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柔情似水的心灵家园——论浙西现代作家创作的“水文化”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西论文,水文论文,柔情似水论文,情结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6)02-112-116
著名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指出，“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① 从这一视角探究“水性”特质浓厚的浙西区域文化孕育的一个作家群体，研究其某些带有共同性的创作风格与现象，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审视浙江现代文学作家，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浙东作家大多刚韧、劲直，文风多带“土性”，于是浙东就会出现两个特色鲜明的文学群体：乡土作家群和左翼作家群②；反观浙西，如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等作家，则大抵多情、浪漫，文风偏于温婉、飘逸，由是浙西就会有浪漫文学创作群体的形成。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并非单纯地理因素决定的，但如此显著的地域群体性现象的出现，却不能说与区域文化特质完全无关。的确，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文化风尚总是对作家的创作思维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的影响，浙西作家亦然。综观郁达夫等浙西作家，尽管各人的生活经历、气质禀性不尽相同，创作也多姿多彩，但其各不相同的文本深层结构中却呈示出共同的颇具“水性”的阴柔风范。缘由就在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浙西多水”这一共同的“水文化情结”的驱遣。所谓“水文化情结”，是在独特的水域文化环境中所培育起来的特殊情感，和由此认知融合而成的创作心态在作品中的无意识流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是一种重要的原始意象，它一直被看作是蕴含多种语义的能指性概念。孔子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老子称“上善若水”。可见山与水的不同品性常常可以喻指人的某种精神指向，而水的泽润、深沉、清澈、丰盈、流动、似柔实刚等特性，总是折射着一种既刚毅韧性又平和内敛的精神境界。生活在浙西水域的作家，其创作呈现出“水性”的某些特质，受到深潜的“水”文化精神的浸染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试就创作的文本意蕴、作家创作心理层面、创作手法的选用等方面，对浙西现代作家的“水文化情结”作一些粗略考察，以展示在特定的区域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文学现象的独特意义。
一、“水文化”意蕴的柔情展现
创作主体视角的选择常常反映了作家认识、把握和表现生活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倾向。现代精神分析学认为，作家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对其日后的创作心态会构成或隐或现的情意结，并恒久地支配着作家的创作思维。由此可见，作家心灵深处情意结的形成，一定有其赖以生存的“心理土壤”。在对创作客体的认知和选择上，浙西现代作家的作品常常在不经意间显露出一个柔情似水的世界，呈示出浓浓的“水文化”意蕴。
郁达夫等现代作家诞生并成长的环境在浙西地区。所谓“浙西”，是历史上浙江以钱塘江为界，江之东称为“浙东”，江之西为“浙西”，史称“两浙”。以会稽(绍兴)为中心的“浙东”多山地，以杭嘉湖平原为主的“浙西”多水域。“两浙”因区域性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两地人们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差别，形成“两浙”不同的民风民性。据《旧浙江通志》记载：“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③ 这是从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生成产生影响的角度所作的直观的界定。两浙的文化传统在其积淀过程中，除了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作为地域文化的精髓，已深深融入了区域文化的血脉之中，折射在文人身上，就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审美趣味以至于衍生出不同的人文品性，从而使他们认识世界、表现人生的方式极具地域特征。纵观“两浙”文化现象，浙东是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重镇，而浙西独多风流倜傥的文人学士；浙东作家的艺术思维是“土性”的，这一“土性”思维取决于作家们身上深潜着的厚重土气；浙西作家的艺术思维是“水性”的，他们受吴文化圈“儒雅”风尚浸淫，追求雅逸清绮的审美意趣。如清代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其创作风格清丽秀逸，与六朝以来精致雅逸文风的精神遗传有着地域性艺术传统的亲缘承接关系；晚近的“鸳鸯蝴蝶派”产生于吴地(主要在江苏，也包括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也绝非偶然。这种历史存在的地域文学风尚在郁达夫等浙西现代作家身上也会得到部分承续。
浙西地区水域广阔、温和湿润的环境，细无声息地滋润了浙西人平和柔慧的品性，也浸染了郁达夫等浙西现代作家，形成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凝聚于郁达夫等作家笔端的水文化情结，是浙西文秀柔慧民性民风的内化。体现在对创作客体的认知和选择上，那些凝重的、刚性的甚至惨烈的题材便很少进入浙西现代作家的视野，而轻松、自然、似乎是平淡而又充满灵性内涵的题材却被他们偏爱。俞平伯那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充满着朦胧的美感；丰子恺散文中故乡石门湾的“缘缘堂”，洋溢着自在安闲的生活气氛，其细碎之美跃然纸上；郁达夫笔下总是流淌出鲜活水灵的诗情画意，那些曾陶冶他性情的江南秀美山水常出现在他的笔端，更添妩媚的风致；徐志摩如朱自清先生所称，“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④，他的《再别康桥》，在一片微波柔情中构建了清丽幽美的艺术境界；戴望舒孤独绵长的《雨巷》，是一首雨中小夜曲，伴随着雨滴在油纸伞上的声响，那像梦中飘过的丁香般的姑娘，逐渐凝化成中国现代文学中凄婉迷茫情感意象的一种定格。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的，“不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⑤ 浙西的“水”，是郁达夫等浙西现代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在作家笔下，也是浙西人平和柔慧的生命气韵与地域环境氛围契合的诗意展现。
在浙西现代作家中，茅盾似乎有点例外。他惯用大手笔，以《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许多部气势恢弘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⑥，为我们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但仔细剖析茅盾的小说，可以发现，其创作取材依然脱不开“水文化情结”。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茅盾的文学版图是紧紧限定在浙西的湖州地区和上海的。河网密集、遍植桑椹的浙西水乡小镇与万头攒动、车水马龙的上海繁华都市，是茅盾整个文学世界的两大基点。”⑦ 即使是在大气磅礴的总体构架中，茅盾也处处透出纤细的具体的运思，在语感和辞藻上散发着细腻的感触。茅盾前期的作品，特别是他流亡日本期间所写的散文《卖豆腐的哨子》、《虹》、《雾》等，作者的视角聚焦于一个个零散的人生片断，透过一幅幅愁雾茫茫的画面，细腻而又委婉地展现了作家在对大革命的反思中难以直抒的感情，从而也折射出一个水乡之子的柔和秀婉的本色。
浙西现代作家的视角尽管聚焦于平常的生活，以平和冲淡的心境品味人生，但从选材立意来看，他们大多追求一种以小见大、平中见奇的效果。往往通过一个“点”，一个“角”，展示出创作主体的文化立场，蕴含着豁达平和、超尘脱俗的人生哲学意蕴，从而使作品拥有咀嚼不尽的灵性内涵和清雅通脱的美学风范，其文本内涵并不因表现视角的琐细、平淡而失却其开阔、深沉的意义。
二、“水性”意象的审美建构
对水性意象的独特的敏感和钟爱，反映出一个特定地域作家的情感倾向和审美追求。水，作为五行之一，其基本象征意义是“阴”。《淮南子·天文训》曰：“阳气为火，阴气为水。”“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⑧ 从阴阳学的角度看，古人以女性为阴，男性为阳：月为阴，日为阳。女性形象和水、月作为阴柔意象的承载者，曾屡屡出现在历代文人的作品中。水乡的氛围与气质也造就了浙西现代作家群对“水性”阴柔意象的独特营构兴趣。在浙西阴柔秀婉的“水文化”的浸润下，“水”，不仅提供了湿漉漉的题材，也浸润了郁达夫等浙西现代作家的文学心理品格，使得他们无意识地对“水性”意象有所偏爱，这种湿透纸背的创作现象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心理动因。
从创作心理的层面看，文学创作是社会生活内化为作家心理体验而义显现于作品的过程。文学作品中某种意象的建构，在很多情况下来自心灵深层的无意识，而且常常源于“集体的记忆”。正如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说，“艺术家并不按个人的冲动活动，而是受制于一种集体的生活之流，这股流不是直接源于意识，而是源于现代心理的集体无意识。”⑨ 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是通过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赖以产生的心理背景和心理土壤而推导出来的。一个地域特定的生存氛围无时无刻不在浸染着作家的心理世界，塑造着作家的心理品格，并微妙地转化在作家的艺术创作中，使其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同时，地域文化又以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个性和审美创造，促使生存其中的人们逐渐形成具有特定价值观念的文化心理结构，无意识地凝聚成某种情结。在浙西现代作家的作品中，“水性”意象频繁出现，特别是女性意象作为作家“水文化情结”的外在体现，不能不引人关注。
其一，“女性”群像的塑造。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茅盾的小说具有“史诗”的气魄，但他同时用温婉的笔调为现代文学画廊塑造了一大批“时代女性”群像，其数量之多，形象之美，时代内涵之丰富，都足以说明茅盾对创造女性形象世界所倾注的热情。尤其是对女性心理的细致体察和性爱心理描写上的深婉细腻，使茅盾作品带有内在的女性化倾向。正如美国学者夏志清的评述：“茅盾则代表较为女性的南方，浪漫、多情、忧郁。茅盾以其女性画廊而闻名。”⑩ 复衍的剧作，以简洁而又细腻的笔墨勾勒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或老练，或深沉，或活泼，或娇柔，姚黄魏紫，各尽其妙”(11)。而郁达夫塑造的一群“零余者”的独特形象，却更多的是具有女性气息的水性男儿：充满着高度的敏感和病态的颓废，形单影只，郁郁寡欢；愤世嫉俗又很少宣泄；不甘沉沦又无力自拔；宁肯自虐或自我毁灭，也不作血气方刚的反抗。这些阴柔的“零余者”形象，是郁达夫自我的气质与个性的张扬与宣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水性”的审美意识在他创作中的体现。三位作家所营造的具有“水性”韵味的系列形象，是他们审美体验的形象化，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情感倾向和审美追求。
其二，“水性”意象的频频展现。从富春江畔走出的郁达夫，对水性意象有独特的敏感和钟爱，他的作品中“流水”、“月华”、“薄雾”、“烟月”、“银波”、“浴美人”等阴性意象的频繁出现，使他的创作很鲜明地表现出浙西作家群所共有的“水性”情结。戴望舒对女性意象也情有独钟，在他的诗歌中，女性意象纷至沓来。无论是《静夜》中的“盈盈地低泣”的“你”，还是《秋天的梦》的“窈窕的牧女”，抑或“我们的小母亲”，女性意象成为诗人内心世界情感的外化形式。诗人“心的旅程”，爱的追求，生命之思，理想的寄寓，都在女性意象中得以展示和阐释。徐志摩依据其审美需求，常常择取“月色、雪花、星辉、柔波、水草、清泉”等缥缈空灵的“水性”意象进行艺术的提炼，也以妩媚动人的女性形象创造柔美的艺术境界，抒发诗人精神的追寻和生命的顿悟。如“有朱砂梅的清香”的“她”(《雪花的快乐》)，“仙姿灵态”的曼殊斐儿(《哀曼殊斐儿》)，“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的日本少女(《沙扬娜拉》)等。“水性”意象作为一种心绪的集结，也就超越其表层意义而具有更丰富、深远的意味。
其三，女性气息的流露。浙西现代作家的作品往往都呈现出一种清秀、婉丽的女性气息。郭沫若曾说富春烟波对郁达夫的创作心理有深刻影响。在郁达夫的笔下，以女性比拟自然山水屡见不鲜。如将初秋的晴空，比作高远而澄明的处女眼睛；将午后的风景，比作成熟期以后嫁过人的丰肥的妇人；将天上微红的晴云，比作美人脸上醉酡的颜色，表现出对“诗意”的女性的审美追求。俞平伯的散文也有如此现象，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用诸如“掠剪柔腻”、“梭织”、“脂粉的香”等充满女性脂粉香水味道的词汇、意象，使笔下的秦淮河溢出一种富于“女性”意味的阴柔之美。
“水性”的江南，其历代相传的文化血脉中温柔湿润的内在气质，使这一方地域的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趋向于“女性化”的审美表达，从而使女性意象的审美建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而备受人们关注。这种文学现象还可以在与浙西同一文化圈的江苏作家身上找到印迹，“20世纪以来江苏男性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小说、散文里普遍显出对女性的欣赏和关怀，……它是使‘女性’因素内向或内质化，亦即直接以‘女性化’的审美意识影响和作用于作品的构成，……”(12) 这在朱自清、汪曾祺、叶兆言、苏童等人的作品中都可找出大量的例证。这从一个侧面也以印证浙西现代作家对“水性”阴柔意象的追求并非空穴来风。
三、“水性”特质的自然抒写
在创作手法的选择上，浙西现代作家常采用自然本真的性情化表达方式，显露出“水性”的特质。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以荷兰为例论述了地理环境与艺术创造的关系。他认为，由于荷兰人“生存的地方气候潮湿而少变化，有利于神经的松弛与气质的冷静；内心的反抗、爆发，血气都比较缓和，情欲不大猛烈，性情快活，喜欢享受。”(13) 故而在他们身上找不到英国人“阴沉而威严的骄傲”和美国人“过于好动的习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也谈到：“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4)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则认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15) 中外著名学者的论述都说明了特定的地域环境对人的气质乃至艺术创作风格的影响。从文化生成学的角度来讲，地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对于一个地域文化传统的生成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地域文化的历史积淀和熏陶，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常常会在潜移默化中从气质上造就出世代相承的文学心理品格，使作家对生活的感知及表达方式常常表现出具有地方色彩的形态特征。
历史上，浙西温和湿润的自然环境创造衍生了繁荣发达的经济环境，也营造了灵动的心绪和浪漫的氛围，使得江南地域倡导率性而行、纯任自然的“性灵派”文学思潮且能历久不衰。如清代钱塘人袁枚，倡导通达自然，独抒性灵，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性灵诗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多水的浙西孕育了浙西的性情中人，柔情似水的浙西地域文化，造就了浙西文人情致化的创作情调。浙西现代作家常用心灵感悟生活，用心灵走进文本，而不是理性地提炼生活，超越生活，使他们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洋溢着自然本真的性情化的色彩。家乡的文化已成为他们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基因。因而无论游历到哪里，在他们的创作中，也就自然而然地蕴涵着“水性”的特质。
其一，本真性情自然如水。“水文化”意蕴与浙西文人自由人格精神的契合，使浙西现代作家在传递对生活的感知时，常采用性情化的表达方式，无论叙事、抒情、议论都由着自己的性情，从而使作品抹上了一层主观体验性很强的情绪化色彩，文思随着情绪的波动而“信马由缰”，随着本性的流动而“随心所欲”。
郁达夫创作的“自叙传”抒情小说，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主线的常规，强调主观感情在创作中的运用，主张率真地袒露性情，宣泄情欲，文思也就随着心灵之河的流淌而任意东西。他的小说创作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以情绪来编织生活片断，突出一种情绪的氛围。其代表作《沉沦》就是以内心情感的波动作为小说的主线，凸现了性情化抒情的特点。郁达夫认为“艺术既是人生内部深藏着的艺术冲动，即创造欲的产物，那么，当然把这内部的要求表现得最完全最真切的时候价值最高。依理想上说来，凡一切的艺术作品，都应该是艺术冲动的完全的真切的表现。……”(16) 表现艺术冲动的情绪化写作，使郁达夫的小说形成了一种具有“水性”特质的自然流动的抒情结构。其他浙西现代作家亦是如此。徐志摩的诗歌虽然讲究音乐美和建筑美，但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典型的浪漫气息，又使他那根据情感变化而参差灵动的诗行，具有空灵飘逸如流水般的动态之美。他的散文闪耀着潇洒自由的个性风采，无拘无束、自然随意，具有水一样“跑野马”的风格和纵横恣肆的气势。梁实秋曾评论徐志摩散文的妙处之一，就是“他写起文章来任性”(17)。戴望舒认为，“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18) 他的诗歌逐渐摈弃了诗中“音乐的成分”，用情绪的节奏代替字句的节奏，使其诗行展现出流水般的变化之美。杜衡曾回忆他读了戴望舒《我的记忆》后的感受，“读后感到非常新鲜，在那里，字句底节奏已经完全被情绪底节奏所替代……”(19) 俞平伯的散文具有“自得其乐”的洒脱，他把抒发天才性灵和独立的思考作为真实自由的写作准则，主宰着直抒心灵对美的体悟。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评论俞平伯的散文是“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20)。
其二，行文风格恬淡若水。“水”的恬淡平和韵致，就像流觞的曲水，渗入浙西现代作家精神深处，凝聚在他们的笔端，就有了一份“水”的韵味。
丰子恺的散文文笔细腻，叙述舒缓，文字如行云流水，飘逸自然，似乎是乡间小溪，潺潺从容而流，但又处处透露出博大精深的人生哲理。透过那“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文字，其深藏着的柔和的智者情怀可见一斑。正如郁达夫的评价：“……浙西人的细腻深沉的风致，在他的散文里处处可以体会得出。”(21) 夏衍的戏剧追求自然本色，呈现出如流水般的散文化特征。他的剧作几乎是平淡人生的铺叙和细腻感情的揭示，如幽幽的小河自然流淌，似乎没有高潮，只是静静地开幕，静静地闭幕。在众多的浙西现代作家中，茅盾似乎又有点例外，而其实则不然。细细探察茅盾创作的运思方式，也不难发现其与“水性”的浙西地域文化在精神内核中的沟通。就总体风格而言，他的“史诗”型小说，追求宏大的艺术结构，这是作家理性化构思的结果。但他在创作时也存在着情绪化写作的印迹，最典型的例证是《蚀》三部曲之一的《追求》的写作。茅盾在谈到写作《追求》时说，“……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我的波浪似的起伏的情绪在笔调中显现出来，从第一页以至最末页”。这种“情绪化”的写作状态，也可能是茅盾的《子夜》、《虹》等理性构思的鸿篇巨制未能达到预期计划篇幅的原因之一。这也恰恰印证了一个地域世代传承的文化精神，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在文人的气质中，即使你想改变它也改变不了。
总之，浙西的“水”铸就了郁达夫等浙西现代作家平静如水、柔情似水、流动若水的文化性格和精神品格；故乡的“文化场”就像磁铁一般具有强烈的内驱力，造就了作家们内在气质上的相承和相通，驱使他们在审美思维、审美情趣、审美追求等方面具有共通性的特征。“水”在构成自我生命活动中所具有的精神涵义，浙西现代作家们也许并未刻意去梳理，他们只是在集体无意识中蕴藏着对故乡地域文化的深切认知，使他们的文学世界弥漫着水的灵气，使作品中的“水文化”情结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并由此展示出在独特的区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文学现象的独特意义，从而为文学的地域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案例。
注释：
①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③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台北文海出版社，上篇(卷三)，第2页。
④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4页。
⑥茅盾：《子夜，后记》，《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3页。
⑦彭晓丰、舒建华：《“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页。
⑧张双棣撰：《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上册，第296页、第245页。
⑨荣格：《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孔长安、丁刚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②⑩参见王嘉良：《“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第32页。
(11)唐
：《夏衍剧作集·序》，会林、邵武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12)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⑤(13)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第186页。
(14)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全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557页。
(15)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7页。
(16)郁达夫：《文学概论》、《艺文私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7)王青峰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徐志摩卷》，蓝天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18)施蛰存编：《戴望舒·诗论零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130页。
(19)杜衡：《望舒草·序》，施蛰存所编《戴望舒》，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20)周作人：《燕知草·跋》，俞平伯所著《燕知草》，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21)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全集》第6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
(22)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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