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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国学者说过：“世界上大学校长很多，但没有一个校长能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蔡元培身上，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一种不可言说的人格魅力。
我不去谁去
1916年9月，北洋政府邀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当时北大的名声不好，是著名的“官僚养成所”。许多人都劝蔡元培不要去北大，但蔡元培认为做大学校长不是做官，“我不去整顿，谁去呢？”他是抱定整顿和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出任北大校长之职的。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在人们的热切期望中就任北大校长。
给工友鞠躬
蔡元培到北大的那一天，北大师生照例列队相迎。像往常一样，工友们向新来的校长鞠躬。出乎人们的意料，蔡元培立即给工友鞠躬还礼，这么一个名人、大校长给工友鞠躬，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此举震惊了北大校园。蔡元培对于所有北大中人，都能一视同仁，从无尊卑之分。老北大的人，不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热爱。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认同，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大学是什么
蔡元培说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便是他治理北大的指导思想。正是本着如此的精神，蔡元培对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各种见解都能兼容并包，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摇篮和先进思想的传播者。同时，他也认为大学是培养人才、净化人的心灵的地方，所以也便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学生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路。他也是拆除北大“围墙”的第一人，他不但拆除了隔离新旧思想的围墙，还拆除了“贵族学校”的围墙，不仅让工友们和那些没机会上学的青年来北大读书，还破天荒地招收了女生，第一次突破了男女不能同校的藩篱，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
没有学历的梁漱溟
尤为可贵的是，蔡元培在延聘教员时，不完全依据资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1917年1月， 留美学生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主张，引起北大新派教授的注意。蔡元培对这个留美青年能写出这样兴衰救弊和推翻旧案的文章， 十分欣赏，遂于9月间正式聘他为北大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1919年，他用白话文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蔡元培还特意为之作序。又如，没有大学学历的年仅24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蔡元培看到后，认为也是“一家之言”，决定破格请正准备去衡山当和尚的梁漱溟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李大钊、李四光、胡适，都是蔡先生请来的。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他开逻辑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
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共43人，占57%，50岁以上者仅6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也不到50岁，教授平均年龄仅三十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所以这时北大的教师队伍是相当年轻的，这给学校带来了朝气，也推动了学校的革新。
“见贤思齐”的国际教育思想
蔡元培曾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主张。“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蔡元培是比较能正确评价中西文化，能够没有偏见地同时看到中西文化传统中优缺点的少数人之一，他既不是国粹派，也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认为各民族间互相师法才能有进步和发展，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民族文化的进步，都包含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中国自汉至宋吸收了印度文明，在哲学、文学及美术方面，“得此而放异彩”。而自元以来的六百多年间，则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他批评那种单纯指摘别人缺点而拒绝学习的妄自尊大的态度，他说：“社会上一部分之黑暗，何国蔑有？不可以观察未周而为悬断也。”
蔡元培很重视邀请外国学者来校讲学和举办讲座。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先后到北大讲学。蔡元培也认为对外国文化思想应择善而从，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他在北大很重视派遣教员、学生出国留学，直接学习外国文化科学知识。
以人格来创造人格
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被蔡先生的民主作风和爱护青年、支持进步事业的精神笼罩着的北大，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发源地，同时也成了中国革命优秀干部的培养所。这就是北大永远不能使人忘怀的原因。
高廷梓充满敬意地说：“我不是反对人们做青年事业，实在青年真是需要领袖，但是我要替现代青年们喊出个恳切的要求：以人才来领导人才，拿人格来创造人格。”
海纳百川
蔡元培“在学问上虽不是一个专家，而是一位通儒，通儒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能通达事理，明辨是非，不固执，无偏见，胸襟豁达而又虑心的读书人”。在文学、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教育学乃至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他是一个多维度的思想家。正是这种“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够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而开一代风尚，孕育了无数风流。
北大的门，谁都可以进
蔡先生第一次向全校学生演说，即指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在蔡元培看来，“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没有方向的小鸟是飞不远的。
蔡元培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出发，极为重视人才的培养，让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一个人不但愁着肚子饿冬而且怕脑子饿。”他反对把大学办成衙门式的，积极倡导平民教育，主张大学“人人都可以进去”。
他主张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应该向社会公开，实行旁听生制度，这些旁听生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革命者或学术上有造诣的人才，如柔石等，著名翻译家曹靖华也是由旁听生后入本科的。他还鼓励和支持学生创办平民夜校，并把它作为沟通学校与社会的一个渠道和大学生为社会服务的一项措施加以提倡。邓中夏和许德珩等人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在蔡元培的思想羽翼下成长起来的。
“化孤独为共同”是蔡元培对大学生的一个希望。
活跃学生就是活跃学术
从1917年11月16日起，经蔡元培倡议，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他还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蔡元培殷切希望学生专注学业，但又不赞成死读书。他说：“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
蔡元培的热心提倡和身体力行，一扫北大过去腐败的校风，造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师生间问难质疑，互相切磋；著书立说，受到鼓励；学术争辩，各抒己见。1920年入北大的政治系学生萧一山，充分利用北大的条件，于1923年出版了他的力作《清代通史》（上卷）。李大钊、梁启超等都为其作序。这出自一位21岁、尚未大学毕业的青年之手，成为轰动一时的史界盛事。
莫失“我”性
蔡元培认为教育应“尚自然、展人性”，反对“守成法、求划一”。主张因材施教，培养高层次的研究人才。他说：“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为此，他在北大创见性地实行了选科制和学分制，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蔡元培的一个重要的改革是考试分数不再公布，目的是希望同学为学问而学问，而不是为成绩而求学。
他对留学的同学说：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这些话，在今天似乎还有着很深的寓意。“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也许，蔡元培先生在青年学子们身上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