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约原论——分工对合约的关系及其理论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约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4-0056-06
一、劳动合约：分工对合约的关系
沿用马克思的说法：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用语①，劳动合约不过是“劳动分工的法律用语”。马克思从两方面解释这个判定：一是分工与所有制的关系，一是合约与所有权的关系。就前者而言，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构成了分工的经济内容：(1)“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而“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2)“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产生了所有制”[2]；(3)“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而“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3]。就后者而言，马克思认为所有权对应地也构成了合约的法律内容：(1)所有权是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4]；(2)法学家们有种“错觉”——“各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缔结契约这类事情，一般都是偶然的”，即“他们认为这些关系可以随意建立或不建立，它们的内容完全依据缔约双方的个人意愿”，而“过去的联合决不像《社会契约》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5]；(3)“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的背后是权利的“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6]
进而，劳动合约是劳动分工的法律用语的理论内涵体现在“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命题的立论之中。[7] 首先，所谓“劳动对效用的关系”，体现的即是价值规定的本身，即同时规定了“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的统一”，以及“直接生产与总生产的统一”两层涵义，因而其由于是对马克思价值定义和恩格斯价值定义的一般综合，本质上规定了“生产的物质规定与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统一”，以及“生产的经济内容与生产的法律内容的统一”；其次，“劳动对效用的关系”作为规定价值关系的规定，决定劳动规定本身必须以效用作为向度进行“生长”②，即一方面，劳动以“劳动交往”作为中介，通过实现劳动的外部生长达到劳动与效用的外部结合，由此实现了劳动的“社会内的分工”——表现为劳动的“社会内的交换合约”；另一方面，劳动则以“劳动意识”作为中介，通过实现劳动的内部生长达到劳动与效用的内部结合，相应实现了劳动的“企业内的分工”——表现为劳动的“企业内的生产合约”③；最后，由于劳动所有权始终是劳动合约的“硬性”的法律内容，使得在交换中的劳动合约能够表现为“权利的平等交换关系”——“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在流通中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8]，却使得在生产中的劳动合约相对表现为“权利的对抗和博弈关系”——“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9]。换言之，相对于交换中的明晰的劳动所有权合约(完全合约)而言，“企业内的劳动生产合约”就会表现出“不完全合约”的属性来[10]，归根结底，完全地使马克思的“两种劳动分工理论”转换和表现为“两种劳动合约理论”。
总之，只要不是固守于马克思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相反的，而是把马克思关于这一成熟体系的基本的理论构想嵌入广义过程来理解和掌握，就可以推定出在马克思的完整体系内，以劳动过程为中介，劳动分工与劳动合约是直接关联的，并会进一步必然内生出马克思企业理论框架内的关于劳动过程、分工与合约的一般关系的理论探讨。从这一点意义上讲，马克思经济学是博大的体系，总体性研究方法始终适用于其体系内的任一层面的理论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不仅可以现代化，而且比之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富于对现实(经济)过程的解释力。在当前则应该以增强对其体系的理解以及发挥其对具体理论学科(如企业理论)的指导作用为两个突破点。
二、企业本质：企业组织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
从劳动合约是劳动分工的法律用语的规定看待企业组织性质具有两个层面：一是企业组织性质的经济层面，一是企业组织性质的法律层面。④
从经济层面看，企业组织的性质在于解决社会内劳动分工和企业内劳动分工的结合问题。马克思毫无异议地是首位提出这一命题的理论经济学家。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观是建立在他的科学的劳动过程理论基础之上的。严格地说，即使亚当·斯密实际上也混淆了劳动过程和劳动分工的不同概念，正是由于马克思初次把劳动过程概念从劳动分工概念中区分出来，才真正第一次地创建了关于劳动二重性的一般原理，从而在他看来，两种劳动分工的关系只是劳动分工体系内的内在结合关系，是内部“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且本质上只有这种结合关系中的分工(即以劳动社会分工为前提的劳动企业分工)才是“真正的分工”⑤。相反，科斯只是从经济现象的表层看到了两种分工体系的不同之处，即“经济系统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协调的，社会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有机体”，而“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或者说，前者“将价格机制作为协调工具”，而后者则“将‘企业家’作为协调工具”，所以他简单持有了市场与企业“两分”的观点[11]。但另一方面，科斯的开创性贡献在于从逻辑上证明了企业在新古典价格理论中存在的合理性，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本质上并不构成对于新古典价格理论的根本反叛，它们的共同根基仍然是新古典理论，而进一步所导致的理论混乱的根源则在于没有明确区分企业组织与企业存在，并始终混淆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12] 简言之，科斯由于具有上述的理论痼疾，与斯密一样并没有根本解决劳动企业分工与劳动社会分工的内部结合问题，甚至根本抹杀了“企业内劳动分工”的本质规定。
从法律层面看，企业组织的性质在于解决合约安排的所谓最优选择问题。根据“两分”的观点，科斯得到的是合约的“两分”：市场是一种无权威的合约，企业是一种有权威的合约。即一方面，科斯以企业尺度市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种权威(‘企业家’)指挥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另一方面，科斯反过来对称地又以市场尺度企业：“当存在企业时，合约不会被取消，但大大减少，某一生产要素(或其所有者)不必与企业内同它协作的生产要素签订一序列的合约……一序列的合约被一个合约所替代”[13]。由此，科斯主义企业理论本质上是“直接采用权威作为逻辑分析基础的合约理论”，由于根本抽掉了技术因素，其必然整体以二重的视角直接看待合约规定，并赋予“合约指挥生产”的特定功能。
根据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在经济层面与法律层面之间存在着“内在和持久冲突”的简单结论。就科斯本人而言，其分别从两个层面得到的关于企业组织性质的认识也并不能一致起来⑥，归根结底在于科斯不能根本解决权威与合约相互耦合的内在的悖论关系，这可以相应称之为“科斯难题”⑦。具体而言，为解决“科斯难题”，科斯本人给出的解题是：其一，提出“企业家说”；其二，提出“科斯设想”；其三，提出合约与权威的“相互限制说”。对于前者，科斯认为企业家是能够将“权威与合约”有机融合的特殊的生产要素——“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序列的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科斯将“企业家”界定为：“在一个竞争性体制中替代价格机制的人或人们”。对于中者，科斯接着讲到：“某些人有更好的判断或知识，并不意味着他们通过亲自参与生产活动才能从这种判断或知识中获得一份收入，因为他们可以出售这些建议或知识，每个企业都向大量的咨询机构购买建议，即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体制——所有的建议或知识都是按需购买的”，我们不妨将科斯的上述设想称为“科斯设想”[14]。“科斯设想”是科斯以“试图解决奈特教授的理论难题”为题而提出的，其实质并不是说科斯本人试图要重新回到“零交易费用的世界”，而是试图以“科斯的企业家”替代“奈特的企业家”概念，即强调“管理知识”在企业家内涵中的重要性。对于后者，科斯除强调前面提到的在企业内由于“企业家指挥生产”而使“一序列的合约被一个合约所替代”，还强调“通过合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可以是固定或浮动的)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而合约的本质仅在于它限定了企业家的权力范围，即只有在限定的范围之内，企业家才能指挥其它生产要素”。[15]
可见，科斯本人并未彻底地解决“科斯难题”，即科斯在企业组织的经济性质与企业组织的法律性质之间往往难以决断、难以取舍和逻辑一致⑧。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解决。第一，由于相对抽掉分工的技术因素，使得科斯本人并没有看到社会内劳动分工(一般分工)与企业内劳动分工(个别分工)之间的“互补性”，仅仅关注其“替代性”[16]，再进一步，如果抽掉“权威关系”，必然会将两种劳动分工混为一谈，而从社会分工出发，他则会以交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将企业内部存在的雇佣关系仅仅归结为交易关系或长期合约关系[17]；第二，科斯并未打算讨论“资本家的为何生成”，即在他那里资本家乃是既定的逻辑前提——“我心目中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而我所说的合约就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合约”⑨，仅仅试图考察“企业家的如何生成”——“我指的企业家是在企业中调配资源的，不仅包括管理部门，而且包括领班和许多工作人员的管理体系”，因而其“企业家权威”也只是抽掉了历史前提的“纯粹逻辑”，进而使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企业理论丧失了演化性质[18]；第三，与此相应，在科斯看来“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的区别仅仅在于缔约的数量——“一序列的合约被一个合约所替代”，而并未更多关注缔约双方的性质及其制约因素，这样的思想被张五常发挥到了极致，认为企业组织性质存在于“一种合约形式替代另一种合约形式”——直至认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企业是什么”[19]。此后的合约理论虽然历经威廉姆森、格罗斯曼-哈特-莫尔的发展进而提出“不完全合约”[20] 的分析视角，即相对考虑和重视了合约所基于的技术因素，但仍旧是在既定“交易框架”之内或“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之上进行，因此，从根本而言，并没有真正将合约的生产因素加入进去——或者说，在分析上技术因素并未真正地与“权威关系”或“合约关系”相结合。
三、从劳动合约的本质到企业本质
从科斯本人对于“科斯难题”的解决可以看出，科斯是将企业本质与企业家本质二位一体的，或者说起码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如果承认科斯对于企业本质的认识具有“独特性贡献”，那就是说，一方面要继续坚持由“企业家分析视角”(实质和核心内容是“权威”的分析视角)看待企业本质的视角；另一方面，要将企业的静态本质发展成为企业的动态本质，坚持以演化的分析视角(以技术为基点的分析视角)看待企业本质的发展。
首先，加入企业本质的历史前提因素：资本家权威。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不同于科斯以权威和合约规定企业的本质，马克思以技术和权威规定企业的本质，他认为，在技术既定的条件下，“权威因素”是决定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决定性条件，所以他说：“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21]
其次，加入企业本质的历史发展因素：企业家团队在内部的联结过程。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资本革命”的端倪，他指出，随着信用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工业制度的灵魂已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所以，支薪经理“在其它场合是偶然发生的，而在这里则是经常的现象”，总而言之，“资本家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22]，说明企业本质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触及黏性生产要素的“联结的本质”[23]。
再次，以“技术-权威-合约”的完整分析框架规定和看待企业的本质。就整体而言，马克思企业理论与西方企业理论具有“异同性质”，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剖析劳资关系的向度不同，前者侧重于资本家向度，后者侧重于企业家向度，而对于问题导向而言，两者则具有相对的一致性。
最后，从分工与合约的关系——它们的性质的联动，可以得到分工的本质和合约的本质联动：称为“劳动合约”。(1)分工的本质存在于分工的经济性质之中。依托一定形态的劳动过程，劳动分工本身或劳动分工的经济形态⑩，规定的是一定的技术与经济权力(权威)的耦合关系，即以一定形式的经济权力作为中介，体现着技术因素对于权威关系的决定作用。(2)合约的本质存在于合约的性质或分工的法律性质之中。劳动分工的法律形态，相应规定的是一定的权威关系与合约关系的耦合关系，同样以一定形式的经济权力作为决定基础，体现着权威对于合约的决定作用以及反过来的制约作用。(3)劳动合约的本质对应地存在于分工与合约本质的联动之中。劳动合约作为一种“联结本质”(11)，规定的是以一定形式的经济内容和法律内容为共同基础的广义劳动分工形态的内部联动的本质，体现着技术、权威、合约三者的动态耦合关系的本质。(4)从劳动合约的本质到企业本质。以上对劳动合约范畴采取由整体主义合约分析视角下的内涵限定，使之能够反映企业的动态演化本质，因而与企业本质的发展目标也是一致的。马克思通常以“劳动体”概念称呼本文所指的劳动合约范畴，并曾经将企业的静态本质直接规定为“社会劳动体”或“总体劳动”。在这里，只需要沿“对象、结构、总体”的逻辑上升思路，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产业分析视角”相应发展为劳动价值论的“企业分析视角”，即可为动态和演化的企业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在马克思既有的体系之内，“劳动体”概念本身也是演化的，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即通过对于“简单协作-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机器协作或机器大工业”的劳动协作序列的历史实证和演进分析，完成了劳动体在历史过程中的不同形态的规定，从而为剖析历史中的不同企业组织形式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工具箱。综合两方面来看，立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将劳动合约总体规定为企业本质完全符合马克思分析框架的既有性质。
简言之，遵循历史和理论发展的双重逻辑，把企业的组织性质本质规定为劳动合约，把劳动合约本质规定为企业本质的动态演化发展，可以实现企业的静态本质与企业的动态本质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进一步，也就可以凭借其打通尚存于两大企业理论体系之间的“理论瓶颈”，拓宽两大企业理论沿“异同性质”层面进行互补生长和发展的理论空间。
四、几点结论
其一，从动态和演化的意义上看，企业本质存在于企业组织的经济性质与企业组织的法律性质的联动之中，因而探求企业的本质必须要由“静态本质”上升到“动态本质”。
其二，借助于劳动合约范畴，可以将劳动分工范畴广义化，即区分劳动分工的经济形态和它的相应法律形态，进而就会解析出“技术+权威+合约”的企业本质的理论形态，相应地深化了对于“分工”范畴的再认识：分工不仅仅是“人机关系”，也是“人与人的职业的归属关系”，总而言之，是劳动的物质规定和社会规定的有机统一。
其三，基于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劳动合约规定和体现了分工与合约的联动(联结)本质，此本身也就是一定的技术、权威和合约的三者动态耦合关系的本质，从而，以劳动合约规定企业本质，不过是规定企业的动态本质或企业本质的演化，因而符合唯物史观的研究纲领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性质。
其四，“企业本质是劳动合约”这一理论命题还有助于对“科斯难题”的真正破题，即由于劳动合约基于的是劳动分工范畴，在内容上是“两种分工理论”，在形式上则是“两种合约理论”，两者显然始终是内洽和有机统一的，因而有助于建立一个演化的、并且逻辑一致和完整的企业理论体系。
其五，从企业本质存在于企业组织的经济性质与企业组织的法律性质的联动看，申明企业是对劳动合约的特别运用，从而基于这一广义的马克思企业理论，必将能够统一地解释包括资本主义古典企业、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以及以知识为基础和背景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在内的资本主义企业历史体系。相应的，劳动合约则分别采取了“以非人力资本劳动的劳资合约的形态”，“以人力资本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合约的形态”，以及“以企业家团队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合约的形态”。
其六，进而坚持从“劳动逻辑”看待企业本质，无论狭义的马克思企业理论还是现行的西方主流企业理论似乎都存在“理论缺陷性”，即前者侧重于“资本批判逻辑”，后者侧重于“资本至上逻辑”，从而“资本逻辑”需要被“劳动逻辑”统合，劳资关系的两个不同“向度”——资本家向度和企业家向度也要被相应地统合。
最后，“科斯与马克思”之间也并非不能被打通和融合，正如马克思曾经批判地汲取了斯密的“二重性思想”中的有益成分一样，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地批判汲取科斯的“二重性思想”中的有益成分，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发展服务。
注释：
①马克思认为“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并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类似说法。
②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共同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般地称这个效用向度范畴为“需要”。
③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劳动交往是“生产的前提”，但“交往的形式又由生产决定”，又称劳动意识总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并且，劳动意识的产生也是同“物质交往”以及“交往的迫切需要”交织在一起的；刘永佶则进一步地称“规定劳动、需要、交往、意识四要素的关系，也就是对人本质的规定”。
④从技术和权威关系的不同耦合特点看，荣兆梓则把它直接概括为“企业性质研究的两个层面”：一方面，从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层面看，企业是特定的分工形式——企业组织形式是社会内部分工和工场内部分工的结合，即企业是处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工网络中的科层计划体系，运用科层等级制统一协调企业拥有的生产资源；另一方面，从社会经济的产权结构层面看，企业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分配形式——企业产权制度是一种能够使市场交易的平等权利转化为企业内部不平等权利的神奇机制，即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呈现高度不平等的特征，企业主采用雇佣制统治着整个企业的劳动大军。
⑤马克思关于“两种分工”关系的详细探讨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以及《资本论》第1卷。
⑥科斯在《企业性质：影响》一文中强调了企业具有不同的法律概念和经济概念，并强调由于自己对“企业的法律概念”的过于重视，而可能导致“经济学家们倾向于忽视企业的主要活动：经营业务”。
⑦“科斯难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疑问”来精练：“为什么通过权威关系企业就能减少交易费用”，以及“交易费用的减少果真是通过减少合约数量来达到的吗”。
⑧就前者而言，科斯面临阿尔钦、德姆塞茨“团队生产理论”的挑战；就后者而言，科斯同样面临詹森、麦克林“由法律拟制的合约扭结”的挑战；而就两者而言，张五常更是声称“我们不能在任何经济学意义上将‘企业’看作是单独的实体”。所以科斯不得不“苦恼地”说：“我也认为我应对这种错误在方法上负主要责任”。
⑨从而如同马克思所批判的“先假定一方存在资本家，另一方存在工人，然后好通过双方的协议建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
⑩关于分工，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分别称之为“外化劳动”，以及“并存劳动”。
(11)在马克思的成熟作品中，劳动合约被理解成这样的劳动体或劳动团队概念：由以组成的劳动成员以相同或不同的方式与劳动过程相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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