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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人分布在福建闽江流域及闽东一带，一般指称十邑同乡，即福州、闽侯、平潭、古田、闽清、永泰、连江、罗源、长乐、福清等10个市、县，人口约有530余万。（注：《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342页。）
福州人以讲福州话为基本特征。
一.福州人的形成
福州人的形成比闽南福佬人为早，其始于汉代，成于唐末五代。
秦汉之际，福建是闽越人聚居的地方。秦并天下，置闽中郡，据王国维先生考证，不仅囊括今福建全省，还应包括今浙江温州、台州、处州地，江西铅山县及广东潮州、梅县一带。（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二。）但秦并未派员治理，故西汉太尉田蚡曾对汉武帝云：闽中“自秦时弃弗属”。（注：《史记·东越列传》。）直到汉高祖时，复立无诸为闽越王，才确立了西汉王朝对福建的政治统治。汉武帝时闽越王无诸死后，其后裔向外扩张。后因被汉武帝所灭“诏军夷皆将其民徙处江淮处，东越地遂盛。”（注：《史记·东越列传》。）实际上尚有相当一部分闽越人隐匿于崇山峻岭之中，这部分遗留下来的闽越人在汉武帝后，即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置冶县统治之，冶县就是今福州。虽然史籍中缺少汉族入闽的具体记载，但汉武帝挥师入闽和冶县的设置，表明汉族已开始入闽。
汉族大批入闽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至唐末五代时掀起过四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在孙吴时期。崛起于江东的孙吴，自建安元年（196 年）起，五次派军队入闽：
第一次，建安元年，孙吴南下攻打会稽，会稽太守王朗不敌，由海路奔东冶（今福州），侯官长商升起兵支持王朗，孙策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事讨之，以贺齐继之，商升乞降，商升部将张雅、詹疆等杀升，共守，被贺齐攻破，孙策军占领侯官（今福州）。（注：《三国志贺齐传》。）
第二次，建安八年（203年）， 孙吴将贺齐率万余人进兵建安（今建瓯），并把南部都尉从浙江迁到建安，（注：《三国志贺齐传》。）确立了孙吴对福建闽江流域的统治。
第三次，建安十三年（208年）， 孙权派余姚长吕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率军第三次入闽，消灭了会稽东冶的吕合、秦狼起义，平定东冶（今福州）五县。（注：《三国志·吕岱传》。）
第四次，吴嘉禾四年（235年）， 孙权又派吕岱率兵攻打会稽东冶的随春等反吴势力。孙吴军队又一次进入福建。得民“以供赋役”。（注：《三国志·吕岱传》。）
第五次，吴太平二年（257），建安、鄱阳、 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吴中书令钟离牧出任为监军使者，镇压了建安等地的“山越”起义，起义首领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注：《三国志·吕岱传》。）
这样，孙吴对福建经过五次用兵，数十年的经营，在基本上建立和巩固了对福建统治的同时，也有一批将士留驻福建，其中相当大部分集中定居在福州平原一带，如孙吴在福州设置典船校尉以监督谪徒做工造船。（注：弘冶《八闽通志》卷八○《古迹》。）他们或带家眷，或与当地人通婚，开始了福州人形成的过程，据《侯官乡土志》的记载，现在福州的一些重要姓氏，就是在东汉及三国时期入迁此地的。如郑姓，“三国郑胃仕吴，为建安郡太守，留闽而居”；詹姓，“汉末詹疆与吴将贺齐战死，族姓留居闽；胡姓，“三国吴胡综，固始人，子孙迁闽”……”（注：光绪《侯官乡土志》卷五，《氏族》。）
第二个高潮是两晋时期。早在西晋太康年间（281～288年），就有汉族入闽，据乾隆《莆田县志》记载：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郡城西岩寺建山门铲地时出土的巨砖旁篆有“太康八年八月日作”（注：乾隆《莆田县志》卷三五《杂事》。）的字样。莆田县与福清毗邻。更重要的是西晋初年，在今福州设晋安郡，管辖侯官、原丰、温麻、晋安、同安、新罗、宛平、罗江等八县，其中侯官、原丰、温麻、罗江四县均在今福州及其附近。显然，县份的增加是中原汉族南下和原有人口增长的结果。西晋太康年间，福州建有不少佛教寺院，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汉人迁居福州的增多。永嘉“八王之乱”后，中原大乱、入闽汉族又形成高潮。 乾隆《福州府志》引宋人路振《九国志》云：“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 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注：乾隆《福州府志》卷七五《外纪》。）东晋之时，南北分立，北方汉族更是大批南下。据陈支平先生研究，（注：参阅陈支平：《福州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其中入迁福州的为数不少，或定居于此，开拓发展，或以福州平原为中转站，继而分支转迁于兴化、漳、泉各地。如福建的林姓，往往称其入闽始祖为晋安郡王林禄，而林禄入闽后的最初立足点便是侯官，《林氏宗谱》载“晋安林氏，出自徐州下邳，晋黄门待郎颖，随元帝南迁，初住在江左，生子禄为下邳太守，明帝太宁三年（325年）为晋安太守，始居侯官都西里，封晋安郡王，死后葬惠安岭九龙岗，是为闽、粤林氏始祖”。（注：《林氏宗谱》，《晋安世谱校正序》。）陈姓亦是东晋南渡时随迁入闽的，其始祖陈熙，晋时守晋安，遂家于闽侯官一带。（注：光绪《闽县乡土志》，卷《版籍略三》。）黄姓，“黄允，固始人，随晋南渡，辗转入闽，居于侯官”。还有邱、王、刘、李、吴等姓入迁。（注：光绪《闽县乡土志》，卷《版籍略三》。）
此外，我们从解放后福建出土的历史墓葬中可知，东晋的墓葬出土很多，有咸和六年、咸康元年、永和元年、永和五年、永和七年、永和十二年、升平元年、升平四年、隆安三年、义熙十二年等等（注：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56页。）， 足见西晋是汉族迁入福州及闽东一带的一个重要时期。
第三个高潮是南朝时期。在南朝170年间，中原汉族入闽者不断，有的被流放而入闽，如刘宋雍州刺史袁凯因犯罪，其子袁昂徙晋安（今福州）（注：《南史·袁昂传》。）有的仕宦入闽，如刘宋明帝时，虞愿出为晋安（今福州）太守，在郡立学教授。（注：《南史·虞愿传》。）梁武帝时，范缜为晋安太守，在郡清约，不取俸禄以外的不义之财。（注：《梁书·范缜传》。）梁武帝重视长吏的选择，务简兼平，以到溉为建安内史，刘
为晋安太守，均以廉洁著称。（注：《南史·循史传序》。）这种汉族入闽的态势，直到梁末侯景之乱时又掀起一次入闽高潮。《陈书·世祖纪》载：陈世祖天嘉六年（565 年）三月乙未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可见迁移到福州一带的中原汉族数量很多，他们处境悲惨，有些人还被略为奴婢。
这样经南朝之世汉族入闽至福州及闽东一带者已成为这一带居民的主体。
第四个高朝是唐末五代时期。隋唐以来迁入福州及闽东一带的中原汉族一直不绝于书，如《永泰张氏族谱》云：“张睦为王审知领榷货务，携带24姓入闽”；《闽清玉版刘氏谱》云：“刘存入闽，住福州凤岗，后裔又分迁闽清”；杨时《陆少卿墓志铭》云：“其先吴郡人，六世祖权，唐末为建安县丞。值中原乱，不克归，因家福州之侯官，故今为侯官人。”（注：杨时：《龟山集》卷三四。）所以唐代的户口数，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为91240户， （注：《旧唐书·地理志》载为90836户。）较之《随书·地理志）所记隋代户数12420户增加了约7倍。户口的增长，自然要增设州县。隋代原有的建安郡，到唐代增设至福、泉、建、汀、漳五州。隋代原有的闽、建安、南安、龙溪4县， 至唐增加至25个。其中福州所属的有闽县、侯官、长乐、福唐、连江、长溪、古田、梅溪、永泰、龙溪。（注：《新唐书·地理志》。）
有唐一代对福州人的形成最有意义的是唐开元十三年（725 年）改闽州置福州，因州西北福山得名，（注：《元和郡县志》“福州条”。）治所在闽县（今已为州）。为“福州人”的称呼之源。
及至唐末五代，福州人的形成进入了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闽国的建立。907年，唐亡后， 五代十国之一的梁太祖于909年加拜早于唐乾宁四年（897年）为武威军节度使的王审知为中书令，封为闽王，建立了闽国，都福州。王审知义子所建闽国51年，尤其是王审知在位的29年中实行保境息民政策，招徕四方人才，杨承体、郑璘、韩偓、归传懿、杨赞图、郑戬等北方籍士大夫皆入闽避祸，（注：《新唐书·王潮传》、《新唐书·王审邦传》。）而唐宰相王溥之子王淡，宰相杨涉的从弟杨沂，知名进士徐寅，右省常待李洵，中书舍人王涤，大司家王标等也都入闽任宦，（注：《新王氏史·闽王审知世家》，《十国春秋·闽王·王审陆传》。）使中原汉族迁入福州及闽东一带又形成一个高潮，入闽人数之多仅次于蜀汉而占第二位，其中约1／3的人迁福州平原。（注：参阅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303～304页。 ）据六志的记载，林姓，“唐林穆，光启初由固始随王氏来闽。”陈姓，“陈泳，光州司马，居固始，后人又随王潮迁福州”；詹姓，“唐会昌间布衣詹雄工诗，光启间詹必胜婺源人，从王审知攻福州，陈没，子孙家焉。同时詹敦仁亦随王氏入闽，不仕”；刘姓，“唐末刘存自固始随王氏入闽，仍号淮叟八贤，皆其后。又刘翱与弟翔、幽不仕伪梁，自京逃避居于闽”；……。（注：光绪《侯官乡土志》卷五，《氏族》。光绪《闽县乡土志》卷五，《氏族》。）
这样，自东汉末年至唐末五代，中原汉族不断迁入福州及闽东一带，并形成了四次入迁高潮，使得福州平原得到了全面的开发，史称“草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半，家给人足”（注：冯登府：《闽中金石志》；于竞：《琅琊王德政碑》。）唐代福建25个县中，福州平原已有10个，占了总数的40%；福建11个上等县，福州平原有5个， 占了总数的45%。这时，福州人的形成以“福州”的设置和闽国的建立为标志，成为福建一个具有独特人文特征的汉族族群。
二.福州人的人文特征
对于福州人的人文特征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福州人“求稳怕乱，畏惧危险”。（注：倪健中：《人文中国》上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464页。）早在三四十年代之交时，近代著名新闻记者、作家曹聚仁在《榕居杂感》中论及福州人的性格时认为：“一、福州地关海洋，可是居民性格全无海洋气味，倒是大陆的气味很浓；二、福州为海军的发源地，可是居民全无海盗风度，也不崇拜海上的英雄；福州地在南方却无南方人的热情，也不爱去冒险。”（注：转引自王植伦：《东海之滨的福州人》，《福建民族》1997年第1期。 ）另一种意见却认为福州人的整体性格是海洋性的，他们写文章批驳曹聚仁先生的看法说：“我以为曹先生看法片面了。如果福州人没有海洋性格，何来海外数百万福州籍的华侨和华人？如果福州不热爱海上英雄，何以马尾昭忠祠合祀了甲申、甲午战役的近两千的国殇者？他们难道不是铁打钢造的爱国海上英雄吗？明郑和七下‘西洋’，六次由福州的长乐港出发，舟师中的官弁水勇、翻译、工匠，不少是福州人哩！还有为什么中国的第一次赴英欧留学的是严复、萨镇冰等以福州人为主的马尾船政学堂的学生呢？为什么清末民国担任过旧中国海军部长、舰队司令、舰长的又大多是福州人？马尾区君竹乡人都姓任，曾有一谚曰：‘无任不成舰’，这都说明了福州人自上层至乡夫走卒，都具有海上的冒险精神。所以连清洋务的祖师爷李鸿章都说：海军者，闽人之海军也。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早已把个人利益置于脑后。严复曾写诗称赞萨镇冰是‘早办一身，义无反顾’，指的是他早年丧妻，就不再续弦，两个儿女也托付给亲人，好让自己毫无返顾地一身报国。进入了开放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福州人的向海外开拓开放，与海外文化广泛交流，而且兼容并蓄，这种海洋性性格，表现得更为直接流畅，公开无藏了”。（注：王植伦：《东海之滨的福州人》，《福建民族》，1997年第一期。）我认为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确实，福州人与闽南福佬人有区别，这不仅表现在方言上的区别，其保留有汉语的语音可能比闽南福佬人保留宋元时古汉语的语音更早，而且福州方言稳定，在福州人分布的范围是大体可以通行。明末所编的《戚林八音》为规范福州话，直到解放后还在油印流行。拿《戚林八音》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与现今福州话相比较，声调韵系统几乎没有变化，还表现在福州人广得江河湖海之利，农业生产比闽南福佬人发达，所以福州人有“瓜果蔬菜日久常供，山珍海味时时不断”的口福，不象闽南福佬人以稀饭、蕃薯为主食。福州人虽面向海洋，但得福州平原之饶，故而并非仅靠海吃海，这就造成了福州人大陆性和海洋性兼备的双重性的人文特征。
——尚正统，重教化。我们从福州人的形成可以看出，福州平原是入闽汉族最早定居的地方之一，中原汉族的传统文化传入的历史悠久，尤其是宋代文化南移，理学兴盛。福建成为南宋理学之乡。福州人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被称为“海滨四先生”，亦称“闽中四先生”。此后福州人中理学家辈出，且进士出身多人，如长乐人黄干，福清人王苹，福清人林希逸，宁德人王宗传等。与此同时，福州人又十分重教化，王审知建闽国时“四门设学”，此后，自宋以来，福建的公私之学均盛。福建八个军州都办有州学，其中以福州州学规模最大，朱熹即云：“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宗子员常数百人。”（注：朱熹：《福州州学经史阁记》，载《宋子文集》。）连较偏远的永泰县学校也很普及，宋人方大璋云：“吾邑家尽弦诵，人识律令，非独士然，工农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注：方大璋：《分乡守项寺丞书》，载《铁庵方公文集》。）可见福州一带文化的发达，福州人近水楼台先得月，自有仕宦之便，故清代赵翼《廿二史考》云：“闽中风俗多好名尚气。……重科举。”据统计福州历代共有进士1159人，其中唐代22人，五代1人，宋代694人，元代4人，明代237人，清代201 人。（注：王耀华：《福建文化概览》，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 1月版，第234页。）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福州人尚正统， 常常为自己是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自豪，认为“七溜八溜，不如福州”，并以正统自居，追求传统的教化之风，这就锻炼了福州人儒雅谨慎的性格。宋代《淳熙三山志》记其风俗云，福州“得天之气，和平而无皿，燠为为瘴，寒不至互。得地之形，由建、剑溪湍而下，泉、莆潮涨而上，适至是而平。民生其间，故其性舒缓而能强力，善治可以久安。……其君子外鲁而内文，而小民谨事畏[法]”（注：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九，《风俗》。）明代何乔远的《闽书》亦云：“福州，闽中，都会也。……其气恒燠，厥土黑壤，厥田中下，亩岁获，田则夫妇并力而合作。……其俗尚文贵节，君子朴而守礼，然娴文辞。小人愿谨而畏法，虽负贩之夫，相逢衢道，举手若揖让”。（注：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志》。）至于山区之县，民风比起福州沿海各县，更加纯朴敦古，如古田县，“民务称墙，鲜逐末之利。昔号力田近古，信其然矣。士君子敦本尚实，多以节概著，小人食勤啬用，率直尚气，尝得紫阳夫子之遗训，冠婚丧祭岁时习尚犹多醇朴之风。”（注：万历《古田县志》卷一，《封城志·风俗》。）福宁府，“福宁僻处闽北，椎鲁少事，尚节务义，秀者攻诗书，朴者勤耕牧，量习劳苦，女少嬉游，盖有蟋蟀山枢之风焉”。（注：乾隆《福宁府志》卷十四下，《学校志·风俗》。）
福州人这种表现为儒雅谨慎的保守性格，笔者1997年11月在福州考察时感触颇深，由于笔者是在考察了厦门、泉州、惠安、崇武以后到福州的，从厦门到崇武一股现代化的气息扑面而来，整个城市的建设凸现了一种开放的风格，而一到福州，当我们被朋友带到唐副使巷、衣锦坊一带时，看见那商业繁荣的街面商店几乎全部是七歪八斜低矮的二层楼的木板房。从鼓楼前到茶亭，坊巷纵横，许多明清的建筑，已破旧不堪，并不便居住。绵山在《说不尽的福州人》中说：“排排马桶与周围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现代化，构成了福州街头一大奇观。”从这点看，福州人是够保守得了！
——爱海洋，浪天涯。但是，福州人毕竟面对着大海，早已就近获取了近海捕捞和滩涂养殖之利，在海风的熏陶下，受海洋文化的影响，也就铸造了福州人爱海洋，浪天涯，开放、进取的性格，于是福州人成了既有大陆性格，又有海洋性格的汉族族群。正如明代何乔远称“福清背山面海，多卤，颇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四方杂处，学不遂则弃之习文法吏事，不则行贾于四方矣，以其财饶他邑。”（注：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志》。）长乐、连江一带也是如此，“滨海有鱼盐之利，山出果实，贩四方。……有古之遗风，今变而浇漓，其健讼几与福清埒”。（注：万历《福州府志》卷七，《土风》。）当时代中叶福建沿海商民冲破政府阻扰，下海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时，福州各属的下海通番，虽不似闽南入之甚，但也实繁有徒，福州各海口如琅琦、嘉登里等，居民往往辍耒不耕，远商海外，“琅琦作俑，外省奸徒，反从琅琦开洋。近在门户之口，遽成异国”，“嘉登里……前通倭，今又通夷，恃水洋七更般之便，贪小物三倍利之多，莫不碗绒袜，青袄皮兜，叉手坐食，耻问耕钓”。（注：董应举：《崇相集》，《闽海事宜》，《谕嘉登文》。）这种爱海洋、浪天涯的传统也久盛不衰，使得福州也成为我国重要的侨乡之一。
但是事物总是有差别的，福州人的海洋性格与闽南福佬人的海洋性格相比，还是略逊一筹的。这是因为福州人“求稳”的内向性格，又左右了他们冒险进取精神不及闽南福佬人，福州人近代以来几乎垄断了海关、邮电、银行、警察等“铁饭碗”，而一般百姓重手艺，从事烹调、成衣、理发“三把刀”行业又十分普遍，于是被生活所迫，敢于到海外去闯荡的就只有少数人了，所以明末36姓定居琉球后，又有福清人南渡印尼，闽清人开发婆罗州、长乐人横渡美洲，但人数毕竟较少规模不大，因此影响力也就大大不及闽南福佬人了。
——福字当头的优越感。福州人为福建福州的“双福”而自豪，从而产生出一种特殊的优越感。确实，福州是个水灵毓秀、人文荟萃的地方。他们能享受到“冬不严寒，夏无酷暑”的气候之福；能享受到“鲜花四季常开，草本终年常绿”的环境之福；能享受到“瓜果蔬菜日久常供，山珍海味时时不断”的饮食口福，所以形成了食“福面”（即太平面）、“福果”（蜜饯橄榄）、“福桔”，洗“福汤”（温泉）的风俗。
——吼声一出音调高。福州人虽尚儒雅谨慎，但讲起话来却声音很大，音调高而宏亮，故而他们说“叫”为“吼”，如“叫某人来一下”说成“吼某人来一下”。吼声一出，音调当然高了。所以两个福州人在一起和和气气地交谈，外地人听起来以为他们在吵架。这也就表现了福州人人文性格粗野、豪爽的特点，这恐怕是中原汉族豪爽性格的一种遗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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