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研究与教育考试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教育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1)04-0003-04
科举虽然是早已消逝的历史制度，但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从消极方面说，“科举幽灵”还在中国大地上徘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认为：“如果我们今天要提出一个危害教育最深的传统遗产，那便是由科举制度留下来的考试文化，用考试来衡量教育的效果……科举文化并未因此断绝，它以学业至上的方式，如幽灵一般从后门溜进了新式的学校教育。”[1]从积极方面说，科举制度的废止并不意味着考试选才的合理因素与之俱亡，科举所体现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征，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存在的意义。由于科举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因而“科举学”近年来日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门专学。从教育的层面考察“科举学”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科举学”研究对现代考试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作为一种古代的考试制度，科举制牵涉面很广，性质至为复杂。科举首先是一种文官考试，但又有教育考试性质。就学校与科举的关系而言，在过去一千多年中，科举和学校相成相毁，相争相递，二者经历了一系列升沉消长、聚散离合的矛盾互动。如何处理好学校育才与科举选才的关系，是历代一直困扰着统治者的难题。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大体而言，隋唐以后各个朝代初期都重视学校教育，或至少是学校与科举并重，但久而久之学校日渐被轻视，教学往往流于形式，而科举的地位在社会上越来越显得突出、崇高。这种由重学校转变为重科举而轻学校的演变过程，几乎成为历代学校与科举互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明清两代为了协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整合为一条龙，使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二者浑然一体，难分难解。在明清科举系统中，乡试以下的府州县试和岁试实际上就是入学考试，也是学校教育进行过程和结束阶段考核选拔人才的重要环节。然而，科举与学校的互动发展的结果是，科举成为凌驾于学校之上的一种考试制度，学校教育受科举取士的制约。到了清末，学校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官学往往形同虚设，科举的向心力大到严重地阻碍新式学堂的建立与推广，以至于不推翻科举就无法真正普及新教育，最后不得不废科举以兴学堂。
在科举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科举成为整个教育制度的重心。在科举的文官考试性质和教育考试性质两者中，愈到后来教育性质愈明显。而从教育的视角细加考察，可以看出科举既有高等教育考试性质和学位考试性质，又有自学考试和智力测验性质。由于科举与教育关系至为密切，且科举研究内容相当丰富，因此有许多学者从教育的角度研究“科举学”。较早的如陈东原于1934年出版的《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该书既研究科举时代之教育，也研究科举时代之科举。早先的科举研究往往带有批判色彩，或者多进行学术性的考证研究，而近20年来的“科举学”研究，更多的是联系当代的教育考试改革，探寻科举历史中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教训。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或者说是类似于《红楼梦》学、敦煌学、甲骨学的一门专学[2]。科举对隋唐以后各代教育、政治、文化、社会、文学、民俗、心理等各方面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现代人也从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角度研究“科举学”。但教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文学、历史学、文化学的“科举学”研究略有不同，后者较侧重学术性的研究，前者则较注重古为今用的现实应用研究，因为被称为“现代科举”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作为科举的“替身”还在演变发展。“科举学”虽然也是一门关于历史制度的专学，但它与其他传统学术领域中的类似专学的差异在于：“科举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不仅研究历史陈迹，而且注重探寻考试发展规律为现实考试改革服务。尽管科举也是“古董”和“文物”，然而考试却是活生生的存在。科举制的实质内容就是考试，科举虽已停止，但考试没有在社会上消亡，反倒是伴随着世界性潮流的发展，未来有可能还将逐步过渡到一个考试社会，因此“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具备持续发展的趋势[3]。“科举学”不单单研究静止不动的科举历史，而且还关注动态发展的考试现实。科举这部人才筛选机器十分精细复杂，整体运作设想相当周密。古代科举在考试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对当代考试的影响波及文化、制度与技术各个层面。在古代科举丰富多样的形式和性质中，差不多可以找到现代各种考试制度的雏形或粗坯，所以，现代各类考试想要追溯自己的历史渊源，就不得不回到科举那里去，这便是为什么现代各类考试改革都要研究“科举学”的缘故[4]。
二
在现代各类考试中，教育考试从形式和作用及影响等方面来看，与科举具有特别明显的相似之处或继承性，因此从教育角度研究科举的论著也较多。近20年来，除了许多综合性的科举研究论著多涉及学校教育以外，还有大量专门论著出现，专著如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专门的论文则有百余篇。这些论著有不少探讨古代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尤其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关系，而有关现代教育考试的论文，大体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科举对现代教育及教育价值观的影响
科举考试诞生于古代中国，但其平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或者说带有某种超越封建时代的特征。有的论者认为，“科举考试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中合理因素与之俱亡。它所体现的许多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公平竞争、广泛参与、惟才是举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是进步的，还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5]还有学者认为，从实际功能看，科举是古代高等教育体制的组成部分。科举考试不仅在形式、方法、功能上与现代的毕业、招生考试颇相类似，而且以这种考试为核心，将教育、选才、任官一体化。科举制既为教育规定了内容和方向，又为教育提供了考核检验手段，科举功名是为社会所承认的标准化的学力尺度，科举制度是一种相当成功的制度[6]。另一种观点认为，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对现代高等教育也有不少负面影响，它使学而优则仕、惟有读书高的儒家思想家喻户晓，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在科举制度下，科举考试成为教育的目的，教育是科举教育，今天中国各级教育中存在的升学主义也是科举制度部分弊端的再现[7]。
教育价值观反映人在主体需要上对教育的要求和态度，对人的教育实践活动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有的学者认为，科举集文化传承、教育督导、价值导向、资源配置、社会调控等多种功能于一身，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教育价值取向。科举在教育方面所表现出的巨大影响力，亦即现今人们竭力批判的考试的“指挥棒”功能，并非科举之类国家人才选拔考试的固有弊端，而是此类考试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使然，实系考试与教育互动关系的规律性反映。对于国家选拔考试在教育实现其培养目标方面所具有的督导功能，不能作为疾弊予以根除，而应通过不断提高考试的科学性予以调控，力求社会人才系统中育才、选才、用才三者间在标准和价值取向上的基本一致[8]。有的学者则认为，科举取士导致了以品德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念向以入仕为目的的教育价值观念的转变，其影响并不因为科举之废而消除[9]。
（二）科举考试与素质教育
随着“素质教育”概念的提出，90年代以后探讨有关科举、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的学者多了起来。从隋唐到明清，科举既成为教育的手段，也成为教育的目的，为求中举及第的科举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应试教育。科举考什么士人就学什么，不考什么就不学什么，一切都跟着考试的指挥棒而转动。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非完全对立，二者也有统一的一面[10](P281-285)。有的论者认为，考察科举考试中涵盖的素质教育因素，为科学扬弃历史，全面认识和实施素质教育，改革考试制度提供借鉴。作为文化制度，科举考试造就了文官政治，使选拔官吏有了一个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标准，形成一支具备高素质的文官队伍[11]。另一种观点认为，科举制度是典型的应试教育，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等方面的转变，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发难和抨击科举教育为嚆矢，并进而呼唤和建构新型人才素质教育观。近代中国教育的转轨，实质就是围绕着否定和废除传统教育的评价体系和制度——科举制而展开的，但我们不能从废科举的类比中，武断地否定现行考试制度[12]。还有学者认为，尽管每一朝代都有关于科举利弊的争论，北宋甚至一度出现过废止科举的极端局面，但科举考试作为一种相对客观公正的人才选择制度，一直占据着人才选拔方式的主导地位。科举制度的长期存在，说明了公开考试选拔社会所需人才的合理性。在学校教育中，形成性和评价性考试同样是培养学生能力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一种长期的、从外部起作用的激励学生学习的力量[13]。
（三）科举与高考的比较和借鉴
被喻为“现代科举”的高考制度，上关国家政策、民族前途，下系民众个人命运，因此对科举与高考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有的学者从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科举的公平公正和防止作弊等方面，分析现代“片追”的阴影和高考和存废问题，认为在中国这个考试的故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古已有之；现时的高考存废之争和历史上的数次科举存废之争何其相似，高考制度之公平精神和社会效益与科举制一脉相承，无论从科举考试的历史还是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都应坚持统一高考[14]。有的论文针对部分学者将高考与科举相提并论、希望以废除高考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的观点，分析了科举与高考的异同及科举存废的历史和影响，指出以往人们对科举的认识不够全面和客观，高考与科举既十分相似，又有重大区别，以历史上废止科举的事例作为当今废除高考的论据是不充分的，高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的教育制度，有其长期存在的价值和必要[15]。也有的论者专门探讨科举与高考的某一侧面，如科举与语文高考的关系[16]，古代武举与现代体育高考的关系[17]，等等。高考改革不仅向来是教育改革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而且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了解中国科举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论和两难问题，树立高考改革的全局观和系统观，对高考改革的顺利推行很有帮助。
（四）科举与自学考试的比较和借鉴
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创举，它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建立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制度渊源。自学考试制度创立数年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它在中国出现的原因，不少人认为科举是自学考试的历史渊源，因此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多了起来，至今发表的论文已有10余篇。有些学者认为，自学考试可视为科举精神的脉承，或可直接认为科举精神的复活，在建立自学考试这种权威性的考试制度之时，可以取法科举制度之处实在不少。自学考试要发展下去，必须借鉴科举制中考试单独设立的形式，为全社会人才选拔提供公平、权威的考核途径。从历史是现实的延伸的意义上看，科举与自考实质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甚至可将后者视为前者的继承和发展[18](P61-69)。或者认为，古代自学考试是科举考试的侧翼部分，是从属于科举制度的允许自学者参加的一种选拔性考试。缓解人才需求矛盾是古代自学考试产生的重要原因，在教育发展历史上，自学考试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19]。
任何一种制度的出现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实行以考促学是中国的古老传统。科举具备了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这三个要素，从其考试和教育的层次来看，科举属于古代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植根于传统文化且继承科举考试丰富经验并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自学考试制度，是中国古代考试传统在现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创新[20]。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科举是其创立之前数千年各朝探索人才选拔机制的结果，这一结果对当代自考的创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科举在千余年的发展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则为自考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借鉴。科举与自考同为古代和当代的大规模社会考试，无论在考试外部各因素的关系抑或考试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比较、去挖掘的经验教训[21]。还有的论者认为，科举与自考的相似之处在于国家考试的权威性、考试的开放性、教考分离三个方面，科举制的考务管理严格规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助学形式，建立了较为科学的制衡机制等方面对自学考试而言有可取之处，但考试科目日渐单一，考试内容偏狭而导致科举制衰亡的沉痛教训更应记取，以免重蹈覆辙[22]。这些研究促使人们对自学考试制度进行理论思考，有利于决策部门从长计议，为自学考试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现代教育是传统和时代的产物，从教育角度研究“科举学”是为了研究中国的“教育国情”，明了传统与变革的意义，从而为教育改革尤其是教育考试改革与发展寻找有益的借鉴。正如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研究员所指出的：“创立‘科举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确揭示科举的规律，必然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传统，有助于正确评价考试（主要是社会化的考试）的作用，有助于考试的改革及考试作用的完善。”[23]科举虽然去今日远，然而考察现代中国的教育，还可以随处看到科举的影子，中国教育明显带有科举文化的“遗传基因”。因此，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和教育考试制度，研究“科举学”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