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社会主义当做科学看待——纪念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周年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恩格斯和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伟大艰巨的历程，其间有过辉煌的发展，也受到过惨重的挫折。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苏东剧变和新旧国际格局交替的剧烈震荡，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空前的挫折和困难。于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在恩格斯逝世100周年之际，当我们站在新旧世纪更替的交汇点上，纵观世界历史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抚今追昔，重温恩格斯的教导，学习和发扬他把社会主义当做科学看待的理论和实践，以重塑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更健康的发展，这应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一）把社会主义当做科学看待首先因为它是科学
与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根本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天才人物的主观创造，不是哪个人头脑的产物，“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近一个半世纪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它的客观真理性。它在上个世纪中叶，还只是在欧洲徘徊的一个“幽灵”，仅仅经过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它就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铸化为230多个政党和组织，并相继在近20个国家奇迹般地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这正是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的见证和科学性的体现。当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显示出勃发的生机和惊人的效率时，资本主义世界却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相比，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黯然失色，即使资产阶级的反共斗士和御用学者们也不曾怀疑过社会主义的发展效率。恰恰相反，正是社会主义的效率和优越性，迫使各种资产阶级学说，不得不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一番修补和调整，以抵制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大进军，延缓它自己走向灭亡的过程。同时，也正是社会主义的效率和优越性，才使俄国这个曾经被公认的欧洲封建社会的堡垒，抵挡和战胜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向全世界的疯狂进攻，并由此形成了战后的国际格局，赢得了全世界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安宁；正是社会主义的效率和优越性，才使我们中国这个“东方睡狮”重新奋起，捍卫了民族独立、国家安全和尊严，改善了人民生活和提高了综合国力，成为制约当今世界格局变化和影响世界历史走向的重要一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引起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为了对付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进一步社会化与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国际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某些调整。这些调整主要表现在国家垄断代替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成为发达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体系。应当说这些调整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但是，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主导形式并没有改变总体上的资本私有性质。因为这种国家垄断资本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在私有制的框框内进行的，它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调整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能在更高的基础上加深垄断资本的固有矛盾。因此这种调整是有限的，暂时的，只能延缓而不能挽救资本主义。相反，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将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一系列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所以，这种调整必然会走到尽头，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代替。
（二）把社会主义当做科学看待要求把它看做不断在实践中发展的行动指南
科学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科学理论，又是一种现实运动。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他们不是要使社会主义运动适应自己的理论，而是不断以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来检验、修正、发展自己的理论。把社会主义当做科学看待，正是恩格斯一生孜孜以求的事业。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和平时期，恩格斯并没有囿于他和马克思原有的结论，而是始终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平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理论领域作了相应的调整，从而为我们树立了把社会主义当做科学看待的光辉典范。
首先，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运用，恩格斯一再强调必须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反对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做现成的公式，用它来剪裁各种不同的客观现实。早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马克思就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84年，恩格斯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批评杰维尔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的信中说：“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忽视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1894年，他在致意大利社会党人的信中指出：怎样把《共产党宣言》中的策略原则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斗争中去，“这必须因地制宜地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人来决定。”
其次，关于未来新社会的发展，恩格斯和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曾对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作过一些原则性的科学预见。但对未来新社会的具体情况，他们从不陷于空想，从不凭空制造乌托邦，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实践经验来回答。恩格斯强调：“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872年，恩格斯在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在经济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指出：“企图预先回答和针对一切可能场合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情愿让别人去做”。1890年，恩格斯又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893年，恩格斯在回答关于未来社会的最终目标问题时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
再次，关于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既不拘泥于以往的论断，也不认为所有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都应走相同的革命道路。他总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情况，随时随地对革命的策略进行相应的调整。他根据新的实践，发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同时，恩格斯还看到，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原则”。恩格斯强调指出：“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手中的手段。”他根据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的“经济革命”所带来的这些新情况，重新审视了他们过去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观点，承认他们在1848年革命中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与资本主义的经济革命相联系，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当然，正象恩格斯没有把过去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观点当做僵死的教条一样，现在也没有把新的观点看做可以到处套用的固定公式。
总之，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理论和策略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或公式，而是当做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活的科学指南。当今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只有研究和解决新形势下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才能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前进，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就象恩格斯所做的那样，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的建设实际相结合，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在实践和理论上把科学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
（三）把社会主义当做科学看待要求正确对待它在发展进程中的曲折
在社会主义运动经历的多次曲折反复中，恩格斯历经了两次革命的高潮和低潮。伴随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爆发了波澜壮阔的欧洲1848年革命。但这次革命的失败，使社会主义运动立刻陷入了困境，欧洲大陆被反对恐怖所笼罩，马克思几次被反动政府驱逐，被迫流亡到伦敦寄居，恩格斯也不得不到他父亲的工厂里去任职。但是他们并没有对革命失望，一方面重新投入理论研究，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研究了欧洲10年来的经济史和发展趋势后，他们坚信：“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更深厚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他们继续投身于革命实践，指导社会主义政党和第一国际的建立。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又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恩格斯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样没有过任何怀疑和失望。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三十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假如事变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不仅会保卫它，而且在其它方面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你也不应该感到突然。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他坚定地表示：“最后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恩格斯正是这样，他以革命家的英雄气魄，理论家的超凡智慧，惊人的精力和毅力，坚持不懈地工作，直到1895年去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正象他自己表示的那样：“只要我还有一分力量，我就要坚定不移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成为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和“顾问”。他总是以一个同志的身份同各国党的领导人平等地商讨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及时给他们以指导和帮助。他还以极大的革命热忱训练和培养做共产主义宣传的青年人。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拉法格、爱琳娜、梅林、蔡特金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都得到过恩格斯的许多帮助和教育。同时，恩格斯以更大的精力从事著述和研究。他用了十余年的时间精心整理出版马克思未写完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并写作了《费尔巴哈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德农民问题》、《〈法兰西内战〉导言》、《〈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等许多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并根据新的情况，制定和调整了和平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进一步丰富、补充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体系。
恩格斯直到晚年，始终密切关注着世界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预言，未来的世界战争定将“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他从英国重新出现的各种“掺了水的社会主义”中看到了“新工联”的崛起，期盼德国工人阶级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政权，并特别希望俄国不久发生革命，成为全世界革命的开端。诚如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和平时期很快结束，继之而来的就是从1905年俄国革命开始的新的世界革命风暴。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任何一种新社会制度的诞生和确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有一个曲折、反复的斗争过程。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最终消灭剥削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其发展过程必然要经历比以往更尖锐复杂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迂回、曲折、甚至后退。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发生曲折，“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恩格斯说得好：“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目前世界社会主义的严重曲折将使共产党人吸取教训，人民经受锻炼，归根到底，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巨大进步为补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扬，近几年来，整个国家生机勃勃，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全世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曙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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