖游泳运动员的成长多有强烈的“家庭参与培养”，美国同样如此（Jowett et al.,2003;Howells et al., 2015），无论菲尔普斯，还是莱德基，都是家长或兄长带其进入游泳池，并始终陪伴着他们的成长。问题是我们的专业运动员培养体制，家长可以或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培养，我们还缺乏相对完善的机制设计，尤其是当运动员成长为世界级顶尖运动员时，面对社会的众星捧月和巨大的商业利益，我们还缺乏有效的应对办法。
3. 人才培养方式。美国大学是高水平游泳运动员成长的摇篮，但大学生运动员受NCAA制度制约，多在职业游泳俱乐部坚持系统训练（Shilo et al.,2016）。我国还少见真正意义上的成人游泳俱乐部，俱乐部更稀缺高水平的职业游泳教练员，国家队游泳运动员几乎全部来自省（市）专业队，专业队运动员又几乎全部来自各级体校。专业队既受运动员及教练员编制数的制约，又在运动员坚持游泳训练及兼顾文化教育问题上存在两难。因此，现有的体制在“做大”优秀运动员队伍和“做强”拔尖运动员培养上均存在短板，鼓励发展高水平职业游泳俱乐部和大力发展“校园游泳”，当是竞技游泳长盛不衰、人才辈出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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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Zhejiang Experience” in Chinese Swimming and Generational Success of American Swimming
LI Jianshe1, WANG Zhangming2, LI Shudong1,3, GUAN Zhixun2, GU Yaodong1,3
1.Research Academy of Grand Health,Ningbo University,Ningbo,315211,China;2.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3.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Ningbo University,Ningbo,315211,China.
Abstract: The main experience of Zhejiang swimming can be refined as follows: Firstly,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of the growth cycle of athletes are comprehended from three different levels i.e. beginner, intermediate and elite. Secondly, the key elements that determine talents are measured during the critical stage of developing top athletes. Thirdly, two-level coaching teams at beginner and provincial levels are the underlying assurance of overall success of Zhejiang swimming. Fourthly, as for way of cultivating excellent athletes, independent routine is explored in terms of symbiotic effect, expectancy effect and the effect of passing on from master to disciple. While, the reasons for generational success of American swimming are also summarised as follows: Firstly, the American method of management shows high efficiency of the whole nation system, in which the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mong club, school, state swimming association and national swimming association gives rise to a large population of swimmers. Secondly, all competition area network systems are classified longitudinally via different performance levels and horizontally via different districts. An abundance of competitions provide access to develop talented children and athletes. Also, school is the cradle of good and elite athletes. Thirdly, the type of training system indicates the cooperation and division between schools and clubs. Coaches from kindergarten to university level must be certified. The athletes are all professional except student athletes. Fourthly, the regulations to be a coach are very strict. Coaches must earn enough points annually to remain certified. American coaches are often already experts in biomechanics and psychology and can utilise these skills within their training methods. Finally, some common questions are tracked down comparing American and Chinese swimming, such as, sports training in early childhood, family participation and cultivation mode..
Keywords：swimming;Zhejiang experience;China;American; comparative studies
文章编号:1000-677X(2019)01-0027-08
DOI:10.16469/j.css.201901005
收稿日期：2018-07-20；
修订日期:2019-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TY085)
第一作者简介：李建设(1957-),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人体科学,E-mail:lijianshe@nbu.edu.cn。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标签：游泳论文; 浙江经验论文; 中国论文; 美国论文; 比较研究论文; 宁波大学大健康研究院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论文; 宁波大学体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