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及其诗文误读辨正——中学经典选文误读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选文论文,诗文论文,陶渊明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学月刊》2008年第4期刊发了金文连的一篇文章《不能再以陶渊明诗文误导学生》（以下简称金文）。金文连认为陶渊明“官不官”“民不民”“人不人”，“做官做不好，因嫌官小而辞职”；“‘草盛豆苗稀’，完全是一个不合格的农民”；“别人请客，招呼一声就来，喝酒一定要喝醉，喝醉了就走，连个招呼也不打……活得人不像人”。并指出“不宜再以正面肯定（指陶渊明性格及其诗文）的态度来误导学生……而应该将陶渊明性格及诗文作为反面的例子来教学”。针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人随即发表文章进行了驳斥①，笔者也认为金文漏洞百出，根本不值得一驳。但近来笔者在阅读教学中发现，在个性化阅读、多元解读的背景下，学生误读经典的例子时有发生，如认为陶渊明弃官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其诗文太直白、缺乏美感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除了与学生生活阅历与知识储备不够、文本内蕴的丰富性等因素有关外，也与教师的认识不够甚至错误认识有关。鉴于此，有必要对陶渊明及其诗文的价值进行再一次深入的认识。
一、谬误分析
不可否认，包括陶渊明诗文在内的很多古代作家作品，确实存在一些陈腐落后的东西，如消极情绪、避世思想等，这些在教学中一定要加以指出。但对文本的分析既要进入文本，对文本加以细读，又要走出文本，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文本，即新课标所提倡的“知人论世”。中国阅读学会会长、河南师范大学曾祥芹教授指出当前阅读教学有四种弊端：“不入文而曲解，不知人而妄谈，不论世而谬说，不察己而乱议。”[1]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切中了上述对陶渊明及其诗文的误读的病因。
第一，不入文而曲解。入文就是进入文本，遵循文学的特点与阅读规律来解读文本。我们来看《归园田居（其三）》这首诗：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首先，要用文学的特点看文学。文学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文学虽然说是对现实的反映，但这种反映并不是机械的。具体到本诗中的“草盛豆苗稀”一句来说，并不完全是实景，而是虚写，不但不能说明作者是一个不合格的农民，反而更是为了反衬出劳作的艰辛和对劳作的亲切之情。
其次，要用文学的标准看文学。中国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标准。其一就是老庄哲学中的自然素朴观，以后逐渐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标准，被文艺家们视为圭臬，陶诗就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典范文本。正因为如此，自宋代苏轼开始，陶诗就受到了历代文人的高度评价。有些中学生认为陶诗不美，是由于不了解这个标准所致。
再次，阅读学认为，阅读文本时，既要弄清字句之意，又要整体涵泳，全篇观照，脱离整体涵泳，全篇观照的析字索句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具体到这首诗来看，首句写躬耕之野，野草茂盛，豆苗稀疏；二三句写的是自己与家人早出晚归，理荒除秽，露湿衣衫而不顾的劳作情形；末句表达自己乐于劳作，无怨无悔的信念，尤其是“衣沾不足惜”一句，把作者醉心劳动的心理揭示得相当深刻。而金文仅从“草盛豆苗稀”一句诗来断言陶渊明是一个不合格的农民，岂不大错而特错。
第二，不知人而妄谈。知人就是了解作者本人，通过对其生平思想情趣等的考察来观照文本。文论家们阐发要了解某人的作品，应该先了解其人，了解其所处的时代。因此，我们应首先了解陶渊明其人。陶渊明祖上曾经显赫，曾祖陶侃曾任晋朝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陶渊明九岁丧父，家庭衰微，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家里藏书很多，给陶渊明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培养了陶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趣，其诗文中也经常流露出挥之不去的宏伟抱负、“大济苍生”的人生理想，因此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他四次出仕。但在士族把持政治的两晋时代，出身寒微的陶渊明要想有所作为，实现他年轻时的理想是不可能的，他辞官归隐，躬耕田园，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此，金文说陶渊明辞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置个人、家庭利益于不顾，置百姓、国家利益于不顾，这样的人岂能做好官”等言论完全是不知人所致。此外，独善与兼济的两难选择不独困扰着陶渊明，也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永远心结。但金文依据陶诗“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就武断地说陶渊明“也不是不想做官，而是嫌官小，长期以来陶渊明蒙骗了多少人，大家都以为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彭泽令是清高的”，这是典型的不了解陶渊明其人使然。
第三，不论世而谬说，就是说一些读者离开作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来随意解读文本。《孟子·万章》在谈到知人时，同时提到要“论其世也”，后人总结为“知人论世”并应用于阅读活动中。易中天教授认为：“看历史，必须历史地看。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只看‘名’，不看‘实’，咬文嚼字，死抠字眼，那不叫‘严谨’，只能叫‘钻牛角尖’。”[2]金文认为陶渊明辞官“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个结论完全无视陶渊明诗文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典型的钻牛角尖。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这个时代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谢玄北伐，王恭、石楷之乱，司马道子专权，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刘裕平桓玄之乱，刘裕篡晋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眼花缭乱。陶渊明入桓玄幕府但后桓玄篡晋；后陶渊明做刘裕的参军，刘裕却灭晋建宋。这对于满怀儒家理想的陶渊明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效命于哪一方都不是陶渊明所情愿的。二是东晋时期门阀制度盛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虽然陶渊明的祖上陶侃曾以军功取得高官，但陶侃出身寒微，被骂为“小人”，到了陶渊明时代，连这样的家世也没落了。这就注定陶渊明在仕途上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三是两晋时期官场倾轧严重，士人朝不保夕，很多人死于残酷的政治争斗，嵇康、张华、潘岳、石崇、陆机、谢灵运等我们所熟知的人物就是如此结局。在这么一种政治杀戮的环境下，包括陶渊明在内的士人由于对官场的惧怕和入世受挫，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于是借酒消愁成了一种必要的选择。因此，陶渊明好饮酒，每饮必醉，这一行为实质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痛苦、保全性命的无奈之举。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可谓一语中的。另外，魏晋士人尚通脱、任情自然、率性而为。但金文认为陶渊明“别人请客，招呼一声就来，喝醉了就走，连个招呼也不打，毫无感谢之意。可见这位五柳先生连最起码的基本礼节都不懂，将礼仪之邦的传统美德抛到了九霄云外”，这完全是不论世而谬说。
第四，不察己而乱议。察己即读者在阅读活动中通过省察提高自己的修养。读书不但是一种物质消费活动，更是一种精神生产过程。在阅读中读者通过文本与作者进行精神交流，不但提高了自己的修养，濡染了自己的品格，而且也通过阅读创造使文本得到匡正、深化、丰富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读者对文本提出批评，不但是允许的，也是可贵的，但这种批评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文本、对作者、对读者自己要有起码的尊重。对文本的尊重就是深入文本，运用阅读的规律来解读文本。对作者的尊重就是要了解作者，了解作者生存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了解其人其事。对自己的尊重就是要扪心自问，如在阅读态度方面是否正确，是否有一些非阅读的东西在作怪，譬如名利，在阅读方法上有无简单粗暴之嫌，譬如凭空臆造。金文说“陶渊明种不好地，完全在于自己主观不努力，他的土地肯定是肥沃的”就是臆造的典型。
二、陶渊明及其诗歌的价值
第一，陶渊明不同流合污的傲岸风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之一。儒家讲人世，道家讲出世，儒道互补，使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张力。尤其道家追求精神自由与宁静的理想，慰藉了历代多少失意的墨客骚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起到纠偏作用，对社会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凡是当历史上封建暴政统治的时代，一个作家在实践中不与统治阶级合作，都是有积极意义的。陶渊明生当晋、宋时代，政治十分黑暗，他不与统治阶级合作，正表明了他的行为的正义性。不合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不同的意义的。在陶渊明的时代，不合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反抗。诗人宣称不为五斗米折腰，在诗里表现为‘金刚怒目’，这在当时来讲，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3]。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文化巨人虽命运多舛，但一直坚守心灵的一方净土；虽举世混浊，但仍然点燃并呵护人们的理想火炬，使理想之火闪耀在千百年来的历史长夜，也温暖了历代饱受苦难人的心灵。《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苛捐杂税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它的价值在于告诉人们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梦想，梦总有成真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取消了农业税了吗？19世纪世界三大社会主义空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思想在当时看来多么的滑稽可笑，但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也被人们建立起来了吗？所以金文认为《桃花源记》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在现实面前非碰壁不可”的观点，才真正是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
第二，陶渊明任性自然的品格、乐观旷达的行为方式为后来文人所效仿，特别是其息交绝游、躬耕田园的避世方式，成为后来失意的墨客骚人抚慰伤痛、平复心灵的一剂良药。这种自得之乐不仅在于消弭苦痛，更在于它开辟了一条有别于屈原式的自我救赎的道路。众所周知，屈原无论其人其文都堪为我国历史上的丰碑，但是其沉江自残生命的抗争行为，虽有殉道的壮烈，但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里也只能成为个案而不具普遍意义，不值得也不可能被后人“景行行之”。陶渊明不仅找到并亲身实践了一种能使躁动的灵魂得以宁静的方法，创造出中国人所独有的生存智慧，而且在与山水拥抱、与田园相亲的融合与体验中，感悟到自然的静穆与伟大，把酒临风，吟诗作赋，留下一份份精神财富，从而使生命不再缺憾，并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第三，陶渊明归隐田园、自食其力的行为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尤为可贵。众所周知，自从《论语》中记载孔子对樊迟问稼的不满与责难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不屑于农业劳动，不愿与农民为伍，也由此造成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对立与隔膜，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仍没有完全消除。但陶渊明却毅然地归隐田园，并且亲自劳作，这就与许多奉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则仕”的知识分子迥乎不同，同时也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意义。以陶渊明及其诗文来教育学生，不但不会像金文所说的会误导学生，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圆融会通的处事风格以及接近普通民众、勤于动手、自食其力的生活理念。
第四，陶渊明自然清新的诗风是对道家自然美学标准的真正践行，对后世影响深远。老庄哲学核心就是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美，但真正实践这种美学标准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其文与其人一样任性任情，毫不做作。苏轼在《题渊明饮酒诗后》中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为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索然矣。”[4]就是说陶渊明“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用得自然。后来苏轼又对这种平淡的艺术标准进行阐发，并亲身实践。元好问认为陶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去尽见真淳”一句最为有名。通过陶渊明及后代文人如苏轼、梅尧臣、元好问等人的弘扬，自然美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及中国人立身行事的标准。
经典不能任意解读，更不能误读，但当前社会有一种浮躁情绪，在学术界表现为一些学者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靠奇谈怪论来吸引公众的注意。有的学者把李清照解读成了酒鬼、色鬼，把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解读成大禹有了婚外恋等。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进行健康阅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濡染学生的人文精神。
注释：
①详见《教学月刊》（中学版）2008年第8期，《品人与品文——如何看待古人的性情与作品》《陶渊明诗文怎么误导学生了？——与金文连老师商榷》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