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创新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试点论文,现代企业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改革从94年起草方案，95年第一批140家企业起走，今年第二批又有60家企业跟上，迄今这200家试点所涵盖的2000余家独立核算企业，已占上海国有经济的70—80%。由于上海是个老工业基地，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是历史不短的老企业，不仅负债高、人员多、负担重的国企体制沉疴甚为典型，而且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结构老化的“贫血”、“衰老”特征也很普遍。上海的国企改革走的是一条脱胎换骨、充满阵痛的艰苦道路。试点的目的，是为了在改革的重点，难点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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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刚刚开始。在老基地、大城市、新战略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和目标中，上海的国有企业在攻克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有独创性的改革尝试：
1.“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改革思路，突破了搞活单个国有企业的局限。上海是国资存量较为集中的城市，由于基地老，从企业个量来看，优质存量不多，搞活难度很大。但从总量看，发展不平衡本身蕴含着机遇。将个量打散重组，不乏起死回生的希望。公有制为主导的“中国特色”关键应体现在公有资本不断增值的质量提高和对社会资本的渗透和导控程度上。在“总量牢牢把握，个量分流重组”的前提下，上海对国资存量进行了结构性大调整，系统性大重组，战略性大置换。资产一流动，劣势就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优势聚集起来就变成强势。虽然国有产权的流动使国有独资企业的数量每年在减少，但通过优化重组、嫁接改造、渗透再生，国资总量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加速增值，整个国有经济的运行质量和效益得到稳步提高，确保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2.“六个一块”的增资减债措施，将重点依赖国家解决转向主要靠自身。1994年上海地方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78.34%，其中流动资金负债率高达92%。债务负担过重不仅影响企业眼前经济效益，更严重影响企业发展后劲。为了以最小的改革成本，也是比较现实地解决国企最突出的问题，上海在这几年逐步形成了“六个一块”增资减债新思路。即：主体多元吸一块、存量盘活调一块、债权转股换一块、兼并破产活一块、企业发展增一块、政府扶植补一块，为减轻企业历史包袱、解决债务重，自有资本缺的矛盾探索了可操作的途径。1995年第一批试点启动的企业当年国资增值率达12.1%，总资产负债率降了7个百分点。
3.产权主体多元化的“十条途径”。上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思络之一是政企分开，产权重组，将单一国有产权的企业改制为主体多元产权结构的现代企业。在试点企业的实践中，上海总结出“出让股权、兼并入股、外资吸股、职工持股、债权换股、互相持股、无形资产折股、员工合股、法人参股、发售新股”等十条企业产权多元化的途径，不仅多渠道地增加了企业资本金的投入，同时也有利于形成企业内权责清晰、互相制衡、共同监督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切实做到政企分开。
4.以确立国有资产运营主体为目标的行政管理局改制。上海在设立了市国资管理委员会，明确了国资所有者的身份，又有了建工建材纺织仪表四局先行试点一年的改制探索，通过国资授权的方式，将原来隶属政府序列的工业、城建、商业的18个行政管理局，改制成17个国资控股（集团）公司或实体性的集团公司。控股公司成立后积极探索新的运行机制，开始出现四个变化：由抓生产经营转向抓资本经营，由行政隶属关系转向以资产为纽带的组合，由以往单个企业调整转向在总体规划下以行业优化为目标的整体调整，由考核产值转向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大大加快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资本结构优化的步伐。
5.“抓大放小、扶强并弱”的企业重组战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在与兄弟省市的竞争较量中，上海传统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总量分布过散、单体规模偏小、竞争能力不强”的弱点日益暴露。为此，上海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改制）与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改组）和企业的技术进步（改造）相结合，以培育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名牌拳头产品为核心，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化力气扶持，发展一批大集团，大公司；与此同时，通过股份合作、收购兼并、承包租赁、出售转让等形式加速小企业改组改造、放活管好的步伐，以形成大集团、大公司为支撑、小企业为依托，低组织成本、高运行效率的格局，去实现上海传统产业的改造，功能布局的调整，龙头作用的凝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管理制度的创新。
6.以“三保”、“三线”、“三项措施”构筑起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必须认真处理好发展与稳定、效率与水平的关系。上海从综合财力及企业支付能力、市民承受心理出发，积极探索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化解历史形成的改革难题。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三保”，即养老、失业和医疗三大保险为支撑的主干型保障基础；“三线”即职工最低收入保障线、职工待业收入保障线以及职工生活困难补助线为补充的辅助型保障体系，以解决“三保”不能涵盖和不足以解决的特殊对象的特殊困难。为保证“三线”的具体落实，上海又采取“三项措施”：（1）帮困。建立帮困基金和实物帮困，保证“三线”收入的实现，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并促进再就业工程的开展。（2）指导。增强对社会收入的宏观调控，发挥工资的激励保障作用，控制过大的贫富悬殊，以保障社会水平。（3）再就业。通过建立企业劳动力置换机构及行业性网络。社会的劳动力调剂市场、设立再就业培训中心，将企业、行业、产业的优势扩张和劣势转换相结合，多渠道分流人员，具体途径为：发展消化一批、培训转业一批、转职流动一批、劳务输出一批、提前退养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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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海在改革的思路上有所创新，但在改革的操作上仍暴露出一些问题，在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也潜伏着危机。不断地对试点进行总结反思，有益于将改革不停顿地向前推进。
1.国有资产的分布结构需要有理性的定位。“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改革思路本来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为什么目前的操作步履维艰？观念深处，对国有企业这种制度形式的适应性，在哪些领域应该保留、哪些领域应该调整、哪些领域应该退出，尚缺乏一种理性的定位，从而在操作中难免畏首畏尾，不敢果断。
所有制的性质，实现形式及企业财产形式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公有制的性质、国家所有制或集体、社会所有制等实现形式与独资、股份制的企业财产形式是有区别的。不能把所有制的性质与实现形式和企业财产形式混同起来。不同的所有制性质可以采取相同的实现形式或企业财产形式，同一种所有制性质也可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或企业财产形式。
纯粹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即国有国营的国家所有制企业，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企业，它是市场失灵的替代物，市场规则对其是不起作用的，它只有社会功能，只讲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因此必须由政府来投资，资金来源于税收，同时为全体纳税人服务。一个国家之所以有必要保留这类企业，是因为需要从国家安全、宏观经济稳定、缓介产业瓶颈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军工企业、资源垄断性的企业、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必经由国家来投资和经营。
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性产业、支柱性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是引导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它既有为其它经济形式提供各种生产条件和外部环境的社会功能，又有市场经济中的盈利功能。这类垄断竞争型的企业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托，是大中型规模的、是国家控股的对象，是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体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主体应是这类企业。在国有资本占主导的前提下，其产权形式可以国有多元、公有多元或是混合多元。
除去上述两类企业之外，其余就是一般性的竞争型盈利性企业。它既不掌握国民经济命脉，也不起主导作用，国有资本没有必要牢牢占据、全面履盖，可考虑逐步局部退出甚至全部退出。
可见，“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实施前提是有必要对国有资产的结构分布有一种理性的认定，改变传统体制所形成的国有资产不论“必要”“轻重”，遍及各个领域的“粗放”式格局，大小企业国家全管起来的划一模式，进行传统国有企业的剥离：该保留的留住，实施特殊的管理；该分离的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国有资本的控股、参股和持股；没有必要覆盖的领域就果断地退出。管住了关键领域的企业，控制了制约经济发展命脉的那些部门的资产，国有经济实际上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就占据了“制高点”的位置。只要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来界定国有资产的分布，认识统一了，国有企业的产权重组才有望真正迈大步。
2.公司化改革不等于企业制度创新，与企业发展相关的应变机制相对滞后须引起注意。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培育市场主体，发展市场经济，因此试点就要围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来展开，改制、改组是途径，管理和队伍建设是基础。如果以为将工厂制改为公司制这种组织形式的“切换”就算完成了改革，必然会使制度创新流于形式。
对于产权关系长期混沌不清的国有企业而言，产权制度创新已成为企业制度整体创新的首要环节和实现条件，这是必要的，其关键是实现公有为主体的多元产权，形成一种产权约束机制。上海虽然已摸索了产权多元化的若干途径，但对绝大多数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来说，在原来的以行业隶属为特征的国资主体之外，也仅多了一“元”以社团法人名义持股的“职工持股会”，不少改制方案所设计的“多元产权结构”模式真正实现兑现的微乎其微。而“国有独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结构要求。
改制企业一般都建立了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在内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意义上的这些机构有不同的权责界定，相互之间是一种明确的制衡关系。但在具体操作上，规范运作的体制环境（包括干部制度、经理市场、国资考核体系）尚不健全，职能人员的相关知识较为欠缺，以至影响了有些机构的职能到位。现实中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会与经济班子人员重合、办公会议左右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等现象，都表明法人治理结构的内涵亟需进一步规范。
当一个新企业开始运转时，一种新型的管理机制和能够胜任这种管理的人才是决定新体制成效的关键。怎样使企业管理与市场主体的企业性质、市场竞争的生存环境相适应，不少企业尚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周密的设计，呈现一种在新的企业制度形式包装下，仍是一套传统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法的不协调。比如，注重对生产运营内部各个环节的管理，缺乏对市场预测，产品定位的战略管理；注重对岗位职责、单位制度的建立，缺乏对管理过程的有机联系、工作流程的合理设计；注重对一般工作人员和工作过程的制度约束，缺乏对中层管理人员和高层决系程序的规范界定。角色的不同导致企业功能的差异，角色变了，企业功能就要健全。研究、开发、营销功能及其机制是传统企业没有而市场主体企业必备的，但在改制企业中或是机构不健全，或是人员数量，素质不适应的情况仍很普遍。
新的企业制度、新的管理机制需要有一支具备相应素质的技术、管理队伍来支撑。一方面，国有企业缺乏人才吸引机制，另一方面现代公司极为重视极富个性化的内部培训机制在改制企业中却很罕见，以至成为改制企业操作走样，效率与目标偏离的掣肘因素。
3.行业控股（集团）公司还有待改革深化。
拆局建公司，将行业管理职能调整到有关委办，设立行业管理办公室，同时将现有机构改制为企业性质的国资管理公司，是上海在实施政资分离，政企分开过程中的一种选择，对此目前社会看法不尽一致。笔者以为，国资主体及国资管理体制是多年来障碍国企改革的难点之一。现通过组建国资控股公司的方式得以在操作上突破，其本身就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另外，从改革全过程看，行业局改制组建控股公司这种特定阶段的操作手段，阻力小、成本低，过渡较为平稳，为国企改革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实践证明，纺织、仪表、轻工控股公司的成立，对在行业范围内优化组合国有资产，积极推进结构性调整确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组织作用。
需要正视的是，在改制企业重组资产结构、组织实施跨行业、跨部门的大集团，在小企业收购兼并、实行资产置换的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中，控股公司因权、利的“行业惯性”所导致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梗阻”现象，以及作为投资主体的控股（集团）公司与其出资组建的全资或控股、参股子公司在权责关系处置上，从“婆婆”到“老板”的功能性转化相对于角色转化的滞后，确实也暴露出行业垄断型资产管理模式的局限。
有效益的资产经营应该是无边界的。为了弱化旧体制惯性的影响，可以考虑（1）抓住组建大集团的机遇，尊重核心企业的意愿，由市国资办将行业控股公司的部分产权用行政划拨的方式，实行重新组合；（2）鼓励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跨行业相互参股、持股，以弱化其资产的行业垄断性和来自行政性残余的干预；（3）允许控股公司向其它国资经营机构出让部分股权以及自身形成新的投融资机制；（4）控股公司之间采用控股的方式，杂交生成一批跨行业、综合型和控股公司。通过以上途径降低行业性国资的集中度，实行国资控股公司的股权多元化。同时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推上国资经营公司的管理岗位，这要比现在由原政府部门官员担任策略得多。
4.“抓大放小、扶强并弱”要有明确的产业导向和果断的操作魄力。
上海国企面临的挑战，80年代主要来自沿海城市的非国有经济，90年代则是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因此“抓大放小、扶强并弱”不仅是国有经济的生存战略，同样也是上海企业的生存战略。
“抓、扶”，“放、并”都有个定位，其服从的前提是明确的产业政策导向。为什么这些年上海“单项冠军”纷纷落马，称雄全国的大企业屈指可数，关键还是上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如何优化的基本定位思路没有理清。大至三二一产业的结构，中为各产业内部的支柱定位，小到行业内的产品结构。以竞争的观念和发展的眼光，如果只盯着几个传统名牌和以“共性”确立的支柱产业，那将永远被动。唯有加快扶持和培育能真正发挥上海技术、人才、生产方式、地理区位优势的个性化的生存产业，才有“龙头”的凝聚力和“中心”的地位。
“定位”也有“抓”和“放”的问题。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什么都放不下，什么都想抓在手里，结果什么也抓不住。该“大”的就要走集团化、国际化、现代化的集约型发展路子，但绝不是大的都要保住，普遍集团化。不符合产业调整目标的，现在大的也要分小。大企业内部也可以“抓大放小”，最赚钱的要抓大，能剥离的则剥离，没法生存的，内部也要破产。
“大”和“小”不纯粹是规模界限，也应包含集约化程度和幅射能力的强弱。优势企业应该是强企业但并不一定是大企业。那些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产品技术领先，市场潜力大，内部管理外部经营能力强，有好的经营者的企业就是强企业。应该使一批综合素质较高的但规模尚小的企业迅速促其壮大。
要防止上上下下，层层抓大的一哄而上，这样会把理应放小的也抓大了。生产规模并非越大越有效益。超过合理规模，管理成本增加，同样会造成规模不经济。现在组建集团，习惯用传统的行政性“加总”的办法，虽然帐面资产总量和销售额的增长乃至企业排名的提前较为迅速，但由于要素配置格局未变，竞争实力并不一定同步增强。
在当前国有小企业资产存量和经济效益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放小”重点还是解决观念问题。应该承认，相比兄弟省市，上海缺少对小企业充分放手、放开的魄力。以被视作小企业重点改制形式的股份合作制为例，股份合作制的理论研究上海并不滞后，第一家集体职工共有的股份合作制性质的主人印刷厂诞生在上海，第一家国有小企业上海灯具厂由全体员工出资置换国有资产也曾被全国新闻界炒热了一阵。但时至今日，国有工业小企业中以此种形式真正改制到位的不过11家。国有小企业改革迟迟迈不开大步的主要根源还是观念性的障碍和局部“利”“权”的“梗阻”。实际上只有将国有资本从“越位”的领域变现出来，才有望增强关键大企业的资本实力，去抓住发展机遇，从而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只有实施企业改制，才能解决体制性的资产流失。至于操作性的流失，只要严格把好各个环节，按规范操作，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小企业的改革还需增强时效观念。只要不违背“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对这种占国资比例十分有限的企业可以放开改革形式，不要单打一，同时放手让企业自行选择，不搞包办代替。小企业缺乏经营管理人才，封闭式的转换机制旷日持久。可以通过托管、租赁、兼并、收购的方式借外部的力量来加其经营机制的转换；也不必拒绝拍卖、置换等产权变革的方式，这样可促进其内部生成一种新机制。在产权市场上公开挂牌交易，竞拍招标，不仅可避免人为低估资产导致的流失，还有望在竞标的过程中，物色到难觅的经营管理人才。
5.政府职能的转化要跟上市场主体的发育。
改革愈是深入，企业市场主体的意识愈是增强，因政府机制改革不相适立所反映的过渡性体制构架与市场发育的摩擦也就愈益明显。
现行的政府管理机构及其职能的基础是传统政企合一体制的产物。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政府原有的功能及其机构将逐步分离，并权归原主。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环境还不十分健全，从而政府还不可能较为彻底地退出理应退出的一些领域，去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市场公平而有效率的运行；另一方面政府机构的改革在权力和利益尚有残留时少有伤筋动骨的大举动，于是，一些中介服务机构的职能难以到位，企业主体行为难以健全也就不可避免。
当国企改革进入制度建设阶段，政府必须和企业联动，综合配套地向前推进，若不同步进行，势必会出现改革的停顿。在政府职能转换和机构改革方面，上海行政主管局这道难关已经闯了（当然还得改），接下来需对委办的体制进行审视。如果各自还是按系统协调，行业控股公司的弊端同样会在委办层次上再现。按照产业政策和综合协调、行业管理、国资管理和经营的职能分解进行政府机构的调整已刻不容缓。唯有政府机构改革真正到位，市场机能才可望更加健全，勇于面对经营风险的企业家队伍才能迅速形成，企业的自主性才能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