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评传》序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传论文,序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和魏源的时候，我接触到不少关于陶澍事迹的资料，发现这个历史人物很值得研究。我在拙稿《魏源诗文系年·前言》中说：魏源和“一些有‘经世’之志的人如龚自珍、林则徐、陶澍、包世臣等来往，研究并企图解决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在《魏源事迹系年》中又说：“陶澍为御史时，疏劾吏部重签，河工冒滥，及外省吏治积弊。巡南漕时，革陋规，请浚京口运河。为川东道时，总督蒋攸铦荐其治行为四川第一。为巡抚时，清查库款，奏定章程，赈济灾民，治河保田，实行漕粮海运，革除包漕陋规，修治太湖及徒阳等河工。为总督时，整顿两淮盐政，行票盐法，利国利民，成绩斐然。尤能力排众议，无因循守旧、敷衍塞责等官僚习气。而且用人能尽其所长，选拔者多成名臣能吏”。两书在还很少有人评论陶澍时，对他作了较高的评价，这是由于：
首先，从我看到的有关陶澍资料中，包括他的奏议、诗文，以及别人为他写的传记、行状、碑铭中，得知陶澍幼承庭训，长而好学，由进士步入仕途，历任编修、御史、给事中，以至道员、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即自京官释褐，以至封疆大吏，37年间，无不克尽职守。由于早年家境贫寒，为官后尤能关心民间疾苦。发现弊政，勇于上奏或改革，不畏保守势力的阻挠，不顾物议的干扰，只要该项举措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他必尽心竭力去做，直到取得最大的成绩。诸如赈济灾民，清查库款，整顿社仓，兴修水利，实行海远，改革盐政等，都对国计民生作出贡献。其中有些事在今天看来本是地方官应尽之责，在执行中不应该有什么困难，在改革事业中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政绩，但在当时却是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如漕浪海远，实行票盐制等，如果不是有思想，有魄力，办事任劳任怨，不怕别人攻击和诽谤的人，是不会进行改革并获得成功的。正是由于他的政绩卓著，不仅得到上级和同僚的好评，还得到了道光帝旻宁的信任和嘉奖，屡有“操守好，办事认真”，“勇于任事，不避嫌怨”，“学问人品俱好”等评语。在他最后任职总督的两江地区，竟成为经济发达，人才荟萃，积极进行改革的重点地区，陶澍则成为领导改革和建设的核心人物。
其次，陶澍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和惟贤是举。在其属下和幕僚中，如林则徐、贺长龄、陈銮、梁章钜、李星沅、俞德渊、王凤生、姚莹、黄冕、汤鹏、魏源、包世臣、左宗棠和胡林翼等，在他的任用、荐引或鼓励下，相继成为名臣能吏，或者是著名的思想家、改革者。作为地方首长的陶澍，如果不是以身作则，选贤任能，而是但知做官，不求功业，或者甫衍塞责，忙于官场应酬（更不用说贪污渎职，压制贤才的人了），都不会出现和培养出如此众多人才的。
其三，陶澍为人正直，为官清廉，而且文学修养深厚。从政之余，他喜欢与文士往还，“爱才好士，讲论文艺无倦”。又经常举行诗酒文会，切磋诗文，议论时政，研讨学术，砥砺学行。在这种高雅而有意义的休闲活动中，参加者从中都受到教益。北京的宣南诗社（又名消寒诗社）就是他和几个同年友人倡办的。在他到江南任职以后，仍然时常资助诗社活动的经费，使诗社存在了很长时间，先后聚集了许多人才。在苏州还有沧浪七友之会（经常在沧浪亭园林中活动）。在他所管辖的地方，除了一般地方行政事务以外，还非常关心教育事来，兴办学校（书院），提倡实学，不以八股制艺取士。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为培养人才做出贡献。
由于这些想法，我曾将搜集到的资料，初步整理，想写出一本关于陶澍的著作。在得悉湖南益阳已经有人开始编写《陶澍年谱》后，便辍笔以待。现在又得读到《陶澍评传》手稿，更感欣慰。
陶用舒教授嘱我为他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不好推辞，冒然应允。这是因为，一则想写关于陶澍著作的愿望已经实现，感到高兴；再则很钦佩陶用舒教授的治学精神。他首先搜集大量资料，点校《陶澍文集》，继而编著《陶澍年谱》，最后写成《陶澍评传》，其间还写出过论文。这样的科研道路，从资料——年谱——论文——评传，经过长期的资料积累，认真钻研，从生平事迹的排比考订，到相关问题的深入分析，最后写出全面的人物评传，是脚踏实地走过来的。这种严谨不苟，朴实无华，长期钻研，专一不二的学风和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好的作品来。
当前历史学界出现了一些不景气现象，史学著作难以出版，大学历史系招生难，毕业生就业难，不少青年视历史学为“冷专业”，不愿报考。这样发展下去，其小者将使历史科学难以发展，史学人才后继堪忧；其大者将会影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爱国情操的提高。我国古代学者就已经认识到，史学“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近代学者也提出“史之关于国家者至大”。所以，前述现象应当成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引以为忧的大事。当然，历史学界面临的不景气状况，究其原因甚多，也还可以从史学本身去寻找。
五、六十年代开始，历史学界批判之风较盛，破虽有余，立则不足，某些文章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有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编选的史学论文集中，也不收入他的这类文章），更不用说那些错误的或产生副作用的批判文章了。流风所及，对于历史作人物的研究也有所偏好。像陶澍过样的人物是很难入选的，考证等史学著作更有被冷落之感。
我国有优良的史学传统，刘知几认为，史学家要有才、学、识三长。章学诚认为，只有才、学、识不够，还应讲史德。所谓“史德”，当指史学家除了“心术正”以外，还不能以主观代替客观，应该实事求是。
李延寿在编篡《南》、《北》二史时，感到修史的困难是：“一则王道得丧，朝市贸迁，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则至人高迹，达土宏规，因此无闻，可为伤叹。三则败俗巨蠢，滔天桀恶，书法不记，孰为劝将？”现代史学家的著作虽不必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威慑力量，但也应该有褒善贬恶，奖优罚劣，亦即弘扬正义，谴责邪恶的作用。对于历史人物，心是对社会历史起了积极作用的政治家（包括清官廉吏）、思想家、改革家、理财家、科学家、民族英雄和爱国者，都应加以研究和歌颂，反之则应给以批评和谴责。
历史学者既然肩负着权衡是非，藏否人物的重任，就应该长期积累资料，进行冷静而深入的钻研，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论，写成详细而不繁琐、严肃而引人入胜的著作，至于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晋孙盛拒桓温之命，不肯修改《晋阳秋》，唐吴竞拒张说之命不肯修改《武后实录》等不畏强暴、反对曲笔阿时的良史直风，因为时代不同了，难以类比。但也不能把历史当做一堆大钱，任你摆布；或把历史当做一个小姑娘，任你打扮。否则“记功书过，彰善瘅恶”的作用就会丢失。史学失去其尊严，也就失其价值了。范文澜同志生前曾说过，史学家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精神。这句话曾有人不同意，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魏源说：“学问之道，其得之不难者，失之必易。惟艰难以得之者，斯能兢业以守之”。陶用舒教授的著作是经过长期艰难的历程而得到的，且作了客观而公正的评论，它必将受到读者的重视和欢迎。我相信，通过广大史学工者的努力，遵循史学研究的正常途径健康发展，史学园地将会出现百家争鸣、繁花锦簇的局面，史学界面临着暂时的暮霭，必将过去，代之而来的将是灿烂的朝辉。
在《陶澍评传》即将付梓之际，信笔写出一些感想，说算是一篇序文吧！
1994年11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