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40 年代保加利亚犹太人移民以色列问题研究
张 晶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摘 要 ：犹太人在保加利亚具有悠久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和保加利亚人一直以和平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思想在欧洲风起云涌，保加利亚跟随着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步伐，在国内开展反犹运动。共和国建立后，在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和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组织的协助下，犹太人走上回归以色列的道路。犹太人的移民，对保以两国都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提升了保加利亚国际形象，还为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促使两国形成特殊关系。
关键词 ：保加利亚；以色列；犹太人；移民；阿利亚运动
一、保加利亚犹太人地位历史回顾
自公元2 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生活在历史悠久的保加利亚土地上，保加利亚人和犹太人宽容的生活方式在国家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大多数保加利亚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而现代保加利亚继续拥有一定数量的犹太人。罗马征服保加利亚后，犹太人开始定居下来。公元3 世纪末，亚历山大·西弗勒斯皇帝统治期间在菲利普波利斯（现普罗夫迪夫）建立了最古老的“奢华”犹太教堂。有文件显示，中世纪时期，保加利亚犹太人定居在当时繁荣的城镇普列文。681 年，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建立并获得承认后，一些曾在拜占庭帝国遭受迫害的犹太人选择在保加利亚定居。第二保加利亚帝国时期，沙皇伊万·阿森二世鼓励商人进行贸易，促使一些来自拉古萨共和国和意大利的犹太人来到保加利亚。[1]
奥斯曼统治时期是欧洲犹太人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裁判所在1492 年和1497 年将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土耳其苏丹人欢迎并愿意将犹太人安置在新征服的保加利亚。17 世纪，犹太人继续在保加利亚各地定居，包括在帕扎尔吉克等新的贸易中心。启蒙运动期间，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犹太人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授予犹太人政治和宗教上的特权，这也影响了土耳其帝国内的犹太社区。在保加利亚，维丁、尼科波尔、锡利斯特拉、普列文、索菲亚、扬布尔、普罗夫迪夫和斯塔拉扎戈拉都有相当规模的犹太社区，很多城镇建立了新的犹太教堂，其中包括巴尔干山脉南部的萨莫科夫教堂。
1878 年，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获得解放，在获得自治的柏林会议上，确定了犹太人在新成立的保加利亚民族国家中的法律地位，与所有保加利亚公民一样，他们也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的自由。1879 年，这些原则写入《特尔诺沃宪法》中。19 世纪80 年代，国家规定犹太教士由国家统一发放薪水，同时赋予犹太教堂存在的合法性。犹太人可以在索菲亚犹太会堂做礼拜，作为欧洲第三大犹太会堂，它是保加利亚犹太人的骄傲。1909 年，新索菲亚犹太教堂历时4年开始对外开放，在保加利亚的沙皇费迪南德一世及其他重要嘉宾出席的情况下，这座庞大而宏伟的新教堂成为了保加利亚犹太人的重要活动中心，之后相继建成了锡永犹太教堂、维丁犹太教堂、索法和布尔加斯犹太教堂。作为保加利亚国家的忠实臣民，为实现国家统一，犹太人加入保加利亚军队并参加了1885 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1912 年的巴尔干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2]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加利亚犹太人约5 万人，占总人口的1%，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首都索菲亚，大多数从事商业，还有是工匠和工人，也有少部分人在政府部门从事专门职业。
二、保加利亚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原因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失利使其丧失了早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获得的大部分土地，其中多布罗加割让给罗马尼亚，色雷斯割让给希腊和马其顿割让给塞尔维亚。为了伺机“复仇”，重获失去的领土，保加利亚积极投靠德奥集团。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使保加利亚的“复仇”受挫。保加利亚在五年内被击败两次，尽管失败意味着失去领土，鲍里斯三世政府愿意为以上领土的回归付出任何代价。德国意识到保加利亚的雄心壮志，并且非常擅长巩固联盟。从1934 年开始，在德国外交部长冯·牛赖特访问保加利亚期间，不断承诺愿意采取行动以协助实现其民族愿望，即将多布罗加，马其顿和色雷斯领土归还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认为同德国结盟，收复失地的希望就会增大。1940 年9 月7 日，德国将南多布鲁贾被割让给保加利亚，以此来加大保加利亚对自己的忠诚，南多布鲁贾的收复使国王在人民中的地位日益增长。1941 年，保加利亚吞并了马其顿和色雷斯大部分。德保结盟是一项政治行为，但却对保加利亚的犹太人造成重大影响。随着保加利亚对纳粹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再加上纳粹党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深化，保加利亚对犹太人的气氛也开始发生变化。
保加利亚在大屠杀期间的反犹政策。保加利亚政治反犹太主义与该国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希特勒的崛起使保加利亚日益激进，国家最终采取了德国的反犹主义政策。保加利亚反犹太立法符合希特勒国家社会党的反犹太法律，不仅适用于保加利亚国家，同样适用于在马其顿和色雷斯。1940 年起，保加利亚政府成员被一些拥有支持法西斯主义和反民主主义情绪的政治家所取代，其中国王任命德国民主党人波格丹·菲洛夫作为总理。1941 年1 月21日，波格丹·菲洛夫通过“国家保护法”，对犹太人的政治和自由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限制，极大地推动了反犹太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升级。根据法律，犹太裔人不能获得保加利亚国籍，禁止犹太人投票，竞选公职，在政府职位上工作，在军队服役，与保加利亚族人结婚或同居，使用保加利亚名字或拥有农村土地。当局开始没收犹太人拥有的所有无线电和电话，犹太人被迫支付其净值20%的一次性税。根据这项法律，犹太人开始变成二等公民，他们的财产和荣誉受到破坏。马其顿和色雷斯犹太人必须佩戴犹太徽章，必须张贴“犹太人居住”或“犹太商店”的特殊标志以区别自己。6 月13 日，根据“国防法”第21 条，第13 号法令公布，要求每一名年龄在18 至40 岁的犹太人在工人旅中无限期地无偿工作。这些旅部署在整个保加利亚的所有地区，他们建造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由于条件恶劣，许多人患上各种疾病，主要是疟疾。在1942 年的万纳会议上，纳粹最终决定实施消灭犹太人民，不仅在帝国领土上实施，而且在包括德国盟友各国在内的所有被占领国家实施。8 月29 日，保加利亚内政和公共卫生部内设立了一个犹太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驱逐犹太人并清理他们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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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犹太人恢复原状的困难。二战过后，保加利亚遭到破坏，整个社会开始混乱，人民贫困，迷失方向，当局无法应对。犹太社区虽然受到战争摧残，但却保留了下来。从各省和劳改营返回的许多索非亚犹太人在他们先前居住的房子里发现了新的占领者。1946 年通过了关于国家所有财产归还法律。根据法律，离开保加利亚的犹太难民在1946年3 月之后无法要求索要任何东西。无论其意识形态取向如何，都适用这一规定。再加上房屋保持原状的法律，使那些接管犹太公寓和房屋的保加利亚人更容易留在原地。在犹太人离开之前，由于对他们施加的各种限制以及由于时间的压力，犹太人只能以低价出售自己的财产。犹太人的新居民是保加利亚人，在索菲亚尤其如此：犹太人离开之前，索菲亚聚集着大部分犹太人，但犹太人离开几年整个公寓楼被清空并售罄。1949 年，犹太人学校大多数都被关闭了，保加利亚当局声称“由于学生数量不足，犹太社区本身支持关闭”。犹太人的宗教也成为一个边缘节日，犹太人的公共空间被剥夺，越来越多地被保留在家庭传统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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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他们不得不在两个国家间作出选择：一个是在大屠杀时期拯救了他们的生命，但国家朝着苏维埃式的统治方向发展的保加利亚；一个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新成立的以色列国，但大屠杀的可怕启示让犹太人觉得还是通过建立自己的家园来保护自己更好。1944 年9 月到1948 年10 月，7000 名保加利亚犹太人离开。1948年3 月，在保加利亚总理乔治·季米特洛夫报告之后，通过一项决议：“我们不反对也不会阻止这些自愿想要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仅半年，从1948年10 月25 日到1949 年5 月16 日，32106 名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还有超过3000 名犹太人离开前往以色列。保加利亚政府和以色列双管齐下，犹太人前往以色列就比其他国家相对容易的多。以色列积极支持保加利亚移民的运输，并空运了许多移民。1950 年代中期，仍有6000至7000 名犹太人留在保加利亚。大多数犹太人在二战结束后离开以色列，根据2011 年人口普查，只剩下一千多名犹太人居住在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工人党的立场。在保加利亚，政府的反犹太政策遭到抵抗。保加利亚议会议员为犹太人辩护，强大的保加利亚东正教会一再谴责驱逐犹太人政策，共产主义政权也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进行抵抗，他们暗杀了有影响力的法西斯领导人，在促进君主制的垮台发面发挥重大作用。鲍里斯三世去世后，政权落在工人党手中。1944 年9 月9 日保加利亚政治变革和亲共产党政府成立后，巴勒斯坦犹太国家的问题立即成为政府和犹太人社区讨论的主题。工人党与前任政府不同，选择支持犹太人。伊万巴格里亚诺夫政府恢复了犹太人的权利和自由。9 月22 日，外交部长宣布保加利亚犹太人拥有向巴勒斯坦自由移民的权利，宣传部长迪莫·卡萨索夫宣布对在该地区建立犹太国家采取积极态度。10月，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亲共产主义犹太组织举行了会议，重建了保加利亚巴勒斯坦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协助保加利亚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
犹太移民离不开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呼吁。本·古里安是鼓励大规模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和倡导者之一。建国之初，以色列领导人明白新移民可以扩大定居点，也就是说，面对犹太人人数远远小于周围伊斯兰国家的局面，只有大力推进犹太移民，以色列才能在巴勒斯坦地区稳定生存下来。尤其是在大屠杀之后，面对犹太人的驱逐残害困境，犹太人机构的主席本·古里安极力宣传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开始了大规模的阿利亚运动。为此，在1944 年12 月本·古里安来到保加利亚进行访问，他与总理基蒙·格奥尔基耶夫和其他成员进行会谈，希望犹太人可以前往以色列。从保加利亚内部来讲，面对居住国家的各种反犹措施，大多数具有传统犹太复国主义倾向的保加利亚犹太人都认为，建立犹太国家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在以色列开始新生活的机会。
三、保加利亚犹太人移民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保加利亚工人党对犹太人的态度受到苏联影响。二战后，苏联对犹太人的政策取决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谁将控制巴勒斯坦地区。根据形势需要，苏联成为以色列建国的支持者，认为支持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同时，苏联声称反犹太主义以及欧洲犹太社区遭到破坏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而新的共产主义秩序将为新犹太人的生活提供一个完美的地方。莫斯科的立场增加了共产主义派系在世界各地犹太社区中的影响力，其中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层与苏联努力接近，在对犹太人的认识方面并没有偏离这种本质：一方面，犹太人应该在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国家生活；另一方面，犹太人实际上或许应该去其他地方建立新的犹太国家，也就是主动移民迁往巴勒斯坦地区。工人党认为犹太移民可以促进国家共产主义计划，建立“同质的保加利亚公民”。[3]犹太人似乎是战后保加利亚的负担，他们的大规模重新安置使保加利亚政府可以减轻负担。1944 年保加利亚共产党上台后，政府授权犹太人离开。
移民在以色列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以色列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综合国力。首先，在国家发展的前期阶段，人力因素占有重要位置。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口猛增等于国力增强。[5]同时争夺权力的各国对人口增长速度持认真态度，大规模的犹太移民是扩大人口数量的重要途径。面对人口强大的阿拉伯国家，新移民带来的高生育率导致未来几年内以色列人口的持续增加，这对于即将独立的以色列国家来说，获取更多人口是有利于获得国际承认犹太复国主义愿望并巩固国家主权。其次，保加利亚犹太移民作为第一次犹太移民浪潮的一部分，引起以色列犹太人口的急剧上升，又因保加利亚犹太人大部分是商人、工匠和工人，移民人口的增加对新国家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最后，本·古里安代表的以色列政府不仅亲自访问保加利亚并接纳了保加利亚犹太移民，而且实际上赞助了其他各地的救援行动，将生存受到威胁的犹太人带到了安全区，这对于刚成立的以色列国家来说，是树立国家形象、加强集体认同的一个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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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2 月，保加利亚与德国达成了一项驱逐计划，目标是将索非亚的8000 名犹太人，色雷斯、马其顿和皮罗特的约13000 名犹太人驱逐出境到东部的德国领土，由于人民强烈的反对声，保加利亚没有将犹太人送到德国。4 月1 日与希特勒的会晤中强调，他同意将犹太人驱逐出境，但仅限于马其顿和色雷斯。1943 年8 月28 日，国家政治舞台上最突出的人物鲍里斯三世突然死亡，他的死亡有助于拯救犹太人，因为保加利亚反犹主义的压力变得不那么严重了。10 月，保加利亚内政部长道乔·赫里斯托夫认为国内的犹太人应留在原地，从他们身上获得一些好处，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1944 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走向衰落，保加利亚对犹太人的政策也开始慢慢缓和下来。
保加利亚政府支持犹太移民的态度使留下来的犹太人大都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犹太社区的特征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变为强烈的亲共产主义者，剩下的犹太人成为保加利亚的一员，混合婚姻的高发率极大地鼓励了犹太人的语言和文化同化，对于共产主义来说，这对构建“同质的保加利亚”更进了一步。犹太人的大规模离开在工艺品和贸易专业以及知识分子的行列中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国内保加利亚人的就业问题。犹太人从保加利亚移民还有一个额外的后果：在纳粹思想肆虐欧洲国家时，保加利亚共产党拯救犹太人的举动提升了保加利亚人道主义的国际形象，这种形象不仅体现在以色列，更是在整个世界。90%前往以色列的保加利亚犹太人永远都不会忘记保加利亚语，并且在1989 年底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垮台后，几乎所有人都重新获得了保加利亚公民身份。他们对保加利亚的爱和感激仍然坚不可摧，直到今天保加利亚仍然是一个拯救了他们生命的国家的形象。这种对犹太的人道主义，对塑造保加利亚和以色列两国外交具有重大影响。
保加利亚共和国对国内犹太人移民的支持态度使保以关系走近了一步，1948 年11 月29 日，保加利亚政府正式承认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保加利亚和以色列都是相对较小的国家，以色列身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中，保加利亚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境遇证明了两国都位于社会政治转型引发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的地区。就以色列而言，要战胜阿拉伯国家这些“近敌”，就需要与其他亚非拉国家“远交”，在国际舞台上站住脚。2014 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展开了“全球战略”，其中保加利亚就是该战略的一员。21 世纪，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与以色列国政府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协定，保加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双边合作也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2011 年和2012 年的政府间会议以及2014 年会议是这种好转的合理结果。据保加利亚官方称：保加利亚和以色列珍视“民主，法治，尊重人权，自由市场经济和企业”共同的价值观，会更加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成为一种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6]2014 年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理奥雷沙尔斯基在讲话中提出保加利亚和以色列需要成为紧密伙伴和彼此支柱，保加利亚将永远是以色列的坚定和善意的伙伴。
在同款电机设计中，槽满率、绕组并绕根数、并联路数一定，槽面积越大、可选择线径越大，电机热负荷越小，故一般常用梯形槽。
四、结语
保加利亚犹太社区是国内最完整的犹太人社区，生活着5 万名犹太人。在保加利亚，从国家层面强加的反犹太主义旨在满足德国方面的愿望，君主制下的国王站在同盟国一方对国内犹太人实施迫害，使犹太人面临生存威胁。在国内抵抗分子的坚持下，鲍里斯三世没有把自己国家的犹太人交给德国。保加利亚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有力组织下和犹太复古主义组织的精心推动下，保加利亚犹太人开启了阿利亚运动。大量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为以色列提供了人力资源，提升了综合国力，也为两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21 世纪，保加利亚和以色列两国经济合作加强，促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今天，为地区稳定与发展无疑增添了一份色彩。
参考文献 ：
［1］Roumen L. Genov, Iskra Baeva,Incomprehens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Race Question: Saving the Bulgarian Jews from the Holocaust［M］.Sofiyski Universitet,2003: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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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ilena Savova-Mahon Borden.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under Communism in Bulgaria:Myths,Memories, and Minorities ［M］. Doctoral thesis,University of London, 2001:371.
［5］［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70.
［6］Plamen Oresharski.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of the Bulgarian-Israeli Partnership［J］,Israel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2014，（3）:87.
Study on the Jewish Immigration from Bulgaria to Israel in the 1940s
Zhang J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t Culture,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 Shanxi 041000）
Abstract ：Jews have a long history in Bulgaria. Jews and Bulgarians have lived together in peace for centur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Nazi thoughts raged in Europe, and Bulgaria followed the pace of Hitler’s persecution of Jews and carried out anti-Semitic movements in the countr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ssistance of Jewish organizations in the Palestinian areas, the Jews embarked on the road of returning to Israel. Jewish immigr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oth countries. Not only has it improved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Bulgaria, but also provided Israel with a large amount of labor, which has led to a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Bulgaria; Israel; Jews; immigrants; Aliya movement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14（2019）05-0019-05
收稿日期 ：2019—03—26
作者简介 ：张晶（1994— ），女，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 段建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