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寓言与个人话语——评《故乡天下黄花》兼及其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花论文,及其它论文,寓言论文,故乡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被誉为“新历史主义”圭臬的著名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显然有异于传统的历史小说。本文从叙事效果、构思、主题、人物塑造以及作者对历史所作的“偶然性”、“欲望化”的阐释等方面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刘震云着意的是把历史作为框架，寄寓着自身的现时寓意，表达了作者的个人话语。
关键词 历史寓言 个人话语 《故乡天下黄花》 刘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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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素来就是以“丰碑”的面目出现的，它肃穆、 沉实而气度恢弘，往往令我们不由自主地仰视，因而喟叹不已。然而，细究起来，历史又是一种人为的结果。我们沉淀在记忆底下乃至融入血脉之中的“历史”，其实不过是诉诸我们视觉和思维之中的“史书”而已——难道我们能否认它们不是由那些史官、文学家们撰写的吗？不管这些史官、文学家们是如何追求“信史”效果，也不管我们一度多么执迷于这种景观，今天，当我们翻开“新历史主义”（或曰“新历史小说”、“新历史文学”）作品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人已经开启了新的历史之门，洞察到了未曾有过的“历史种种”。譬如，一度执掌新写实小说牛耳的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面对这部新历史小说，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它与《李自成》、与《保卫延安》等传统历史小说的天壤之别。
简略地说，传统的历史小说有两个质点：一是写历史，写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其二，作家是“历史地写”，即作家梦想达到“历史的真实”（信史）这个终极目的。然而，“信史”就是历史的本真吗？“人们不得不承认，任何目光都将由生理组织、文化代码和意识形态成见共同组成；在这个意义上，‘真’可能成为一种伸缩不定的度量”。 〔1〕因此，在写出过新历史小说《鲜血梅花》、《活着》、《一个地主的死》、《呼喊与细雨》等作品的作家余华看来：“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的、鱼目混珠的事物，我觉得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2〕既然如此，现代作家对“正史”、 对传统的营造历史小说的方法提出怀疑，并加以“改革”，也就是可以解释的了。
80年代中期，在莫言的《红高粱》里，我们所见到的“历史”尽管仍是革命斗争史（余占鳌、戴凤莲率领百姓包括小豆倌冲向日寇，“我”在此小说中对他们表现出了足够的敬仰之情），但是，爷爷恶作剧地向酒坛撒尿、在高粱地劫人，“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视角等，确实别具一格，逸出常规。尤值一提的是，莫言将整个故事安置在故乡山东高密的那一片野高粱地里，这引发作者写出“红高粱系列”的红红的高粱又是怎样的一种情结一种寓言一种象征呢？历史小说，在这里开始了报道。
继而，张炜的《古船》中贮藏了老城墙、大红马、神秘的笛声等意蕴，陈忠实的《白鹿原》显出了不死的白鹿精灵和英明的朱先生，苏童在《我的帝王生涯》中子虚乌有地营造了一种文化幻觉，武则天女皇手中永远握着“紫檀木球”，格非的《故人》充斥着那种挥之不去的沉郁等，无不是新历史小说的“革命成果”！
质言之，新历史小说同样写历史，但很难说是“历史地学”，也就是说，新历史小说家们未必想达到那种“历史的真实”，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得更多的是“个人话语”（而不是传统的政治——历史话语）——即个人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追问之，甚至可以说，新历史小说作家笔下的“历史”不是历史（正史），只是某种框架，支撑起作家个人的现时寓意，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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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天下黄花》显然是可以作为一则历史寓言来解读的。
首先我们来看标题：故乡——天下——黄花，即由故乡而延及天下，故乡是天下之浓缩。“黄花”者，昨日之故事也。整个标题即是说，作家在这本长篇小说中所叙写的昨天的故乡故事，其实就是世道人心之掠影。而从整本小说中所浮出的叙事效果来看，“马村”这一角天地的人们为了争夺小小的“人物头儿”——村长的位置而在70年里拚杀不断，我们由此不是窥见了作者的新历史观吗？作者君临其上，冷笑地观摹着这些阿猫阿狗们的忙忙碌碌，蝇营狗逐，并由小村扩展到“天下”，对充斥着滚滚红尘漫漫黄沙的历史正身嗤笑有加。进而，使读者领悟到，应该重新审视历史，返观自身。
《故乡天下黄花》的历史寓意还表现在本书的构思上。该书共四部分，从民国初年“村长的谋杀”到1940年“鬼子来了”再到1949年的“翻身”，一直写到1966—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作者有意选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四个阶段作为全书的间架，倚住各段鲜活的历史。当然，作者意识到这不是编年史，不是地方志，因此，他在每个部分中又只是遴选主要事件，其它则以“附记”等形式带过。有意味的是，作者偏偏选取“谋杀”、“鬼子”、“翻身”等字眼作标题，叙写的又是血风腥雨的你争我斗打打杀杀，表现的是那些阿猫阿狗们的肮脏心理，这显然是有意为之的，包藏着某种内蕴。更值得重视的是，在本书的结尾，作者有了一个颇富启迪、令人品味的“之后”：
一年之后，村里死五人，伤一百零三人，赖和尚下台，卫东卫彪上台。
两年之后，卫东和卫彪闹矛盾。
一年之后，卫东下台。卫彪上台。
“文化大革命”结束，卫彪、李葫芦下台……一个叫秦正文的人上台。
五年之后，群众闹事，死二人，伤五十五人，秦正文下台，赵互助（赵刺猬儿子）上台。
……
——好一个省略号！好一个“之后”！一切尽在不言中。要知道，本书第四部分便是以赵刺猬与赖和尚的争斗为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的“翻身”，也记叙的是赵刺猬等人的闹剧（甚至还要牵进第二部分“鬼子来了”之中），现在赵刺猬的儿子重新上了台，这是否是一种历史循环的暗示呢？在赵刺猬的儿子身上，不正发酵着赵刺猬这个流氓无产者的多种恶习吗？这使我们最终有理由相信，在刘震云看来，历史的前进不过是既有事实的重新演绎而已。个中意味，悠远深长。
我们不难归纳出新历史主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的主题，即“权力意志”。这可以从作者多次念叨、重复显现的“人物头”等字眼中获得启示，从作者所叙写的你争我夺的血腥故事中得到印证。还是让我们看看该书正文结束时的一段话吧：
（赵刺猬）接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圆木头疙瘩：
“你不就是要这个小木头疙瘩吗？我给你不就完了，还管得花七八口人？”
接着将那个木头疙瘩仍给了赖和尚。不过小木头疙瘩没有扔准，落到一具血迹斑斑的尸体身上，然后再滚落到地上。卫东上前捡起木头疙瘩，递给赖和尚。赖和尚接过疙瘩反过来看，上面已布满红红的血迹，转着疙瘩的一圈字倒没有错，是这个村子的名字。
——赵刺猬与赖和尚本就是一对流氓无产者，他们所分别成立的“锷未残战斗队”、“偏向虎山行战斗队”因了赵赖两人的争权私欲而进行了一场械斗，赖和尚挑动群众抬着死尸围住了赵刺猬，迫使赵刺猬交出了带着历史之血的马村“木疙瘩”（大印）。在这里，带血的红印既是全书历史寓言中的一部分，本身又是一个积极的象征，其力量早已衍射开去，弥漫进历史的浓雾之中。
也正因为作者把历史小说当作历史寓言来构撰，历史只是寓言的框架，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只是马村这一角天地中的一部分人，作者着意让他们上演戏剧人生，以此窥见天下大势（作者不写历史上的风云际会，不写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没有广袤的历史视野等。）而且，我们细读《故乡天下黄花》之后发觉，即使写小人物，也不符合我们的教科书中早已读到的“典型化”规范，人物只是匆匆过客，或者说只是链条中的某一环而已。即使是赵刺猬、李老喜等人，我们能称他们是“典型”吗？充其量只是“类型”（作者根本就没打算把他们塑造成典型），更遑论那些缺名少姓的平头人物了。那么，造成这种景况的根源是什么呢？究其实，还在于作者的“历史寓言”这个旨归，“叙事话语显出了坚固的骨架之后，不仅历史消失了，生存于历史之中的无数个体同样被定义为语言碎片。语言的宏大结构屹立在那里，个体不过是这个系统之中的一个成分，并且按照这个系统的规则运转”。〔3〕也即是说， 人物的活动安排必须服从于“系统法则”，即本书中的叙事旨归——历史寓意，这样，人物的塑造并不是新历史小说的第一要务，甚至人物只是某种“规则”中的符号，作家们所热衷的是，“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由此构成这个时代的“后人文景观”。〔4〕于是， 这些人物取什么样的名号（孙屎根、孙毛旦、锅三、冯尾巴、李葫芦、赖和尚、冯麻子、黄瓜嘴、赵刺猬、路小秃、许布袋、路蚂蚱等）无关紧要，某种血缘关系（家族）及行动的重复揭示倒显示出了文本的自足意味和作家的主体力量，而寓意也正从这种血缘关系及行动的重复表象之中得到了有效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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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显然有一种强烈的反叛意识。这既是对权威的政治——历史话语的反叛，也是对自身创作的一种反叛。众所周知，刘震云作为一个新写实作家，是以其对小人物命运的执著关注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而著称于世的，《塔铺》、《单位》、《一地鸡毛》、《新闻》等，堪为楷模。从整体格调上看，这些作品都隶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套路（情感更隐蔽一些而已）。然而，在长篇小说《故乡相处流传》和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之中，作者的主体意识已经显露出出来：对历史事件的任意捏合，对“我”的突出，对日本鬼子施舍中国河南难民之态度等，使我们感觉到了作者的超越欲望。到了《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的这种重塑历史话语的企图就已经昭然若揭，更加意味深长的了。
传统的政治—历史话语，简言之，即是对历史的规律性的认知：正义战胜非正义，东风最终压倒西风，革命无论多么艰难，有道总是胜于无道。历史以一条规律性的东西在向前发展着。
然而，《故乡天下黄花》之中，由于作者个人话语的顽强楔人，我们所见到的历史景观已与既定的历史面目全然异样。我们见到，在作者的眼中，历史就是偶然。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老巴尔扎克的话来：“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恩格斯也说过：“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5〕。而作者，正是将这种偶然性提拔之， 让它取代历史长河的必然性，或者说，作者认为，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就是由这些偶然来造就的。例如，村长孙殿元被人勒死，凶手是谁呢？谁都可能是凶手，孙老元看着儿子的尸首，苦心思索着，了无结果。偶然的机会，亲家锅三来报：“我也是碰巧遇上。那天晚上，我刚要上店门，来了一个外路人……”，外乡人喝醉了酒，吐出微言，才使孙老元猜出凶手是老对头李老喜。试想，如果外乡人不是偶然醉酒，锅三不刚好是孙老元亲家，外乡人又刚好在锅三的店里醉酒，又偶然被他听到……那么，孙殿元之死就是无头案，其后的话语就都得重新改写。这里，偶然就是一切，就是主宰，历史被偶然支使着。再如日本鬼子正月十五来村里运粮，八路军指挥员孙屎根派小冯带麻药去麻鬼子，然而，小冯偏偏贪玩忘了这事，临时去麻日本鬼子，麻药却又未下到菜里（只下到汤里），才麻翻了三个日本兵，惹起了日本兵与八路军的一场混战；偏偏此事又被国军李小武探到，坐收渔人之利；而土匪路小秃也趁火打劫，割了三个日本兵的脑袋……这一切的“阴错阳差”终于引发了日本兵的大规模报复，“村子一下死了几十口人！”这个事件，既决定了小说中的人物安排（如孙屎根此后命运欠佳；李小武也得不到团长的支持；锅小七死于非命；第三部分赵刺猬、赖和尚等人始得粉墨登场等），更给人以一种人生无常之感。在这里，“偶然”取代了必然，处于中心位置，“偶然”孵生出下一阶段的历史，或干脆说，“偶然”构成了历史状态本身。
在作者看来，历史同时是欲望化了的。这可以从本书的主题求得明证。诚然，如恩格斯所言，“恶”也是甚至主要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权力欲望作为这种“动力”的强劲内核之一，必然占有着独到的份量，文学作品有义务有责任表现并审视它。在小说中，马村作为社会之缩影，小小的“人物头儿”——村长的位置，竟成了孙李两家数代演绎生死恩怨的渊薮！日本人也好，八路军也好，土匪，还有中央军，在刘震云看来，统统逃不出欲望的罗网——这就是历史事实。我们看到，八路军指挥员孙屎根坚持在日本鬼子正月十五去马村收粮时打埋伏，其公开理由有四（地形熟、突然性、鼓舞士气、收缴敌人武器），此外，“还有三点没有给政委访问出来，一来是他刚到县大队，想打一个漂亮仗露露脸；二来这个大队没有大队长，只有一个大队副，又是病殃子，他想借这一个胜仗，升到大队长；三来这仗是在家门口，如果打胜了，自己也在家门口显显威风”。本来，写写尚未脱离小农习气的八路军指挥员的潜意识，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小说中，正是这种“欲望”，促使得孙屎根毛糙起来，终于因准备不足考虑不周而导致我军的重大伤亡和马村百姓的惨遭日军大队报复，从而改写了马村（即天下）的历史——这样，欲望便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力量。甚至可以说，在历史舞台上跳荡的不是“人”，而是“欲望”本身。只有如此解释，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当鬼子报复之后，许布袋会跺着脚高声叫骂：“老日本、李小武（国军）、孙屎根（八路）、路小秃（土匪），我都×你们活妈！”——这就是刘震云对欲望的最直白的态度。基于这种态度，刘震云笔下的八路军未必“正统”，革命群众很可能只是流氓无产者，杀人如麻的日军头领若松对妻子寄来的纸折的小蛤蟆疼爱有加充满了人情味，而土匪路小秃极为孝敬老娘，老地主李文武甘愿舍身救媳妇周玉枝和小孙子……这与其说是作者刻画人物圆形性格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对人物欲望的分析。历史（作家眼中的历史），就是由这些欲望组合着。问题是，欲望是有阶级属性的，八路军与日本人、土匪、中央军的欲望是截然不同的，作品将他们混为一谈，都为个人的欲望所驱使，由此构成历史事件，推动历史前进，那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与其说是新写实主义的特色，不如说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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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小说在90年代中国大陆文坛的涨潮， 除了发韧于寻根文学之外，还因为它是20世纪末叶的必然产物。在一个世纪末叶，有识之士总习惯于作诸方面的反思，这似乎是一种惯性思维。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20世纪，人们对于近百年来所发生的一切重新进行审视、反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在80年代中叶，上海的一些青年评论工作者就曾提出过“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这里，重写文学史就包括了人们对于用文学手段所记下的历史的重新审视的欲望。近期，王一川等人给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重新排队，亦属其列。而新历史小说，正是这种千年之末的反思的显著结果。
其次，我们认为，这又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相关。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的方法论热，决不只是方法（操作形式）的引进，更是哲学思维的引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后工业化时代的哲学思潮也浸淫着我们的文学家们，这促使他们大胆地在文学领域企图以“个人对文学说话的姿态进入现实语境”，〔6〕他们常常以马尔库塞的“革命”主张为臬圭，坚持：在一个“松散的进代”，每个人的意志就是他自己行为的指南。一句话，没有后现代主义哲学，就没有新历史小说。
再次，新历史主义是对先锋文学的一种合理的矫正，是作家对读者平面化阅读欲求的迎合。因了这种历史的重新阐述，因了它的对权力、欲望、兽性、恶的披露与人性的深刻揭示，使作者、作品都获得了一次浮出海面甚或取得轰动效应的契机。
然而，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维向度，作为对历史的一种重新阐述，毕竟只是一种“个人话语”，一种平面化的现时的个人话语，我们也有权力询问：新历史小说真的不想接近于历史的“本真”吗？抑或新历史小说就是历史的“本真”？倘若不是，而只是把新历史小说当作一种消解历史的方式，那么，它还值得我们为之耿耿于怀吗？
注释：
〔1〕〔3〕《叙述话语的颠覆：历史和文学》，《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4期。
〔2〕《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
〔4〕〔6〕《晚生代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山花》1995年第1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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