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楚辞研究的对象审视与历史回顾——楚辞研究一百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一百年论文,对象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象审视
楚辞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
楚辞是以屈原及其作品为主体的，所以，研究楚辞，必须首先研究屈原。
郭沫若说过：“它的时代的确是群星丽天的时代，而他在这个时代中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屈原研究》）
屈原，作为战国时代诞生于楚国的“一等明星”，他的迅速升起与陨落，就如一颗明亮的彗星，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只不过在广豪的天空中留下一道渐渐谈褪、又永恒难灭的痕迹；他来无影，去无踪，我们既无法寻找他那源远流长、极为显赫的家族背景，又找不到子孙绵延、世代相继的家庭线索，家族的精华似乎正如代代蓄积的能量，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作了“一次性释放”——从而也多少带有一种伟人的生命神秘色彩。
更令人遗憾的是，他那敏感多愁、忧郁孤独而又富于狂飙式暴发、雷电式抒发的转换极快的个人气质，加之几分狂态、几分醉意、几分痴迷，几分迂阔，使他与同时代的人造成了巨大的隔膜，他说：“举世皆浊我独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别的人则对他不屑一顾，只给予了一点点与其历史价值极不相称的关注，乃至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著作对他没有作出片言只字的记载——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有人称之为“伟人宇宙孤独感”的表现。
不过，人们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战国史籍、先秦文献只字未提屈原，从感情到理智双方面都难以接受。当然也可以圆通，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完璧归赵、渑弛之会”二事，亦不见于先秦典籍，而且情节离奇，耸人耳目，虽然亦有人怀疑，但是成不了气候。赵逵夫于心不甘，从《战国策》中发掘了两条有关屈原的史料：《齐策三》所写设计让孟尝君拒绝楚国象床之赠的人，《楚策一》“张仪相秦谓昭睢章”中要求使齐恢复齐楚邦交的人，就是屈原[1]。当然这样的发掘还有待于学术界的接受与认同。
关于屈原的生平资料，最早而且权威的是司马迁《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专篇，并载录《渔父》、《怀沙》两篇，遗憾的是“议论太多，事实仍少”（梁启超），“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2]，抒情、议论多于叙事。另有《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亦分别提到屈原，但与本传所叙说法不一。以致屈原的生卒年代、放逐次数和时地、作品篇数及作年等，均没有明确记载或说明。
《史记》之外，研究屈原的资料还有：1.王逸《楚辞章句》，王氏在注释中涉及到屈原的生平情况，如任三闾大夫、《天问》作因、《九歌》创作等。2.刘向《新序·节士篇》，如叙及屈原“为楚东使于刘，以结强党”，又如屈原在顷襄王时被放的原因是“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以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又云顷襄王时代的政治是“暗王乱俗，汶汶嘿嘿，以是为非，以清为浊。”3.民间传说，如卒日为五月初五、赛龙舟的由来、端午节的内涵等，比较全面的有唐代沈亚文的《屈原外传》。只是这些材料均出于汉魏之后。4.屈原自身的作品中去发掘，主要是指带有自传性的《离骚》、《九章》，如《惜诵》“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兮”，可证其没落贵族的身份。《悲回风》“孤子吟而
泪兮，放子逐而不还。”蒋天枢以为古谓死国事者之子为孤子，推断屈原其父殉国战死[3]。又如，屈原在流放地究竟干什么呢？《卜居》有“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之句，虽然是选择语气，亦透露出某些信息。5.汉人楚辞作品。汉人楚辞为拟骚之作，往往代屈原立言，如《七谏》、《九怀》、《九叹》、《九思》等。东方朔《七谏·初放》云：“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吕氏春秋·明理》高诱注：“国，都也。”可见屈原生于都城郢都，长于秭归一带“原野”。此说可纠“生于秭归”之传说（如袁山松《宜都山川记》）。
由于屈原生平史料的匮乏与歧异，造成后人研究的巨大困难，有以“传说”为信史者，如云“屈原生于秭归”、“卒于五月初五”；有从屈原作品中发掘其生平事迹而过火者，如蒋天枢、谭介甫、张中一；也有怀疑屈原其人有无者，如廖平、胡适、朱东润等，如朱东润引用荀悦《后汉纪》，申述《楚辞》的作者是刘安[4]，因而引起了五十年代初期的一场论辩，郭沫若还专门写过两篇驳斥文章[5]。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从屈原的生平到作品，从宏观到微观，到处充满着争议，初学者往往在各种观点中比较、抉择、从同、申述。如屈原的生卒年，梁启超说：“我们最抱歉的，是不能知道屈原生卒年岁和他所享年寿。”（《屈原研究》）但人们仍然不甘心这一状况，各自研究，“自说自话”，林庚说屈原活了四十一岁，蒋天枢说屈原活了七十八岁，前后相差37年。凡是惨淡经营“屈原年表”、“屈原年谱”的，总会“捉襟见肘”，吃力不讨好。
正是这样，以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为主体的楚辞，留下了许多令人神往而又望而却步的谜团：
1.先秦史籍为何不载屈原其人？
2.楚辞是如何从战国传至汉代的？
3.屈原作品不涉及家庭情况而有爱情婚姻的深刻体验。梁启超说：“最奇怪的一件事，屈原家庭状况如何，在本传和他的作品中，连影子也看不出。”[6]
4.屈原作品从不直接涉及当时的国家大事，而将视野投向遥远的神话、传说。
5.《天问》不问炎、黄二帝、不问颛顼、不问伏羲，屈原作品从来没有点到先秦诸子，如孔子、老子、墨子等。
6.屈原作品的艺术水平之高，如异峰突起，且衣被百代，但其“上源”、其“发展线索”极难描述。
7.如何对楚辞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作出纵横交叉的双向描述？
8.如何把握屈原作品与苗族文化、古傩、民间文学作品的关系？
9.如何把握屈原作品中抒情主人公“我”与屈原本人的关系？
10.如何看待从楚辞中发掘或比附屈原生平事迹这一特殊现象？
的确，要走进“屈原世界”，仍然颇费斟的，从屈原、屈平、左徒、三闾大夫到正则、灵均、美人，从湘累[7]、楚狂、狂人、独醒客到爱祖国、爱人民的典范，从诗人、诗祖、东方诗魂到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世界文化名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侧面，都折射出不同的内涵与外延。
朦胧、复杂、多元，如隐在云雾中的山峰，既令人神往，又无法回避：因为屈原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想想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刘禹锡、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曹雪芹、鲁迅、沈从文，我们无法摆脱“屈原模式”的潜在牵引，所以，林庚先生说，唐代诗人都读过楚辞[8]；姜亮夫先生说，整个中国文学都“楚”化了[9]；陆侃如说，他的作品几乎含有宗教的魔力，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著作[10]；郭沫若说：“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11]。”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平的。一个当时不被人们重视、理解的历史人物，特殊的遭遇与归宿，使他独“享”一个节日（端午节）；独具个性的创作，使他独“成”一门学科（楚辞学或屈学）——这就是屈原、屈原模式、屈原现象所独有的永恒魅力！
二、历史回顾
鸟瞰楚辞研究的百年盛况，必须从学科的历史谈起。早在1978年，香港学者饶宗颐就提议建立“楚辞学”[12]；1986年，大陆学者薛威霆、王季深又提议建立“屈原学”[13]。其实，学科的历史应追溯到西汉初年。“楚辞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包括：1.《楚辞》作者生平、思想研究；2.《楚辞》作品的诠释与研究；3.骚体文学状况研究；4.《楚辞》研究史的研究，等等，但漫长的古代研究史，基本上局限于1至2项，即楚辞作者与作品研究。
古代楚辞学史，肇源于汉初的贾谊与刘安，奠基于司马迁。贾谊与屈原相距不过“百有余年”，加之仕途不顺，“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伤屈亦自伤。贾谊的《吊屈原赋》，开创了拟骚诗风，亦开启了汉代学者、诗人对屈原既敬佩又有所不理解的评价倾向，多少表现出隔代跨度后的神往与隔膜。贾谊凭吊屈原，亦是后代批驳“屈原否定论”的一个坚实证据。
据班固《汉书·淮南王传》与《离骚序》，淮南王刘安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离骚传》为楚辞学史上第一个注本，分为总体评论与文字训释两部分，但大部分已佚，今仅存51字，即见于班固《离骚序》中一段文字：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4]。
刘安留给我们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形成了整个封建社会评论屈原的基本倾向：即对屈原人格的推崇与向往。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将屈原、贾谊合传，写怀才不遇之悲，“岂独屈贾二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15]。”据汤炳正先生考证，刘安《离骚传》被后人窜入司马迁的《屈贾列传》，导致了《屈原列传》的前后矛盾、阅读困难[16]。又由于荀悦《汉纪》、高诱《淮南子·叙》称刘安作《离骚赋》，以致后人认为《离骚》为刘安所作，成为“屈原否定论”的一个证据。好在阜阳汉简中有《离骚》、《涉江》残句，而墓主为汝阴侯夏侯灶（卒于前165年），从而否定了刘安作《离骚》的可能性[17]。
历史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漫长的楚辞学史就是在贾谊、刘安、司马迁三者的纠葛中逐步形成、奠基的。自此之后，古代楚辞学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章句训释为特征的汉唐阶段，以义理探求为特征的宋元阶段，以各逞新说为特征的明清阶段。第一阶段以汉代为主代表著作为王逸的《楚辞章句》。王氏训释，多有所本，或本于经书故训，或本于方言楚语，又注意“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段玉裁《广雅疏证·序》），颇得正解。现当代的许多新注、今注，往往源于王氏。又，王逸注文有成例，即“正文之字，于《注》文中必出现之[18]”，若对照屈赋用韵体例，则可校勘今本楚辞或异文。第二阶段以宋代为主，代表著作为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洪氏校订原文，载录异文，补释诗意，阐扬义理，如云屈原“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释《怀沙》云：“知死之不可让，则舍生而取义可也，所恶有甚于死者，岂复爱七尺之躯哉？”凡此诸说，皆为后世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之“放大”张本，又为后人探寻屈原之生命意识、生死观、死亡意识而起步，如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认为，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把屈原的艺术提升到无比深邃程度的正是这个死亡——自杀的人性主题，他的选择绝非一时的冲动或某种迷信的盲从，而是自我意识的充分呈露，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抉择[19]。朱熹的《楚辞集注》被后人称之为“里程碑”式的著作，“祛前注之蔽随，而明屈子微意于千载之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他说：
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
朱子在对屈原批评的掩护下，发掘屈原忠君爱国、缱绻恻怛的个性与思想，颇为中肯。朱熹也是最早彻底以文学眼光来看待、诠释楚辞的，如他释《离骚》“上征”一节，“望舒、飞廉、鸾凤、雷师、飘风、云霓，但言神灵为之拥护服役，以见其仗卫威仪之盛耳，初无善恶之分也。旧注曲为之说，以月为清白之臣、风为号令之象、鸾凤为明智之士、而雷师独以震惊百里之故为诸侯，皆无义理。”（《楚辞集注·辩证上》）朱熹还注意从作品整体去把握意象、探求艺术方法，如说：“《离骚》以灵修、美人目君，盖托为男女之辞而寓意于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说明他已发现了《离骚》“男女君臣之喻”的意象结构与象征体系。凡此，都使《楚辞集注》成为楚辞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伟大著作，成为后人治骚的“必读书”，所以它的翻刻次最多，计宋有四次，元有四次，明有十次，清有四次，在日本刊印了一次，朝鲜四次[20]。即使在当代，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本（1979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本（1990年）、中国人民出版社本（1996年），同时流行。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毛泽东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礼物，就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并由此在日本引发了一次高层次、高水平的专题讨论会，在日本受到极大的关注。[21]
古代楚辞学史的第三个阶段为明清阶段，从意句训诂、发明意旨到各逞臆说、言人人殊，呈现一种“百花齐放”、良莠混杂的局面，代表著作有注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小带阁注楚辞》、载震《屈原赋注》。
汪瑗《楚辞集解》曾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严厉批评，说该书：“从臆测之见，务为新说，以排诋诸家”，“疑所不当疑，信所不当信”，所以清代乾隆以后一度沉寂，日见其微。至逝世经游国恩、金开诚、崔富章等学者的研究，终于恢复了它的地位。如关于《离骚》“三后”之释，先后为王夫之、戴震、马其昶、刘永济、姜亮夫等所承[22]。又，关于《哀郢》的创作背景发掘，为王夫之、郭沫若等所承；关于《补魂》为前十篇之乱辞，亦为王夫之及后世学者所采[23]。又如，论述《九歌》思想云：“《九歌》之词固不可以为无意也，亦不可以为有意也。”这种体悟，亦颇得体。缘此，熊良智有专题系列论文，北京古籍出版社出了董洪利的点校本（1994年）。
王夫之《楚辞通释》则是另一种情况，他说自己与屈原“时地相疑，孤心尚相仿佛”，注屈以寄托他的民族感情。如说：“原之沉湘，虽在顷襄之世、迁窜之后，而知几自审，当怀王之时，矢志已夙密，于此见之。君子之进退生死，因时以决，若其要终自靖，则非一朝一夕之树立，唯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正因为“思想性强”的原因，大陆十年“文革”动乱期间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古人楚辞著作，竟是该书[24]。真正代表古代楚辞学史第三阶段学术成就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则是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蒋氏自序中称自己“独于离骚，功力颇深”，又云：“以余穷愁之身，而沉没于骚，岂不然乎！”他“考订楚辞地理，与屈子两朝迁谪行踪”，绘成地图五幅：即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其次，蒋氏对屈原作品创作时地的考索，亦具说服力。如关于《九章》写作时地，一般以为作于江南、作于沅湘之野，蒋氏考证的结果是“《九章》杂于怀、襄之世”，其中《惜诵》、《抽思》、《思美人》皆作于怀王时，与《离骚》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涉江》、《哀郢》以下六篇，作于顷襄王时，写作地点在江南。蒋氏此论，为后人判断《离骚》作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现当代学者詹安泰、金开诚、马茂元、胡念贻、浦江清、逮钦立、孙作云、戴志钧等学者，或直采其说，予以引申、发挥、补充；或者殊途同归，其结论与蒋氏相同或相近[25]。最后，蒋氏对篇章结构的分析、内在意蕴的阐发，亦精辟中肯，令人击节。如云《离骚》“以好修为纲领，以彭咸为结穴”，此说为当代学者毛庆采纳并有发展，称彭咸为《离骚》象征体系的中心[26]。又释“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两句在结构上的作用，上句收反顾游目以下半篇，下句收怨灵修之浩荡以前半篇。用笔一俯一仰，旋乾转坤，千里来龙，到此方合。至于蒋氏对《离骚》两次神游天界时，在行动上、心理上微妙细腻的差别的发掘，更是洞幽察微，令人叫绝。
当我们对漫长而古老、窄深而热烈的楚辞研究和一匆匆“巡礼”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楚辞研究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文学上两种力量的碰撞。一是屈原抒情模式本身的传承魅力；一是司马迁、曹植、李白、杜甫、辛弃疾、曹雪芹等作家对屈赋传统的自觉再现和积极扩张。后人从他们身上得到多重的沾溉与熏陶。二、学术上两种类型的交叉。历代注骚者往往拟骚。楚辞，不仅是开展研究的对象，也是再现研究成果的载体。能进入境界的“拟骚”者，往往掌握了屈原的精神与风格。三、民俗上两种内涵的渗透。端午佳节，龙舟竞渡，本为驱邪避实，而与纪念屈原叠合，则使后者具有了超越时代、地域的广泛性、久远性。四、再现上两种方式的张扬。以屈原生平事迹或楚辞作品为题材的戏剧、音乐、绘画作品的大量涌现，也常常阶段性地刺激、加强了人们对楚辞本体的回眸、体悟与把握。
当然，以上四方面的传承特点又归结于屈原本身与旧式制度。这是因为：屈原追求的存君兴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四项“全能”，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典范、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而另一方面，封闭的封建社会给文人提供了与屈原相类的生活环境、风云际遇和价值取向、追求方式。他们易与屈原的行为和思维相契合，从而采用屈原的进取模式与消释模式。
同时，漫长的古代楚辞学史也为我们的“百年观照”提供了很好的前提与渊源：历史是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再现的。二千年的历史给我们贡献出许多启示：
一、研究层次、研究方法总是不断提高、发展。从王逸的各物训诂到朱熹的义理阐释，再到蒋骥的艺术分析，离文化的研究只有一步之遥，同时又自始至终贯穿着“文化研究”的因子、因素。因此，晚清以来，注意文化的研究，则是理所当然的发展趋势。
二、许多研究者的独到之见，又逐步为历代学者所接受，成为不刊之论。如刘安的人格推崇、司马迁的不平之气、王逸的方言诠释、朱熹的男女君臣之喻、蒋骥的时地考索，都成为近百年来研究的热点课题。
三、一代代的研究者都在反驳、纠正或补充前人的说法；而他们自己又受到后代或同时代人的反驳、纠正或补充，从而不断推进研究的深入，寻找“近真的屈原”。而后来者在反驳、纠正、补充前人之说的同时，也在方法上留下前人难以磨灭的痕迹。如研屈、绍屈并举，从刘向《九叹》，王逸的《九思》，到王夫之《九昭》，进而发展为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李大明《九歌歌舞剧新编》，以及郭沫若《屈原》（话剧）、胡鸿延《屈原诗传》（大型神话传奇史诗）、陈书良《屈原与婵媛》（电影文学剧本），楚辞学者的创作热情，可谓方兴未艾。
四、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分不开的。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从汉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到清代的乾嘉之学，从晚清的求新求变、抗战时期对爱国主义的呼唤到建国初期“人民性”的弘扬，总会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楚辞研究。
五、近代研究中出现的许多困惑，完全可以在古代研究史中找到原因和答案。如楚辞研究的各家往往各言其是，虽然有一些证据，但合起来则相互龃龉。论文发表虽然很多，而能被广泛接受的结论甚少。每个个体总是虔诚地认为自己是了解屈原及其作品，而排斥甚至嘲弄他人成果，但同时代的人或后人对他的“独得之秘”往往不买账、不认帐，不以为然。——目前研究中的这一困惑正是清代各逞臆说、言人人殊的延续，又可追溯到宋代义理探求在方法论上的不足。义理探索虽然高于章句训释层次，但仍然是平面的、局限的、单一的，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楚辞》的复杂、丰富与多元现象。
鉴此，我们审视本世纪的楚辞研究，正是以两千年楚辞学史为逻辑起点与历史参照的。
注释：
[1]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
[2]李景星《四史评议》，济南精艺公司刊印，1932年。
[3]蒋天枢《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47页。
[4]《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3页。
[5]见黄中模《现代楚辞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第268—287页。
[6]梁启超《屈原研究》，1922年11月3日。
[7]颜师古《汉书注》引李奇语云：“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
[8]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
[9]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10月。
[10]陆侃如《宋玉评传》，《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1923年第17期。
[11]郭沫若《屈原研究》，重庆群盗出版社，1947年7月。
[12]饶宗颐《澄心论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
[13]见《文汇报》1986年9月16日。
[14]这儿采用戴志钧说，见黑龙江社联编《文学论丛》，1990年。
[15]李景星《四史评议》，济南精艺公司刊印，1932年。
[16]见《屈赋新探·〈屈原列传〉理惑》，齐鲁出版社，1984年2月。
[17]见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2月版，第426、427页。
[18]见何剑熏《楚辞新诂》，巴蜀书社，1994年11月。
[19]李泽厚《古典文学札记一则》，《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20]饶宗颐《澄心论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5页。
[21]〔日〕浅野通有等《关于〈楚辞〉的座谈会》，〔日〕《国学院杂志》75卷一月号，1974年。
[22]见崔富章《明汪瑗〈楚辞集解〉书当解题》载《屈原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
[23]金开诚、葛兆光《汪瑗和他的〈楚辞集解〉》，《文史》，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83年8月。
[24]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新版，简化字本，印六万册。
[25]见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86页、405页。
[26]见重庆《屈骚艺术新研》，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