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管理理论、实践与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主义论文,视角论文,观念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毫无疑问，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管理学界，科学实证主义都是管理学术研究的主流。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管理学术界更独尊“科学实证”，甚至将案例研究也生硬地归入实证研究的范畴[1]。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有其现实原因，其中之一是1998年之后中国大陆“创建一流大学，与世界接轨”，客观上促使管理学者以在全球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唯一研究导向，而顶级管理学术期刊绝大部分持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论，因而巩固了科学实证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在华人管理学界明确提出要对实证方法“彻底检讨”的是黄光国[2]，他强调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从“科学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转变。事实上，科学实证在管理学研究中的泛滥已经造成了很大的问题。BEDEIAN[3]通过25年来对管理学相关论文的研究，发现管理学研究者过度追求复杂变量，研究结论与管理实践的相关度不高。徐淑英等[4]指出，“我们专注于严谨，因为它是科学的，并且因为它就是期刊编辑和审稿者的关注点，(大多数研究者)并不关心现实世界”。AGUINIS等[5]统计了管理学术界384位最高产的研究者，发现ISI所代表的高水平学术影响并没有转化为实践性的影响。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在中国大陆同样存在，郭重庆[6]指出，管理学研究已然成为学者们的“自娱自乐”。 尽管学术界已经注意到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严重，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没有意识到，其根源在于“科学实证”方法的滥用。根据高良谋等[7]的研究可见，目前尚没有研究直接指出从“科学实证”到“后实证”的范式转变将会是解决该问题的直接有效的方法。后实证主义应该成为管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 1 科学实证主义的问题与反实证主义 在与管理学关系较密切的经济学科中，朱富强[8]较早提出了经济学领域中科学实证方法滥用的问题，他指出，在铺天盖地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的渲染下，当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能运用这样一种“想出一个研究题目”—“做出几个假设”—“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证明”—“得出结论”—“再提出理论推测或提出政策建议”的科学论证逻辑的方法。随着科学实证和数理统计的大规模使用，“主流经济学逐渐走上展示智力的道路，一些理论经济学家相信，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他们之所以从事研究，已经不再是寻求个人的认知，而仅仅是展示个人的能力——要确保你已经利用了唯一得到承认的分析方法”，“永远不要为你怎样才有可能发现你的模型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哲理问题而冥思苦想”，“主流经济学家就此将自己打扮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 应该说，上述科学实证主义在经济学科中泛滥的情形在管理学中也大致相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管理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在主流管理学领域甚少；在主流的观念中，所谓“管理科学”或者将“管理学自然科学化”的观念被广泛认可。笔者曾引用科学哲学理论说明科学实证主义中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以及作为科学实证基础的“还原论”都并非是完全客观的，在此基础上，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不存在一种完全客观与精确的社会研究方法，管理学研究应该使用多元化的方法[9]；此后首次提出诠释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可行性[10]。另外，韩巍[11]指出，实证研究在基本承诺上面临巨大困扰，当下学术界把实证研究尊为最具合法性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明显的误导，存在重大的危害，要想切实推进中国管理学术研究的品质，实证研究应该走下神坛，然而，他并没有指出应该以何种方法论取代或超越管理学研究中的科学实证主义。还有学者在对科学实证主义的问题进行分析之后认为，管理学研究应该引入后现代主义，注重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研究[12～13]。 1.1 科学实证主义的问题 从科学哲学思想史来看，从证实走向证伪既是实证主义自身发展进程中关键的一步，也是实证主义理论框架内部矛盾得以暴露的关键一步。早期实证主义的核心论点是以能够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来检验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然而个别的经验事实怎么能够被证明其具有普遍意义呢?这是一个严重缺陷，因此早期实证主义很快就被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所取代。波普尔[14]认为：“我并不是要求科学实证系统能在肯定意义上被一劳永逸地挑选出来，我要求它具有这样的形式：它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即凡在经验上可被证伪的命题和理论都是科学理论。”波普尔对科学实证主义的这一修正至今仍然是对科学实证主义的标准描述，当然，管理学研究中的主流实证方法应用的也是这一“标准框架”[15]。 管理学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证伪主义此后也受到严重质疑，其中最著名的质疑是所谓“迪昂-蒯因”命题。这一命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如果原命题有辅助假说集，严格地说，证伪也不可能。由于命题对事实的说明需要一组辅助假设，当出现反例时，证伪的可能不是核心命题而可能是其中一个辅助假设出错。 “迪昂-蒯因”命题的效应尤其体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自然科学大部分采用实验室研究法，在实验室中可以隔离绝大部分现实因素的影响，只保留其中感兴趣的研究变量。换言之，自然科学命题中的辅助假设数量很少且可控。在社会科学中不便采用实验室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体，一旦进入实验室，其心理与人际表现就截然不同于自然情境，因此，证伪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不可行的，且很难列举出社会科学发展史上被完全证伪的理论。对于这样显然的事实，主流管理学界的表现是选择性忽视，从未提出类似于经济学中“参照系”概念的包容、折中的替代性框架。不仅如此，主流管理学界还进一步强化科学实证论在研究方法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 1.2 科学哲学史上的反实证主义 科学哲学史上，从实证主义转向反实证主义的关键人物库恩[16]以“范式”的概念指出了科学研究并不总是一种客观、中立的观察。他指出，范式依赖于人的信念而被承诺，是科学家接受了相同的教育和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某些成就后，在心理上形成的某种共同信念。一般而言，某一科学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的范式，而不同共同体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 从库恩的范式观来看，主流的科学实证框架只是管理学若干研究范式中的一种。库恩[16]进一步指出，范式的建构、承诺和使用都是不断变化的，随着范式的改变，甚至科学术语的指称都会发生变化，固定不变的本体论承诺和理论术语的指称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科学实在论主张的理论与客观实在之间的一致性。他指出：“我认为不存在独立于理论的方式来重建像‘真实在那儿’这种说法；一个理论的本体与它在自然界中的‘真实’对应物之间契合这种观念，现在在我看来完全是虚幻的。”然而，在库恩看来，范式对于科学研究而言，仍然是很强大的工具，它为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标准，形象地说，它为共同体成员绘制了一幅认知地图的轮廓，并且又为共同体成员进一步使地图变得清晰有序提供了有效的绘图工具。 库恩之后，科学哲学家LAUDN和费耶阿本德将其反实证论思想发挥到极致。LAUDN[17]指出，“科学过去在解决问题上的成功可以被视为意外的一段好运气，这段好运气随时都有可能完全丧失”。费耶阿本德[18]认为，科学方法并不比宗教、神话、魔术、巫术、非理性等高明，因为我们选择某一个理论完全由公众决定，而不是因为理论如实反映了客观世界……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任何理论都没有良与莠、好与坏、真与假之分。 1.3 社会学研究中的科学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 在具体的社会研究领域中，孔德[19]最早倡导社会现象的实证研究。他认为，实证研究不仅能说明自然现象，也完全可以用于研究人文社会现象。在社会学发展史上，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等同起来的方法一时被过度使用，形成了与今天主流管理学领域的研究手段一统天下高度类似的局面。社会学的科学实证主义泛滥最终导致了社会学的庸俗化发展，与此同时，被引以为科学实证主义典范的物理学革命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形成了对唯科学实证的强烈冲击，而且也引起社会科学领域的震荡。在社会学领域，认为实证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传统信念开始动摇，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学领域中的反实证主义开始出现。狄尔泰提出：在社会研究中，如果不使用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的“理解与诠释”的方法，则对于人的研究就不可能达到目的——理解和诠释构成了人文学科的真正方法[20]。此后，弗莱堡学派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进一步发展了狄尔泰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这一学派对人文学科的理解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如李凯尔特[21]指出：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万物齐一的偏见，它无视个别领域的自主性，意图使一切对象都服从同一种方法的驱使，因而造成了不少差错。鉴于这种状况，必须对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加以区分。李凯尔特这一见解对于管理学具有很强的启发，即企业管理研究必须要注意那些独特的现象，企业管理者更希望掌握这些“个别的”“独门利器”，而非仅仅是一般性的企业运作规律。 2 后实证主义、建构实在论与批判实在论 2.1 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的调和 自狄尔泰之后，社会研究中科学实证主义和反实证的理解诠释成为研究方法论的两大阵营，开启了两大阵营彼此严重对立的局面。这一局面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首先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被齐美尔、韦伯等德国社会学家所打破。 齐美尔[22]强调认识形式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指出概念范畴在认识过程中不是消极被动的反映，而是能动地建构现实。这一论点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①揭示了个人意识对于社会实践与社会研究的重大影响；②在观念与现实间建立起某种逻辑联系，从而可能引致科学实证与反实证的调和。科学实证向来忽视“观念”对于社会实践的影响：要么只认可基于工具理性的所谓普适行动规则；要么舍弃观念，只观察人类行为之间的浅层次关联。前一种倾向在经济学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后一种倾向在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研究中表现得较为显著。将管理学与心理学视为“行为科学”的说法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思路。在社会学领域，涂尔干[23]则是这种思路的典型代表，他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所谓的“社会事实”。在涂尔干[23]看来，社会事实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对于个人意识而言它的外在性，以及它对个人意识的强制作用。 真正将科学实证与反实证的人文诠释方法结合起来的是韦伯。韦伯[24]指出，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关注的是精神现象，“关注的是精神现象的移情理解”，这是其主观性的一面；与此同时，社会科学还有另一面，他认为，狄尔泰和李凯尔特等人虽正确地阐明了学科之间的差别，但却忽视了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一面，这有使社会科学丧失存在根据的危险。针对狄尔泰等由于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以至于产生忽视客观因果分析的倾向，韦伯强调，尽管社会科学关注的是个别事件及其文化意义，但这并不是要丢弃因果分析，也不表明规范命题是不可能的。同时，普适的规范命题在文化科学中的应用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高度的普适性。韦伯对科学实证与反实证的调和与折衷虽然并不完美，但是对之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反实证社会学研究还是实证社会学研究都从其社会研究方法论中获得了启发。 2.2 后实证的建构实在论与批判实在论 将科学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进行整合，并将其提炼为一套规范的哲学认识论范式的是WALLNER[25]和BHASKAR[26]，他们分别提出的建构实在论与批判实在论构成了后实证主义两个极其重要的分支。 传统科学观认为，有一个独立于人类主观认识之外的客观世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获得对于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这里的真理即人的认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符合性，传统科学的基础是符合论的真理观。符合论真理观在哲学史上自康德之后就逐渐解体。康德[27]指出，客观世界乃“自在之物”，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是人的感觉的来源，但感觉材料一经主体所具有的先天的时空形式的整理，就根本不可能是对自在之物本身的认识。对于这种自在之物的客观世界，康德称之为“物自体”。 康德关于“物自体”的观点反映到建构实在论中，物自体即类似于建构实在论中的“环境界”，或如WALLNER[25]所称的“生活世界”。与康德类似，WALLNER[25]认为，人们对于环境的认识是通过所谓“微世界”来中介的。建构实在论强调，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客体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生活世界”，而是由人类认识建构出来的“微世界”。建构实在论实际上将认识限制在人为建构的范围之内，因为只有建构的才是可认识、可理解的。“建构是虚构或创造，同时又是实在，看起来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但这仅仅是个陈述上的问题：如量子力学，假若没有人把它们虚构出来，它们就不会存在，但是，一旦它们被创造出来了，它们就可以提供新的活动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真实的。”建构的存在以人为虚构和创造为前提，而建构一旦存在就会给人类活动提供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建构成为实在——从这一点来看，建构实在论不同于完全反实证的人文诠释。 在传统的科学观中，“科学的目的在于以其理论给我们提供出一个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确切故事，它把科学理论看作是一种对实际存在的东西的真实描述，并且把科学活动看作是一种发现的事业而不是发明创造的事业”[25]。对此，后实证主义与之相反，认为科学活动恰恰是一种发明和创造的过程，即“建构”的过程。 建构实在论强调了作为科学认识基础的“微世界”的建构，对于作为一般社会普通认识的“观念”对微世界的影响则未做说明。作为后实证主义另一个重要分支的批判实在论在上述方面对建构实在论进行了补充。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本身是一种开放、复杂、深度分层的系统。从某种意义而言，社会现象具有“突现性”，包括行为依赖性、观念依赖性和时空依赖性。由此，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研究只能达到“似规律(law-like)”和“半规律(demi-regularity)”的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的“参照系”概念就是似规律性的很好体现。从研究方法来看，批判实在论既不是以社会结构为核心，也不是以人们行为和观念为中心，它具有结构与观念相结合的二元性特征，体现了典型的后实证主义思想。 3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管理理论：走上神坛的“严谨性”及其回归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管理学开始作为一个专业进入美国的大学，这标志着管理学“科学实证化”的开始。1941年美国管理学会(AOM)的成立，是管理学科学实证化运动中的重大事件，该学会立志于建立一个“超越于”一般管理技能的科学共同体，这一学会的理想是力图“发现普适的管理规律”，但是，管理学研究不会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性。吕力[12]曾指出，由于构念测量问题、外部效度问题、控制变量问题的存在，可能要推翻“管理现象中必然存在普遍的规律”这一科学实证的假定。 主流的管理学科学实证方法既然追求管理学规律的普适性，就必须对控制变量、情境、信度和效度做出严格的要求，例如，研究设计必须严格排除和控制对于得出结论有干扰的因素；必须严格使用可测量的观察结果来证实理论解释的正确性；必须保证结果真的是由假设的原因所引起；必须保证尽量将某一情境下的结论推广到其他情境：这就是主流管理学研究所追求的严谨性。自AOM成立之后，严谨性逐渐成为管理学术研究的最重要标准，成为鉴别所谓“学术”与“通俗”的试金石。 在严谨性的要求之下，大量有关管理的描述性知识甚至不能成为管理实证研究的问题，如以法约尔为代表的管理过程学派，这一学派的学说基本上是一种规范理论，按照科学实证的原则，大多数的管理过程理论无法进行“科学实证”[28]。在实践界具有极其重要影响的德鲁克的管理理论同样无法进入科学实证的视野。一般认为，法约尔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创始人，而德鲁克是当代伟大的管理理论家之一，但是按照严谨性的标准，他们的理论都是“伪理论”。在管理实践中被使用最多的理论和影响最大的理论在科学实证主义看来都是伪理论，不得不引起管理学术界的思考。 与此同时，科学实证所创造的“严谨理论”却越来越受到管理实践界的漠视。AGUINIS等[5]曾经研究过主流管理学术研究对于现实管理实践的影响力，该研究基于对学术期刊和非学术网站的论文的引用，使用网络上页面数量，如被谷歌索引的，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评估学术圈以外的影响。该研究的统计范围包括了384位最高产的研究者(基于ISI引文)，研究的结论是，由ISI引用所代表的高水平学术影响没有转化为实践性的外部影响。 批判实在论认为，在社会世界中，除了少数系统属于封闭系统之外，多数是开放系统。在开放系统中，各种事物本身的和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机制，彼此相互作用和干涉，从而导致一个事件的发生。有的机制虽然存在，但其作用被其他机制作用的影响抵消，而有些机制的作用却被明显表现出来，因此，社会现象之间往往不存在恒常性的、规律性联系或者根本无法显现出来。基于此，片面追求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信度、外部效度是无益的，对这些指标的苛求会导致大量显见的、常识性的研究结论，即目前大量研究虽然使用了很多高等数学统计方法，得出的结论却不具有任何启发性的原因所在。由此，必须放弃对于严谨性的普遍的苛刻要求，才能使管理学理论更具启发性。 4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管理理论与实践：日益重要的“相关性”与实用主义的真理观 从后实证的批判实在论来看，管理理论来源于一定时空条件下与管理实践的互动，不存在独立于人们主观的所谓“客观、中立”的管理普适理论。包括韦伯在内的社会学与后实证主义皆认为，社会结构蕴含着行为者本身的观念，BHASKAR[26]指出，“除非行为者具有其本身正在做什么的观念，否则不会发生人类活动……这正是诠释学传统的真知灼见”。 从“求真”与“求用”的区别来看，管理学研究相关性首先是“求用”。在传统科学观下，求真与求用是统一的：因为传统科学认为被观察的现象之间一定呈现某种“恒常的因果联系”，这种恒常的因果联系意味着因素A的出现必然导致结果B的出现。由此，掌握了上述这种恒常的因果联系，就能利用其规律激发或者阻止某种结果的发生——这就是传统科学观中最重要的“科学预测”功能：科学理论能够预测某一事件的发生，它才会是有用的，而科学理论所揭示的“恒常因果联系”完全能预测某一事件的发生。 批判实在论认为，在社会领域中上述现象之间“恒常因果联系”是不存在的，BHASKAR[26]指出：“不要指望社会科学能够具有和自然科学理论一样的预测性功能，社会科学理论必然和自然科学理论是不同的。”导致这一不同的重要原因就是行为依赖、观念依赖与时空依赖，社会科学理论最多只能大致确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即BHASKAR所说的“半规律性”。管理学研究既然很难求得“严格的规律”，那么，管理理论对于实践的影响则不在于它确认了某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在于它建构起来的体系改变了人们的管理观念。管理实践界目前所广泛采用的目标管理、战略管理、SWOT分析、管理过程控制都并不是先天存在的，它们首先来自于管理专家的创造，此后又被大量管理实践者所接受，成为一种人们思考管理实践的观念和工具，这就是管理理论对实践的主要影响——管理实践者几乎不会去关注一个变量如何影响另一个变量的细节，他们不在乎严谨性，而在乎这种蕴含了批判实在论所谓“深层机制”的“半规律性”。与此同时，管理学家对于半规律性的揭示，是不能通过严谨性的途径来获得的——因为严谨性过分强调变量之间的恒常联系，但是在社会这一开放系统中，变量之间不存在恒常联系。 综上，可以从后实证主义的视角对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定义如下：所谓管理理论对实践的相关性指的不是管理理论模型中具体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对于实践者的用处，而是管理理论框架对于管理实践的观念性启示。从真理观的角度而言，以上判断完全不同于管理学科学实证方法的“符合论”真理标准，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从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角度而言，管理理论只要能够把新旧联系起来，给人带来具体利益和满意效果的就是真理；一种观念是不是真理，在于它是否具有效用[29]，即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是管理理论评价最重要的标准。 5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本土观念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 不少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本土管理研究的定义及方法进行了探讨。如李平[30]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比西方哲学更重要……基于此，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更多是探索创造全新的管理理论”。梁觉等[31]认为，“在本土管理研究中，由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相似，因此有利于研究同一文化情境下的管理现象和行为，并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类似的管理现象和行为进行比较”。黄光国[32]关于本土心理学的观点也适用于本土管理心理，他认为“发展本土心理学，就是要按照文化心理学‘一种心智，多种心态’的原则，构建‘含摄文化的理论’”。罗家德认为，“中国人社会行为与网络特质当中的‘圈子’、‘熟人关系’、自组织治理机制正是理解中国本土管理之道的关键所在”[33]。 徐淑英[34]认为，“使用本地的语言、本地的研究对象和附有本地意义的构念对本地现象进行科学研究。这些研究旨在检验或构建能够解释、预测本地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现象或相关现象的理论。”徐淑英认为构建本土理论的主要途径是“情境化”，并特别指出，“情境不只是外部环境，它还存在于个体内部”。本研究所强调的“观念”可以看成是来自于个体内部的“情境”，这种情境是由个体在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濡化”中生成的。文化心理学认为，成人过去的文化经历与限制，将透过社会化的历程转移到新生儿身上，成为新生儿发展的另一个文化条件。文化的中介使人类能够将自身的过去，投射到下一代的未来。黄光国指出，这个观点能够藉由文化来找到世代之间心理历程的连续性。在批判实在论看来，“社会结构的存在依赖于观念，它蕴含着行为者本身的观念，在人类行为与社会结构中，行为者的观念组成了所描述事实的一部分，而不外在于这些事实”。基于批判实在论的观点，观念和文化对管理实践构成强有力的影响。从这一点出发，本研究赞同黄光国、梁觉、李平、罗家德等的观点。 徐淑英所提出的情境化事实上也包括个体观念，但由于“情境”一词通常导向外部环境，所以国内鲜有学者注意到“个体观念”实际上亦在徐淑英所定义的“情境”之内。从这个意义上，本研究也赞同情境化的本土理论构建框架，然而，本研究不赞同通过“科学实证”的手段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目的是揭示本土管理实践中的“本土机制”，按照批判实在论的理解，这一机制在何种情境下可以被人们观察到，还依赖于多种不同机制之间的综合作用。换言之，不能因为没有观察到本土现象之后的“机制与现象”之间的恒常因果联系，便认为“本土机制”不存在，社会科学研究不能确定性地预测某一现象的出现，但能够指出现象背后存在的若干可能的机制。 综上，本研究将本土管理观念和本土管理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定义为本土管理研究。具体而言，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就是研究中国本土观念和文化对于管理实践的双向影响，在本土管理研究中得到西方尚未发现的、无法用现有西方理论替代的解释即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需要指出的是，本土管理理论并不排斥普适性，凡人类行为皆有一定程度的共性，没有共性的特殊性是不存在的，但是不能以共性来否认特殊性，没有任何“特殊性”是“完全的特殊性”。 6 管理学研究的后实证主义游戏规则 西方哲学传统上非常重视“游戏”这一概念。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无论是世界的起源，还是世界万物的秩序，都具有游戏的特征[35]。康德将游戏这一概念带入正统的哲学理论框架中：康德[27]认为，在审美活动中，人的想象力具有创造性，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意构造某种表象，因此整个审美活动自始至终都具有游戏的性质。维特根斯坦[36]进一步将游戏的概念扩大到理性思考中，他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有4个要点：①语言是人的一种活动，它像游戏一样没有本质；②符号、词和语句有无数种不同的用途；③使用词和语言并不是为一个唯一的目的服务；④语言游戏要遵守规则，但规则具有某种程度的随意性。维特根斯坦的上述论述非常符合反实证主义的世界观，因此自后现代以来被大量引用和转述。此外，社会科学中广泛使用的博弈论(game theory)，其直译就是游戏理论。 从后实证的立场来看，由于后实证是“科学实证”与“反实证”的调和，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游戏”这一概念，它主要反映在建构实在论中“微世界”的建构过程中。与传统科学观不一样，建构实在论不认为科学研究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而是一个发明与创造的建构过程，它起源于主观的建构，具有不确定性和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因而体现“游戏”的性质。例如，组织行为中“组织承诺”并不是组织对员工的承诺，组织承诺是一个管理学者定义的构念，它是一个主观的建构。类似于“组织承诺”，管理学研究中绝大多数构念在其最初提出的时候都有一定程度的试验性质。 按照后实证的观点，对“生活世界”的主观建构一旦完成就脱离主观而存在，并对管理实践产生影响。由此，管理学研究的“游戏”还必须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正因为管理学研究主观建构能够对现实管理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对管理学研究水平的评价标准就只能是“研究结论对于管理实践的影响”。由于科学实证所要求的“理论与现实相符合”的真理观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早就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如果“真理”是存在的，那么管理学研究必须坚持“有用就是真理”这一“游戏规则”[29]。 吊诡的是，一直奉行“探寻科学真理”的科学实证主义，其倡导的结果反而看起来更像是“自娱自乐”的游戏[6]。在目前顶级期刊科学实证“严谨性”的游戏规则下，严谨性成为一种装饰，使用极为繁复的手段，只具有“看起来更像学术论文”的目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即通过修改构念和测量指标，任何一个理论都最终能做到严谨。如果使用统计严谨性标准，就会发现法约尔不严谨、马斯洛不严谨、德鲁克不严谨、霍桑试验是一个案例研究不严谨、双因素理论也不严谨。扩大一些范围，则会发现韦伯不严谨、马克思不严谨、斯密不严谨、凯恩斯不严谨、费孝通不严谨，可是他们的理论都是社会研究史上影响力最大的理论。从当代主流管理学对实践影响的角度来看，根据前述AGUINIS[5]的研究，AMJ等顶级期刊论文在唯一地转向“科学实证”之后，对于实践界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由此，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如果将严谨性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将是对学术生命的极大浪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科学实证在管理思想史上曾经是有益的，可是在当前环境下仍不断强调科学实证是有害的：既然绝大多数理论不能被完全证伪，为什么还要尽量包装使之看起来严谨? 总之，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极大的差别：社会研究是对人们观念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通过理论建构塑造新观念下的社会实践。将社会研究自然科学化是导致当前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重要原因，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真正有用”的学问，主流管理学界需要坦承滥用科学实证主义的危害，放弃科学实证“严谨性至上”的游戏规则，走向后实证的研究方法论：从建构实在论的视角来看，管理研究应着重于建构起一套能付诸实践的、“有用”的理论框架；从批判实在论的视角来看，管理研究应着重于探寻现象背后的观念、机制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非构念之间的表面相关性。标签：实证主义论文; 现代管理理论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实证经济学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社会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科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