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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长沙，春秋时属楚的青阳地，①秦时正式建为湘县城邑。西汉改秦湘县为临湘县，治所仍设在今长沙市，直到八百年后，隋开皇九年改临湘县为长沙县，才有“长沙”这一城名。②可见“长沙”作为城名虽然只有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但其兴起却早昉于秦代。一般地说，城市城址的选择总是由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地域空间关系所决定的，这种空间关系包括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同样古城长沙的兴起和发展也是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以及便利的水陆交通和发达的商品经济综合作用下的产物。
长沙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依其城址和地位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长沙城兴起时期（秦汉）
长沙是战国时期楚国的经济重镇和军事要邑。楚国自迁都于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之郢后，便大力开拓和经营南方。而位于湘水中游的长沙，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楚“南平百越”的经济重镇和军事要邑，之所以说长沙曾是楚国的经济重镇，首先是因为长沙是楚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复、庞、长沙、楚之粟也；竟陵泽，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于郢矣”。长沙等地不上贡于国家，主要是远离郢都，运粮费用太高，只好将长沙的粮食就地屯积。如此一则可免运输上的巨额耗费，二则可供楚国人用兵南方的给养。长沙不仅是粮食之乡，而且也是矿产之乡。《史记·货殖列传》称“江南出金、锡、连、丹砂”，并进一步强调“长沙出连、锡”。裴骃《集解》引徐广曰：“连，铅之未铸者”，铅是铸造青铜器的重要原料，而长沙地区蕴藏看丰饶的铅矿资源，这无疑为楚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此外，长沙还是楚国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基地和南方经济交流的驿站，“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③可见铁器由长沙供应南越是远在西汉初以前就已经形成的传统习惯。
虽说春秋中期楚文化即已对长沙地区产生影响，但楚人真正进入长沙是在春秋晚期。战国时期，随楚人对江南的开发，楚文化在长沙得到长足发展。公元前223年，秦灭楚，置楚郡，并分黔中以南长沙乡设长沙郡，④以湘乡县发郡治。项羽立诸侯时，又分楚为四，即西楚、衡山、临江、九江，封吴芮为衡山王。刘邦建汉，以吴芮为长沙王，建立了长沙国，并将秦时的湘县改名为“临湘县”，以其临近湘水得名。这是历史上长沙成为诸侯国的始端。史书记载吴芮在长沙筑过城垣。汉代共有十二个王在长沙受封或袭位，还有一批公侯也食禄于长沙。这在客观上带动了长沙的发展。
就史料记载而言，《史记·楚世家》是长沙城见于文献的最早记载，这就证明了长沙古城创建时间不会迟于公于公元前223年，而且不早于公元前323年，因为这一年楚怀王为鄂君启制作的通商凭证《鄂君启金节》就标明了沿途所经过的城邑。当时在今湖南境内有谍（今湘阴县境）⑤和酃（今衡阳市），⑥却没有湘县城邑。这就说明了湘县的兴起只是在公元前323年以后才有的事。
长沙在战国时期兴起，其原因是多方面，而地理因素应该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战国时期尉缭子提出“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⑦即建设城邑应与土地情况相适应，城邑的大小要与人口规模相当，人口规模又与粮食供应相配合。说明古代立邑建城与区域经济基础是互相依存的。而古代经济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交通的通畅或阨塞。因为交通发达，经济随之繁荣，其政治必然兴隆。先秦时湘江流域为苗蛮之地，“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⑧气候炎热潮湿，河网稠密，湖沼广布，森林茂密，猛兽繁生。在铁路未使用之前，农业很难获得全面发展，所以苗民“食肉”、“食海中渔”，同时亦“宜芭、苣、穋杨是食”。⑨而芭、苣、均是禾属。可见苗民是渔猎农作并举，在古代这种生产方式是南方特有的。也恰恰是这一特点，又规定着包括长沙诸南部城市迟迟未能迅速崛起。后来随着楚人南下，给湘江流域的文化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并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劳动力，自此湘江流域的经济迅速发展，城市邑镇也应运而生。所以《史记·越世家》中就盛赞“犨、庞、长沙，楚之粟也”。《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庞，一作宠”。杨宽先生在其新编《战国史》中认为“庞”，即后来汉代长沙国的酃县所在，“宠”“庞”都从龙得声，和“酃”是一声之，酃县在今衡阳市东。地所在，今难确知，疑即渫。长沙，即湘县地区。说明长沙在当时已成为楚国生产粮食的集散重地。
当然促进长沙的兴起，不仅仅只是由于它是一个初步发展起来的农业区，而真正促使长沙成为一代名城，还是在秦代交通发展后的事。秦始皇大规模征伐南越，而五岭又横亘于南越之北，“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⑩于是在江南广筑“新道”。史籍对此虽无明文记载其具体路线，但据近人考证，大约有以下四条，即分溯湘水或赣水而至于五岭，逾岭后一是下漓水，或下贺江，或取西江东出而抵达番禺（今广州市）；一是或下湟水，或出涢水，取北江南下而抵番禺。(11)这四条就有三条经过湘邑，尤其是史禄凿通灵渠，连接湘水、漓水后，湘江一线既无赣江一线水陆转运之劳，而且也无赣江十八滩上的暗礁之险，加之秦汉政治中心在长安、洛阳，所以中原与岭南地区的联系总是取道襄阳、江陵南下的。如走赣江一线，从江陵到江州必经九江，而长江的九江段航道水深浪急，在古代向来视为畏途，没有安全感。此外秦汉时湘江流域较之赣江流域的经济更加富足，人口更为稠密，(12)因此秦汉时五岭南北商旅自然乐于走湘江路线。而交通是城市经济发展、规模拓宽的主要杠杆，由于秦汉之时中原与岭南之间的陆路往来几乎都经由湘江一线，所以长沙城市的兴起便是必然的事情。
另外，长沙还据守江南战略要地，东有浏阳河、捞刀河汇入湘江，西有桃花山、岳麓山濒江峙立，地处湘中盆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正如南宋地理学家王应麟所说，“长沙，湖南的襟要，指顾伸缩，皆足有为，南出拊韶州的颈背，东顾则章贡肘腋可挟，西下则黔之咽喉可塞，争南服者，不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势”。(13)因此长沙自古便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楚王能问周王九鼎之轻重，能率师饮马黄河，称雄江南，便因其得有长沙地利之故。(14)战国时白起取四川，攻贵州，也是以长沙为基地的。汉初赵佗虽以秦桂林、象郡自立，割据南越之郡，并在高后时“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15)但始终未能越过南岭。
长沙虽然在秦汉时代发展起来了，但是这时长沙的经济，不仅不能和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及山东齐鲁地区相颉顽，就是较之两湖地区的江陵亦相差甚远。直到汉初长沙仍然是“必耕而水褥”，“地广人稀”，加上地势“卑湿，丈夫早夭”。(16)所以倘若大的一个长沙国仅二万五千户，(17)以一户带五口计算，亦不过十二万人口。而武帝时临淄一县即达十万户，(18)五十余万人，足见长沙规模之小了。由于长沙经济落后，人口稀疏，特别是气候湿热，疟疾四溢，中原人物是不会贸然前往的，即令偶居南方，都是形势所迫而出于不得已。文帝时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自认为是极大的不幸，心情忧郁，虑无善终，时刻渴望北归。(19)景帝子刘发失宠后封于长沙，也千方百计要返回北方，即使在此生活了一百多年之后的刘发后代舂陵候刘仁，依然自愿减户徙居南阳。(20)
二、长沙城的停滞时期（三国至唐）
长沙城因其战略地位而得以迅速兴起，但是直到东汉，长沙仍然没有成为地方政治中心，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唐代。东汉时今湖南地区在行政上属荆州，但州治却在汉寿（西汉索县故治，今常德市），而不在长沙郡之临湘县。三国时仍属荆州，治所反而北移南郡（今湖北江陵）。仅到东晋后才稍有起色。当时分荆州、广州而置湘州，州治便在临湘（今长沙市），至此长沙再次成为地方统治中心，然而好景不长，到唐代长沙地位又日落千丈。当时湖南地区分隶于山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但江南西道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在历史上南昌地位高于长沙地位，这还是头一回），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樊市），黔中道治黔州（今四川彭水县）。(21)可见自三国至唐代，长沙不仅在全国无地位可言，就是在湖南地区也默默无闻。这与汉代长沙乃全国一大都会(22)不可同日而语。
先秦至汉代，我国北方的农业生产比较先进，南方长江流域农业生产以及经济发展相当缓慢。从三国开始，由于中原烽火不息，特别是北方边疆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入侵中原，使黄河流域统治集团和不少士民纷纷往长江流域及岭南迁徙。西晋永嘉年间“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特别是大都首邑更一度空虚，“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23)“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4)。随着一次次的移民，不仅给南方带来了大批劳动力，而且还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在与当地土著共同开发中，南方经济有了很快发展。与此同时，长沙城市的人口、经济亦有了很快发展，地位也应该得到进一步提高，然而自三国以降，长沙在江南的地位却每况愈下，这当然是另有原由的。
古代城邑都是不同规模的政治中心，所谓“自邦国至都鄙莫不有建置，特大小繁简不齐耳”。这种自上而下各级不同的政治中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不同地域范围的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这是因为在长期历史演变下所形成的各级政治中心，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地理条件和区域经济基础的。西晋之后，北方诸少数民族蜂拥而入中原，于是在司马睿的倡导下，实行了第一次汉族文化的“衣冠南渡”，但因政治中心在建康，所以产生了江、河两流域南北文化在建康的融合，而长沙深处西部，与建康隔着千山万水，所以受衣冠南渡的影响远不如建康深刻。据《湖南通志·隄堰》统计，从汉至隋七百年间所修水利工程不过三项，而水利是农业的生命，没有大量的水利设施工程作保证，农业是难以繁荣的。虽然到唐代时长沙湘江两岸几无弃土，正如韩愈《登罗洋山》一诗所云“星沙景物堪凝眺，编地桑麻编囿花。”(25)但周围地区仍普遍存在“火耕水耨”的落后耕作方式。在杜甫《铜官渚守风》有“水耕先浸草，春火便烧山”之句，(26)正是对唐中期长沙附近原始耕作方式的真实记载。
在东晋南朝以后，随着中央王朝政治中心转移到江东，中原往岭南的道路多逆长江至江州，沿赣江南下。隋唐两代中央王朝政治中心虽又迁回关中、洛阳，但自隋代大运河开通后，中原至岭南则主要经运河至扬州，再逆长江至江州，然后溯赣江南下广州。由于交通干线的东移，使湖南地区和东站地区距离拉大，封闭性自然经济属性增强，从而更进一步地限制了长江城市的规模。
三、长沙的兴盛时期（五代至清）
唐末潭州节度使马殷建楚，后梁承认并封为楚王，都长沙。秦汉至隋唐虽然长沙多次增修，但只是州郡治所，规模有限，马殷为楚王时作大量扩建。宋代湖南分属荆湖北路（治江陵）、荆湖南路（治潭州，今长沙市）。元代属湖广行省湖南道宣慰司所辖（治长沙，今长沙市）。明代湖广布政司，虽然治所在江夏（今湖北武汉市），但明代对长沙的建设却尤为致力，“长沙自汉至元俱筑土而保之，明初（守卫指挥邱广）始垒石为城。城门凡九，环以深池，荡荡乎”。城墙“广三丈，巅仅四分之一，高二丈四尺，周围度计二千六百三十九丈五尺，计一十四奇二百八十步，女墙四千六百七十九堞，堞崇二尺，东二门曰小吴、刘阳，南一门曰南门，世称黄道，西四门曰德润，今称小西门、驿步，今称大西门、潮宗，今称草阳门、通货。北二门曰新间、湘春，今称北门，门各有楼”。(27)清代湖南正式建省，长沙成为省会。“顺治丁亥，总镇徐勇，知府张弘猷于圮陷者加修焉。甲午经略内院洪承畴复修之，康熙乙已部院周召南增设四门。壬戌春霪雨连日，江水溢浸西域数尺，城垣颓倾一百七十丈，工程浩大，约费二千数百金”，由知府任绍
督修。此后乾隆十二年、十七年亦两度修缮扩建。(28)可见自五代到清朝，长沙城市是不断发展兴旺的。
唐末五代时期，马殷在此建都，这是历史上在长沙唯一的一次建都。马楚统治者对内实行“上奉天子、下抚士民”的保境安民政策，(29)对外执行“不征商旅”的“开放政策”，由是“四方商旅辐辏”。(30)加之安史乱后“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31)从而带来了北方先进的耕织技术，水利建设也随之兴盛，“马氏于潭州东二十里，围诸山之泉，筑堤潴水，号曰龟塘。灌溉万顷”，(32)为农业的保收提供了条件。同时马殷还采纳高郁建议，“命民输税者，以帛代钱”，亦刺激了民间植桑养蚕的积极性，“至是机杼遂絜于吴越”。(33)尤其是致力于发展植茶业，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听民售茶北客，收其征以赡军”。通过“运茶之河南北”销售，获利数十倍，然后又换回自己需要的缯纩战马。当时是以“境内之物，易得天下百货”，(34)至此长沙“多产金钱茶谷，比年财货丰殖”，(35)成为全国的重要财富之区，长沙经济的发展，户口的殷实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交通的畅通。自东汉以后，灵渠“坊尽坏”，“渠道遂浅”，但安史乱后，岭南、南诏相继反叛，为讨伐南诏，湘水、漓水一线自然成为运送兵卒粮秣的最近通道，于是李渤便修濬灵渠，“立斗门十八以通渠”。(36)这样长沙一线便成为中原与岭南之间“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的必由之地。(37)而赣江一线因南唐、吴的割据，使商路亦受阻难通，这与湘江一线的楚国、荆南一直归顺中原王朝，不称帝，也不改元，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就形成了鲜明比较。所以不仅兵马多走湘江一线，就是商贾也乐于在长沙停留、贸易。
宋代是长沙城市发展的继往开来时期，特别是南宋一代因中原、四川、江西等地不断有移民流入，而形成稳定、持续的劳动力补充，从而促使这一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经营方式有了巨大的改进，农业生产也因此而得到大幅度的发展，并逐渐超过北方。元代长沙经济继续大幅度地向前迈进，天临（今长沙市）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人口稠密，多至百万以上，这在长沙城市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明代更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清代雍正年间，湖南的经济水平头一次超过湖北，于是民间又出现“湖南熟，天下足”的谚谣。长沙也成为全国外销粮食最多的地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米市之一。此外交通亦极其有利，长沙水陆交通便捷，扼湘中要冲，“控交广之户牖，拟吴蜀之咽喉，依负乔岳，襟带重湖，控扼湖岭，为湖湘重镇”，(38)明代，地处云贵门户的湖南成为战略要地，长沙也一跃而成为连接京师和西南的交通枢纽，在客观上促进了长沙城市的发展。直到清代，长沙为西南战略要地的地位一直未变，也正是因为长沙这一战略地位，才使长沙在清代成为湖南的省会。自此湖南便在近现代史上出尽风头，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正如岳麓书院门楹所云“于斯是盛，惟楚有材”。
注释：
①(13)《读史方舆纪要》卷八○《湖广六》。
②(38)《大明一统志》卷六三《长沙府》。
③《史记·南越列传》。
④《史记、楚世家》。
⑤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刊《中华文史论丛》三辑。
⑥熊传新、何光岳《鄂君启节·舟节中江湘地名新考》刊《湖南师范学报》1982年第3期。
⑦《尉缭子注释》卷一《兵谈二》，中华书局出版。
⑧《战国策·魏策》。
⑨《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南经》。
⑩《通典》卷一八四《州郡十四》。
(11)林剑鸣《秦汉社会文明》页269-270，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
(12)《鄂君启节》铭文里所有舟节各路都不涉及江西境内，而分布在湖南一地的却有湘、
（耒），资、沅、澧、油六条之多。虽然洞庭、鄱阳同为大湖，但在先秦文献里，鄱阳湖区的物产却不见称道，而歌颂洞庭之饶的记载却史不绝书，即使到了近代，也没有人称江西为鱼米之乡的。
(14)《史记·越世家》。
(15)《汉书·南粤传》。
(16)(22)《史记·货殖列传》。
(17)(19)《汉书·贾谊传》。
(18)《汉书·高五王传》主父偃语。
(20)《汉书·长沙定王发传》及《后汉书·宗室传》。
(21)《大明一统志》卷四九至六六《江西·湖广布政司》。
(23)《晋书·孝愍帝纪》。
(24)《晋书·王导传》。
(25)同治《长沙县志》卷四《山川》。
(26)《全唐诗》卷二三三。
(27)(28)乾隆《长沙府志》卷九《城池志》。
(29)(33)《十国春秋》卷七二《高郁传》。
(30)李肇《唐国史补》下。
(31)《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32)《宋史》卷一三七《食货志》。
(34)《十国春秋》卷六七《武穆王世家》。
(35)《十国春秋》卷六八《文昭王世家》。
(36）《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上。
(37)《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记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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