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族裔民族主义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裔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冷战论文,冲突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0）04－0020－05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冲突和国际安全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日益加剧的国内暴力冲突和内战。2010年夏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发生种族骚乱所引发中亚局势的动荡是这一趋势的最新例证。观察这一现象，族群认同的回归与国家认同的“去中心化”所引发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张力是一重要视角。本文拟就全球化时代族裔民族主义引发暴力冲突的原因及其对后发展的多民族国家的启示进行初步分析。
一、族裔认同的回归与国家认同的“去中心化”
关于民族认同的由来，学术界存在着原生论和工具论两种对立的解释，前者强调认同中那种相对稳定、依靠传承延续维持认同的血缘和文化因素；后者则强调认同的“场景性、不稳定性和成员的理性选择”，认为利益是成员选择认同的最终导向。但是，无论哪种解释都认为，外在敌意和排斥感是使民族认同得以彰显和巩固的基本动力，因为认同意识本身就是通过对“他者”的排除和隔离而体现出来的。尽管西方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学者对“国家和民族主义”与“民族”孰先孰后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作为有着不同性质群体归属的人类，以血缘、语言、文化、地域、种族和宗教等族群特性为基础的民族是群体归属的一种，因此，作为一种集体认同，民族认同是人们对于自己所属民族的归属意识，表达了个体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是一种天生自然的情感。民族认同“是对某一特定共同体道德和情感认同，建立在忠诚于章程性原则并参与集体的自我理解的基础之上。它创造了共同的归属感，提供了机体认同的基础，培养了公共的忠诚，给予了团体成员以生活在一起的信心，甚至是存在不一致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快乐。”[1]
随着政治秩序变迁而来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强力作为支撑和保证的法律和制度因素介入人们的世俗生活，个人既开始享受国家带来的利益和福祉，但又被强制性地纳入国家体制中，最终对国家的忠诚打破对神权和封建领主割据的效忠，个人对主权权威的忠诚认同最终得以固定下来，国家认同得以产生。[2]国家认同是个人或群体确认自己属于某个国家以及对这个国家看法的心理活动和自我界定。[3]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改变了人们的利益偏好，产生了新的国家认同，在新的共同体内学会了新的行为方式。
在西欧，民族认同和基于民族认同的民族主义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建构奠定了基础，为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族主义的神话、记忆、象征符号和仪式为现代社会的内聚力和政治行动奠定了唯一的基础。它填补了农业社会（依靠“君权神授”和武力维持的政治合法性和有效性）解体后集体认同面临的挑战，为现代社会的人们带来了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政治主权、民族解放和统一的国内市场，适应了现代社会时代特性和需求。
实际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都属于个体对整体的集体认同，是个人多元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和群体的意识判断和行为选择影响巨大。伴随着当代公民权的出现，民众存在着双重认同：一是对民族/族群的认同（种族文化上的认同）；二是对国家的认同（政治上的认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人们交往形式的变化，还有一种更高形式的世界公民/人类认同。因此，族群认同本身无可厚非，在多民族国家内，民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不总是冲突的，从理论上讲两者是可以共存并续的。民族认同是作为国家认同一个基本内容和层次而存在。国家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
然而，民族认同与现代社会既有相容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就相容性而言，族群认同只有在国家共同体内才得以形成和持续，国家认同不会削弱族群认同，或者相反。[4]就其冲突性而言，在两极格局的终结和全球化的演进所催生的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认同的社会团结和整合的功能，使这种国家认同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与民族认同具有原生性因素驱动不同，国家认同是纯粹构建起来的概念，单一的国家认同及其人为的过度强化（如推行削弱民族/族群认同的政策），导致一些多民族国家对少数族裔及其文化的压迫和排斥。威尔·金里卡认为，民族冲突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公民民族主义试图强制兼并少数群体”。[5]错误的民族政策引发的经济地位和机会的不均等，极易引发少数族群的“相对剥夺”感，迫使人们寻求族群的认同而重返各自的“姆庇之家”，导致相互怨恨和社会的分裂。冷战后一些国家内部少数族群要求承认权利、追求自治和分裂的运动此起彼落，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张力造成社会的解体和冲突，国家认同面临“去中心化”的困境。纵观冷战后此起彼伏的民族冲突，民族/族群认同的强化和回归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和观察视角。正如亨廷顿所言，在一个动荡和分化的世界里，人们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往往从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中寻求认同和安全，寻找根和联系以防御未知的危险。[6]
二、全球化时代族裔民族主义的复兴
冷战结束以后族际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浪潮，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的受到这股浪潮的冲击，日益激化的国内民族和宗教矛盾往往会演变为国内暴力冲突，导致国家的动荡与分裂，进而危及区域稳定和国际安全。因此，民族、种族和宗教问题成为全球事务的重大议题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族裔民族主义兴起的根源，学术界智者见智，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对此进行了争论。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在于，族群认同的回归引发族裔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兴起，这种被称之为“新民族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其实就是民族国家内部对自身命运不满的族群或种族集团意志的表达，族裔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带有典型的“种族民族主义”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个体对于族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容性，破坏了国家认同维系的国内团结和社会稳定，造成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内聚力下降，引发族群暴力冲突。
关于冷战后族裔民族主义的兴起原因，学术界从国际格局、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解读，包括：（1）冷战后两极格局对民族矛盾的制约机制瓦解，导致一些地区和国家内原有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暴露和激化，反过来又强化了族裔认同；（2）冷战后意识形态危机导致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的兴起，造成非主体民族与主体民族的隔阂与离异；（3）历史上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遗留下来的问题与宿怨：（4）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对贫困的出现，使少数族裔认为权益被剥夺；（5）民族政策的失误，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力、经济发展和文化被压制、歧视、排斥和剥夺；（6）外部力量的介入和支持等等。[7]
其实，全球范围内族裔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从民族认同的视角来看，在西方国家，冷战后族裔民族主义兴起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使其前殖民地国家人口的迅猛流入，在“西方的他者”随处可见，这种跨越疆界的人口流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变迁使得原来存在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于民族认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现在存在于社会内部。由于外来迁入者无意愿接受主流文化，被打上“肮脏、道德失信和懒惰”的特征，结果既造成文化多元主义与认同破碎化的问题，也引起了主流族群的“群体超凡魅力”和外来族群的“群体耻辱感”的情感和心理对立，这种趋势导致西方社会出现极端的民族主义反应和族群冲突。法国庞勒倡导和发起的种族主义运动就是典型的例证。[8]其二，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民族和国家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西方民族国家模式铸就了西方“一族一国”的民族理论和国家观。在全球化条件下，以这种民族国家观和民族认同整合多族群的现代社会，势必以伤害非主流文化群体的权益、容忍主流民族文化对少数群体的压制为代价，引发非主流族群的反抗，使政治共同体趋于解散。
在大多数后发展国家里，从部落到种姓、再到种族或语言集团等各种传统认同形式，都会与一种更大范围的国家认同的意识相冲突。[9]一方面，全球市场的扩展在各地广泛造成了财富在民族/族群间的不均，后发展国家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成为民主化浪潮下壮大了政治声势的多数族群仇恨的对象，[10]通过鼓吹民族政治（etho-national politics）获得政治权力的多数族群，剥夺少数族权应有的利益，这种变异和失败的民主制度催生了种族清洗和种族暴力，引燃了动荡、纷争和种族仇恨的火焰。津巴布韦、塞尔维亚、印尼、卢旺达等国内出现的种族暴力将“共同利益的理性认知并由此产生的同胞情感”的国家认同撕得粉碎，民族/族群认同和意识膨胀，令世人唾弃的种族主义日渐抬头。另一方面，一些多民族国家的不同民族间由于历史上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过去的恩怨甚至仇杀一直嵌印在记忆的深处，虽然因为不同的历史境遇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屋顶下，但同胞之谊的国家认同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却在族群对立中强化，一旦遇到重大变故（如苏东剧变），历史恩怨与现实政治、经济、语言、文化以及社会权利地位纠葛在一起，就会爆发民族冲突，导致国家的分裂。换言之，民族差异以及民族或宗教同一性的增加，绝不是削弱已建立国家、甚至可能使之解体的唯一因素。民族或国家的冲突与经济和政治利益明显地紧紧交织，尤其与统治阶层的利益相连。[11]冷战结束后从南斯拉夫的塞、克和穆族的混战，到车臣、科索沃的独立风潮，族裔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族群意识的强化和国家认同危机的出现，既是当今时代民族冲突的原因，也是政治冲突的病根。
正如罗琦认为：民族主义或族群认同，是“一种替代品，在一个破碎的社会里替代原先的凝聚作用。当社会崩倒，民族便取而代之，扮演人民的终极保镖。”[12]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条件下，笼统的族群性与族群认同作为一种动员原则又回来了。当更广大的社会中的某些力量崩溃时，民族主义又调转船头，部落主义的幽灵又在徘徊。”[13]
三、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冲突：基于政治认同的考察
在当今世界，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消解导致政治权威的缺失，因而引发的族群冲突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难题。同时，族群对立和冲突同宗教、阶级、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其他社会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如同一个导火索，在一个甚至多个国家引起的连锁反应，轻则引起相关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动荡，重则导致社会分裂和国家解体，甚至演变成为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和血腥战争，造成地区安全的动荡，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现代社会，族群认同不仅变成了一个独立存在的问题，甚至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致命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削弱，国家认同遭遇“去中心化”，国家成为日益多样化的政治实体中的一个，这就造成个人和群体陷入众多的“权威网络”之中，国家不再是认同的最终落脚点，国家认同的体制维系功能消解，国家的制度设计在解决已经动员起来的族群认同所引发的冲突中失去功效，政治权威合法性受到置疑。另一方面，是由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不同性质决定的。从血缘、语言、宗教与文化这些客观族群共性来看，民族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但民族国家是在血缘纽带、族裔身份、历史记忆和价值原则等不同的“民族基质”（national essence）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实体，则是人为理性建构的产物，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两者原本是相容的，共存于个人的观念和意识中。但在面临重大变故导致正常的生活模式被破坏的时候，鉴于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在民族建构过程中的错位和不一致，人们很容易通过族群认同寻求“姆庇之家”的保护，进而改变效忠目标和认同对象，这时，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内涵被剔除，国内族群的集体荣誉、尊严和权利被强化后所激发的情感和意志，成为“挑起国家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改变族群政治现状的巨大力量，族群之间、族群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也随之而起，国家安全陷入危机。同时，由于当今国际社会上跨国民族的大量存在，一国的暴力冲突通过“跨国民族认同”的传导，引发外部势力的干涉和介入和国内的武装冲突“外溢”，国内族群冲突的国际化是引发地区和国际局势动荡的根源。
根据IDEA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80％的较大冲突都与认同有明显的关系。[14]然而，建立在民族认同之上且日渐活跃的族裔民族主义是否必然是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从政治认同的角度看，有学者认为其实有两种政治认同，一种是作为暴力冲突潜在原因的政治认同，一种是作为动员和引导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政治参与的手段而被广泛使用政治认同。[15]作为暴力冲突潜在原因的民族认同，并不必然导致暴力冲突的后果，但是，一旦民族认同被政治精英动员和操纵，民族性演化为与国家对立的族裔民族主义，那么，国家的合法权威就会受到挑战，国内的效忠对象、正义标准和国家认同被煽动起来的民族愤恨和仇视掏空，政治认同就会以自身的方式变成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族裔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扩散所引发的当今时代的政治冲突，既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矛盾和张力的结果，也是“政治精英、全球经济分配、发展水平差异、资源短缺的竞争和国际干涉等多方对抗的结果。”[16]族群认同是载体，族群矛盾“症状”，现实利益冲突是“病根”，族裔民族主义正是利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凝聚和操弄族群认同，激化不同族群问的矛盾，从而达到分离或自治的政治目的。
美国学者哈德罗·伊罗生认为，因族群认同而造成的冲突，曾为历史带来极大的浩劫。人类是否能够“去部族化”而共治于一炉而趋于同质化？人都自以为已经摆脱族群意识，其实依然在向民族感情借壳，为自己建立新的“姆庇之家”，从而引起更残酷的冲突。[17]南斯拉夫境内各民族的异质性、文明间的碰撞与冲突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导致对本族裔的认同远远高于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本土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义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相互争夺导致了波黑、科索沃地区的动荡，而外部势力的干预最终演化为冷战后一场大规模的地区冲突。南斯拉夫境内民族冲突是多民族国家解决国内民族矛盾和认同危机的血的教训。
四、结语
亨廷顿认为，当今时代是“全球认同危机”的时代。“国家认同”面临“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的解构和冲击。[18]从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族群对抗所引发暴力冲突的内容和形式来看，民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张力所激发的族裔民族主义是一个重要根源。族裔民族主义精英利用现实问题操弄和动员族群意识和情感，不仅在那些正在进行国家建构的后发展国家中，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也引发了族群间的对立与冲突，这种席卷全球的国内叛乱和种族战争是后冷战时代武装冲突的突出特征。
然而，国家认同危机其实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客观现象，族群认同一定程度的回归或更大范围内认同的出现，并不预示着“民族—国家的终结”，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一旦‘民族’概念脱离了‘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就会像软体动物被其从硬壳中扯出来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19]实际上，因族群认同而造成的冲突与战争并非现代社会独有。当前族群认同的回归和族裔民族主义的兴起，无论是以自治或独立为目的，还是以此为手段来争夺国家控制权，都只是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对构建缺失或失败的民族国家挤压所呈现出的新的动向而已，是“筑起壁垒以阻挡现代世界的侵袭”的一种诉求。2010年夏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种族骚乱事件表明，强烈的民族/族群认同加剧民族间的割裂和民族冲突，部族政治使民族国家成为“一具空壳”，国家认同和民族融合成为一句空话。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经济落后、民主乱象和外部势力争夺是种族骚乱的更深层次原因，民族冲突只是沦为吉国民众发泄不满的工具。
无论是应对国家认同危机，还是遏制族裔民族主义的复兴对国家主权安全的威胁，后冷战时代族群认同引发的暴力冲突给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首先，重新解释、塑造和建构具有包容性的民族国家认同，淡化族群与语言的分野，以一种更大范围的公民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来稀释和缓解族裔民族主义的极端情绪，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和维持超民族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维持统一的必由之路。其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和民族/族群间的平衡，铲除“相对剥夺”的心理认识基础，辅之以政治上的平等权和自治权，构筑和谐的民族关系。最后，积极稳妥地处理跨国民族认同和跨国民族问题，最大限度地控制强化族群认同和族裔民族主义的外部因素。唯有如此，多民族国家才能缓解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张力，保持内部的和谐稳定，同时，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
收稿日期：2010－07－02
标签：政治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民族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