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转换：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经济自主的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角色论文,自主论文,女性主义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英国的女性主义作家伍尔芙就以女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认识社会为题写下了名作《一间自己的屋子》——经济独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赖任何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的思考。中国文学大师鲁迅也把子君的悲剧归结为经济不能自立。可见，前人早已意识到假如女性不能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她们的解放，她们的人格独立就无从谈起。台湾女作家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们笔下的许多女性才会在悲剧的漩涡中越陷越深，无力自拔。然而，早期的台湾女性文学，只有控诉，只有吁求，却没有给陷于困境中的人们提供走出悲剧的前景，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局限、作家自身的局限使然。
80年代勃兴的新女性主义文学，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女性文学。它的创作者，是一批全方位介入生活的知识女性。她们走进男人的世袭领地——工商界、法律界、新闻界、知识界等等，沐浴着新时代的风雨，可并没有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她们作品的境界涵盖了较为深广的世态，有意识地为读者展示了女性解放的理想人生。
一 怨妇成长为新女性
透过笼罩在婚姻家庭之上的爱情迷雾，目光敏锐的女作家看到了“白雪公主”们可悲的生存现实。她们从父亲的家嫁到丈夫的家，始终托庇于家庭，笼罩在男性主体的话语之下，依靠男人的收入生活。没有经济自主权，人格就不可能真正独立，莫说女性自我难以实现，一旦遭遇变故，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如萧飒的《唯良的爱》中的唯良，婚变后也曾尝试别寻他路，可是，婚后十多年的家居生活，使她完全没有能力独立谋生，这才毒药、煤气双管齐下，与丈夫儿女同归于尽。不过，毕竟是20世纪末叶了，女作家们的生活视野比前人开阔得多。她们不愿意继续吟唱怨妇的悲歌，而是把激情的笔墨给予那些从生命谷底挣扎站起，在人生挫败中自我拯救、自我成长的现代女性。
荻宜《米粉嫂》中的云凤，婚后靠丈夫的薪水过活，没几年丈夫在外面另筑香巢，便不再养家。她离婚时“没有拿他一个钱”，而是卖掉了陪嫁的一点首饰，盘下了一个米粉摊子，独自负起一家三口的生计，包括一双儿女的教育费。廖辉英《爱与寂寞散步》中的李海萍，以往全部的生活内容就是丈夫、孩子和家，直到婚姻之舟沉没之后，才不得已走出家庭这个象牙之塔。她从摆地摊卖服装干起，还当过“亦然”饮食店服务员、“人杰VIP俱乐部”职员，最后成为T报妇女版主编。
最有代表性的萧飒的《走过从前》。这部小说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失婚的问题，题材紧扣时代的脉动，展示了怨妇成长为新女性的过程。小说中何家母女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掉进不幸的婚姻陷井。当年，何父抛弃妻女回返大陆，一去不归，留给两个女儿的只是回忆中一个伟岸的身影。何母由美变丑，由老而衰，终日在贫穷、焦虑、委屈中过活，心态变异。女儿立平、立安“脱离娘家的枷锁之后，又套上了另一副更沉重和不公义的婚姻的轭”（注：宋美
《妇运的故事，创作的挑战——评萧飒的〈走过从前〉》，载陈幸蕙编《七十七年文学批评选》，台湾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3月出版。 ）。女主人公何立平嫁给身材矮胖、“公子哥儿自私脾气”的魏学勤后，全心全意建构温馨的小家庭。不料，魏学勤的外遇使家庭之舟倾覆，立平在痛苦中重新走上社会，自求生计。在奋斗的过程中，她遇到年轻时倾慕的男友陈凯文，在其追求之下，有了一夜缠绵，从而醒悟到：“人本能的追求爱情和快乐的欲望，原来强烈到了这样难以想像的地步。”陈凯文有妻有子，是个“不能克制的男人”，她从他身上看到自己丈夫的影子，因此不再痛恨丈夫，真心地原谅了他。她主动地与魏学勤离了婚，并对他说：“我认为对于我，这次婚变全值得，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如果我还是从前的魏太太，那么也永远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看不见外面的世界，没有开阔的心胸……”她对自己和陈凯文的关系也做了检讨，认识到不愉快的婚姻应该结束，可是绝对不能欺骗，外遇便是欺骗的一种，尽管她爱陈凯文，仍然强忍痛苦拒绝了他的再次求欢，投身于自己的事业。显然，她“从人性的和现实社会的双重角度探究外遇现象产生和增多的原因并给予充分的理解，以女性自强自立和自身价格的提升作为最好的因应之道和出路，从而达到了新女性主义的思想高度”（注：朱双一《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战后新世代〉文学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萧飒另一小说《给前夫的一封信》中的女主角“我”，遭婚变后有了非常理性的省悟，认识到从前的自己，一心一意只想做个贤慧的妻子，甘愿过没有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糊涂。现在她“决心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要“打开自己的心扉，接纳外面的世界，付出关爱，欣赏各式各样的美与善，不让自己仍然只是个自私、怨怨的小女人”。这些女子都能够在困境中自己换过气，站起来，坦然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作者藉由这些女性形象，赞美那些“离婚后自立、自足、自爱、自重，不再以小爱斤斤为计，而转化成大爱、关心社会的真正现代女性”（注：萧飒《给前夫的一封信·前序》。）。
由于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陈旧的思想文化仍根深蒂固，所以，现代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所遭受的困扰，并不仅仅来自于男人的负心、特权，还来自于在中国传统家庭结构转型和蜕变之中，新旧观念的极大冲突。廖辉英的长篇小说《盲点》，现代女性丁素素就是在婚后陷入封建家长制下的旧家庭桎梏。丈夫在一个“孝”字面前软弱不堪，屈服于母亲的压力，将爱妻一步步推向痛苦的泥淖。丁素素以传统妇德委屈求全而不得，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离开了夫家。离婚后，她在父亲的辅助下积极创业自主，创办了“丽姿”健身中心，大获成功，她的健身教学还通过电视走进了千家万户。曾有一度，她差点儿陷入电视导播彦长波布下的情网。当她发现他是一个不诚实的无赖，还是一个有妇之夫，遂决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并真诚地向其夫人道歉。丁素素以一个艰难地冲破重重困境，独立自强、人格尊严的新女性形象，负载着作者的女性主义美学理想和现代伦理道德观念，表明现代女性只有挣脱传统因袭的樊篱，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才能为自身争取到立足点：“无论男女，有目标有计划地经营自己，都是掌握自己命运的关键。女性一样要期许自己做个顶天立地的人，绝不要想到自己的性别而对目标做打折或让步。”（注：廖辉英《做第一等女人，不做第二等男人》。）
女性自身对性别角色的自觉认同，习惯于传统习俗的束缚，难越雷池一步，也是造成她们人生不幸的重要因素。《这三个女人》中的汪云，天生丽质，也不缺才华，可大学毕业后，立刻回归家庭，结婚生女，沉湎于物质生活。谁知曾与她痴恋七年，冲破双方家庭阻力才得以结合的丈夫，竟然移情别恋，继而车祸丧生。灾难打破了她的依附性的生存环境，她才从中超越出来，走向人格独立和事业独立的人生。在奋斗中她发现丈夫的外遇祸根在她自己：“家妇型”的生活，使她泯灭了自我，消磨了意志，目光短浅，心智闭塞，在夫妻间制造了距离，并且越拉越大，两人早已没有共同语言。她觉悟到：“婚姻未必就是屏障夫妻的城垛，甚至已看出属于家庭象牙塔的女人的可憎面目来。”
综上所述，新女性主义文学把这些婚姻之舟倾覆的女子从“怨妇”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给她们新的人生位置，让她们追求经济上的自主，人格上的独立，不再把恋爱婚姻当成是女人生活的全部，就使得这些曾经滞留在家庭、只属于男人的女人既属于她们自己也属于社会，成长为新时代的新女性。从本质上说，这是“失落的人”向人类社会回返。
二 理想女性——女强人
社会的变迁，给台湾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带来了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念。她们开始阐扬“新女性主义”的精义，主张妇女先做“人”，做一个“强者”，然后再做“女人”，这对台湾女性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80年代以来，众多女作家都在其作品中致力塑造女强人形象。女强人形象已从传统的女性角色中走出，介入生活的各个层面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她们大展风华，在经济上与社会地位上都有一种前驱性的意义。恋爱婚姻不再是她们生活的全部，她们人生的第一要义也不再是获得爱情，而是自立、人格、自我尊严。女作家不仅仅描写她们与异性的情感冲突，而是试图寻求表现她们在社会中与男子取得和谐合作的新的平等关系。
首先，女强人之“强”，是通过她们自身的奋斗，在与男性的竞争与较量中体现出来的。朱秀娟《女强人》中的林欣华，幼年丧父，家境寒微而又高考失利。她是在母亲重男轻女以及社会歧视的目光下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从打字员做起，顽强学习，拼命工作，一跃升任业务经理、总经理，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外贸公司办得兴旺发达，令许多高学历的男人望尘莫及。萧飒《霞飞之家》中的桂美，贫穷、不美、没文化，为了生活，也为帮丈夫戒赌，狠狠心把亲骨肉寄养出去，夫妻俩远走美国帮佣，挣下本钱回来开起“霞飞之家”西餐厅。桂美经营得当，又有开拓意识，不几年就使“霞飞”颇具规模，名扬台北。《这三个女人》中的许玉芝自小学业优异，获得硕士学位。婚后随丈夫去美国，沦为“依赖人口”，被迫做起专职的贤妻良母，淹没在无休止的家务劳动中。她在老同学高秀茹的启发下重建自我，走出舒适但却封闭的家庭城堡，攻读儿童教育学，关心华人社区及世界的妇女儿童问题，并与台湾岛内的妇女运动团体取得联系，计划对台湾的孤儿伸出慈爱的手，从海外回馈自己的乡土、报效自己的同胞。赵淑侠《我们的歌》中的余织云，最终也走出了家庭的象牙之塔，投身到利国福民的事业中。
其次，女强人是时代女性中的佼佼者，其性格表现中“强”的特征十分突出。她们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象林欣华、许玉芝、桂美、余织云，都自主地选择了要走的生活道路，并且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命运掌握在她们自己手里，不被他人所左右。她们都是自己情感的主人，不会被动地、盲目地被爱情牵着鼻子走。比如，林欣华与“白马王子”雷蒙相爱并有一夜缠绵，可当她发现雷家只准媳妇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少奶奶，有背于她自立自强的初衷，她便忍痛割爱，毅然分手。张芬芝（朱秀娟《万里心航》）、廖淑贞（陈若曦《远见》）、朱若梅（杨小云《无情海》）等，也都能够在复杂的感情漩涡里，做出独立自主的抉择。这些形象给人们这样的启示：身为女性，无论处于何种层面，何种状态下，都应该自尊自立自主，都应该执着真正的人生。
以上，是女性形象在历史嬗变中理想化的性格表现，与此同时，女作家们还努力在作品中表现“女强人”也是女人，尤其是中国女人的一面。这些女性仍然保持着东方女性传统的性格美：对感情的执着和洁身自爱的品格，具有坚忍与宽容的禀赋，以及刚柔兼济的素质。她们从不以色相取人，不接受滥情滥性的西方性道德。杨小云《无情海》中的朱若梅，在当海员的未婚夫丁志海私逃美国后，为他欠下的巨额保金所逼，嫁给金铺小开金欣旺。对爱情的执着，使她的婚后一再拒绝丈夫，不得已与之同居，生儿育女，也在感情上保持很大的距离。当丁志海发达了回来，若梅发现自己窒息了四年的爱，不仅没有褪色，反而更强烈，火一样燃烧在胸中，可她决不肯与丁志海做任何苟且的、伤害别人的事。朱秀娟《万里心航》中的张芬芝，为家庭的胼手胝足，辛苦半生，所得到的却是儿子违背母意，娶了洋女人；大女儿信教，嫁杏无期；小女儿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恰恰在这个时候，丈夫告诉她另有所爱，急不可耐地要求离婚别娶。几乎所有的灾难一下子都压向这个瘦弱的女人，简直陷她于灭顶。但是，尽管肝胆欲裂、悲愤交集，她仍然默默地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其品格中的坚忍与宽容，可见一斑了。
“女强人”还保持着女性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即使是在尔虞我诈的工商界，也不像某些男人那样奸滑势利，唯利是图。比如林欣华，热爱她的亲人，关心同事和下属，对素不相识的青年创业者也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她在大功告成之后被上司变相驾空，愤然辞去职务，但没采取任何报复手段，相反，还协助公司工作。孟瑶《一心大厦》中的吕真，也用真诚的爱心对待与她相处的人。下属赵湘受酒色引诱，不仅挪用公款，还违犯票据法被捕入狱。吕真知道他是上当受骗，只要求他真心改过，拼着破产为他弥补欠款，不惜自己多年辛苦、贻误嫁机所创建起来的产业毁于一旦，然后从头来过。《这三个女人》中的高秀茹，帮助受害女子江和玉，甚至在江和玉差点儿置她于死地之后，还为其安排了妥当的安身之处。在这里女性的美和品德的美交织在一起，使女强人形象放射出熠熠光华。
女诗人蓉子是以诗歌塑造处在现代工商社会中，独立自主，不假外求的女性形象。在组诗《维纳丽莎组曲》中，诗人深刻而广泛地探索一位现代女性精神上的成长和发展，描绘她的坚强、自重、有主见、能坚守孤寂。其最大的特点是独立性：“你自给自足，自我训练，自我塑造”（《维纳丽莎的星光》）。蓉子的名诗《我的妆镜是一只弓背的猫》，也被认为是“中国女性在女性自觉这一主题上的突破之作”（注：钟玲《都市女性与大地之母：论蓉子的诗歌》，载陈幸蕙编《七十七年文学批评选》，台湾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3月出版。）。请看：
……
我的妆镜是一只命运的猫
如限制的脸容 锁我的丰美于
它的单调 我的静淑
于它的粗糙 步态遂倦慵了
慵困如长夏！
舍弃它有韵律的步履 在此困居
我的妆镜是一只蹲踞的猫
我的猫是一迷离的梦 无光 无影
也从未正确的反映我形象。
镜子意象是中国文学中的一种原型意象，常常被运用来暗示临镜者——人类内在性格中的矛盾与冲突、人的自我否定意识、人的内在与客观外在的不协调、以及面临自我摄像时可怖的存在的荒谬感，所以台湾诗人洛夫说：“揽镜自照，我们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注：洛夫《诗人之镜》，诗集《石室之死亡》自序，台湾创世纪诗社1965年出版。）而镜子对女性来说，还有被限制、被观照、被书写的意义。猫则是最常被比作女人的动物。女诗人把这两种限制自我发展，制造幻象的象征，巧妙地扭转为反省自觉的象征，反映出女性的困境和女性摆脱困境，寻求自我、独立自主的脚步。
散文女作家则是以聪睿刚毅的女强人的自我形象，加入这一曲女性寻求独立自主的交响乐。张晓风即使是在讴歌“永恒的主题”——爱情的时候，也显现独特的见解：
如两岸——只因我们之间恒流着一条条莽莽苍苍的河。我们太爱那条河，太爱太爱，以致竟然把自己站成了岸。……岁岁年年而绿，任地老天荒，我们合力撑住一条河，死命地呵护那千里烟波。
两岸总是有相同的风，相同的雨，相同的水位。乍酱草匀分给两岸相等的红，鸟翼点给两岸同样的白，而秋来葭霞露冷，给我们相似的苍凉。……年年春来时，在温柔得令人心疼的三月，我们忍不住伸出手臂，在河底秘密地挽起。（《爱情篇》）
作者用优美的意象和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理性的思考，那就是必须在人格价值上保持独立，彼此完全平等，并且互相扶持，共击风雨，同担福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这种爱情摒弃自我牺牲。以不压抑任何一方为前提。
简媜的爱情观也有同样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男女之间具有平等的关系和各自独立的人格，不需要女人在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被迫作出牺牲。她写道：必须用更宽容的律法才能丈量你我的轨道，你不曾因为我而放弃熟悉的生命潮汐，我也不必为你修改既定的秩序，“现实给予多少本分，倾力做出分量的极限；不愿偏执残缺而自误，亦不想因人性原欲而磨难他人。任何人不欠我半分，我不负任何人一毫，只有心甘情愿的责任，见义而为的成全。”（《梦游书》）由于作者在爱情观中融入了生命意识和人生理念，所以她的男女平等观念，也与众不同地建立于自我修练、人生感悟之上。
总之，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强人”，实际上是集中了女性优点的、体现了现代审美观念的东方女性形象。尽管有理想色彩过重、浪漫虚幻有余、本真深刻不足之嫌，但的确给台湾女性提供了不断走向自我觉醒和自我重建的楷模。
三 新旧缝隙中的两难选择
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成就事业，获得了经济自主权，是否就达到了女性解放的目的地？女性主义文学是否可以从此摆脱悲剧，进入理想的臻境？问题的回答是无法尽如人意的。如果细细倾听一下，便不难分辨，在似乎明朗、昂扬的自主交响乐中也时时夹杂着不调和的、酸楚的旋律。
在中国人婚姻里，丈夫往往不能忍受妻子在学问上、事业上、经济收入上强过自己。高秀茹就是这样失掉了她初恋的男友。孟瑶《一心大厦》中的吕真、曹丽娟《红颜》中的路敏，也因为学业或事业耽误了婚嫁。新女性主义作家从来不把独身当作幸福来刻意追求，只是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女主角们宁愿放弃婚姻而选择独立意志，但到底不无遗憾。在这方面，蓬丹的《萍聚》最有代表性。小说描写两个同班的女大学生竹蘅和宜春，毕业后各奔东西，前者出国深造，后者嫁给留学生当专职主妇。五年后，两人在国外邂逅，事业有成的竹蘅与相夫教子的宜春互相羡慕，各自厌倦了自己的处境。竹蘅感到寂寞，“孤独象冷冷的刀锋一般割裂了她的灵魂”，宜春则觉得“好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日常生活的狭窄和闭锁，使她经常感觉到精神上的巨大的、长久的空虚。她们都后悔了当初的选择，可是，假如换过来呢？小说饶有深意地向读者提供了一个难以圆满回答的问题。与上述两类情况相比较，事业与家庭兼而有之的女子应该拥有完满人生了吧？萧飒的《日光夜景》否定了这个结论。女导演梁明美在紧张拍片的同时，还挂念被她冷落在家中的丈夫是否找了第三者。毋庸讳言，他们的婚姻岌岌可危。朱秀娟、许台英、周梅春等许多女作家，都描写了事业与婚姻夹缝中的女人的两难处境，传统与现代的角力赛折磨得她们身心俱疲，无所适从。可见职业女性无论是单身还是的拥有家庭，其人生都是有缺陷的，不美满的。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的女性的悲剧。究其原因，是由于妇女走出家庭之后，性别角色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妻子—母亲的家庭角色进入职工—公民的社会角色，可是男性角色和社会结构却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作为社会主宰的男性群体，不可能对自己的性别角色作出自觉的调整。他们对传统角色的固执，在行为上被承认，在观念上被理解，在仍是男性中心的社会生活中似乎理所当然。承担了新角色的现代女性，并无可能退出旧角色。同时，基于生理结构上的自然差异，女性也不能把生育、哺乳等天赋义务推卸给男人。因此，女性走上社会之后，肩上的担子不是减轻了而是双倍加重了。她们顾此失彼，在“两难”中苦苦地挣扎，许多人不得不在事业与婚姻中选择其一。那忍痛放弃的，对女性人生来说，也是“有价值的东西”。“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女性的经济独立仍不能使其完全走出悲剧。
造成这种悲剧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就在于历史还没有提供能够充分展示女性存在本质的田园。在现阶段，女性本质与女权本质的矛盾是构成女性“两难”的根本因素。
所谓女性本质，就是女人相对男人的性别区分和性别特点，简而言之，是两性的自然性，男女性征是先天的。本来，这是一对等值的价值，就象阴和阳、天和地、上和下一样，互为依存，相辅相成，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女性有其特殊性，她在“人的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所付出的代价，是男性不可替代的；而男性因其体格、力量，在“物的生产”过程中所占的主动位置，已经在不同的社会境遇中得到强化，成为不可更改、不可抹去的史实，铭刻在人类进化的脚印中，影响着两性的现实生活。女性如果无视自己的女性本质，一定要完全进入男性的角色，这既是对几千年文明史的反叛，也是对她自身的反叛。因此，女性本质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女权本质则是指女性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人身等各种权利的斗争中体现的社会性。由于两性的自然差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强化，“物的生产”价值被人为地抬高，“人的生产”价值相应地贬低。女人沦为男人的奴隶，被压迫，被愚弄，失去了“人”的地位。如果无视女权本质，就是对人类的二分之一的漠视，不仅践踏了女性人格，也拖住了人类进化的步伐。因此，女权本质的体现同样的合理的。
完美的女性存在应该是二者的统一，而不是只取其一端。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本质和女权本质恰恰构成了女性存在的二律背反——都有合理性，但又互相排斥，自由的伊甸园还在遥远的梦想中，新的历史还没有形成。这样，女性主义文学有可能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无法摆脱它的矛盾性、悲剧性。因为女性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社会进化而单独实现，而文学艺术也不可能先验地创造出来。女性人生何时真正摆脱悲剧品格，并不取决于作家，而是取决于孕育女性文学的社会土壤和历史前进的流程。
另外，经济自主也不一定能让女性摆脱父权制阴影。象袁琼琼《自己的天空》中的静敏，婚变后由一个乖顺、无能、拘束的小女人，成长为自信且经济自主的新女性。但她在处理新生活的时候，“并未有任何真正的觉醒，而重复历史般地成为他人婚变中的第三者”。（注：张惠娟《直道相思了无益》，载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因此，笔者赞成这样的观点：“于传统两性关系的重整中，或许经济的自立只是一种手段，而心理建设才是走出传统而得以免于彷徨的基本课题。”（注：张惠娟《直道相思了无益》，载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