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贫困：多维视野研究综述
王 勇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 “扶贫先扶志”，精神扶贫是当前及今后扶贫工作的着力点，因此将精神贫困“读透”十分必要而且有益。从文化视野将精神贫困理解为或等同于文化贫困从而进行探讨是现有相关文献常见的研究思路，但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透过教育、经济、政治等文化外视野思考精神贫困，为理解精神贫困提供了别样视角。精神贫困研究的多维视野，正说明了精神贫困影响的广泛性以及致因的复杂性。总体而言，国内专门性、本土化、规范性的精神贫困研究仍属少见，研究力量亟需加强，研究内涵亦需提升。
关键词： 精神贫困；文化视野；教育视野；经济视野；政治视野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要求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县要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1]。尽管我国已有丰富的扶贫经验和更充实的国力保障，但政府通常“只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2]，如果仅仅依赖政府部门单向发力，完成这一任务并不轻松，并且余下的扶贫工作往往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归根结底，扶贫必须高度关注“脱贫”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强调：“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① 参见：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N]．人民日报，2017-02-23（1）。 根据这一指示，国务院扶贫办、中央组织部等13个部门近期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② 参见：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EB/OL]．[2018-11-19]．http://www.cpad.gov.cn/art/2018/11/19/art_46_9126 6.html。 ，专门就加强扶贫扶志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措施。
从激发内生动力、实现贫困人口“自强自立”角度去考量精神贫困，毋宁作一种广义理解，亦即，相对于客观层面的物质贫困而言，精神贫困属于主观层面，可以概指各种有利于摆脱贫穷内在、主观的因素的缺乏，包括进取意识、市场意识、风险观念、知识储备、能力培养、社会资本等诸多方面，将这些因素的缺失一起纳入精神贫困范畴来理解，既是由于其均归属于主观与个性特征，也是因为这些因素往往紧密联系，互相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将精神贫困定义如下或许更为贴切，即“人的追求、信念、价值观、习惯等人类理性滞后，人缺乏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技能、方法，无法满足现实生活基本需要的状况”[3]。
基于以上对精神贫困的界定，本文收集、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精神贫困的相关研究文献，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是从文化视野视角对精神贫困作出分析，但也有一些透过教育、经济、政治等文化外视野思考精神贫困，为理解精神贫困提供了别样理论视角。下面分别予以述介。
式中：(σn-ua)为净法向应力；Θ=θ/θs为归一化体积含水率；θ为体积含水率；θs为饱和体积含水率；τf为土体破坏时，破坏面上的剪应力；c′为有效黏聚力；φ′为有效内摩擦角；ua为孔隙气压力；uw为孔隙水压力。
一、“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精神贫困的文化视野
大量事实表明，“贫困人口文化观念与素质落后，致使自我发展能力丧失”是致贫的深层次根源[4]。因此，研究精神贫困决然绕不开文化维度的思考。有学者甚至提出，“文化贫困也就是精神贫困”[5]，是某一社会群体在生活方式、思维与信仰方式以及知识、观念、习俗和技能上的滞后与缺乏现象[6]。
就贫困研究而言，几可认为与精神贫困同义的文化贫困，主要指向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最直观意义上的，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不均衡，导致贫困地区（主要指广大农村）居民无法获得与市场经济和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知识与技术支持，从而造成文化贫困。例如陈前恒等通过调查认为“日益扩大的城乡文化不平等产生了对农村居民的文化排斥，进一步导致了农村居民的贫困”，“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关键所在”，以“激发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内在动力”[7]。也确可看到，近年来政府部门针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逐年加强，但陈建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偏离精准扶贫需求，供给粗放化；脱离精准扶贫靶向，运行离散化；背离精准扶贫要求，配套机制脆弱化。”[8]“严峻现实表明，我国文化扶贫既要系统推进农村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也要重点解决基层文化机构服务能力、质量和品质问题，推动供需有效对接。”[9]
我腿脚发软地跟着他们走上咿咿呀呀作响的小木桥。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一遍又一遍地问惊慌失措的自己。平时我自信自己是一个挺有主见的主儿，但在那天的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很不怎么样的。
徐居正将本国诗人崔恒的创作与苏、黄对比，对比中肯定了崔恒“用事奇特，殆不让二老”，这也间接肯定了苏、黄用事的精切奇特。稍后的俞好仁认为任子渊之所以注黄诗，也因其用事广博，其《黄山谷集跋》曰：“三江任子渊之注，尽括群书，以质此老使事之博。”[2](15辑，P187)
文化贫困另一个维度则指向特定个体或群体致贫的文化基因，认为贫困群体存在一种落后、执拗的贫困文化，这在根本上造成贫困，并使贫困难以逆转而且易于代际传承。这也是学界乃至扶贫部门最经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文化贫困。缪尔达尔即曾指出：“不发达国家民众巨大的贫困至少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宿命论、他们的麻木和他们对于改变观念和制度、推广现代技术、改善卫生条件等努力的冷漠。”[14]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国家长达10年的实地调查发现“南亚人懒惰成风，不愿积极工作。因此，南亚人缺乏创新精神，缺乏改进他们经济状况的兴趣，缺乏对劳动的重视”，并由此最终认为“厌恶劳动的懒惰思想态度是造成南亚人贫困的根本原因”[15]。
不过，最早明确提出“贫困文化”概念的是人类学者奥斯卡·刘易斯，其指出“贫困文化”是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一种亚文化，体现出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16]。“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恒。住在棚户区的孩子，到6 - 7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16]。班费尔德的研究工作也得出近乎一致的结论——穷人基本不能靠自身努力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外部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17]哈瑞顿亦指出贫困文化的存在和强大力量：“投入卑微父母的怀抱，进入一个落后的国家或社区，选择一个错误的工作场所、一个被歧视的种族，或误入一个伦理环境，就只能耳濡目染，成为那种环境中赞美的道德和意志的楷模。”[18]
然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文化贫困而言是否就是“对症下药”，学界仍有存疑。一方面，在某些没有显著社会分化的民族地区，当地民众有着相对和谐、自给自足的文化模式，不能按照城市精英阶层的文化标准，将这些“特殊文化模式”指为“落后文化”[10]，从而比照城市文化公共服务作出再造的努力。另一方面，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农民阅读条件是工作重点之一，但阅读是精神活动，“人类必须首先解决吃喝穿住等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需要，才有理由去满足精神活动的需要”[11]。王虹等也指出，“农民看书少的主要原因，是农民阅读的有效需求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农村投放与城市等量的阅读资源，并不能改变农民看书少的现状，也不可能实现所谓的社会公正”[12]。不过，对此类观点，边晓红斥为“城市中心主义论”，主张在研究乡村文化贫困现象时，需要探究此种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原因，而非简单地将责任推到穷人身上[13]。然而在文化扶贫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践中，经验显示这些问题也确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至少说明一些举措仍显虎头蛇尾，不接地气。
贫困文化是何以发生和“永恒”的？制度论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社会排斥”“社会变迁”等因素中找寻原因。例如张忠等认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别，造成不少大学生深陷贫困，久而久之形成焦虑、孤僻、自卑、偏激、人际关系敏感等心理问题，形成或加固了自身的贫困文化心理[19]。在一些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政府有意通过公共住房制度将穷人聚居；另一方面，穷人基于相互间身份认同也愿意聚居一起，通过正式的服务机构和彼此非正式社会关系互相提供帮助，防御外来侵犯，如此就日益发展和强化了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城市贫困亚文化[20]。穷人聚集的社会生活空间或社群，亦可能构造具有共享世界观的“小世界”，其封闭状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交往行为等所形成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结构为信息获取和分享行为带来屏障[21]，从而会进一步加强或巩固穷人群落的贫穷文化。非独国外，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也因物质窘迫，多租住于城中村，按照地缘关系、血缘关系等形成团块状聚居，在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社会网络等很多方面构成与所在城市居民的异质性，构成并加强这一群体共享的贫困亚文化[22]。俄罗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转型性贫困者，他们多属于原苏联时期的中产阶级人员，比照解体前的情况，形成分配不公、收入悬殊、保障缺失等认知和哀怨，造成这一群体“转型性贫困文化”的形成——他们一方面担忧国家经济不稳定会使自身生存状态更加恶化，另一方面又担心自身的劳动能力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23]。
也有研究者辩证、发展地论及贫困文化的缘起。例如，赵伦对黔东南侗寨进行研究发现，起初在侗寨村民看来，他们处于贫穷，是由于自身挣得少，怨不得国家或他人，但随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富人与穷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形成巨大的收入鸿沟，造成穷人对自身贫穷的理解发生极大转变——贫穷被视为生活权利的缺失，是国家政策安排或社会待遇的不公，贫穷问题于是从自我归因开始转向社会归因，贫困文化的酿造者是社会而非个人了[24]。
贫困文化的社会归因，还存在另一些向度。尽管不少人反思社会不公在根本上塑就了一些群体的贫困文化——希图借助贫困文化对社会不公作出解释或报以怨恨，从而对贫困作出适应，抑或自我维护和辩解[25]，但吊诡的是，二战后西方国家纷纷确立旨在增进社会公平、扶困济危的社会福利体制，并且不断趋于完善，然而却反过来“濡化”了贫困文化。例如默里认为穷人也是经济人，其行为是通过理性计算的结果。由于福利给付高于努力工作所得，造成福利如同一吸就上瘾的毒品[26]。米德则认为产生福利依赖的理由是穷人的公民精神有所缺陷——不懂得权利（领受福利）与义务（努力工作）是相对称的道理，穷人形成不工作也可以领福利的预期，导致依赖福利的人口激增[27]。事实上，我国贫困群体也较普遍存在这一情况，“自身依赖吃救济、吃社保，安于现状，不珍惜政府安排的就业机会，甚至用扶贫补助金买烟抽买酒喝”[28]，“有些贫困村已经习惯了资金、人员、决策甚至需求都来自上级或外部的输入式扶贫，除了等靠要，其他事项都不作为”[29]。谷家荣还提出“文化帝国主义”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贫困文化的幕后推手。其认为欧洲人在入侵这些国家的过程中，除使用暴力外，还采用了“文化帝国主义”方式，不仅征服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附庸和帮凶。“乡民迎合外国人的消费习性离开田野，抛弃渔船，招徕顾客。在为游客牵毛驴的过程中，小偷、妓女接踵而至。”[30]
正如在阿马蒂亚·森看来，经济繁荣之下的贫困并非是物质供给不足造成的，恰是“贫困者自身能力欠缺，参与社会竞争能力低下”导致的，但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教育并不一定会带来扶贫对象素质与能力的预想改变，所以学界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倡导走向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创新勇气和实践能力，尤其强调学生的自主选择和自主发展[42]。鲍尔等新发展经济学者批判“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时宣称：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节俭、深谋远虑，获取高收入走出贫困[43]，但前提则应是个人自主性经由素质教育获得有效的培养和提升。恰在这一点上，贫困地区存在着劣势和不足，更值得忧思。有学者总结我国农村地区素质教育面临的窘境：家长总体文化水平低，不了解、不认同素质教育；学校延续传统教育模式，对素质教育重视不足，素质教育也缺乏条件实施[44]。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财政危机影响以及公众差异性教育需求驱使，新公共管理取向的教育市场化潮流风行西方各国，并很快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张伟等认为教育市场化可以提质增效，即便改革中出现问题，也并不是市场化造成的，而恰恰是市场化不足或市场化畸形发展所致[45]，但市场化对精神贫困以及社会分层的消极影响应引发反省。首先，对教育社会观念上构成了严峻挑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教育信仰被市场式的金钱追求几近摧毁[46]，教育私人投资收益率下降、就业机会和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以及教育质量下降造成农民新“读书无用论”[47]，形成新时期对扶贫工作影响最深且难于纠治的精神贫困现象。作为一个直接后果，高考弃考现象逐年加重，而弃考者大多是农村学生[48]。其次，在市场化政策导向下，不少大学将无法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历史、人文和哲学类专业停招、减招，负载培育学生人文精神与健全人格的人文学科不断边缘化[49]，假使将精神贫困宽泛理解为精神生活贫乏，这有可能或者已经引起大学生群体的集体性精神贫困。
明确警察职能分工，不能让警察工作处于混乱状态，要有针对性的处理事务。社区服务工作的和提供其它琐碎服务的事务可以交给社会组织和个人处理，通过共同治理体系和明确的职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而刑警、交警等专业警察则更多的执行自身专业相关的职能。
二、理解精神贫困：教育、经济、政治视野
（一）教育视野的精神贫困
文化是教育传承或改造的对象，所以精神贫困分析的教育维度与文化维度有着彼此纠缠的联系，但教育是一项基本的公共职能活动，经由对个体内在素质、能力和观念的改观，对精神贫困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影响，因此值得单独讨论。
政治维度直接关联精神贫困的相关分析，首先体现在对精神贫困、萎靡不振的政治根源的认识。正如杭承政等指出，精神贫困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贫困者自尊、自我效能感较低，容易否定自己，缺乏心理韧性[31]。这有可能来自先天遗传因素，抑或出自家庭原因，但生产方式与政治文化的影响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贫困农村人口的精神贫困情况正是与我国古代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在其之上形成的臣民型政治文化密不可分。“由于自给自足，彼此隔绝，尽管小生产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但狭隘的眼界、保守的意识、盲从的心理使他们看不到也形不成统一的力量以维护自己的利益。”[70]马克思对此深刻阐述为：“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71]对于自身的地位、命运和发展，“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72]。基于政治文化视野，按照阿尔蒙德的区分，此种政治文化即为臣民型政治文化，“‘臣民’的最大特点就是奴性。‘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意识一直困绕着农民，使他们不敢也无心谈论政治，自然就失去了自觉的反抗能力，形成了对皇权、家族的崇尚和依附心理，独立人格、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73]。当代中国农民权利意识与主体意识虽已有所觉醒，但“他们对权利的认识是不全面的、狭隘的。在日常社会中他们更关注的是经济权利，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不惜以命抗争，而对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表现得比较冷淡，就是对与他们福祉密切相关的社会权利，他们总是认命现有的制度安排。就义务意识而言，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往往忽视个人义务。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接受来自公共的‘阳光雨露’”[74]。根本来说，这应是贫困地区农民精神贫困现象的重要政治文化心理依据。
市场经济下精神贫富状况很可能与物质贫富状况存在层次分明的对应关系。调研发现，贫困农户与富裕农户在文化信息需求上差异显著：贫困农户较少关注科技信息，爱看电视娱乐节目，而富裕农户则对新技术、新品种、农村政策与市场信息等有较大兴趣[10]。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逐步改变贫困阶层的观念，尤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安贫乐道”等传统文化心理，“极大地提高人的主体能动性”[56]。换言之，市场经济自身是医治精神贫困的“良药”。但也可能存在着二者之间相互加强的情形：第一，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其优胜劣汰的运行机制必然使贫困地区和人口处于不利地位[57]，使其缺乏参与市场的能力以及信心，致使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可能反向加固贫困人口的贫困文化；第二，市场竞争会造成贫困主体“反理性”选择心理与行为方式，构成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精神贫困情形，如：贫困主体会以生存为导向极力压缩消费，以致有学不上、有病不医；谨慎乃至避免投资，即便有有利机会；过于看重邻居看法并据此调整自身行为，而不是根据个人经历做出选择等[58]。
该钢结构桁架桥项目设计中，选用Q345qd材质钢型材料，采用两榀下承式桁架方案。钢桁架的总高度为6.7m，跨度为62.68m。主桁采用带竖杆的华伦式三角形腹杆体系，节间长度9m，主桁高度6m，高跨比为1/10.45。两片主桁主心距采用5.6m，宽跨比为1/11.19，桥面宽度5.2m。
过于关注贫困文化形成的外因，有可能陷入一种因果循环——社会因素滋生了贫困文化，贫困文化助推了贫困，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反过来又加强了贫困文化。如此，也有可能使得改造贫困文化的任何努力陷入无解或极为繁琐的境地。单纯意义上的贫困文化论者毋宁回到个体层面，撇开社会因素。例如，杭承政等即将贫困文化乃至精神贫困的发生理解为“个体失灵”的结果，个体失灵既可指人们不按照理性原则进行决策和行为，导致个体福利无法最大化，还指向心理学家所谓的“志向失灵”，即个体缺少志向，信念消极，期望降低，进而直接影响贫困者的经济决策和努力水平[31]。就个体归因而言，贫困文化抑或精神贫困的另一种情形也可能是：贫困人口由于久已习惯于贫穷，乃至并不悲观，“出现‘你认为我穷，但我不认为我穷’的主观不贫困现象”[32]，抑或一种“我很‘懒’，但我很快乐”的乡民闲适的贫困生活状态[33]；贫困人口“坚持以自认为合理的程序作出价值判断，具有排他性和维护传统的倾向，在养殖种植等方面遵循传统习俗，潜意识对外界先进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等存在抵触情绪”[34]；“一些‘精神贫困户’甚至明确表示不愿脱离贫困，本来是政府拉一把、自己蹬一脚的共振式扶贫，变成了干部唱戏，群众看戏的局面”[35]。可见，贫困文化的分析与矫治不能回避这些个体因素，邱泽奇等甚至提出，贫困首先在于主观原因，贫困者决没有理由以贫困自居向国家申请补贴[36]。但值得思考的是，这种观点是否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以上讨论指向的是学校教育，广义上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在内。家庭教育对精神贫困的形成尤应重视。上文论及的贫困文化的代际传承很大程度上也正源自家庭教育的影响。以大学生精神贫困现象来说，贫困大学生多来自于社会底层，家长文化水平总体不高，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对已升入大学的子女进行正向的家风与价值观教育[50]。而就社会教育对精神贫困的影响作用而言，当前社会对个人社会地位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以财富占有状况为标准的，这使得身陷贫困的大学生较为在意别人的评价，不愿被贴上贫困生的标签，但有的学校或班级鉴定贫困生时要求贫困生站在讲台上自述，这经常会造成贫困生情绪失控、落泪。要之，社会舆论使贫困大学生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贫困成为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51]。这有可能对其产生正向激励，但亦可能导致自我沉沦和精神贫困，甚至引发对社会的仇恨。
（二）经济视野的精神贫困
精神贫困问题根本上就是针对经济（主要是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关于精神因素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关系，马克斯·韦伯发人深省地探讨了新教文化伦理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社会的主流文化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52]。与此类似，亦有研究指出，温州民营经济体制外争得生长空间与温州人敢闯敢为、吃苦耐劳、义利并举的精神文化品质是分不开的[53]。同理，一些地方在市场化改革初期之所以拔得头筹，与这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胆识及改革气质也是分不开的[54]。可见，冒险意识、利润意识、勤劳意识等精神品质匮乏，即为精神贫困，并会反向制约该地区或人群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财富增长。当然，也存在着悖论情形，如温州近年来经济曾一度有下行乃至产业“空心化”趋势，系温州人缺乏规则意识与市场经济对法治的本质诉求之间张力不断趋深所致[55]。规则、法治意识缺失在改革之初并不被认为是精神贫困的表现，甚或是有益于推动市场经济的宝贵精神资源，但此一时彼一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则又可以理解为是精神贫困的一种表现了。
与贫困文化的个体归因路径一致，不少学者认同贫困源于个体素质低劣，比如王小强、白南风就曾调研指出贫困根本在于人的素质差——人从事商品经济的素质[37]；阎文学认为一些地方的贫穷系“弱智”人口所占比重过大，重要根源在于通婚圈狭小造成的落后乃至违法的婚姻方式[38]。不过，素质低下论实际上也并无充足证据，因为贫困群体并不见得大面积素质低下，若仅以进取心与智力作为判断素质高低标志的话，则古往今来出身贫寒却成功逆袭的高素质人士大有人在，教育事业的发展或许是关键所在。“教育是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的基本途径”[39]，“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人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其视野开拓的潜力大，所以创业的思路新、从业的路径多、致富的门路宽，学习新技术的能力强”[40]，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教育有益于走出精神贫困乃至摆脱贫困，并且发挥一种决定性作用。高中教育尤其决定人生命运，地方政府与学校须尽全力帮助贫困户子女顺利完成这一阶段的学业[41]。
市场经济与精神贫困的关系还体现在各类资本的运用、发展之中。首先是人力资本。精神贫困可以指向贫困群体内在的智识与能力的欠缺，基于舒尔茨理论，则可理解为人力资本的缺失。在当代市场经济下，“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这种资本已在西方国家比常规的（非人力的）资本快得多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它的增长很可能是这个经济制度的特征”[59]。基于人力资本的非凡意义，大部分研究成果指出，提高人力资本对减轻农户贫困程度具有正向影响，而人力资本的匮乏及其代际转移效应是农户陷入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60]。就农户家庭而言，家庭人力资本存量扩大有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61]。但也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贫困或收入的影响程度不确定或者说作用不明显[62]。或许因为人力资本开发过于偏重“人力”，却忽略了对其“资本”式的运用。就人力资本与区域性贫困之间的关系而言，“人力资本对东部贫困人口收入的边际效应贡献最大，其次是西部贫困人口，最后才是中部贫困人口”[63]。因此，以人力资本开发为导向的精神扶贫工作应注意区域差异化对待。
市场经济与精神贫困关系还涉及社会资本层面。社会资本是存于特定共同群体中以信任、互惠合作为特征的参与网络，是人们在社会性交往中相互作用、彼此合作而产生的资源存量[64]。根本而言，社会资本属于个体内在的、侧重诚信品质与交往能力的资本形式，在此意义上，基于经济考量的精神贫困应包括社会资本维度。社会资本可通过增加融资和创业、保护产权、提供公共物品和促进劳动力流动等渠道，增加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或提高这些资本的回报率，从而缓解或者减少农村长期贫困[65]。问题是，贫困人口社会资本是否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显现缺乏，从而构成精神贫困的一个方面？经济发展与贫困人口社会资本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就前一个问题来说，周晔馨基于经验数据分析指出，低收入农户普遍存在社会资本的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问题，其仅在与农业相关的传统互助规范维度上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在其他维度以及在社会资本综合指数上都处于劣势[66]。因此在社会资本维度上，穷人的确可谓精神贫困。就后一个问题而言，风笑天等研究证实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社会资本对求职、地位获得、提供生活保障均发挥显著作用[67]，亦即社会资本有利于脱贫。然而遗憾的是，穷人社会资本总体却并不充裕。不仅如此，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会反向解构穷人的存量社会资本，美国社会就发生这样的变化——市场所鼓励的自由放任的道德取代了强调自律、公共责任的维多利亚道德，原本不太遵从或适应规范的低收入群体较之其他群体来说，更容易放弃旧有的规范[68]。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激烈碰撞，从早期区域间、地域性的封闭互助到更为复杂的人际交往和更为宽泛的经济联系，都极大地影响了农户家庭社会资本的拥有状况和使用状况[69]。
（三）政治视野的精神贫困
产后护理池的水要清新，不能施肥，最好有微流水，以有利于亲鱼卵巢收缩。产后亲鱼能量消耗大，在这期间应给亲鱼投喂适量的饲料，增强亲鱼的体力。
软件开发环境搭建过程中，数据库一般选择MySQL、SQL server或Oracle。进行数据库设计时，学生必须考虑数据库的安全性、完整性、可靠性等环节，并进行优化方案的讨论。说明如何进一步优化数据库表结构，在此方案中如何体现，最后完成的工作能达到什么样的性能和水平。计算机语言一般选择Java或.NET系列语言。程序设计中的行业业务逻辑的实现、模块功能边界的划分、设计的类图与功能模块的契合程度、单元测试与集成测试的用例设计，都是提高毕业设计质量的标志和关键指标点。选择支持手机APP开发的Android系统、ISO系统的方向的也非常普遍。
也正因如此，一些学者主张走“参与式扶贫”道路，这有助于帮助贫困人口逐渐明确自我意识，走出精神贫困。参与式扶贫强调让受益群体参与项目的全过程，从受益群体的角度设计项目。在政策支持和社会各界帮助下，提高受益群体的自主发展能力，最终实现扶贫更扶志的目标[75]。根本而言，即是要从“父权式”或“保姆式”扶贫走向“赋权式”扶贫[76]。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机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调研和观察，已将参与式扶贫引入减贫实践。社区主导发展（CDD）被视为参与式扶贫的最高阶段，世界银行将其定义为“将决策权和资源赋予社区成员及其组织，为社区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和社会服务，为穷人赋权，提高社区发展能力和治理水平，加强对最贫困群体的保障”[77]。社区主导发展如今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21世纪以来，中国亦将其引入扶贫实践，取得一些令人振奋的经验和成效。
第三波民主化中涌现的一些被认为劣质民主① 劣质民主指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涌现于某些国家的虚假空洞、治理乏效的民主形式。参见：赵卫涛.正确评估“第三波民主化”．红旗文稿[J]．2015（23）：33-35。 的国家，穷人并不必然表现出政治冷漠，但常常与极端化、非理性的心理特征相伴生，根本而言，正是精神贫困在政治生活中合乎逻辑的延伸与表现。穷人激烈地乃至无节制地表达自身的平等诉求和福利主张，有可能通过三种机制构成对民主的伤害：第一种机制是贫困往往将穷人送进激进政治的旋涡，从而以种种非正常的政治参与行为反向损害民主；第二种机制是穷人参与到民主中来，但穷人易于接受反民主的价值，造成民主走向崩溃和威权政治建立；第三种机制是穷人参与民主引发富人恐慌，富人转而寻求威权政治的保护，从而导致民主政治的崩溃[78]。在此意义上，精神贫困以对政治反作用的方式，证明了其与专制集权乃至暴政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也由此可见，精神贫困的影响并不限于经济和社会层面，对一国民主的良好运行和巩固也显得意味深长。
三、结 语
现行扶贫工作存在“救济性”与“开发性”两种模式。救济性扶贫只是给予贫困人群物质上的帮助，只能“暂时”缓解这部分人群的贫困现状，而开发性扶贫又忽略了特殊贫困人群的实际状况，并且要达到开发性脱贫发展的预期目标，又有赖于贫困人群的精神状态和自我发展能力[79]。综合来看，精神扶贫的确应是当前及今后扶贫工作的着力点。
精神扶贫，首先要对精神贫困“刨根究底”。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精神贫困涉及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诸多维度，不同学科视野的学者纷纷加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中，由此亦可以说明，精神贫困致因的复杂性以及精神贫困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广泛性。
总体而言，相较于国际同行，国内学界对精神贫困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目前直接以“精神贫困”为题的文献并不多见，虽然以精神贫困现象为话题的相关报道经常见诸报刊，但符合科学规范的本土个案分析以及田野调查文献仍属少见，基于教育、经济、政治等维度的精神贫困分析亦缺乏系统性，或者挖掘不深。有鉴于此，精神贫困研究不仅亟待加强，更需要进一步强化研究的实证取向以及拓展研究视野。
精神贫困与物质贫困往往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应深入思考精神贫困与物质贫困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机理，进而为从精神扶贫入手支持物质扶贫提供理论依据。“与物质贫困一样，精神贫困既有绝对形态，亦有相对形态”[80]，物质贫困研究一直重视测量标准与方法的分析，矫治精神贫困同样也应重视开展精神贫困的测量标准和方法研究，这有利于界定区域、家户、个人精神贫困的实际水平，以便精准施策。
3.3.1整治提升村容村貌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加强优化村庄规划管理，加快推动功能清晰、布局合理、生态宜居的村庄建设。调动好农民的积极性，鼓励投工投劳，开展房前屋后和村庄公共空间环境整治。
精神贫困研究关注贫困的精神层面。尽管精神现象是对社会存在的主观反映，但毫无疑问，精神现象有其自身的发展和变化规律，而非与社会现象或社会发展亦步亦趋。有鉴于此，在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传统分析视野之外，应鼓励和吸引心理学、精神学研究人士更多介入精神贫困研究领域，为从微观层面干预精神贫困提供专业性理论与方法支持，建立与其他学科视野交融的跨学科式精神贫困研究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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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verview on “Spiritual Poverty”from Multi-dimension View
WANG Yong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People say that prompting ambi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overty reduction. Spiritual poverty reduction is the focus of anti-poverty work at present and even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and beneficial to comprehend the connotation of spiritual poverty thoroughly and completely. The existing common research approach based on relevant documents is usually to take the spiritual poverty as or equal to cultural poverty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research outputs reflecting on the spiritual poverty from other viewpoints like education, economy, and politics, which provid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spiritual poverty. The multidimensional vision of spiritual poverty research illustrates the breadth of the mental poverty impact and the complexity of its causes. In general, the specialized, indigenized and normative research on spiritual poverty in our country is still rare, the research force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research connot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Key words: Spiritual Poverty; Cultural Horizon; Education View; Economic Prospective; Political Viewpoint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19)01-0063-11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19.01.010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http://xuebao.wzu.edu.cn/获得
收稿日期： 2018-09-16
作者简介： 王勇(1975- )，男，江苏淮安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扶贫与社会治理
(编辑：张龙)