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183;波罗与《马可#183;波罗游记》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罗论文,游记论文,马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4702（2001）01—0060—06
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然而，国际马可·波罗学却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学派，即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肯定论者”和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怀疑论者”。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包括国外学者）都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一直持怀疑态度，1995年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博士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就是其中的代表。
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目前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一、“肯定论者”的“确凿证据”
国内“肯定论者”以杨志玖先生为代表。他从40年代起就不断地同国内外的“怀疑论者”进行论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章，[1][4][5][14]对马可·波罗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外“肯定论者”以英国的亨利·玉尔（Henry Yule）[2 ]和德国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3]和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 ）（注：伯希和（Pull Pelliot，1878—1945），保罗·佩利奥的汉名。法国汉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著有《敦煌千佛洞》、《马可·波罗游记校注》（与穆耳合作）、《元朝秘史》、《马可·波罗游记诠释》等，还有有关中西交通史的论文数百篇，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等为代表。他们在指出《马可·波罗游记》的缺陷和失误的同时，基本上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4]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 他们对于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态度都是相当谨慎和严肃的。
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早在杨志玖先生找到《永乐大典》上那段公文之前，国外许多学者就已经认为或承认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傅海波、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在19世纪的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长城、茶叶、妇女缠足、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等[5]。 但是他没有怀疑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事实。德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傅海波曾经说过，“不管怎样，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5 ]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为《马可·波罗游记》作了大量的注释，但对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谅解的。
国内杨志玖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重大发现更进一步使人们相信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杨志玖先生在《永乐大典》第19418 卷“站”字韵引元朝的《经世大典·站赤门》[6 ]上发现了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的那段公文，后来便成为“肯定论者”的确凿证据，至少国内的“肯定论者”是这么认为的。杨志玖先生几乎在他的所有批驳性论文中都提到这条“确凿证据”，用它来作为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这段公文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但至少能够说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关于他们随从波斯使臣离华回国的内容有着一致的地方。学者们根据这条材料后来还推断出马可·波罗他们由中国泉州从海道回国的具体时间在1291年初。对于这一条材料，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的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记录。这也是国内外“肯定论”学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这条材料来抵挡一下“怀疑论”学者的穷追猛打了。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都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但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却使学者们很惊奇。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对江苏镇江基督教礼拜堂的记载，已在当时元朝人俞希鲁编写的《至顺镇江志》中找到了证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到马薛里吉思曾治理镇江城三年，修建了两座基督教礼拜堂，并注明了修建的时间是公元1278年。这与《至顺镇江志》是相吻合的。《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30 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其它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还有卢沟桥等等。《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同时也不可能从所谓的“导游手册”中得到的。
二、“怀疑论者”的“四个论据”
怀疑《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可以说是从《马可·波罗游记》诞生的那天就开始了。 1298 年， 由马可·波罗口述， 鲁思蒂谦诺（Rusticiano）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终于完成了。由于当时人们称呼马可·波罗为“马可百万”，因此，这部书也就被称为《关于世界奇事的百万书》。1324年，马可·波罗在临终前就有人请他取消他游记中说的“一些似乎不可相信的事”，他的答复是：“我还没有说出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半。”[7]（P.4）
长期以来，国内外一直有人在怀疑《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问题，从而出现了一批持怀疑论的学者。19世纪末，经过法国学者颇节（G.Pauhtier）、英国学者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等为《马可·波罗游记》所做出的辩解和努力，再加上欧洲人对于世界地理认识的扩大和深入，《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得到合理的说明，其真实性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德国的学者傅海波又开始就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提出质疑。[8]70 年代美国学者海格尔（J.W.Haeger）也认为马可·波罗只到过中国的北方。[9]80 年代英国学者克鲁纳斯（C.Clunas）甚至全盘否定《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认为它是马可·波罗与笔录者鲁思蒂谦诺合作的一场“克里空”（虚假报道）；[10]到了90年代，英国学者吴芳思（Frances Wood）出版了一部题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著作，执著地坚持怀疑论的立场。[11]
怀疑论者所持的论据，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没有一件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可供考证的材料；
（2）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未曾提到，如茶叶、汉字、 印刷术等；
（3）书中有些记载存在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襄阳、 蒙古王室谱系混乱不清等；
（4）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中抄来的。[12]（P.26—27）
对怀疑论者的这些苛刻要求，中国学者以杨志玖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许多问题都已经有了合理的解释和说法。对于怀疑论者的第一个论据，黄时鉴先生做了很好的论述。他认为这个论据实际上并没有说服力，理由有两点：一方面，并非所有来华的外国人都会被载入中文文献。这一点吴芳思自己也承认，她说中世纪“越过中亚”的传教士“多如牛毛”，但在中文史料中找不出几个人的姓名来。另一方面，来华的外国人即使被载入某一中文文献，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它也有可能已经佚失。马可·波罗的名字不见于存世的中文文献，是否即可确证他并未到过中国？尽管某些学者提出这个问题的大前提是中文文献十分丰富，而且记载详细，马可·波罗是这样一个有名的人物，一定会被记录下来，不会漏记。但是这个大前提是不成立的。因为中文文献的丰富与连贯并不等于中国的历史文献一定会记下任何事情和任何人物，而且一个不漏地流传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元代文献中，留下的名字实在是太少了，马可·波罗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情况。就连吴芳思认可的到过中国的鄂多立克，他的大名在中文文献中也是找不到的。由于元代文献的大量佚失，即使马可·波罗的名字曾经被记载下来，他的名字也可能消失。正是在其他学者从中文文献中确实找不到马可·波罗名字的时候，杨志玖先生发现了一条史料，据此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然而杨志玖先生从“站赤”中发现的这条珍贵的史料，现在也只见于明朝初年编撰的《永乐大典》的残本之中，如果当年英法联军将《永乐大典》毁灭得更加彻底的话，今天谁还能发现它呢？
也许是由于怀疑论者多少意识到他们的第一个论据缺乏说服力，所以他们更喜欢在第二个论据上大做文章，即吴芳思所说的“漏写”问题。怀疑论者因为在马可·波罗的著作中找不到一些中国特有的事物而否定他到过中国，从研究方法上说，这样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对于古代旅行家留下的游记，宜从总体上去探讨它的真实性，特别需要注意他与前人及同时代人相比，是否正确提供了可以印证的新资料。以这样的标尺来衡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马可·波罗研究已经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描述从总体上看是真实的。反之，如果只要指出某部游记没有记载某些内容，就否定它的真实性，那就几乎可以否定全部游记，但这只能是对历史的一种苛求，缺乏逻辑的说服力。如果根据怀疑论者的这种逻辑进行推论，那么，人类的许多重大历史活动都可能被宣布是不存在的。正如玉尔早已指出的那样，在巴塞罗那的档案中找不到欢迎哥伦布入城的记载，在葡萄牙的档案中没有关于亚美利哥为国王而远航的文件，[ 2]我们难道可以据此而否定他们二人到过美洲吗？
长期以来，许多人都用马可·波罗的那句临终遗言来解释马可·波罗为什么没有提到那些所谓“漏写”的事物，也就是说，马可·波罗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一切说出来。[13]也许，就有些中国事物而言，马可·波罗确实看到了但没有来得及告诉世人。但是，另一类中国事物，马可·波罗或者根本就看不到，或者即使看到了也不会留下特殊的印象。我们认为，怀疑论者所列举的那些“漏写”的事物，大多是属于这一类的。
比如茶的问题，到13世纪的70年代，还没有资料证明蒙古人与回回人已经普遍饮茶，即使到了90年代初，也很难说蒙古人与回回人已饮茶成风。这样，长期生活在蒙古人与回回人中间的马可·波罗，自然就不一定能够得到茶的信息，或者他没有把饮茶当做中国特有的重要事物。这样，他在书中没有记茶也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
比如女子缠足问题，吴芳思认为是最奇怪的事情，“因为这几乎是后来的旅行者首先看得入迷的习俗。”[15]（P.99）确实，缠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陋俗。杨志玖先生在文章中说，缠足之风大致是在北宋神宗时期（1068—1085年）开始，当时尚不普遍。到南宋时期则流行较广，但仍限于上层社会及大城市，并且是从北方传到南方的。到元朝，南方妇女也相率缠足，“以不为者为耻”[16]了。但北方在辽、金元统治时期，契丹、女真、蒙古族妇女不会缠足，统治者也不会提倡。然而流风所被，对社会当有一定的影响。吴芳思却在书中也意识到了，在蒙元时期缠足之风还没有广泛流行，外国旅行者有可能见不到那些不能走远路的缠足妇女。[17]
又如长城问题，在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根本不知道中国有长城，就是在中国也不是人们普遍重视的主要景物，更谈不上是中国的重要象征了。长城被看做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是从明代开始的。欧洲人关于长城的最早记录是在1555年一个传教士报告中提到的。[17]亨利·玉尔曾经辩解说，马可·波罗在提到葛格与马葛格时，马可·波罗心目中此处就是指中国北边的长城。这种推测显然是错误地把明代长城认作了元代长城了。
再如汉字问题，在元朝，做官的蒙古人、西域人读书的不多。1278年，江淮行省的蒙古人、西域人官僚竟“无一人通文墨者。”[18]因此，不通汉语或汉文并不妨碍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马可·波罗是商人，他关心的是各地的物产、工商业和一些奇风异俗，以他的文化水平，很难顾及到难识的汉字，虽然他在使用的纸币上会看到上面印的汉字。
所以，我们认为，要说明为什么《马可·波罗游记》会“漏写”一些关于中国的事物，首先就必须考察这些事物在当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是什么样子；它们当时是不是已成为中国的重要标志，是不是必然会引起旅游者的特别注意。只有在进行这样的考察和研究之后，才能合理解决所谓的“漏写”问题。
当怀疑论者以上述逻辑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时，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这就是：马可·波罗固然“漏写”了一些中国的事物，但与那些事物相比，书中更多的则是对中国的正确描述。如果就此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那么，怀疑论者就必然会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如何合理地解释马可·波罗著作中关于中国的大量记述的正确性，特别是那些具体细节的正确性。对此，怀疑论者很少有人给予正面的讨论，只有傅海波先生提出过《马可·波罗游记》可能是从某个波斯文导游手册中抄来的。但这里的关键是，迄今为止，没有人发现过一本这样的导游手册。所以，傅海波本人又回过头来说，在确证《马可·波罗游记》有关章节是采自其它（可能是波斯的）资料以前，必须假定和推测他毕竟是到过中国。[19]而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记述那么翔实，有史可查，决非一般导游手册所能够做到的，也决非短期居住中国所能够了解和体会到的。因此，怀疑论者的第四条论据，纯粹是一种推测。可以断定，怀疑论者都没有亲眼见过什么《导游手册》。
诚然，《马可·波罗游记》中确有许多没有提到的中国事物，但是，这些事物在元代其他来华的西方人的记载中也同样没有提到，为什么对他特别苛求呢？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 ）曾提到契丹人（即中国人）的书写方法，他还提到西藏人、唐兀人和畏吾儿人的书写方法。[20]（P.190）这是因为他是颇有学识的传教士， 对各国文字有兴趣。而马可·波罗只是商人的儿子，文化水平有限，他的兴趣主要在工商业和各地的奇风异俗方面，对文化事业则不予关注。
至于怀疑论者的第三条论据，显然是马可·波罗的记载有些失实和错误之处，这是事实。马可·波罗把蒙古攻取襄阳归功于他们一家的献炮，显然是错误的。这可能是他身陷囹圄之中、百无聊赖之际一种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的心态的表现，但蒙古用炮攻破襄阳的事实确实存在。马可·波罗当然是在中国听到的，而且可能是在襄阳听到的，这就可以作为他们到过中国的证据。至于蒙古王室谱系的错误，主要在他叙述成吉思汗后、忽必烈汗前的几位皇帝的名字和次序上。这些皇帝都已死去，马可·波罗只是依据传闻，因而发生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马可·波罗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人物活动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都可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可以继续得到证实。《马可·波罗游记》中确实存在夸大失实或错误等缺陷，但总体上可以说是“基本属实”。为什么单抓住他没有提及的事物或者个别错误记载而全盘否定其真实性呢？对于这个问题，杨志玖先生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马可·波罗的某些记事确有错误、不清楚和疏失的地方；另一方面，怀疑论者并没有认真地对这些缺陷加以分析研究，找出其缺陷的原因，或根据可靠的资料证明其并非缺陷，而是以一概全，夸大这些缺陷，进而怀疑其全部记载的真实性，抹杀《马可·波罗游记》的价值和贡献。[12]（P.28—29）
三、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对马可·波罗其人，从威尼斯官府的档案材料可以证明确有其人。但他43岁（1295年）以前的情况不明，而他父亲后来在晚年时又生了三个儿子。结合这些情况进行分析，可以肯定的是，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对这一点，吴芳思在书中也很无奈地以推测的方式予以承认：“如果马可·波罗不在中国，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他是在别的什么地方。”[15]（P.195）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加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13世纪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在这种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已开始去了解和认识西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
四、结语
《马可·波罗游记》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游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收稿日期：1999—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