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地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2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持召开了纪念谭其骧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暨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7月，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了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两次学术会议将本年的历史地理研究推向高潮，因而科研成果比往年为多。仅据粗略统计，本年度出版的专著近二十部，论文250多篇，主要著作有：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年8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石泉等著《古云梦泽研究》（1996年1日，湖北教育出版社）、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1996年，中华书局）、韩光辉著《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李孝聪著《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1996年8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李并成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第一卷（1995年9月，甘肃人民出版社）、靳润成著《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1996年8月，天津古籍出版社）、费省著《唐代人口地理》（1996年5月，西北大学出版社）、辛德勇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1996年7月，中华书局）、王振忠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1996年4月，三联书店）、吴宏岐著《元代农业地理》（1997年3月，西安地图出版社）、龚胜生著《清代两湖农业地理》（1996年7月，华中师大出版社），刘宏煊著《中国疆域史》（1996年，武汉出版社）、吴必虎著《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1996年3月，华东师大出版社）、曾大兴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1995年10月，湖北教育出版社）等。《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己由陕西师大出版社于1996年2月出版，邹逸麟先生整理的清胡渭著《禹贡锥指》也于1996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区域性历史地图集，本年度面世了两部，即司徒尚纪主编的《广东历史地图集》（1995年9月，广东地图出版社）和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1996年8月，西安地图出版社）。
现将一年来的研究概况作一简要回顾。
一、理论研究与介绍
理论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的薄弱环节，本年度有所起色。韩光辉《历史地理学发展之中西比较》（《历史地理》第13辑）一文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认为各阶段经历的时间、表现的特点、产生的影响及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明确显示了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及科学体系方面所拥有的共同特点，这些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历史地理是地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阙维民《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在侯仁之著《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作了回顾和展望。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晏昌贵《历史地理学的统一性与方法手段的多样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以下简称《论丛》）详细介绍了英国历史地理学家Alan R.H.Baker等编《时期与地点：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Period and place:Research Methods in Historical Geography)一书的内容，兼作评论，以期“批判地借鉴，在实践过程中扬弃，从而充实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姜道章将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H.C.Darby《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一文译成中文、王妙发将日本历史地理学家小野忠熙《考古地理学之意义》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两篇译文均载《历史地理》第13辑）。此外，尚有赵中枢《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的研究述评》（《环境变迁研究》第5辑）、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6期）等。
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1.水体变迁研究
鄱阳湖系目前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汉代以来不少典籍将彭蠡泽与鄱阳湖混为一谈，刘文政《彭蠡泽与鄱阳湖考》（《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根据丰富的史料对此进行辨析，明确指出今之鄱阳湖并非古之彭蠡泽。王守春《历史时期塔里木河下游河道的一次大变迁》（《干旱区地理》第4期）认为在公元330～400年期间该河发生过大改道，即沿孔雀河下游河道与另外两条岔流完全断流，形成由铁干里克经阿拉干向南至今若羌北面的罗布泊再向东流的塔里木河下游河道。这一结论对于认识塔里木河下游环境变迁以及楼兰古城遗址和它周围诸多遗址的废弃具有重要意义。郑炳林《唐末五代敦煌都河水系研究》（《历史地理》第13辑）论证了敦煌文书中的都河并非源自甘泉水上的都乡河，而是指今疏勒河及其上游之昌马河，认为五代以前都河流经唐晋昌县城（今锁阳城），《中国历史地图集》绘法与实际略有出入。龚胜生《中国宋代以前矿泉的地理分布及其开发利用》（《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认为宋代以前开发的重要矿泉全部分布在由海岸线与海南儋县——四川西昌——青海西宁——河北赤城连线围成的蛋壳状区域内，且相对集中于山地丘陵地区，北方矿泉开发总体上要早于南方，矿泉开发利用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医疗保健、旅游与宗教诸方面。此外，尚有段绍伯《黄浦江河道变迁考》（《上海师大学报》第2期）等文。
2.历史气候与自然灾害研究
自竺可桢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以后，历史气候变迁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观点也不断得到修正。吴宏岐《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论丛》第4辑）一文，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分析入手，不同意满志敏先生关于唐代气候冷暖分期的观点，认为“满先生不合史实的论断，并不足以成为其否定隋唐温暖期存在的证据”，“传统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于希贤《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论丛》第2期）从点苍山历年积雪推断云南气候的寒暖变迁，个别方面突破了传统观点。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第4期）讨论了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人口分布、社会经济、政治疆界的影响，试图说明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可能产生的人文影响。自然灾害研究方面，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明代传染病以瘟疫为最多，痢疾、伤寒、疟疾较为严重，鼠疫也有大面积的流行，就其分布而言则南方明显多于北方，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福建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南方山地的开发、流民移动方向息息相关。王均《明清时期山东北部水旱灾害研究》（收入《人地系统与区域持续发展研究》）考察了明清时期山东北部（指今黄河以北地区）在一定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中发生的水旱灾害史实和灾荒情况，提出了水旱灾害研究中史料的应用方法，编制出水灾、旱灾和饥荒的统计图表，对区域灾害与社会关系（如荒政、农民起义等）提出丁新的认识。尹钧科《清代北京的自然灾害》（《环境变迁研究》第5辑）总结了清代北京地区各种自然灾害的年际分布、季节分布和地域分布，认为综合各种灾害而言，平原地区多于山地丘陵地区，文章还就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3.环境变迁研究
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第5辑）探讨了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兴衰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认为在不同发展阶段，这些历时约三千年的“之”字纹文化系统内部考古文化的空间分布、聚落规模形态、土地利用方式与生产工具特点、日常生活用具的组合等方面均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周凤琴《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13辑）通过数百个地质钻孔的岩性分析，认为沙市河段在距今五千年以来均为多汊分流的弯道，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起就随江步步南迁，自春秋战国以来江汉平原西部经济中心区经历了由纪南城至江陵再至沙市的三次大转移。裴修碧《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学》第3期）认为上古时扬子鳄也曾分布于黄河流域及江汉一带，远较今日仅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广，导致分布地区萎缩的原因，一是气候变冷，二是对它的滥捕滥杀。何业恒等《中国麝地理分布的变迁和麝香生产的消长》（收入《文集》）探讨了中国原麝、马麝、林麝分布区的变迁，认为历史时期我国三种麝的分布范围远较当今为广，解放后因乱捕滥猎而急剧减少。文章呼吁要保护野麝这种珍贵的动物资源。冯季昌等《论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论丛》第4辑）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经历的四个变迁阶段，总结了沙地变迁规律，探讨了变迁原因，还提出了防沙治沙的基本策略。张宝秀《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三百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迁》（《环境变迁研究》第5辑）探讨了清代以来该地区植被的变迁、动物群的演替、水土流失的加剧、土壤沙化等问题。这方面的论文还有王守春《永定河潜在危险的历史发展及其对北京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环境变迁研究》第5辑）、孙冬虎《明清以来文安洼的水灾与聚落发展》（《论丛》第3辑）、张自强《江海平原的自然基础和先民文化之探讨》（《东南文化》第1期）等。
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1.历代政区研究
附庸是先秦时期一种特殊的政治实体，陈伟《春秋时期的附庸》（《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对附庸的基本特性及其来龙去脉进行探讨，认为附庸处于由属邑到诸侯的中间状态，具有领地褊小、自有社稷君统、依附于某个大国、无独立出席诸侯盟会资格等特点。梁统兴等《儋耳、珠崖郡始置时间考》（《海南师院学报》第2期）从汉武帝平越置郡的经过入手，认为儋耳、珠崖元鼎置郡说符合事实，元封说难以自圆。李启文《西汉勃海郡初置领县考》（《历史地理》第13辑）不同意周振鹤先生谓西汉勃海郡初置时仅领七县的观点，以缜密的考证推断勃海郡初置时还领有“南皮”一县。李晓杰《新莽东汉易代之际更始政权势力范围考述》（《复旦学报》第4期）对该问题做了详尽考述，揭示了这一类政权势力范围的不稳定性特点。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研究二题》（《历史地理》第13辑）论述了东汉建武十三年省并西汉十国的详情，考证了博陵郡的具体领县县目。胡阿祥《南朝宁蛮府、左郡左县、俚郡僚郡述论》（《历史地理》第13辑）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解释了蛮、左、俚、僚的含义，宁蛮府的建置沿革，论述了左郡左县与俚郡僚郡在时间、统治对象、统治方式、隶属关系、行政规模、地域分布等方面的一系列特点。靳润成著《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是填补空白的一项开拓性课题，也是一项难度很大又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周振鹤“序”），他的《明代郧阳、南赣二巡抚辖区考》（《历史地理》第13辑）考察了郧阳、南赣二巡抚辖区的演变过程，总结了明代巡抚辖区因事而置官、因事划区、辖域盈缩幅度大、辖区不规范等特点，指出这些特点充分反映了明代的督抚辖区正处于由非正式政区向正式政区逐步转化的阶段。至于对行政区域划界原则作总体论述的，则有周振鹤《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中国方域》第5.6期）一文，认为隋唐时期强调山川形便原则，犬牙相入原则在元明清时期发展得淋漓尽致。
2.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吴宏岐著《元代农业地理》是继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之后的又一部断代农业地理专著，该书前半部分按照自然条件、人文条件以及农业开发程度的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中原汉地、北方边地、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四大经济区，分别论述了各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地域分异特征；后半部分专门论述了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域分布及其演变状况，还对金元漕运地理作了专题研究，“这样的撰述为前代及近世所未有，可称是填补空白之作”（史念海“序”）。龚胜生著《清代两湖农业地理》一书“在有关清代两湖人口发展与农业发展过程、土地垦殖特点、两湖粮食生产地位的演变等方面得出了新的翔实的结论”（史念海“序”）。吕卓民《明代陕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从人口增加、土地垦殖、水利建设、粮桑棉茶的种植等多方面论述了明代陕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程度，用事实说明了明代陕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成就。韩茂莉《近三百年来承德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及其区域特征》（《地理研究》第1期）一文以承德避暑山庄的兴衰为线索，论述了在前、后两个开发阶段中该地区的区域特征与经济开发过程，认为关内移民大量出关与作为塞外政治中心避暑山庄的出现，对这一地区近代经济开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山庄的衰落不仅影响了承德自身经济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地理面貌。马雪芹《明清河南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及结构变化》（《论从》第1辑）论述了明清时期河南省麦类、水稻、谷类、玉米、高梁、豆类、薯类生产的地理分布。这方面的论文尚有于德源《金中都的农业》（《环境变迁研究》第5辑）、蓝勇《明清三峡地区农业垦殖与农田水利建设研究》（《中国农史》第2期）等。
3.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移民史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人口地理的动态研究。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根据主流移民特征的变化，将中国移民史分为四个时期，即先秦黄河中下游多向移民期、秦统一到两宋从黄河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的由北向南移民期、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期、近代沿边多方向移民期，认为中国现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就是这四个时期依次展开的产物，主流移民特征的变化与地区开发重点的转移互为因果。张国雄《封建社会后期两湖移民过程的时空特征》（《中国史研究》第2期）利用四百多部族谱研究了唐代以来直至清末外省向两湖、两湖向外省的移民运动，认为两湖移民运动主要表现为长江流域内由东向西的逐渐相继性迁移，这场移民运动不仅改变了长江流域的人口分布格局，而且促进了长江流域先进农业经济区的由东向西扩展。赵庆伟《六朝时期岭北汉人迁入珠江三角洲浅析》（《中南民院学报》第4期）论述了六朝移民对岭南人口增长、生产技术、文化、民族融合的影响。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论丛》第3辑）研究了历史上第二次移民南迁在江南地区的迁移过程、移民分布地区及其影响，认为这次北人南迁浪潮以江南吸收的移民人数最多，移民对江南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安介生《北宋初年山西向外移民考》（《晋阳学刊》第3期）认为，北宋“雍熙北伐”把徙民作为削弱敌方的重要手段，从而引发山西境内居民的大批外迁，其规模足以与北魏迁洛及“大槐树”移民相提并论，共同组成了山西历史上三次规模最大的人口外迁运动。蓝勇《明清时期云贵汉族移民的时间和地理特征》（《西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移民会馆的研究入手，结果显示明清云贵地区移民以明代移民，尤其是洪武永乐年间的军事和屯田戍边移民为主，地域分布特征显示了地理位置上的距离递减规律，体现了移民传统经营行业和移民进入的背景。赵发国《从家谱资料试析清代登莱二府的人口迁移》（《论丛》第2辑）认为清代登、莱二府的外迁人口分布于众多省区，但以“闯关东”者居多，其中又以迁入辽宁的占绝大多数。董龙凯《近代黄河三角洲的发展与移民》（《论丛》第1辑）采用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论述了黄河三角洲的垦殖移民与工业移民，认为垦殖规模与进程和三角洲的延伸、扩展几乎是同步的，工业移民的进程则取决于石油的勘探情况和开采技术，文章对三角洲移民作了量化分析，论述了它的意义和影响。
4.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对于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的原因，钮仲勋《论北魏孝文帝之迁都》（《山西大学学报》第4期）从历史地理视角分析了北魏迁都的政治、经济原因及其所造成的后果，而安介生《北魏代都人口迁出考》（收入《文集》）则从人口迁移的角度分析，认为促使孝文帝迁都的原因固然很多，而代都地区难以解决的饥旱问题应是其中较为关键的。焦书乾《我国古都城市的历史地理特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论述了古都城市历史地理的一般性特征、空间结构特征、规模等级特征和职能特征。韩光辉《12至14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宋、金对峙和统一的元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飞跃发展并广泛出现城市市政建置、对城市实行专门化行政管理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都市警巡院、录事司的创立，这种城市当时已超百数，集中分布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两大区域，为日后乃至新中国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龚胜生《两湖平原城镇发展的空间过程》（《地理学报》第6期）认为两千多年来两湖平原城市行政等级体系由两级演变为四级，分别经历了以江陵和武汉为首位城市的两大阶段，城市重心由西北向东南迁移。
北京、上海是当今中国最为重要的两大城市，本年度有关京、沪的论文较多。高松凡《明代北京城市场演变及其分布》（《环境变迁研究》第5辑）详细论述了由以棋盘街——前门“朝前市”为中心、东有灯市、西有西市（西四）、加上各坊店铺市场、庙市及其它集市所组成的明代北京城的市场整体，认为明代北京城的市场是在元大都城市基础上演变发展的结果，奠定了今日北京市场分布的基本格局。王均《1900——1937年北京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同上）从近代城市地价和社会变迁背景入手，简要分析了近代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及城市地域结构的变化。以往学者论及上海港的崛起，多着眼于外来因素即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活动的影响，近年有的学者对此提出挑战，杜瑜《上海港孕育轨迹》（《中国史研究》第1期）回顾了鸦片战争以前长江三角洲出海贸易港口的发展和变迁，认为沪渎、刘家、青龙、江湾等港均是上海港发展的雏形，上海港虽兴起较晚，但鸦片战争之前已十分繁盛，完全有可能继续发展成我国第一大港。戴鞍钢《论近代上海港崛起的历史地理底蕴》（《论丛》第3辑）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上海港兴起 予以科学阐释，认为明代黄浦江的形成奠定了上海港的发展基础，而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港久被压抑的潜能得以释放，迅速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外贸首要港口。
其它有关历史城市地理的论文尚有王妙发《吉林省青铜时期聚落地理研究》（《论丛》第4辑）、朱士光《中国七大古都始都年代考》（《陕西师大学报》第2期）、李金明《明初泉州港衰落原因新论》（《海交史研究》第1期）、赵善德《从文化和地理角度考察古代广州的地位变化》（《暨南学报》第1期）等。
5.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周振鹤《秦汉风俗地理区划浅议》（《历史地理》第13辑）阐明了风俗地理区划的基本原则，以《汉书·地理志》为主要依据将秦汉时期风俗地理划分为塞上塞外、黄河中下游、淮汉以南三大风俗区域和二十来个次一级的风俗区，有些风俗区还进一步细分为若干风俗亚区，并且论述了各个风俗区域、风俗区、风俗亚区的基本特征。吴成国《论东晋南朝婚姻礼制的地域差异》（《湖北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东晋南朝各地区实行的婚姻礼制并非整齐划一，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并具体论述了吴会、荆襄、建康、豫章、淮南、岭南和闽中等各个地区的特点。程民生《论宋代南方习俗特点》（《论丛》第1辑）论述了宋代南方习俗中灵巧轻扬、柔弱、奢侈、好讼等基本特点和婚丧、杀婴、分财析居、称呼与时序等方面的非礼法特点。康健《明代云南民俗文化的地域差异》（《中国方域》第3期）从服饰、居住、岁时、丧葬四个方面对明代云南民俗文化的地域特征进行了细致考察，认为该省西南部分顽强地保持着固有的民族文化特色，而东北部分因政府大规模向云南东部移民而为汉文化的扩散区。陈国生《明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西南师大学报》第3期）统计了有明一代四川1440名进士的地域分布，显示出进士籍贯的分布具有从中央盆地、平原、丘陵向四周山区扩散的特点，还有沿江和陆路干线分布的特点，文章并就明四川进士形成如此布局的原因作了详尽的探讨。张伟然《湖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史研究》第2期）、《历史时期湖北文化格局与交通形势变迁的关系》（《历史地理》第13辑）两文就湖南文化的开发过程，历史上湖北文化的分布格局及其与交通、移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湖北历史文化布局划分为鄂北、鄂南、鄂东三个区。蓝勇《历史时期四川居民个性特征的地理分区及演变研究》（《论丛》第3辑）将四川居民个性特征分成川东北、川西、川南三个地区，归纳出川东北人尚武、川南人尚仁、川西人尚文的特征，认为这种个性特征、地域特征从整体上讲一直延续至今。蓝勇《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中国史研究》第4期）厘清了南方移民会馆、北方移民会馆、西南区域内移民会馆纷繁复杂的名称，探讨了这些移民会馆的一般职能、政治职能和文化宗教职能，评价了会馆对保留移民乡土观念的作用。王日根《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论丛》第1辑）论述了地域性会馆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总结了明清会馆在地域分布上的两大特点，即：沿海沿河地区分布多，内陆腹地分布少* 东部地区分布多，西部地区分布少。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吴必虎《中国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学术月刊》第3期）、刘岩《河北地域文化景观分析》（《人文地理》第1期）、史建群《战国秦汉世风的区域性特征》（《中国史研究》第2期等。
6.地名学史与地名考证
韩光辉《论中国地名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将中国地名学发展历程划分为古代地名研究、近代地名学探索和现代地名科学兴起与发展三个阶段。华林甫《论先秦时期我国地名学的特点》（《湖北大学学报》第4期）归纳了先秦地名学的七大特点，论述了先秦地名学特点对后世的影响。华林甫《论两汉时期中国地名学的奠基》（《中国史研究》第2期）从地名渊源解释、地名通名的归纳、地名命名规律的总结与地名学思想的发展等方面论述了汉代地名学的成就，分析了它的成因，认为两汉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地名学的基础。华林甫《论应劭、圈称的地名学贡献》（《中州学刊》第4期）、《略论〈华阳国志〉的地名学成就》（《西南师大学报》第1朝）两文分别就东汉应劭、圈称及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在地名学规律总结、地名通名释名、地名渊源解释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了具体论述。尹钧科《论地名的功能及地名资源的开发》（《历史地理》第13辑）论述了地名的社会功能、历史功能、现代功能以及地名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孙冬虎《河北塞外聚落发展的农业背景及其影响下的聚落地名群》（《环境变迁研究》第5辑）认为河北省长城以北地区清代以来的农业开发决定了区域聚落发展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窝铺”、“杖子”、“营”、“号”为通名的聚落地名群，这些地名记录着区域经济开发的历史地理环境，具有化石一般的指示作用。具体地名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郭声波《论岷山得名与羌、夷的关系》（《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岷山”一名源出土著民族的自称，“羌”或“夷”是中原人对他们另起的称呼。安介生《“代郡武川”辩析》（《历史地理》第13辑）认为武川可能是指北魏代郡所辖的武周县。刘菊湘《从〈山之名义〉看白河方位及西夏地理状况》（《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证实白河不是白龙江，而是穿流在青藏高原上的黄河。林汀水《福建政区地名考四则》（《厦门大学学报》第4期）考证了汀州与新罗、杂罗、长汀三县沿革，理顺了元福建行省的置废分合关系，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南胜县迁治的画法有误。
7.历史地理文献与历史地理思想研究
李孝聪著《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是第一部较全面地介绍并研究海外所藏中国古地图的专著”（侯仁之“序”）。辛德勇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则是一部论文集，其中有关历史地理文献的文章不少。辛德勇《漳水十二渠始创者辨析——兼论今本〈史记·河渠〉的真伪》（刊《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针对长期并存的西门豹和史起两种不同的漳水十二渠创建人的说法，考辨了史起说之不可动摇和西门豹说之不足信据，同时重新论证并肯定了近人崔适在其所著《史记探源》中提出的今本《史记·河渠书》为后人截取《汉书·沟洫志》赝续的说法。辛德勇另一文《楚汉彭城之战地理考述》（《学术集林》卷八）则主要解决了汉魏以来文献记载纷纭的“五诸侯兵”问题，剖析了自东汉应劭至今人朱希祖十八家十二说的是与非，最终认定“五诸侯兵”由翟、塞、殷、韩、魏五王组成。陈伟《〈括地志辑校〉的几点商榷》（《历史地理》第13辑）就泗州徐城县、豫州褒信县、汝州故梁城等条目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文楚《〈太平寰宇记〉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复旦学报》第2期）认为该书撰成于北宋雍熙末至端拱初期间，今存日本的宋版系最早最善之本，金陵书局本和万廷兰本均有瑕疵。周生春《〈四库全书总目）补正》（《浙江大学学报》第2期）和《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提要辨正》（《浙江学刊》第3期）两文分别就《武林旧事》、《吴中水利书》第七部地理著作的作者、书名、成书时间、版本流传等方面的疵谬疏漏之处作了详细的补正和考辨。艾素珍《清末人文地理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中国科技史料》第1期）分商工业地理学、人种地理学等十部分介绍了清末出版的四十二部人文地理学译著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它们的主要特点及其成因。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认为方志地图除极少数外都不采用“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法则，而是成功地运用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某些绘画法则，形成了绘制志书地图的“经营位置准则”。曹诗图《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地理科学》第1期）认为梁启超的人地关系学术研究体现了明显的人地相关思想和科学的地理唯物论，指出他那宝贵的学术思想遗产对当今人文地理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启迪。
总而言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涉及了历史地理学的各个领域，呈现出共同繁荣的喜人局面，但历史军事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